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以写人为主的散文集，其间有些作品也可以拿来当小说阅读。全书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亲情，涉及父子情、母子情、兄妹情，比如《父亲》、《野西瓜》、《大姐》等；第二部分写乡情，涉及故乡情、邻里情、朋友情，比如《圪针》、《根岳》、《海霞》等；第三部分写恋情，涉及初恋、婚俗、民风，比如《素婷》、《云琴》等。这些作品，写的是身边的人，说的是身边事，取材多为小人物、小事件，展现的却是人间至亲至爱的大情怀：亲情、乡情和恋情。

本书以质朴的语言，描写了具有乡土气息的那人那事。野西瓜、柿树，云姑、四庆，那浓重乡情里透出来的源自故土乡亲真挚的情感，其间厚重的农人风骨与土风土情的韵味，让久居城市的心便有了震撼。作者隔着时间的洪流找寻那份最真最初的梦，这个梦，永不曾飘逝。

父亲

野西瓜

四爷

表舅

云姑

四叔

大姐

二姐

四姐夫

五姐

娇环

圪针

四庆

二香

老晕

十一能

根岳

天顺

宽娃

海娃

海霞

青涩季节

秋女

素婷

赵路和夏娃

云琴

小村

后记

阳光温柔地照在我的脸上，在这乍寒还暖的暮秋，这样的阳光，瞬间让我迷离起来。

走廊上很静，很少能听到人走动的声响。我静静地坐在这样温柔的阳光里，轻轻点一支烟，不经意地抽着，然后茫然地看着淡蓝色的烟雾在阳光中瞬间弥散开来并相互纠缠着向空中盘旋升腾的模样。这时，我突然想起我的父亲。这样的想念，让我毫无准备，犹如在黑暗之中突然亮起的灯光，让人猝不及防。

父亲去世以后，我对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强烈而清晰的感觉了。开车回老家行驶在蜿蜒的土路上，我时常会想起他拧着眉头的愤怒神情，甚至还能记起他第一次带我去县城的山路上，大骂着扔掉磨脚的新布鞋的怒火冲天，或者在他遗像前上香的时候，时常想起他去世前那痛楚的一幕，以及我和姐们为他穿丧衣时的慌乱情景。我记不清那次被他扔掉的那双新鞋是我哪个姐姐为他赶做的，反正不是母亲，但我能清楚记得被他使劲扔出去的鞋子在秋天的原野上空划出的两条黑色抛物线和鞋子落在棉花地里惊起的那群飞鸟，还有他被山路上的石子或者硬刺硌着脚掌的痛苦表情。那一次，我理所当然地没能去成我做梦都想去的县城，跟着光脚的他回了家。

父亲已经去世三载。去世前，父亲受尽病痛折磨。他在七十八岁那年，左脑中风使他右侧肢体完全失去知觉而瘫痪。更残酷的是，他从此不能说话，有感而无法表达。这样，原本一个性格刚烈天地不怕的他，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只有靠着同样年近八旬的母亲维系着他的吃喝拉撒，在病床上整整躺了四年。最后，他因为长期卧床背部产生褥疮引起肺部感染而去世。他曾经住过的那个房间，飘散着浓烈的腥臭气味，飘散着母亲对于他无助的眷恋以及他苟延残喘的对于生的渴望。

想到这些，我的内心便生出一种无边的愧疚。这种愧疚，犹如一条河流，夹杂着一种深切的无奈，汹涌地向我袭来。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在他最需要人的关口，我却不能守在他身边，不能尽人子应尽的孝道。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完成了他最后的殡葬仪式。就仿佛去参加一个陌生人的葬礼，只不过这个葬礼的主角是我父亲而已。父亲的遗体火化之后，我在凄婉的唢呐声中抱着他的照片向村里走的时候，就有这种深深的愧疚。现在，我将年迈的母亲接到我的住所，不仅是我心灵上的一种平衡，感到不能再次失去对老人尽孝的机会，更是我在灵魂上对远去父亲的一种救赎性的告慰。

