仕搜寻了大量的伊利诺斯州南部的旧报纸之后，伊利诺斯参议员斯蒂芬·道格拉斯在1860年9月的第一周，《芝加哥时报》终于从过去找到了可以羞辱亚伯拉罕·林肯的东西。
《时报》的编辑们从1844年马科姆出版的一期遍布灰尘而且模糊不清的《鹰报》上发现了一个演说，这是林肯为亨利·克莱最后一次角逐总统助选所作的演讲，在演讲中，林肯胆敢攻击托马斯·杰斐逊这个美国独立之父。演讲声称“杰斐逊的品格令人厌恶”，而令杰斐逊颜面扫尽的主要证据是他和他的奴隶萨莉·赫明斯的关系，以及他们所生的奴隶子女，此事在坊间流传已久。“虽然杰斐逊一直在哀鸣自由和平等、诅咒奴隶制，但是他将自己的孩子置于锤下，从他的放荡中赚取金钱。”
这不是通常用于严酷的政治羞辱的材料，但是当安森·切斯特将此文交给林肯，这个斯普林菲尔德的高个子律师的回复出离愤怒。林肯当时正在竞选美国总统，在过去的六年之中，他把杰斐逊撰写的《独立宣言》作为反对在美利坚合众国扩张奴隶制的道德标尺。他特地将杰斐逊誉为“崇高的开国之父们——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其中的一员，并且在1859年把“杰斐逊的原则”确认为“自由社会的定义和公理”。
在一个民族争取国家独立的压力之下，杰斐逊沉着冷静、远见卓识，提出了彻底的革命纲领，这是可应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时代的真理，铭刻于今日乃至未来，它将专制和压迫阻遏于襁褓之中。这些荣誉都属于杰斐逊。
林肯在1860年9月6目的《伊利诺斯州日报》以坚决的否认回应了《芝加哥时报》的攻击。“这是蓄意妄为的伪造……林肯先生从未在任何时候的任何演讲中讲过这样的话。”
奇怪的是，林肯没有自己出面否认。“我希望不要用我的名字”，林肯在给切斯特回信时写道，“但是我的朋友们会揭发这是针对我进行的伪造”。林肯这样做事出有因，事实上，多年后威廉·H_赫恩登(林肯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传记作者)写道，“林肯先生不喜欢杰斐逊的为人”和“政见”。林肯认为，杰斐逊集伪善与特权于一身，只是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中追求自由，他是农业秩序的维护者，在团结农民和劳动者的迷雾中隐藏着精英阶层的规划。然而就在当时，即19世纪50年代，杰斐逊已经成为美国的象征，林肯将他对杰斐逊的“厌恶”公之于众不合时宜。此外，这些象征比其设计者的构想有更多的用途。林肯颠覆杰斐逊偶像的方法是通过拥护杰斐逊关于自由和平等的言论，然后将其作为揭发杰斐逊自己的政党正在背弃这些原则的手段，因为他们在保护蓄奴的南部的政治利益。林肯在1858年和民主党的竞争对手斯蒂芬·A．道格拉斯的大辩论中，乐于在杰斐逊的声明和杰斐逊的政治继承者正在为奴隶制进行的软弱的辩护之间挖设鸿沟，似乎使民主党的创始人成为林肯反对奴隶制的共和主义的信仰者。但是《芝加哥时报》的编辑们将托马斯·杰斐逊从他的敌人手中拯救出来显示了战术上的机敏，而且看到了亚伯拉罕·林肯和杰斐逊的志不同道不合，他们深挖过去的演说来作证的做法也很聪明。
林肯出生时正是第三任美国总统杰斐逊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结束前的三个星期。但是，林肯一生将不安地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弗吉尼亚人的阴影之下。他的文化价值模式与杰斐逊截然不同。杰斐逊精心将他的政治原则与个人生活剥离，他倡导公职人员的公共道德，私下里追求的却是享乐满足；他歌颂自由，却在一生中蓄养了150到200名的黑人奴隶。与之相反，林骨守道德规范，他之所以成为万众崇拜的偶像实乃自身的真挚和诚实所造就。林肯隐忍艰难的政治婚姻，却没有丝毫不忠的污点；他声称“天生反对奴隶制”，“我记不起我什么时候没有这样想和认为”。杰斐逊在宗教信仰方面的非正统也臭名远扬。林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非正统的立场和杰斐逊差别不大，但是在一生之中，林肯逐渐将政治观点与宗教主题相结合，最终求助于神秘的上帝，上帝的不可预测和不可抗拒的力量既使他困惑，也给他带来安慰。当关注的焦点由作为偶像的托马斯·杰斐逊转向作为政治家的托马斯·杰斐逊时，人们就会发现，他是反联邦党人、是华盛顿的批评者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公开的敌人，是贵族共和党人和蓄奴者，是来自农村并对城市、工业以及任何与土地无关的财富的反对者。而当亚伯拉罕·林肯成长为成熟的美国政治思想家，他几乎在政治世界观的每一个方面都站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对立面。
