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经济快速腾飞的十年，是中国企业真正走向世界的十年，是中国本土企业家快速成长的十年，也是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的十年，本书解读了其中的多种要素，从经济的全球化、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等多个层面探究了中国经济十年快速崛起的原因。

过去十年可能是中国最好的时代——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得到了发展，联想和沙钢都曾经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一些中国品牌也在不断发展，开始广为人知，比如华为；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国资委的成立和大型国企登陆资本市场让中国的国有企业变成了真正的巨兽，比如，中石化成为全球最大的十家公司之一，中国工商银行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中产阶级可能正在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不断变得庞大，更多的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时尚和流行文化正在兴盛起来；中国制造几乎所向披靡……

但是故事的另一面则不太相同。我曾经在中国的乡村旅行，每逢下雨，那里的道路都泥泞不堪。司机在尝试了数次之后，终于放弃前行。当我们试图步行通过时，我一脚踏入了水坑和泥泞之中，帆布鞋和牛仔裤全都变得冰冷。我也曾经在一趟拥挤的火车上站立将近20个小时。我还曾经在中国制造业的几个心脏地带，比如浙江温州和深圳龙港旅行过。我和那些小的工厂主和从各地来打工的年轻男孩和女孩们交谈……

人们会厌倦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故事；人们也会厌倦一个关于无休止的现实苦难的故事。我们必须尝试着更加公正地来看待这些……

序 李翔的声音

第一章 大视野下的中国图景

第二章 商业英雄的年代

第三章 互联网在中国

第四章 中国制造的背面

第五章 钢铁的命运

第六章 超级女声和自我的时代

第七章 中国和亚洲快车

后记

卡尔·马克思曾经是他智力上的偶像。少年时期，他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决国民思想的问题”，在复旦大学空阔的校园内，他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如何去完成‘五四’未能完成的启蒙任务”。争论和演讲也曾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如今这个少年已经变成一个日渐成熟的商人。在他看得到黄浦江的办公室内，他和自己的伙伴们一起打理着以百亿为单位的资产。他个人将沃伦·巴菲特和李嘉诚作为效仿对象——巴菲特是整个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人物，李嘉诚是华人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他，郭广昌，至少已经是大陆商人和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希望自己创办的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能够成为和GE、和黄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相提并论的公司。他雄心勃勃要在中国大陆复制和黄在香港、GE在美国的商业模式：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这家成立17年的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多元化投资控股公司的典范，甚至是代名词。无论是他人还是郭广昌和他的同事们，都在迫不及待地希望复星向这三家富有传奇色彩的多元化投资公司靠拢。

他正在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商业人物之一。以他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商人们，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开始注重商业模式，熟悉自己的榜样公司，善于利用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和团队建设也津津乐道。和中国一起成长，他和他的伙伴们宣称这就是自己公司的战略。关于复星投资理念的简单表述如今在复星国际的网站上、各种媒体上以及复星制作的出版物上随处可见：它“投资于中国成长的根本动力，其主要业务均长期受益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带来的消费需求、投资需要，持续的城市化、服务全球的制造业带来的持续增长等中国动力”。

在《中国企业家》2009年“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评选中，郭广昌名列第三。当《中国企业家》的记者见到他时，他刚刚在公司的食堂吃完午饭，并且通过视频表达了对马云的祝贺——马云，2009年排名第一的“最具影响力的25位企业领袖”，在这一年的9月10日以盛大到夸张的方式庆祝了自己公司创立10周年。

入选这个榜单的大部分企业领袖，都具有和郭广昌类似的经历：童年和少年时曾经备受贫穷困扰，拥有过具备无限热情和理想的青年时光，在某一时刻意识到商业是自己所能选择的最佳路径和方式，接下来是同样无限的煎熬和磨难，走过一条荆棘路之后迎来自己的光荣和众人的欢呼，然后同样面临着来自角落的责难。能够入选这个榜单，他们也大都度过了自己在商业上最初的学习阶段。他们已经学会了应付公司的高速增长、内部的组织结构变更以及恰如其分地处理各种关系。而2009年仍能停留在这份榜单上，则表明他们还学会了如何同危机共处，并且从危机中获利。

