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最为低调的商人群体，展现最具本土特色的商业智慧。

作为第一部全面解读、解密新鲁商的商业著作，本书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以大历史的角度，从历史文化溯源开始，对鲁商和鲁商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与梳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在信息社会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新鲁商的形成、构成和未来发展趋向，总结提炼出新鲁商的商业精神和性格特征。

作为第一部全面解读、解密新鲁商的商业著作，本书在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以大历史的角度，从历史文化溯源开始，对鲁商和鲁商文化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与梳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在信息社会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新鲁商的形成、构成和未来发展趋向，总结提炼出新鲁商的商业精神和性格特征。

本书体系完整、脉络清晰，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入手，分析评述与案例故事相辅相成，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极具商业研究价值。

序章 一个时代的开始和一个人群的使命

第一章 大历史视野中的鲁商脉络

 1.齐鲁文化源流

 2.大历史视野中的鲁商脉络

 3.商业哲学家张瑞敏【案例1】

第二章 鲁商性格

 1.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新商道

 2.新鲁商性格

 3.真性情朱新礼【案例2】

第三章 大象无形

 1.大象经济

 2.青岛：盛产企业家的城市

 3.济南：崛起中的鲁商高地

 4.大象无形

 5.“鲁商”季缃绮【案例3】

 6.青啤：金志国时代【案例4】

 7.孙亮：山东高速领航者【案例5】

 8.王建华的“黄金精神”【案例6】

第四章 财富鲁商

 1.财富的社会

 2.首富故事

 3.驴皮记：1996～2005

 4.黄鸣的故事【案例7】

 5.杨福安：传承阿胶文化【案例8】

第五章 其命维新

 1.创新使命

 2.创新内核

 3.EMBA及其他

 4.王金富：引领雷沃重工的百亿跨越【案例9】

第六章 鲁商2.0代

 1.财富社会中的创业与财富传承

 2.鲁商2.0代(上)：新一代创业家

 3.鲁商2.0代(下)：家族第二代

 4.财富观念与传承

 5.“九阳”真经【案例10】

 6.宫明杰：跑好自己这一棒【案例11】

 7.张永舵：净雅的思想者【案例12】

 8.姜虎林：卓越创造神奇【案例13】

第七章 鲁商：从一个人群到一种文化

 1.开放：沟通、学习、融合

 2.放开：个性与信念

 3.道德资本

第八章 鲁商史【附章】

 1.管仲：引发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商业繁荣期

 2.范蠡：商人之祖

 3.子贡：孔子的商业观

 4.曹邴氏：春秋时期的钢铁业巨子

 5.王戎：“竹林七贤”中的另类

 6.贺兰氏：大运河畔的商业传奇

 7.西门庆：原始资本积累的恶之花

 8.张启垣：遥远的3000年的回响

 9.孟洛川：中国商人的精神劫难

附录 参考书目

后记

商埠经济时期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埠的开放与城市的兴起、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有着密切联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的条约或协定，强迫中国开埠通商。在这种约开的商埠内，外侨享有行政权、税收权、司法权等特权。中国的主权、利权受到严重损害。从19世纪70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人物开始认识到，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中国只有主动开埠通商，才能挽回利权，进而促进国家富强。基于这种认识，从1898年到1902年，清政府先后自辟岳州、三都澳、秦皇岛和鼓浪屿四处商埠。自辟商埠逐渐成为清政府的一项国策。1903年，外务部批转了商约大臣吕海寰“大开商埠”的奏请，下令“各省督抚详细勘察，如有形势扼要、商贾荟萃，可以自开商埠之处，随时奏明办理”。

有评论认为，自开商埠政策的实施是近代中国为抵制西方列强侵略而主动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商战”。同时，商埠也成为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肇始之地。

1904年初，德国修筑胶济铁路即将竣工，其势力必将藉铁路向山东内地渗透，中德之间一场激烈的利权争夺不可避免。在这种形势下，山东巡抚衙门致函外务部，首提自辟商埠之议。外务部很快表态，秘密致函山东巡抚周馥，同意山东自行开埠，商埠章程由山东当局自主制定。随后，周馥制定了开埠的方案。在方案中，明确了开埠的目的，即胶济铁路即将竣工，德商到内地通商的愿望强烈，因而拟奏请政府准许山东开埠“以为约束”。方案具有挽回利权的色彩。1904年5月1日，在胶济铁路正式通车前一个月，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山东巡抚周馥联名上奏拟请在山东内地自开商埠。袁、周称：胶济铁路已通至济南，津镇铁路又即将开通。济南作为铁路枢纽，又系黄河小清河水运码头，地势扼要，商贾转输便利，因而拟请在济南自开商埠；同时，因周村、潍县两地皆为胶济铁路必经之道，且胶关进口、济南输出商品皆须经过两地，因而拟将在两地同时开埠，以作为济南分关。对于袁、周的意见，清政府上谕外务部议奏。5月15日，外务部上折具奏，表示支持山东自开商埠，并强调：“泰西各国，最重商务，每多开辟口岸，以便彼此通商，而为主国者得以设关榷税，即于筹饷之道亦属有裨。”此后，清政府正式批准山东自开济南等三处商埠。