当杰斐逊谈及自由和平等时，他代表的是一代正统的贵族共和党人，他们希望以“自然的”贵族政治以及由自给自足、而不是为别人工作来挣取工资的独立的自耕农为广泛基础，来取代君主专制这个非自然之物。林肯代表的则是下一代的属于中产阶级的北部和西部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在他们眼中，所谓“自然的”贵族无异于其他的类型的贵族。林肯所珍视的是自我本位的自由民主的灵活性，而不是温和的贵族共和罔的稳定性。就像詹姆士·穆勒、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林肯研究过他并是他的崇拜者)、边沁、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赖特这些伟大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林肯崇尚进步和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推崇19世纪新的资本主义网络在大西洋两岸展开所带来的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林肯在1861年说道：“我认为，人生在世，不仅有改善自身状况的责任，还要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好”，他随即又用人们熟知的边沁的功利主义语汇对这种改善进行了解释：“我追求的是给最多数人带来最大好处的方法。”P2-4
可以说，我和林肯有缘。从2003年到2004年我曾在伊利诺斯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伊利诺斯虽不是林肯的出生之所，却是他成长的地方，因此该州被称为“林肯之地”(Land ofLincoln)。出现在伊利诺斯州几乎所有汽车牌照上的这三个英语单词，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正生活在林肯的地盘上。访学期间，学历史出身的项目负责人Joanne’Wheeler博士几乎每个周末都带着我们这帮Freeman Fellows进行了解美国历史的文化之旅，足迹遍布伊利诺斯及周边地区，与林肯有关的历史遗迹几乎被一网打尽。遗憾的是，奔走之余，我并没有翻阅关于林肯的相关著述。这段经历只是使亚伯拉罕·林肯成了我(确切地讲，是我的双脚)最熟悉的美国总统。
2007年11月初，林肯再次走到了我的身边。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刘军研究员受人之托向我提起翻译林肯传记一事。也许正是由于那一年的缘分，我并没有多想便应允下来。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多么艰难的精神之旅。正如译者序中所言，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林肯传，本书的作者艾伦·c．古尔佐是美国宗教史和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所做的是把林肯作为一个思想者加以解读。其中，我并不熟悉的宗教思想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而且贯穿始终，实在是不小的挑战。因此，完成译稿之后，虽已尽力所为，心中仍有几分忐忑。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书中图片绝大部分出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网站和谷歌的Pi—casa网上相册的James’s Pubfic Gallery。感谢周成明和杨亮在搜集照片过程中对我的帮助。
每当一部林肯传记问世之后，人们在头脑中不禁会浮现出相同的疑问：还有新的研究空间吗？这部新著的价值何在？应该说这是很正常的反应，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林肯传记的出版数量不仅在所有美国总统中高居榜首，据称仅仅屈尊于波拿巴·拿破仑和耶稣之下。由于关于林肯的各类出版物数量庞大，而且经久不衰，甚至出现了“林肯产业”(Lincoln Industrv)之说。据笔者2008年11月30日在互联网上的查询，关于林肯书籍的数量，A1Tlazon Books有6650本，Google Books有6228本(其中历史类的传记数量为726本)，美国伊利诺斯州大学图书馆系统关于林肯的藏书数量为431 本。其中的多数应属于通俗读物的范畴，但学术著作的数量也非常惊人。那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艾伦·c．古尔佐(Allen C．Gllelzo)这部获得“林肯奖”的传记新意何在？笔者认为，这部著作的独到之处在于强调林肯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正如古尔佐在绪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他试图“做一些现代的林肯传记作者没有试图尝试的事情，即把林肯作为一个思想者加以解读”(第19页)。
