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题是关注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疏离而冷漠的关系。作者对社会和人生所持有的严肃态度，在本书中显露无疑。文字极富音乐性的特点，也在作者不断使用的夸张和反复中得以体现。

“现在我知道了，我们许多年从一个人身旁走过，却不知道这人是谁。

现在我知道了，数十年我曾从一个人身旁走过，而不知道他是谁。”

作为伯恩哈德作品系列的第一卷，本书包含了三个关于死亡的故事。

《波斯女人》：关于爱情、报复和死亡的故事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一场友谊》：关于友谊、理解与死亡的故事

《制帽匠》：关于亲情、尊重与死亡的故事

伯恩哈德说：“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他以极富音乐性的文字，犀利的夸张、重复和幽默，将人类境遇中种种愚钝与疾病，痛苦与冷漠，习惯与禁忌推向极端，展现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艰难。

1967年，鲍姆加特山上赫尔曼病房里辛勤工作的一位修女，把我刚刚出版的小说《精神错乱》放到我的床上，这是一年前我在布鲁塞尔十字街六十号写成的，现在我身体很虚弱，没有力量去拿它，几分钟前我刚从长达数小时的麻醉状态中醒来，医生们给我做了一次大手术，他们切开了我的颈部，从我的胸膛里取出了拳头那么大的一个肿瘤。我记得那是六天战争。期间，在我身上实施了强化可的松疗程，结果我的脸正如医生所希望的那样胖得像个圆月亮；查房时他们以其特有的风趣评说这张月亮脸，根据他们的说法我只还能活上几周，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活几个月，听了这话我也笑了。赫尔曼病房一层只有七间病室，将近十三或十四名患者在这里其实只是等待死亡。他们身着病房提供的病号服，在走道上趿拉着拖鞋来回走着走着，某一天便会永远地消失了。著名的萨尔策教授每周一次出现在赫尔曼病房，他是肺外科手术部独一无二的权威，总是戴着白手套，迈着令人十分敬畏的步伐，修女们几乎是悄然地簇拥着这位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的专家，陪他前往手术室。那些高贵的患者们都争相让他实施手术，他们把宝押在了他的名气上，我不是这样，我让肺外科的主治医师手术，一个个头不高来自林区的农民儿子。萨尔策教授是我朋友保尔的一个舅舅，保尔是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侄子，今天整个知识界，还有整个伪知识界都知道他的《逻辑哲学论》，恰好在我躺在赫尔曼病房期间，我的朋友保尔住进了路德维希病房，距我的病房二百多米远，那里不是像赫尔曼病房属于肺病专科，即所谓鲍姆加特山，而是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的一部分。绵亘在维也纳西面的威廉米恩山几十年来分为两个部分，即分为肺病区(简称鲍姆加特山，是我的地面)和精神病区(世人称之为施泰因霍夫)，从面积上说，小一点儿的称为鲍姆加特山，大一点儿的叫做施泰因霍夫，它们的病房都以男人的名字称呼。想一想就觉得怪诞得很，我的朋友保尔偏巧住在名为路德维希的病房里。每逢我见到萨尔策教授，见他目不斜视地朝手术室走去，都想起我的朋友保尔总是交替着称他的这位舅父为天才和杀人犯，看着教授的样子我就想，如果说现在他走进手术室或从里边出来，就是一位天才或者一个杀人犯走进手术室，就是一个杀人犯或者天才从里边出来。我觉得这位闻名遐迩的医学教授是个很有魅力的人物。赫尔曼病房至今仍只限于进行肺部手术，主要是专门治疗肺癌，在住进赫尔曼病房之前，我已经见过许多大夫，并对他们进行了研究，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但是从一开始，从我见到萨尔策教授的第一眼起，他就使所有我见过、研究过的医生相形见绌。他的卓越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都绝对是无法洞悉的，这卓越是由每逢观察他时所产生的敬佩，以及关于他的流言传说组成。我的朋友保尔也说，萨尔策教授据说许多年来都是奇迹的缔造者，不少已经病人膏肓的人，经过他的手术又继续活了几十年，同时据说也有一些患者，最终死于他的手术刀下，其原因，如我的朋友保尔一再所说的，是事先没有预见的天气骤变引起萨尔策教授烦躁不安，以至于双手变得不听使唤。不管怎么说吧，萨尔策教授的确世界闻名，又是我朋友保尔的舅舅，但他不一定因此非给我做手术不可。一方面他对我具有莫大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他在全世界的绝对声望又让我心中陡生惊骇，加之我从朋友保尔那里听到的关于萨尔策教授的情况，最终我决定，还是让来自林区的那位实诚的主治大夫给我手术，而不是由来自第一区的这位医学权威。住进赫尔曼病房的头几周里，我也一再观察，发现正是萨尔策教授实施过手术的患者，没有通过手术保住生命，也许可以说，这是这位享誉世界的教授走背字的时段，在这期间我自然对他感到恐惧，所以就决定让那位来自林区的主治大夫施行手术。今天看来，这一决定毫无疑问是幸运和明智的举措。但是如此这般的揣测是没有用处的。