父亲读过完小。那时的完小，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农村，很多人家的孩子读不起书。父亲上山打柴，卖钱读书，在附近是个出了名的文化人。父亲说，那时候家里很穷，吃上顿没下顿，国民党到处买壮丁，一个壮丁可以给家里换两斗粮食。父亲冒着被打死的危险，给奶奶换回了六斗救命粮。父亲最后被卖到四川胡宗南部，由于写一手好字，先是在连队当文书，后来擢升为准尉司务长。再后来，父亲所在的团队弃暗投明，在解放重庆时，全团起义。父亲考虑到母亲一直在家等他，解甲归田，与家人团聚。几十年来，父亲一直珍藏着他那张任职命令，在他看来，那是他值得荣耀的地方，或者说是他人生被承认的历史。但这件事情，让父亲在后来的“文革”中吃尽苦头。他被打成“四类分子”，整天拉出去游斗，打得死去活来。而且在寒冷的冬天，被强迫上山给军属砍柴，受尽屈辱。父亲的左脸，一遇阴雨天就隐隐作痛，那伤就是在“文革”中留下来的。父亲说，“四类分子”的帽子，就像一座山压在他头上，压得他抬不起头，喘不过气。直到“文革”结束，村里开会宣布给他平反，父亲大哭了一场，买了一挂鞭炮，当街爆放。

父亲和母亲吵闹了一辈子。父亲是一个唯美的人，他对于任何事情，都怀着一种浪漫而美好的期望。他的这种唯美思想，与他在现实中遭遇的冷酷生活形成鲜明的反差。他清高得近乎幼稚，人情世故过于单纯。而别人却因为他的这种单纯和清高的秉性，疏远他，看不起他。他将这种生活的失落转化成对母亲的不满。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想如果母亲属于那种温顺的性情，也许就能改变父亲，我们的生活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模样，就不至于使我童年的生活那样的不堪回首。可事实恰恰相反。父亲对于生活的发泄遭遇了母亲的反抗，家里始终弥漫着硝烟，我们姐弟六人整天处于一种惊惧和不安的状态，生怕一句话说错就会惹他们吵闹。这样的家庭背景，使我在长大以后逐渐形成了忧郁和怕事的性格。父亲也曾尝试了各种办法，避免与母亲发生正面冲突。他曾装过疯，谁也不理，一个人将自己关在屋子里自言自语。但只有我知道，他是在背书稿学说书。我曾跟着父亲骑车跑到百里之外，去寻找那本《黄马案》，那是说书人用的手稿，回来后，我和父亲整整抄了一个月。

我不知道父亲退伍回家以后和母亲怎样度过的蜜月，也不知道他们在生下我五个姐姐时的窘困境况。我想，那时的生活，一定就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吧，我找不出更合适的词汇来形容。母亲说，她生下我四姐后，地里颗粒无收，全村人外出逃荒。她用箩筐挑着我两个小一点的姐姐，大姐和二姐步行跟着她往前走，那情形，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母亲还说，父亲和他一起吃过石头面。那年月，到处都是饿死的人，还有人吃人的事情发生。这使我惊愕万分。我想人的生活，一旦达到那样的景况，也就没有人性可言，更别说尊严和其他。父亲和母亲起码算是良善的人，至少在那样饿殍遍野的年月，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将质地柔软的石头碾成面粉做成食物，虽然吃后身体浮肿，粪便带血，但宁可饿死，也保持着良善。我听母亲说这话的时候，突然产生一种敬重的感觉，为我父亲和母亲，还有那些在那个特殊年代所有吃过石头面的人们。父亲在外近十年，习惯了那种铁马铿锵不愁吃穿的生活，不知道当时是一种如何的心境，父亲从没有和我提起过此事，我也不便多问。父亲想要个男孩，母亲却一连给他生下我的五个姐姐。我想父亲当初和母亲打闹，也许还有这方面的原因。但父亲并没有放弃希望，一直到他四十三岁那年，母亲才生下了我。