周村，这个齐国故都之地，自古商脉如缕，一直到唐代仍然是齐地的经济文化中心，当时周村丝绸即溯运长安，远销波斯等国，是北方丝绸之路的源头所属。自开商埠之后，商业更加繁荣，“日进斗金”，“驾乎省垣之上”，成为辐射鲁中、跨江(长江)越河(黄河)的著名商品集散地，据说它一个月的税收额曾与陕西省一年的税收相当，并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齐名，被称为无水相通的全国四大旱码头之一。近代民族工商业巨子张启桓、孟洛川都起家于周村。

开埠对于济南而言，更成为城市历史和鲁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其一从城建、社会形态和商业发展上奠定了济南向一个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雏形，其二孕育了鲁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的大商人、企业家，为鲁商一脉开创了新的局面。

开埠前，济南的旧时商业有丝绸、药材、鞋帽、首饰、典当、纸张、汇兑等，多由山西、陕西、河南等商人把持。胶济铁路通车和济南开埠后，济南的商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外国资本进入了济南，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埠之后，晚清的十几年问，就先后有19家洋行“落户”济南。在这些洋行中，规模最大的是德国的礼和洋行，它于1906年在济南创办(属青岛分行管辖的支行)，最初设在城里高督司巷华家井，租赁民房办公。1908年迁至普利门外，后又在商埠“二马路”(即纬二路)租地25亩，建起了富丽堂皇的德式办公大楼，此外还有15间仓库及花园等。济南礼和洋行的业务相当广泛，经销的“进口”商品以石油、电气设备、靛蓝为大宗，其他的还有钢铁、机械、武器、日用百货、文具纸张等。

开埠后，国人自开的商号也迅猛发展，势若雨后春笋。据了解，济南近代史上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是1905年刘恩驻开办的济南电灯公司，之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接二连三地出现。如：沈景臣于1905年创建的大公石印馆、徐锵鸣于1905年创建的至诚砖瓦公司、丁道津于1906年创建的泺源造纸厂、周清玉于1907年创建的济和机器公司、官方于1908年创办的济南电话公司、张克亮于1909年创建的兴顺福机器榨油厂、官方于1909年创办的津浦铁路机车工厂，等等。据统计，自开埠到辛亥革命前，济南创办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企业16家，再加上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总数约20家。

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东方商人孟洛川和苗氏家族。

苗氏集团是在济南开埠之后迅速崛起的。苗氏集团是以苗世厚(得卿)、苗世远(杏村)、苗世德(星恒)、苗世循(海南)四堂兄弟为首形成的，他们数十年间先后创办过十几个企业。苗氏兄弟来济南之前，世居山东桓台县索镇，于当地经商。当时，索镇流传着“要发大财还得去济南”的说法，苗世厚、苗世远颇为心动，于1899年与郑金声、杨育轩各出1000两白银，由苗世厚、苗世远到济南泺口开设粮栈。当时，两人还怕来济南“人生地不熟”，立不住脚，遂与荣仲森商议，从聚恒油坊拿出数量不菲的白银，托郑金声到山东巡抚衙门走动，“纳票人捐”苗世厚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同；荣仲森也捐了个例贡生，授六品衔，候补直隶州州判。随后，苗世厚与苗世远到泺口开设了恭聚和粮栈。民国初年，经过多次大胆扩张，苗氏已经登上了济南粮栈业霸主的地位，并在长达22年中独揽广帮生米生意。苗世远后来还创办了面粉厂、纱厂等，产业遍布西安、南京等地。

据说苗世远为人厚道，颇善交游，工作十分勤勉，每天天不亮就坐着车到工厂巡视，逼得手下人不敢懈怠。他病逝时，送葬的队伍从纬十二路一直排到纬二路，在桓台老家也是同时出大殡，就连当时的举国政要都送了花圈。苗海南曾经在1951年，捐款15亿元(旧人民币)购买战斗机2架，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传为佳话。他还在建国后出任过山东省副省长等职。