首先要关注的是林肯的宗教思想，作者将宗教观放在了林肯思想活动的中心位置。林肯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林肯的传记作家们莫衷一是。在公众的心目中，林肯的身上有太多的基督徒的印记：林肯熟读《圣经》，常常提到上帝并援引《圣经》中的语句和典故(比如“一座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这句他用来描述奴隶制危害的名言即出自《马可福音》)，在担任总统期间他经常去教会。而且，林肯的诚实、“对任何人不怀恶意”的宽容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基督徒具有的美德。将美利坚合众国从奴隶制和分裂之中拯救出来的林肯在耶稣受难日遇刺的事实，甚至使人们将他称为“救赎者”或“殉难者”，即使林肯倒下的地点是当时基督徒心中的地狱之门——“腐化堕落”的剧院。古尔佐的观点是，林肯这个死后最经常地被称为“基督徒总统”的人并不是基督徒。古尔佐利用大量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说明，林肯从来没有参加任何的教会，没有公开承认信仰基督教。“他会引用《圣经》，但他仅是把这些当做谚语或者例子，并非视其为权威；另外，他也会在教堂里为自己捐一个座位，并且偶尔出席星期天的礼拜活动。但是，他的这种行为毋宁说是一种对具有同样的必然性、天意和宿命论背景的所有宗教的理性的尊重，他用这样的行动来掩藏他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第318页)虽然林肯并非基督徒的观点并不是古尔佐独创，但他在这个问题上耗墨之多、用力之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既然古尔佐认为林肯并非基督徒，林肯不相信自己被救赎的可能，他为何在书名中将林肯称作“救赎者总统”？应该说，作者此举颇具匠心。“救赎者总统”一词是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1856年所创，他对当时的总统候选人缺乏个性和能力感到失望，希望出现一个“救赎者总统”。以笔者之见，古尔佐将林肯称为“救赎者总统”的用意在于，在彰显林肯历史功绩的同时，希望唤起读者对林肯宗教信仰问题的关注和思索。“救赎者总统”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他自己的救世主，那么林肯心目中的上帝究竟怎样？
在古尔佐的叙述中，可以梳理出林肯宗教思想演变的大致轨迹。林肯出生于笃信加尔文主义的浸礼会教徒家庭，从很早的时候就被烙上了加尔文主义的印记。但是他在青少年时期激烈地反对这种影响，拒绝加入他父母的教会，而且对宗教持怀疑态度(1834年林肯写了“关于不信仰基督教的小册子”，声明《圣经》不是上帝的启示，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当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做律师时，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个宗教怀疑论者或“自然神论信仰者”。此时步入政坛的林肯已经意识到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可能对他的政治前途产生不利影响，便对自己的宗教观刻意掩饰或避而不谈，这是林肯的宗教思想晦暗不明的重要原因。为了回应他人对自己不信仰宗教的指责，林肯在1846年极为罕见地在一份传单中吐露心声，声称他相信的是所谓的“必然性原则”，认为人们不能根据自由意志进行选择，人类行为是对动机的回应，而基本的动机则是自身利益。古尔佐认为，林肯的这种“必然性原则”最明显的根源来自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而林肯的“原则”以及动机、必然性和自身利益这些表述更为明显地反映了边沁的宿命论。
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林肯常常提到“天意”，并坚信“天意”的存在。在林肯宗教思想的论述中，除了上帝之外，“天意”可能是古尔佐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在守旧派神学家眼中，“天意”是用来描述上帝如何直接统治宇宙的，上帝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统管世界万物的所有活动。古尔佐指出，林肯所信仰的不是基督教意义上的天意，而是由因果关系所致的“必然眭”，“在人类事务中有一种可以依靠的历史或辩证的逻辑……能够根据某些需要作出某些回应”(第319页)。实际上，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棱两可，林肯才随心所欲地对“天意”大谈特谈，而不会产生对他不利的影响。