父亲为我挨饿的事情，坐过监狱。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饥饿问题，一直是让父亲头疼的事情。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家里唯一的男孩，仍然经常挨饿，更别说他人。我六岁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天下大雨，父亲大骂了一声，说他妈的这不能让孩子饿死，然后就带着篮子和镰刀闯进大雨的夜里。那天晚上，我和几个姐姐美美地吃了他给我们带回来的一篮子红薯。那是我小的时候吃得最饱睡得最香的一个晚上。第二天，父亲却被抓进监狱，住了三个月。回来后，父亲沉默寡言，主动申请去干最重的活，因为那样可以多挣工分多分到粮食。那时候，村上正在修建机井，引水灌溉，父亲要求去开采石头。自此之后，他天不亮就起床，一个人拉着架子车翻山越岭来回往工地运石头，一千就是一年多。

父亲为我们吃不饱的事情，经常和母亲吵。父亲说母亲不会过日子，不会精打细算细水长流。母亲感觉委屈，说这咋能怨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为此两人才开始争吵，而原来他们相当恩爱。后来发展到父亲动手打母亲，而且不分轻重。现在想起来，母亲也许是父亲在那个年月嫌自己窝囊连老婆孩子都养活不了的唯一出气对象。我记得小的时候，父亲拿凳子砸母亲的头。母亲哭着领我回姥姥家，走到村外的麦地旁，母亲让我摸她的头，那地方鼓起来一个拳头大的血包。我于是恨父亲，从骨子里恨，恨得咬牙切齿。我说，妈你别难过，等我长大我为你报仇。母亲说，你长大不许打女人，没本事的男人才打女人。我说，我长大一定不打女人。许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不能算作有本事的男人，但我一直到现在没有打过女人，而且永远也不会，包括在我最生气的时候。我相信父亲也是气急了才动粗的，这当然不能说是母亲的错。

父亲和母亲年轻时闹腾的原因，我归结起来，大致有五点。一是父亲养活不了我们，因为我们经常挨饿。二是父亲得不到尊重，有种虎落平阳的感觉。他在队伍里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回家后却得不到村人的尊敬。三是父亲敏感，喜怒无常。他经历复杂，精神创伤严重，经常在正高兴的时候大发雷霆。四是他不放心母亲。父亲从队伍上回来之前，母亲就当上了村里的妇女主任，工作上经常接触男人。五是父亲不满意母亲。父亲希望女人温柔细腻，体贴男人，而母亲风风火火，不属于这种类型。我初中二年级那年，父亲和母亲离了婚，我和姐姐跟着母亲，而父亲却远离家乡，到几十里外的山里扛木头。

我上军校的第一个寒假回老家探亲，本来一家人团聚，高高兴兴的，大年三十那天，因为鸡子将灶火案板上的一碗辣椒蹬倒了，父亲便暴跳如雷，叫骂母亲。我突然想起那次我对母亲说过为她报仇的话，顿时火冒三丈。我捏着拳头，冲到父亲面前，高声呵斥着父亲。父亲仿佛被震慑了，紧蹙着眉头愣在那里，半晌没有再说话，黑着脸睡觉去了。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他那个无辜死去的妹妹。

P1-5

写在《野西瓜》出版之际

庆祝新中国诞辰60周年那天，我没有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北京的阅兵式，而是独自开着汽车，奔跑在通往家乡的高速公路上。途中接到一个电话，是河南日报社原副社长程顺立先生打来的。他说要向我推荐一部书稿，让我看看写的咋样，能不能出版。我和程顺立先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长期从事文艺编辑工作，又当了多年的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判断一部书稿应当不是一件难事。于是我便认识了谷新耀，以及他的书稿《野西瓜》。

