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砖的高门墙，发亮的黑漆大门。两个脸盆大的红色篆体字“憩园”傲慢地从门楣上看下来。本来关着的内门，现在为我们的车子开了。白色的照壁迎着我。照壁上四个图案形的土红色篆字“长宜子孙”嵌在蓝色的圆框子里。我的眼光刚刚停在字上面，车子就转弯了。车子在这个方石板铺的院子里滚了几下，在二门口停下来。朋友提着我的皮箱跨进门槛，我拿着口袋跟在他后面。前面是一个正方形的铺石板的天井，在天井的那一面便是大厅。一排金色的门遮掩了内院的一切。大厅上一个角落里放着三部八成新的包车。
什么地方传来几个人同时讲话的声音，可是眼前一个人的影子也没有。
“赵青云！赵青云！”朋友大声唤道。我们走下天井。我向左边看，左边是门房，几扇门大开着，桌子板凳全是空着的。我又看右边，右边一排门全闭得紧紧的，在靠大厅的阶上有两扇小门，门楣上贴着一张白纸横条，上面黑黑的两个大字，还是那篆体的“憩园”。
“怎么到处都写着‘憩园’？”我好奇地想道。
“就请你住在这里头，包你满意！”朋友指着小门对我说。他不等我回答，又大声唤起来：“老文！老文！”
我没有听见他的听差们的应声，我觉得老是让他给我提行李，不大好，便伸过那只空着的手去，说：“箱子给我提罢。”
“不要紧，”他答道，好像害怕我会把箱子抢过去似的，他加快脚步，急急走上石阶，进到小门里去了。我也只好跟着他进去。
我跨过门槛，就看见横在门廊尽处的石栏杆，和栏外的假山、树木、花草，同时也听见一片吵闹声。
“谁在花园里头吵架？”朋友惊奇地自语道。他的话刚完，一群人沿着左边石栏转了出来，看见我那位朋友，便站住，恭敬地唤了一声：“老爷。”
来的其实只有四个人：两个穿着长衫的听差，一个穿短衣光着脚车夫模样的年轻人，和一个穿一身干净学生服的小孩。这小孩的右边膀子被那个年轻听差拖着，可是他还在用力挣扎，口里不住地嚷着：“我还是要来的，你们把我赶出去，我还是要来的！”他看见我那位朋友，气愤地瞪了他一眼，噘起嘴，不讲话。
朋友倒微微笑了。“怎么你又跑进来了？”他问了一句。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怎么进来不得？”小孩倔强地说。我看他：长长脸，眉清目秀，就是鼻子有点左偏，上牙略微露出来。年纪不过十三四岁的光景。
朋友把皮箱放下，吩咐那个年轻的听差道：“赵青云，把黎先生的箱子拿进下花厅去，你顺便把下花厅打扫一下，黎先生要住在这儿。”年轻听差应了一声，又看了小孩一眼，才放开小孩的膀子，提着我的皮箱沿着右边石栏杆走了。朋友又说：“老文，你去跟太太说，我请了一位好朋友来住，要她捡两床干净的铺盖出来，喊人在下花厅铺一张床。脸盆、茶壶同别的东西都预备好。”头发花白、缺了门牙的老听差应了一声“是”，马上沿着左边石栏杆走了。
剩下一个车夫，惊愕地站在小孩背后。朋友一挥手，短短地说声：“去罢。”连他也走开了。
小孩不讲话，也不走，只是噘起嘴瞪着我的朋友。
“这是你的材料，你很可以写下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朋友得意地笑着对我说，然后提高声音：“这位是杨少爷，就是这个公馆的旧主人，这位是黎先生，小说家。”
我朝小孩点一个头。可是他并不理我，他带着疑惑和仇恨的眼光望了我一眼，然后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大人似地问我的朋友道：
“你今天怎么不赶走我？你在做什么把戏？” 朋友并不生气，他还是笑嘻嘻地望着小孩，从容地答道：“今天碰巧黎先生在这儿，我介绍他跟你认识。其实你也太不讲理了，房子既然卖给别人，就是别人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常常进来找麻烦呢？”
“房子是他们卖的。我又没有卖过。我来，又不弄坏你的东西，我不过折几枝花。这些花横竖你们难得有人看，折两枝，也算不了什么。你就这样小器！”小孩昂着头理直气壮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老是跟我的听差吵架？”朋友含笑问道。
“他们不讲理，我进来给他们看见，他们就拖我出去。他们说我来偷东西。真混账！房子都让他们卖掉了，我还希罕你家里这点东西？我又不是没有饭吃，不过不像你有钱罢了。其实多几个造孽钱又算什么！”这小孩嘴唇薄，看得出是个会讲话的人，两只眼睛很明亮，说话的时候，一张脸挣得通红。
“你让他们卖掉房子？话倒说得漂亮！其实你就不让他们卖，他们还是要卖！”朋友哈哈笑起来。“有趣得很，你今年几岁了？”