林肯担任总统后，在内战的头一年里，林肯的政府公文里更加频繁地提及“天意”的支配，而且他采取了在部队中委任牧师，宣布感恩日的时间等举措。古尔佐认为，这些只是为了取悦于基督徒和发挥宗教在文化方面引领公众的作用，远不能说明林肯的宗教情感有任何程度的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在残酷的战争的压力之下，林肯回到了比“必然性”观念更为古老的“天意”的含义上，“不仅仅只是原因和结果在引导天意，一种更加神秘和不可预料的意图在支配人类事务”(第326页)。“天意之中不仅仅只存在约束力和规则定律，还有神意的介入”(第：328页)。
然而，即便林肯相信上帝的意志主导一切，这并没有缓解林肯与宗教之间紧张的疏离感。“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这仅仅使得林肯自己与神秘的上帝之间鸿沟更大更深，并且加深了在他顺从上帝意志时表现出来的无助感。”(第328页)林肯为何始终无法信仰上帝？古尔佐对林肯在宗教问题上极度痛苦的真实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作者认为，对林肯而言，生活过于残酷，悲剧性太强，因此他无法相信任何人能够在这样的世界上得到充分的拯救。事实确实如此，林肯幼年丧母，脾气暴躁的父亲对他冷酷无情，已经和他谈婚论嫁的初恋情人安·拉特利奇染病故去，妻子玛丽性格乖戾，两个心爱的幼子未成年夭折。正如古尔佐所言，“上帝只是通过灾难和死亡显露其存在”(第446页)，林肯在冷漠而毫不留情的上帝面前有的只是深深的无助。林肯坚信他只是“造物主手中卑微的工具”，是上天“附带的工具”，而不是上天所喜欢的子民。林肯多次表示希望自己能够更加虔诚，“只要上帝曾给他爱的恩典，他就会去爱上帝”(第446页)。
值得关注的是，古尔佐还提出了被其他学者所忽视的重要问题，即林肯的宗教信仰对美r司内战产生了关键眭的影响。在1862年，种种迹象表明，联邦政府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有比打平更好的结果，采取解放奴隶的措施是危险的愚蠢行为。如果按照比较理性的做法，当时的那些失败可能会导致林肯实行和解的政策。然而，受天意支配的林肯解放了奴隶，“林肯自己独特的天意说……事实上控制了内战的结局”(第446页)。
林肯的辉格党政治哲学是作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在以往的林肯传记中，林肯的辉格党意识形态很少被置于中心位置。有的传记作家强调的是林肯作为“伟大的解放者”的角色，将他的辉格党身份弃置一旁；有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林肯的总统任期内，而不是内战前他作为辉格党人的政治生涯；有人将林肯描述为民主党的同情者，甚至把他说成是民主党人。古尔佐则认为，林肯是个立场坚定的辉格党信徒，并且在这部传记中对他的辉格党政治哲学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为了引起读者对林肯的辉格党意识形态的关注，作者在本书开篇的绪论中即以“观念的冲突”为题，对杰斐逊与林肯的政治观进行了对比，并指出林肯“几乎在政治世界观的每一个方面都站在托马斯·杰斐逊的对立面”(第2页)，是“一个坚定的辉格党人和杰斐逊传统的仇敌”(第18页)。古尔佐认为，杰斐逊代表的是贵族政治，自给自足的自耕农是他们统治的基础，而林肯代表的则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北部和西部的商人和专业人士，对杰斐逊的贵族政治嗤之以舁。林肯崇尚进步和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推崇19世纪新的资本主义网络在大西洋两岸展开所带来的改善经济状况的机会，渴望稳定的杰斐逊则对市场、制造业和流动性十分厌恶。古尔佐指出，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最明湿的不同之处是对奴隶制的态度。“杰斐逊党人设想的成功，依靠的是对黑人的诋毁和剥削”，而“林肯对奴隶制的反对来自对奴隶体制的方方面面、直到整个农业思想意识本身的强烈憎恨”(第9页)。
作者在第一章中对辉格党的政治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亨利·克莱所主张的“美国体系”希冀通过实行高关税、改善国内交通和建立国家银行等措施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堪称辉格党的核心纠领。克莱的“美国体系”之所以被辉格党人奉为圭臬，原因在于，保护性的高关税可帮助美国企业和欧洲产品进行竞争，用于改善国内交通的补贴有助于清除贸易障碍，同家银行可在全国建立可靠而且统一的投资、货币和金融体系。古尔佐指出，这些措施都有助于辉格党人摆脱所在地区和社区的限制，寻求在更』’。阔的贸易世界中，按照新的经济身份，以美德、自我发展和自我控制重塑自我的希望。此外，古尔佐还对辉格党政治哲学与福音主义以及欧洲自由主义的关联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指出了辉格党与民主党在思想体系上的诸多差异。