比如，郭广昌津津乐道的是“反周期之道”：复星的投资既要扎根中国，分享中国成长，又要反周期操作，利用经济周期“趁低换牌，对冲投资，优化资产配置”，同时恪守价值投资的原则。在2008年下半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郭广昌在介绍了反周期之道后，炫耀般的说复星手握超过百亿现金，“如果各位有好的投资项目可以来找复星”。2009年，郭广昌又开始传递出自己调整投资结构的信号：投资轻型化。复星换牌的结果是，它完全或部分退出了包括宁波钢铁有限公司在内的数个重型项目，同时大手笔投资了包括分众传媒、同济堂等在内的数家轻资产企业，一家快餐连锁企业成了复星的投资对象，它也投资了一家畜牧企业，这让郭广昌和互联网富豪丁磊一样成为“养猪”英雄。

在复星集团2009年的年度工作大会上，郭广昌在提到要为收购机会准备现金时说：“这次危机里巴菲特账上有现金200多亿美金，李嘉诚有1000亿人民币的现金，复星有100多亿人民币的现金，这两个级别基本反映了我们企业发展的差距所在。这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他没有掩饰自己利用危机崛起的勃勃雄心，他说：“每一次大萧条中必然会诞生一批伟大的企业家、投资家。比如1929年大萧条后的摩根财团；1973年美国经济危机后的巴菲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三星；2000年IT泡沫破灭后的Google、苹果。”

和他抱有同样想法的企业领袖不在少数。排名第2的宁高宁在这一年频频出手，通过购买公司来让自己的“全产业链”更加完善；排名第15的马明哲试图以收购的方式建立自己的金融帝国；排名第5与第6的张近东与姜建清已经在海外收购上成功地一击得手；排名第10的李书福也将收购作为利器，最近的新闻表明，收购澳大利亚的自动变速箱公司只是小试身手，他更大的目标在于将沃尔沃——他说，这是瑞典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揽人怀中；一贯低调的沈文荣在这一年不但将自己的公司变成了一家《财富》500强公司，还开始通过收购尝试进入自己一直未能进入的资本市场——在他位于长江边的钢铁帝国中，这位谜一般的商人夸耀说，危机总是让自己强大起来，以往的危机不但没有影响到他的沙钢王国，还让这家公司得到了快速增长的机会，这就是他对刚刚过去的危机，以及危机同自己关系的评价。

当然，收购仅是强壮自己的一种手段。能够捕捉到风中传递出的机会和答案，并且成功利用风向驾驭公司航船的人也会成为胜利者。马云一贯喜欢用炫耀般的语气说自己是位好船长，不但能够辨识出机会，还能够辨识出危险。排名第4的王建宙试图利用3G大潮让自己的公司再进一步地令对手恐惧——中移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移动运营商。排名第7的王传福则是本年度在新能源方面的赢家。比亚迪的E6全电动车和巴菲特一起登上了《财富》杂志，“巴菲特的汽车”，《财富》如此称呼E6；巴菲特的老搭档查理·芒格则盛赞王传福为“托马斯·爱迪生和杰克·韦尔奇的综合体”；他还是新科的中国首富。排名第8的马化腾创立的腾讯公司，在2009年成为全球市值第三的互联网公司，仅次于两家传奇般的公司谷歌和亚马逊。同为互联网资深人士的曹国伟可能没有让自己的公司在商业上走得更远，但是却迈出了公司制度和股权结构上的建设性一步，这将有利于这家公司长远的发展。同样，也是文化繁荣的浪潮将韩三平推到了第16的位置——当然，他也很好地驾驭了大潮。他掌管的中影集团公司是中国电影业最让人生畏的名字。和那些明星们在一起时，他是最大的明星，他是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名利场内的教父级人物。但他却渴望自己被当作一名商人看待，他最感得意的成就正是将商业方式引入了电影和电视剧制作。

经济衰退的大洪水还未完全退去，那些搭上方舟的幸运者们已经开始在期盼新的美好未来了。放出去的鸽子为他们带回各种各样的信号。每个人都跃跃欲试，希望自己能在一个新大陆上占得先机，进而领先一筹。这25位商业领袖正站在方舟的最前端。在他们的只言片语和已有的行动中，暴露出他们内心隐藏着的激情。在辨识不清的未来中，潜藏着他们期盼的繁荣和自身的强大。

他们作为开局者的地位在2009年得到确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那些善于利用资本和金融手段合纵连横者，已经领先一筹。这似乎是一种嘲弄，中国主流的商业世界在坚持了多年的专业化思维之后，突然开始将“多元化投资控股”作为一种新的专业化加以接受；辛苦起家的实业家们终于概无例外地察觉到金融和资本手段在财富积累与扩大实业上的功用。这个趋势经过2008年的危机和2009年重新开局，终于不可扭转。而另外一些新的潮流则是新能源和文化。等待它们的人群早已站成长列。尽管在2009年已经有两位此领域的商人——王传福和韩三平——站到了商业世界的前端，但毫无疑问，会有更多敏锐的商人在未来凭借着在新能源和文化领域的作为进入“最有影响力”的行业。他们会给以往由地产商、制造业和互联网明星盘踞的榜单增添新的光泽。