孟洛川也有家族经商的传统。1868年，年仅18岁的孟洛川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孟家的资产，后来缔造了一个名贯四海的商业帝国，演绎了一段东方商人的传奇故事。接管大权后，这个年轻人首先将瑞蚨号改为瑞蚨祥。

早在清朝乾隆年间，济南东部章丘县旧军镇的孟氏家族就依靠做生意发了财。后来，孟氏家族当中的矜恕堂在济南古城内商业最繁华的芙蓉街开设了瑞蚨号布店。从1903年起，矜恕堂的孟洛川又以更大的魄力，在北京、青岛、天津等地相继开设了瑞蚨祥分店。1924年，在济南商埠最繁华的经二纬三路上，瑞蚨祥鸿记开张。洋货的冲击迫使瑞蚨祥改变了经营品种和思路，但这种改变也反过来成就了瑞蚨祥在更广阔的市场上站稳脚跟，开始走向跨行业跨地区的多元化经营。到20世纪30年代，瑞蚨祥已经发展成为集布匹、绸缎、绣品、皮货、织染、茶叶、首饰乃至钱庄、当铺等众多经营项目于一身的，掌控16家企业30个连锁分店的商业巨头，这些企业以济南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北至北京、天津、沈阳、包头，东至青岛、烟台，南到上海、武汉。仅济南一地即有房产1000余间，资金180余万元。

P10-13

中国的新起点

2001年10月19日午夜。上海。

从黄浦江面吹来的习习凉风掠过浦东林立的高楼。从香格里拉酒店的房间望去，陆家嘴沉浸在辉煌的灯火之中，我似乎能够听到这午夜的安静背后，中国经济的脉搏跳动的声音。中国的财政部长项怀诚站在窗前，凝视着窗外的灯火，片刻的沉默过后，他转过身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一枝独秀’——其实我不大喜欢这个提法，中国经济发展确实比人家好一些，但这不代表我们不存在问题，我们有很多问题，只是处理得比别人好一些。国际社会公认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非常成功，这就是一个证明。”那时候我正对时任中国财长的项怀诚先生做一次“非正式的采访”。那是在上海APEC期间，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向上海。他疲倦的神情根本无法掩饰他内心的激情，那是一种属于飞速发展中的一个大国的激情。

两天后10月21日，在上海科技馆大厅，所有出席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领导人一字排开，背景是巨幅长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站在众人中间用英语宣读了《2001年APE(：领导人宣言》。

一个月后的11月22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宣告了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诞生。中国加入WTO，不仅从本质上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紧密联系，更加快了中国融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为中国的未来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一年的上海APEC更像是一场预演——不仅中国需要这样一个盛会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和成就，世界更迫切需要藉此深入了解中国。

2001年，中国人世，这是中国在一个伟大时代进程中的新起点。此时，我们正面临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大的一次根本性变革，信息社会成型和全球化。

一个时代的大幕其实早在1978年就已开启，但这个伟大时代前行的路途中，总有一些里程碑值得历史铭记。2001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这样评价：人世本身并不是孤立的事件，无非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延伸。我们改革开放到这个阶段，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入世为改革开放为我们中国经济提供了更大的舞台。那一年我在上海所做的一系列采访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晖明教授对中国人世的评价让我记忆犹新。他说：“我们的视野将由此变得更开阔，我们的思维将上升到一个高度，我们的参照系将由此而逐渐改变，判断准则、价值观念等等一系列改变都会悄然发生……我们正在确立一种现代化意识。”我说：“可以看作是一种改变我们观念的力量。”他回答说：“我们的认识正变得完整起来。”

2009年9月，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最新著作《中国大趋势》中，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而深深着迷，无论是中国的GDP、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还是在金融危机中的作用，都令他惊叹，约翰·奈斯比特总结：“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新型经济模式已经把中国提升到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而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他坚定地相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这很像是当年项怀诚先生在黄浦江畔所说“中国只是处理得更好”的另一种语境。

一个人群的历史使命

2009年9月5日，早巳卸任中国财政部长的项怀诚先生在一次论坛中发言说：“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很辉煌的一页，毫无疑问，中国CEO群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回首30年中国经济与管理实践的历程，是一大批具有中国责任感的企业家，大胆创新、大胆探索，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真实的写照。”此时，全球经济衰退的阴霾尚未消散，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中国，关注中国的经济，关注中国的机会。项怀诚说：“我相信中国的机会来自于中国的企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国企业群体的实践。”

的确，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这个伟大时代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时代赋予一个人群的历史使命。