我每周至少一次，尽管开始时只是通过门缝看到他，可是我的朋友保尔，在住进路德维希病房后的数月中，竟一次也没有见到过萨尔策教授，而这位说到底是他的舅舅，如我了解，萨尔策教授是知道他的外甥住在路德维希病房里的，我当时想，从赫尔曼病房到路德维希病房的几步路，对萨尔策教授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妨碍萨尔策教授造访他外甥保尔的理由不得而知，也许有非同小可的缘故，也许只不过懒得动弹，不愿意多走几步路去看望外甥罢了。我第一次住进赫尔曼病房期间，保尔已多次被送进路德维希病房。在我这位朋友一生的最后二十年中，每年至少两次，总是突然发病，而且每次发病的情形都很可怕，不得不送进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次住院的间隔越来越短，他也经常被送进林茨附近那家名为瓦格纳一约雷克的医院，他是在上奥地利州特劳恩湖畔出生和长大成人的，直至他去世，在一向属于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一处旧农舍里享有居住权，一旦他在这里发病，就被送到上面提及的那家位于林茨附近的医院。他很早就患上了只能被认为是一种所谓精神病的疾病，大约是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本人很少谈及此事，但从我所知道的关于我的朋友保尔的一切，不难对他如何患上所谓精神病有个粗略的了解。保尔在孩童时期，体内就埋伏下所谓精神病的种子，一种从未精确界定的疾病。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作为一个精神有毛病的婴儿出生到这个世上的，一开始就患有了那种后来控制、左右了保尔一生的所谓精神疾病。直到他去世这种精神疾患一直伴随着他，成为他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事情，如同其他人不为这种病所折磨度过一生一样。他的所谓精神病的治疗过程，充分证明了医生和医学的无能为力，令人极其沮丧。医生和医学的无能为力还表现在，总是给保尔患的所谓精神病冠以种种令人极为不安的名称，当然从未有过正确的称谓，因为他们没有头脑，行医乏术，他们关于我朋友的所谓精神病的种种称谓，到头来总是错误的，或者甚至于是荒谬的，结果总是一个取代另一个，那情形着实令人汗颜和沮丧。那些所谓心理医生诊断我朋友的疾病时，一次说他患的是这种病，另一次又说是那种病，就是没有勇气承认，他们事实上对这个病和对所有其他疾病一样，都不能给出正确的称谓，总是只有错误的、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名称，因为归根到底，他们如同其他所有医生一样，至少通过总是给疾病以错误名称让自己感到轻松和舒适，可这轻松和舒适无异于谋害患者的性命。他们任何时候都把“狂躁”、“抑郁”这样的词儿挂在嘴上，每次又总是错误的。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如同一切其他医生！)都使用某一个科学名词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以求得保护自己(而不是患者！)，像一切其他医生一样，治疗保尔的医生们也以拉丁语打掩护，逐渐在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患者中间建立起一道不可逾越、不可穿透的大墙，他们的前人多个世纪以来，仅仅为了隐瞒他们医术低下，掩饰他们的江湖骗术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知道，他们在治疗伊始便在他们与患者之间设置了一道的确是无形的，但绝对无法穿透的墙壁，他们实施的一切治疗皆可能是非人道的、是谋害性命和致人于死地的。心理医生是最行医乏术、最没有资质的，与其说他们是致力于掌握医学知识的大夫，不如说他们更像是一些以谋害人性命来取乐的人。我这一生中最害怕的事，莫过于落到这些心理医生手中，与其相比其他医生就远没有那么危险，当然说到底医生给人们带来的都只有不幸，但是，在我们当今社会里心理医生完全自成一体，像外交官一样在社会中享受着豁免权，他们在我朋友身上，多年来肆无忌惮地采用种种治疗方法，在我得以对这些所谓治疗研究了一番之后，我心中对他们的恐惧更加强烈。这些心理医生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魔鬼。他们无法无天，大言不惭地干着一些堪称是暗无天日的勾当。我已经能起床走到窗前，最终甚至于来到走廊里，和其他那些还能行走的重症病人一起，从病房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来来回回地走。终于有一天，我甚至走出赫尔曼病房，试图向路德维希病房走过去。但是我过高地估计了我的体能，不得不在恩斯特病房前就停住脚步。我得在用螺丝固定在墙上的长椅上坐下来，先喘口气休息一下，以便完全依靠自己返回赫尔曼病房。长达数周乃至数月卧床的病人，每当他们到了能起床的时候，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体力，一下子什么都想做，这愚蠢的行为常常让他们重新躺在床上数周之久不能动弹，许多人甚至因为这突然的鲁莽举动，丢掉了通过手术好不容易从死神那里夺回的生命。

P113-117

我欣然沉浸在伯恩哈德的书页里，

拥抱他那不可遏止的愤怒，分享那愤怒。

——帕慕克(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伯恩哈德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他的财产。

——耶利内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