一个新的起点通向未知的荣耀，而我们和他们共同期望中国的商业世界正站在这个起点之上。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和他们都仍待成熟，但同他们一样，我们也对这新的未知抱有期盼。我们期盼推门而入，看到的未来是一个繁荣的商业世界。现在，且聆听开局者的叩门声。P44-47

大概两年前，李翔兴冲冲地拿着一本小说对我说，这才是他想过的人生。一个法国人的作品，有关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他时髦却毛病太多的妻子的故事。他们曾是多么迷人和引人羡慕的一对。前者在26岁就名满天下，是爵士时代的代言人，而后者是那个圈子里最性感的姑娘。

我们认识五年了，只有很少的时刻，李翔才会明显地表现出他受困的雄心——他要通过写作来获得巨大的荣耀和尊敬。这多么像是巴尔扎克20岁的感慨，他在阁楼里说“战胜默默无闻是件多么幸福的事”，而他死后别人形容说，拿破仑用剑无法征服的，他用笔征服了。

1982年出生的李翔，必定了解很多这样的历史插曲。也正因此，他和大多数同龄人迥然不同。这是个被互联网、15分钟名人快速消费的年代，他却一心要做古登堡的孩子，而且想获得英雄式的成功。

他必不想我袒露这么多，或许我的理解是错误的。时至今日，他已做了五年记者，这是以写作为志的年轻人最常选择的职业。他也是他这一代人中，很早就充分掌握了西方媒体叙述方式的记者。在他成长的岁月里，中国新闻界那僵化的语言已被唾弃，但至于中国本该的叙述风格是什么，我们尚未探索出来，于是英文媒体的节奏和句法，则成了两代人的准则。

在他过去出版的两本书《商业领袖访谈录》、《共和国记忆六十年·成长地标》中，他的叙述能力有了充分的展现。很多时刻，它们像是由英文报纸翻译而来。在李翔的案头上摆放着David Halberstam，Bob Woodward这些最杰出记者的作品。他经常翻阅它们，从中获得启发。如今他又通过这本新书去做出自己新的尝试。

对于一个才过27岁的年轻记者，他的这些努力都是值得关注的。但很可惜，这个时代经常将赞扬给予愚蠢和投机，而不是孜孜不倦的努力。

他的前两本书也理应代表着李翔学徒年代的告一段落。他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是个很好的学生，可以惟妙惟肖地再现别人的声音，现在该是他寻找自己声音的时刻了。他要寻找适合他的题材，寻找到自己的独特的叙述节奏，最终写出只有他李翔才会写出的作品。你们将要阅读到的这本新书将是他的又一次尝试。

当然，这样的作品未必获得世俗的成功，也很难让他像周杰伦那样尽人皆知。但是，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要了解自己的局限性，也了解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正因这些了解，他才会坚定不移地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在时代的洪流中左右摇摆。

1945年1月，维特根斯坦在剑桥为他的《哲学研究》写的前言中说：“我把这些东西发表出来是心存疑虑的。尽管本书是如此贫乏，这个时代又是如此黑暗，给这个或那个人的头脑带来光明也未尝就不可能是本书的命运——但当然，多半是没有可能的。我并不愿意我的文字会使别人免除思考的困苦。但是，如果可能，我希望它会激发某个人自己的思想。我本想写出一本好书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然而，我能够改进本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为自己挑选的这个命题痛苦不已。直到我终于发现要想完整地来阐述这个十年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同许多人的交谈让我意识到，我们每个人认识到的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我同这个国家最富有的那部分人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他们看到的大多数是这个国家玫瑰色的那一面。我接触的许多企业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得到了发展，联想和沙钢都曾经进入了《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一些中国品牌也在不断发展，开始广为人知，比如华为；尽管与此同时，国有企业改革、股份制、国资委的成立和登陆资本市场已经让中国剩下的国有企业变成了真正的巨兽，比如，中石化成为全球最大的十家公司之一，中国工商银行是全世界最大的银行，而中国移动是全世界最大的移动运营商。民营企业的发展造就了一批富人阶层，一个数字说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当然，百万人民币在这个国家根本不算什么，它甚至购买不了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城市的一套住房。中产阶级可能正在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在不断变得庞大。更多的人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时尚和流行文化正在兴盛起来。中国制造几乎所向披靡。我想我不再需要重复这些溢美之词。过去的两年，正巧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和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已经有无数的图书和新闻报道讲述了这些故事，而我本人也写过其中的一些故事。