中国用了几乎一代人的时间孕育了企业家这样一个群体的诞生。

现在，这一代人还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如日中天，他们的名字经常被标榜为传奇。他们身上遗留的历史印记正在褪去。这个人群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而新生代正在他们身后迅速崛起——当然，他们还未被取代(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漫长历史中不可取代的一代)。属于这个人群的特质，已经显现，并在新一代人的身上得到强化和发展。

30多年的时间可以使企业家成为一个职业，正是职业化使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越来越清晰，他们的个性也越来越鲜明，甚至在这方面有了许多根本性的转变。就像对他们的称呼，厂长已经远不能定义他们的身份，而董事长、总经理、CEO、职业经理人等成为伴这个人群而生的新词汇；我们也已经学会从社会责任、财富和慈善等角度全面地对他们进行衡量；创新、企业公民与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经常思考和实践的词汇；网络、高科技产业、新能源、文化产业，成为他们在传统的制造业之外去攫取财富的另一个高地；资本运作成为他们口中最炽热的词汇；他们越来越年轻；他们都在努力追求国际化——这是这个伟大时代中中国商业文化再次崛起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词。

国际化与本土化

2001年，新鲁商的最杰出人物，也是中国企业家的标志性人物张瑞敏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说：他让中国企业家看到了管理的力量，他让中国消费者享受了服务的魅力，他让哈佛的学子认识了中国人创造的企业文化。更重要的是，这位思想能力和实践能力相得益彰的企业家，在中国人世这一年，他领导企业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2005年5月9日的美国《新闻周刊》推出封面故事：中国的世纪(China's century)，如此定义中国企业的发展方向。该刊选取青岛海尔作为例子，“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品牌”，这就是海尔老总张瑞敏的目标。《新闻周刊》特别提到海尔的企业文化：羞辱是海尔的传统。每天上班前，海尔的员工都要列队集合，听主管点名批评前一天工作中犯错误最多的员工，比如谁少给冰箱安装一颗螺丝，谁工作效率不高，或是谁令流水线上的冰箱门有划痕。接下来，犯错误的员工要站在地板上一双用绿色油漆喷画的脚印上，当众接受几分钟的谴责。

但海尔似乎并不认为这就是他们的企业文化。事实上，海尔在创全球化名牌的同时，在企业经营管理诸方面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逐步培育形成具有海尔特色的管理模式和价值文化体系。张瑞敏曾经说过，“对海尔文化的形成作用最大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当代商业文化的崛起，既根植于传统商业精神又吸纳国际商业文化。经济学家艾丰在谈到海尔的成功时说，中国商业文化正在走的路程应该是一个“以道育术”的路程——中国的强项是道，西方泊来的强项是术，以东方传统文化的道，孕育西方之术。海尔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故事

中国的商业群体在努力追求国际化的同时，往往给人以一种努力摆脱地域特征的假象，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商业文化之“道”也并非单纯的由历史文化传统，还由更加重要的地域文化来构成——中国的历史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例证，从2000多年前齐国的商贾云集到今天青岛成为中国品牌高地，从晋商、徽商几百年兴衰到今天浙商行遍天下，从近代民族工业崛起到今天各地庞大的产业集群，这些背后都是一个个成功的商人群落。

新鲁商中，海尔的张瑞敏，双星的汪海，海信的周厚健，青岛啤酒的金志国，中国重汽的马纯济，鲁商集团的季缃绮，潍柴动力的谭旭光，浪潮的孙丕恕，山东高速的孙亮，山东黄金的王建华；太阳能产业，皇明集团的黄鸣，力诺集团的高元坤；造纸业，华泰的李建华，太阳的李宏信，晨鸣的陈洪国；农业产业，龙大的宫学斌，鲁花的孙孟全，寿光的王乐义；从山东走出的企业家，汇源的朱新礼，泛海的卢志强，中粮的宁高宁；等等，等等，都是在山东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令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在中国的商业史上无法绕过的人物。他们所代表的新鲁商群体，有其独特的商业气质和性格。

一个群落的特质必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在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这个时空坐标下——的现实体现。历史文化传统(就鲁商而言无疑是以儒学为主导)往往以一种精神的高度而对人施以影响，它总是消弭于无形，就像是人们历来对市场力量的形容，它属于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地域文化，则时刻显现、无处不在，地域文化所加给这个人群的，往往是决定性的、令人敬畏的商业元素。国际化与完全的市场法则一样，成为商业发展的必要手段。而不同地域商人群落的特征，同样决定着这个区域经济的特征以至命运。

因此，本书着力于在国际化的背景之下，关注在山东——这个孕育了强大的齐鲁文化之地的商人群落，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新鲁商群体，研究鲁商发展，挖掘鲁商特质，思考鲁商未来。每个商人群落都会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商业精神，并为之注入鲜活的性格基因。新鲁商亦不例外。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在中国30多年的经济奇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约翰·奈斯比特对中国说：“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是你们没有讲。”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个宏大叙事中一个重要的章节。