古尔佐认为，林肯“是辉格党意识形态的强硬支持者，在竞选和议会辩论中本党利益的代言人……对辉格党尽忠尽职。他对党的忠诚对他的党和他自己都非常重要。他的辉格党原则对他所做的其他事情有重要的影响”(第458页)。毫无疑问，辉格党的政治哲学对林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林肯担任议员期间拥护的每一个议题——铁路、政府赠与土地、关税——每一个精心修饰的表达，从早期在报纸上发表的恶言相向的政论，到精心修改的葛底斯堡演说，都忠于辉格党意识形态……忠于乐观向上、社会流动性强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他们将确保‘肩上的重负得以解脱’‘每个人能够白食其力’‘给所有人机会’‘改善境遇’的平等机会。”(第458页)
古尔佐所做的不仅仅是将林肯塑造成一个思想者，而且对他的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刻的挖掘。作者在绪论中专门提及林肯生活的时代并非文化沙漠，而且不厌其烦地详尽列举了林肯曾经阅读过的书籍，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为了说明虽然林肯自认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大量的阅读成为他思想成熟的基础。古尔佐明确指出，早年在肯塔基和印第安纳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洛克的启蒙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是“支撑林肯思想的文化脚手架”。在本书中，古尔佐多次对上述三个因素详加解析，展现了作者这个宗教史和思想史大家的深厚功底。
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将林肯思想历程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这正是思想史写作的突出特征。因此，阅读这部林肯传记，读者了解到的不仅仅是美国的第16任总统，还会了解对林肯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国19世纪的经济、思想、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这也是本书有别于其他林肯传记的重要特征。还需说明的是，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作者对林肯早年的生活、恋爱、婚姻，他的忧郁、他的律师和政治生涯、他对奴隶制的看法，他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决策、与内阁成员、联邦军队的将军们以及激进派共和党领袖们的关系等方面都有生动细致的描摹和深入具体的剖析。
最后要重申的是，本书是一部非常出色的林肯传记，而且在美国宗教史和思想史的著作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亚伯拉罕·林肯（1809-1865年）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家。1847-1849年被选为众议员，1856年加入共和党。1860年当选为美国第16届总统。他主张维护联邦统一，逐步废除奴隶制。林肯就任总统以后，南方各州先后宣布脱离联邦，内战爆发。内战初期，面对南方奴隶主的武装反抗，而且军事形势节节不利的条件下，林肯在指挥作战过程中逐步表现出出色的军事才能。1863年又采取积极的政治措施，发表了废除奴隶制的《解放宣言》，使战争发展成为广大黑奴参加的革命斗争，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奴隶制被废除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美国得以迅速发展。而林肯本人则在内战结束的1865年被南方奴隶主指使的暴徒刺杀了……
本书是关于介绍林肯一生的传记。
小木屋中走出的美国总统，在贫寒的生活中凭借个人奋斗脱颖而出。
他终生致力于人类的自由事业，尊重个体的价值与尊严。
他所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亨”原则，是飘扬在人类民主进程中的一而永恒的旗帜。
……
本书是关于介绍林肯传奇一生的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