但是故事的另一面则不太相同。我也听得到各种各样的抱怨。我曾经在中国的乡村旅行，每逢下雨，那里的道路都泥泞不堪。我租到的车的司机在尝试了数次之后，终于放弃前行。当我们试图步行通过时，我一脚踏入了水坑和泥泞之中，帆布鞋和牛仔裤全都变得冰冷。我也曾经在一趟拥挤的火车上站立将近20个小时。我还曾经在中国的制造业的几个心脏地带，比如浙江温州、比如深圳龙港旅行过。我和那些小的工厂主和从各地来打工的年轻男孩和女孩们交谈。我曾经写过“它展示的中国制造像一个畸形的怪物，充满着不协调，它一方面很强大，它的低价商品所向披靡，而另一方面却很脆弱……它的商业文明和它的人民跟不上它强大的制造力”。甚至我也目睹过堕落和反抗。

人们会厌倦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故事；人们也会厌倦一个关于无休止的现实的苦难的故事。而我尝试着更加公正地来看待这些。写作《吾国吾民》的林语堂说：“说不定我也同样爱我的国家。”而在我看来，爱不爱这个国家的答案根本就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每个人选择去爱的方式不同。一位我所尊敬的商人告诉我，商业是他“所能找到的对现实产生作用的最有效率的方式”。这也为很多中国商人们信奉。另外一些人尝试通过不断纠错来爱这个国家。一位聪明的商人，同时可能也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对我说，最后，应该是各个阶层、各个职业的人共同作用于这个国家，让它不断变好，无论是政治家、知识分子还是商业精英，对任何一方的指责都是片面的。毕竟，绝大部分人，甚至所有人都希望它变得更好。

最后仍然是一份很长的感谢名单。这些人都在增加着我对现实的了解，同时在不断启蒙着我浅薄的思维。我要感谢所有那些就本书的相关主题抽出时间跟我谈话的人，尤其是那些商人们，时间对于他们真的就是金钱。他们包括田溯宁、沈文荣、郭广昌、刘积仁、马云、陆兆禧、李舸等人，尤其要感谢田溯宁，很多时候，他的思考也带动着我的思考，他的探索也激励着我的探索。他们可能正是这个时代的出类拔萃之辈。然后是那些同我交谈的其他行业的人士，包括这个时代最勇敢的一些人，比如周立太，一位著名的劳工维权律师，也包括一些这个时代中国最聪明的人，比如陈志武和黄亚生等学者，还包括那些同我谈话的未来企业家以及为中国制造作出巨大贡献的制造工人们，他们是真正的中国奇迹的制造者。对于中国和新兴市场的关系的理解，托马斯·弗里德曼和马凯硕都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在上海和新加坡分别见到了他们。

然后是一些杰出的中国问题的作家。其中大多数人我并没有见过，但是并不妨碍我通过阅读从中获得教益。如果让我简要地列举一些，它们包括：前《金融时报》记者詹姆斯·金奇的《中国震撼世界：饥饿之国的崛起》、马克·莱昂纳德的《中国怎么想》、谢淑丽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Alexandra Harney的《中国价格：中国制造的真正成本》、莱斯利·张的《工厂女孩》、《大西洋月刊》记者James Fallows的中国报道合集《明日广场来信》、马凯硕的《新亚洲半球》、《经济学人》前任主编比尔·埃蒙特的《对手：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角力将如何决定我们的下一时代》……

青岛出版社和它杰出的编辑、同时也是我的朋友的赵文生当然也在这个名单中居有重要地位。此外还有我的一些优秀的同事，包括仲伟志和孟雷，也包括此刻仍是我的顶头上司的《经济观察报》总编辑刘坚。一些中国本土的写中国的作家，比如吴晓波和凌志军，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这本书。

最后，也最重要的感谢对象，是我文字生涯最初的启蒙者——许知远。此刻他正在伦敦的剑桥大学进行他自己的探索，无论是在写作上还是在思维上。他总是给我一些绝对正确的建议。比如，他说，你应该去写那些真正发自内心的文字。再比如，中国会一直在那儿等着你，因此，不用着急，对自己和这个国家都要多一些耐心。

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我要感慨说，我本想写一本更好的书，可惜我未能做到。但是我希望它能激发某个读到这些文字的人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