初识谷新耀让我有点吃惊，不是他曾经穿过军装的军人气质，而是他对文学创作的痴迷精神。这种精神是三十年前我很熟悉的，从许多作者身上看到和感受到的狂热或执著。那时的作者几乎没有人计较稿费，甚至有许多人自愿不要稿费，完完全全出自对文学的热爱而忘我地创作，不少作者的创作是业余的业余，把创作当作一种使命。如今，不要说业余作者，就连不少专业作家，也很少动笔或者不见“银子”不动笔了。也难怪，由于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文字不自觉地就会染上商品属性。可是谷新耀却不然，他给我的感觉依然像三十年前那些作者一样的单纯，一样的冲动，一样的热血沸腾而富有使命感。他说他想写，忒想写，不写出来睡不着觉，写的不满意连吃饭都不香。尽管他的本职工作很忙，但他却能忙里偷闲，常常灯下走笔而且乐此不疲。我理解，这是一种创作欲望，很苦却很干净，难能可贵。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印证上面的印象。《野西瓜》是一本以写人为主的散文集，其间有些作品也可以拿来当小说阅读。全书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亲情，涉及父子情、母子情、兄妹情，比如《父亲》、《野西瓜》、《大姐》等；第二部分写乡情，涉及故乡情、邻里情、朋友情，比如《圪针》、《根岳》、《海霞》等；第三部分写恋情，涉及初恋、婚俗、民风，比如《素婷》、《云琴》等。这些作品，写的是身边人，说的是身边事，取材多为小人物、小事件，展现的却是人间至亲至爱的大情怀：亲情、乡情和恋情。正是这种对故土的怀恋，对亲人的思念，对恋人的追忆，才引发谷新耀不可熄灭的创作冲动，把心中所思所想的人和事，演绎成一个个鲜活的文学形象，升华成永久的记忆。

生活的真实性，应该是这些作品的典型特征。阅读《野西瓜》，透过豫西一个偏僻山村的入和事，可以读出时代的印记、流年的变迁、人物行走的足迹、山村的生存状态以及大地的心跳。土地改革、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食堂、“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等这些一系列过往的时间符号，工分、粮票、布票、招工指标、商品房等等这些涉及每个人生活质量的生存符号，都能在这些作品中找到其存在的环境和空间，听到其喜怒哀乐的碰撞和心音。生活是立体的，人物是多面的，故事是穿越时空的，因而才让人感到真实。比如写父亲，不光写他勤劳、耿直和厚道，也写他脾气暴躁、打老婆、骂孩子，既表现他男子自强不息的阳刚一面，也表现他粗野、狂躁、恶习难改的一面。同时，作者还把父亲的性格特征，放到时代环境的大背景下审视，写他被抓壮丁的无奈，写他被戴上“四类分子”帽子而挨批挨斗的委屈和不幸，进而揭示出人生坎坷、命运多舛的主题。这里作者摒弃了往常众多关于父亲题材的写作模式，不是歌功颂德、毕恭毕敬地树碑立传，而是既亮“家丑”又揭“伤疤”，反而把一个父亲形象写得更真实、更生动，读来栩栩如生，过目难忘。作品中的类似人物还有不少，比如《圪针》中那个破衣烂衫、满街跑着插科打诨的“笑布袋”；比如《老晕》中那个经常蹲在石墙边晒太阳，娶个傻老婆连孩子都会压死的老晕；比如《根岳》中那个用蘸了水的麻绳打得老婆离婚，又渴望与年轻貌美的女知青结婚而最终却打了光棍的根岳；还有四庆和海娃等等一系列人物，各有各的生存之道，又各有各的秉性和不幸。把这些人物串联起来，俨然一群活生生的雕塑，每个人身上都有典型的标志，或强或弱，或喜或悲，都是一个生命的音符。