2005年5月的一天，我参加复旦大学一香港大学IMBA的面试。主持面试的是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陶志刚教授，知道我来自山东，他随即提到海尔，并对山东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年9月，我进入复旦大学和香港大学，又一次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同时，《新鲁商》杂志创刊，首倡“新鲁商”概念。

陶志刚先生给我们讲授管理经济学，在这门课，以及香港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其他教授给我们讲授的其他课程中，有很多案例都来自山东的企业。而我也通过《新鲁商》这个媒介，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对鲁商的深入了解和研究。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深入的商业观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激发了我对商业文化的浓厚兴趣，也赋予我一种国际化的视野，确立了一种商业观察的思维方式。

2007年11月，我顺利完成学业，获得香港大学的工商管理(国际)硕士学位；2009年7月我离开一手创办的《新鲁商》杂志到泰山出版社任职。我始终认为，这二者构成了我完整的商学院教育历程。

这本书，就是这个历程的成果之一。感谢青岛出版社的赵文生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这是向鲁商致敬的一本书——一是他们的艰辛奋斗和不懈追求，是他们身上的那些优秀品质与追求卓越的管理思想，而成就了这本书；这是向我曾经的团队致敬的一本书——是我们当初创办《新鲁商》杂志时的核心团队成员：李倩、李禄、解学庆、张炎炎、田野，他们的奉献，而成就了这本书，现在书中的一些案例也还是得他们所赐；这是向我的朋友们致敬的一本书——是庞道峰、胡进东、杨明(日越)等很多挚友的无私支持和不断鼓舞，才令我坚持下来，而成就了这本书。

书中部分原始资料来自全国的各类财经媒体，如《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南方周末》《财经》《中国企业家》《环球企业家》《商周刊》《中国周刊》《大众日报》《济南日报》《经济导报》等媒体，不能一一列举，感谢它们以及那些富于独立思考的媒体同行们。我为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深感荣幸。

感谢四川大学的传播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晓丽老师，我在四川大学读本科时她就给我们上过课，现在我重回母校拜她门下读博士，她鼓励我们跨学科研究，这给了我出版此书的动力。我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对很多学科都兴致盎然，但传播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存在于几乎所有学科领域。这本书就是在这样一个视角下形成的。

感谢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李鑫生先生、山东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黄少安先生、山东大学管理学院的刘洪渭先生、山东财政学院的王蔚先生、《东岳论丛》的李然忠先生，他们都对鲁商有着深入的了解，都有研究或者涉猎，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获益良多。

感谢我的父母、我的妻子马天宇和儿子李乐天。家人永远是我最坚实的后盾，给我最坚强的支持。在我开始这段路程的时候，我的儿子刚刚诞生。现在，他刚过5岁生日，那天他看到茶几上有几张钱，拿起来一边把玩一边问我：“爸爸，能给我吗？”我问他：“你要钱干什么？”他头也没抬地回答道：“我要钱，我要生存。”我们全家笑倒。我意识到，这也许是他刚从电视里学到的一句话，他肯定还不知道财富和人生的种种，但这必将是一个伴我们每个人一生始终的话题。商业与人性，尽管没有涉及，但本书写作过程中却引发了我的思考。

还有许许多多需要致谢的人，请恕不能一一提及。

在我完成这部书稿，书写这篇后记的夜晚，心生感动。道声感谢。我心永怀感恩！

穆弓  2009年12月10日

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鲁商是拔尖的：他们很多人享有较高公众知名度，并在人们心目中占据较高地位。提起中国企业家中的顶尖人物，一个是柳传志，一个就是张瑞敏。也就是说，山东不但出了一批优秀企业家，而且出了企业家领袖。他们不但能够管好自己的企业，还能产生广泛而良好的社会影响。

艾丰(《经济日报》原总编辑，中国企业联合会顾问)

鲁商具有很多企业家普遍优秀的特点。他们给我更突出的印象是勤勉谦虚。这可能是受齐鲁文化的影响，尊重知识，知道自己的不足，愿意沉下心来学习。这可以让他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把新的知识、新的方法运用到工作中去。

陆雄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鲁商的表象是块头大，嗓门大，气魄大，而深层的东西是讲诚信。推己及人。也就是”善”。在我看来，鲁商对商业文化和商业哲学理解得更透彻一些，可能更符合未来商业的发展：市场经济是互利经济，为别人考虑就是为自己考虑，这是商人生存的基础，也符合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

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