“我多少岁跟你有什么相干？”孩子气恼地掉开头说。
那个年轻听差出现了，他站在朋友面前，恭敬地说：“老爷，花厅收拾好了，要不要进去看看？”
“你去罢，”朋友吩咐道。
年轻听差望着小孩，又问一句：“这个小娃儿——”
朋友不等年轻听差讲完，就打岔说：“让他在这儿跟黎先生谈谈也好。”他又对我说：“老黎，你可以跟他谈谈，”(他指着小孩) “你不要放过这个好材料啊。”
朋友走了，年轻听差也走了。只剩下我同小孩两人站在栏杆旁边。我望着他，他也望着我。他脸上愤怒的表情消失了，他正在用怀疑的眼光打量我。他不移动脚步，也不讲话。最后还是我说一句：“你请坐罢。”我用手拍拍石栏杆。
他不答话，也不动。
“你今年几岁了？”我文问一句
他自语似地小声答了一句：“十五岁。”他忽然走到我面前，闪着眼睛，伸手拉我的膀子，央求我：“请你折枝茶花给我好不好？”
我随着他的眼光望去。石栏外，假山的那一面，桂树旁边，立着一棵一丈多高的山茶。深绿色的厚叶托着一朵一朵的红花。
“就是那个？”我无意地问了一句。
“请你折给我。快点儿。等一会儿他们又来了，”孩子恳切地哀求，他的眼光叫我不能说一个“不”字。我知道朋友不会责备我随便乱折他园里的花。我便跨过栏杆，走到山茶树下，折了一小枝，枝上有四朵花。
他站在栏杆前伸手等我。我就从栏外地上，把花递给他。他接过花，高兴地笑了笑，说一声：“谢谢你，”马上转过身飞跑了。
“等一下！等一下！”我在后面唤他。可是他已经跑出园门听不见了。
“真是一个古怪的小孩，”我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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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最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最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之名(novel)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h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作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时》，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最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重放的鲜花”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人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辞；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最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最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憩园》创作于1944年，缘于作者在抗战期间两次回到成都老家所得的印象，可看作是《激流三部曲》的续篇，讲述的是大家庭败落以后的事情。这部小说借着一所公馆的线索写出了旧社会中前后两家主人的不幸的故事。不劳而获的金钱成了家庭灾变的原因和子孙堕落的机会。
香港文史学家司马长风曾如此评论《憩园》：“论谨严可与鲁迅争衡，论优美则可与沈从文竞耀，论生动不让老舍，论缱绻不下郁达夫，但是论艺术的节制和纯粹，情节与角色，趣旨和技巧的均衡和谐，以及整个作品的晶莹浑圆，从各个角度看者恰到好处，则远超过诸人。”
《憩园》是巴金的《人间三部曲》之一。写战时回到故乡棗成都一作家，寓居友人的新置馆邸棗“憩园”写作。在那里，他发现“憩园”主人夫妇有内忧。新婚的女主人，受前妻留下独生子小虎的困扰，前妻娘家是巨富，他们有意无意利用小虎折磨续弦的后母。随后，他又发现憩园旧主人的悲剧，他因一桩婚外爱情，被长子和爱妻逐离家庭流落破庙中，可是爱他的小儿子则与他保持神秘的往来，并且常到憩园折花安慰他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