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作者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并没有拘泥于生活的原型，而是对生活素材进行合理的剪裁和加工，通过时间与空间的转换、情节与细节的穿插、叙述与描写的交织等多种艺术手段，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彰显故事的奇特和独特，从而达到了以较短篇幅塑造完整文学形象之目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操着生动的豫西方言，常常三言两语，就能写景传神，可谓千字写人生、千字写命运，只要有真性情，不在文字长短。书中比较成功的短篇，比如《大姐》、《秋女》、《根岳》等，都是用墨不多而意境纷呈的精彩篇章，从中可见作者的文字功力。

现实生活中，敢说实话是需要勇气的。文学创作中，能说真话是需要胆略的。生活的真实是一种品格，文学的真实是一种境界。

说实话，讲真话，这便是《野西瓜》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是为序。

杨贵才

2009年12月25日于郑州

在2010年的世界读书日写这篇后记，很有感触。

做编辑工作很久了，但算上这本书，我只为三本书写了后记。

第一本书是《李树新教授论著集》，我为他高尚的师德和医德而感动，欣然写下了一首诗作为后记。

第二本书是《狗娘养的战争——巴顿将军自述》，不只是出于对这位在二战中英勇善战的将军的敬爱，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流露出来的人性，更是因为在战后他任巴伐利亚市长时任用知识分子而遭遇了解职。一个将军，有军人的气势，有文人的情怀，更有治理国家的雄才大略。他不骂娘谁可以骂娘因为能够和他对话的能有几人！

第三本书就是《野西瓜》。作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笔下写的也是他普普通通的乡里乡亲的命运。他们就像野西瓜一样鲜为人知。这个群体庞大而穷困，而且贫穷的不只是生活，更加贫穷的是文化教育。这些造成了他们认知的偏颇和情感的迷茫，也直接造成了很多不幸与悲剧。他们就像野西瓜一样，不为认知但却顽强地生存着。

中国的农民阶层是弱势、贫穷、勤劳、本分、狡黠、愚昧的混合体。这些被作者白描下来，塑造了一个个充满泥土味的中国农民雕塑。这些人物既普通又富有代表意义，使本书成为具有鲜活个性的中国农民的“众生相”。

用“野西瓜”作为书名是因为这篇文章虽然写的是为母亲治病，但全文却贯穿了浓浓的社会之关爱、儿子之反哺、母亲之情怀。这此情感是维系我们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基石，也是我们这个日益浮躁而迷失的社会的清醒剂。

初见作者的印象是杂糅的。等到交谈以后就明晰起来。一个走出黄土地的农民的后代，一个毕业于军队回到地方的士兵，一个政府的职员，一个对社会具有深切情怀的作者，这些混合起来的元素沉淀下来，杂糅在他的脸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坚毅、执著、率真和痴情。

刚看完闰真的《沧浪之水》。这两本作品一个针对的是有权阶层，所谓的父母官；一个针对的是他们要服务的百姓中最需要关注的农民阶层。《沧浪之水》中那个叫池大为的研究生，也是农民的后代，但为了向上爬，他迷失于官场浅薄的浮华，禁锢于官场的潜规则而失去灵魂，他和他父辈的区别在于物质的丰富，却同样处于精神的贫穷。《野西瓜》的作者同样走出了农村的黄土地，他也曾经迷失于城市的灯红酒绿，但他很快完成了人生的思考，并将自己的笔触伸向了那一片养育他的黄土地和那片土地上普普通通的芸芸众生。

从社会功利的思想看来，《野西瓜》的作者不能和李树新教授相提并论，更不能和巴顿将军相提并论，但促使我写了我编辑生涯中第三篇后记的原因，是他们都有作为真正人的值得敬重的人格。希望本书的读者也有建立在人格上的对社会形形色色的人性的尊重。

对人的尊重成为人的第一需求，才是人类真正的进步和文明。

苗萱

2010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