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骏祥是中国著名电影导演、编剧、理论家和电影教育家。他从1947年起从事电影编导。他导演的《翠岗红旗》是新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的影片。他还导演了《燎原》、《白求恩大夫》、《大泽龙蛇》等影片。新时期电影初期他发起了关于电影文学性的讨论，推动了80年代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的繁荣。他还担任过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校长，该校为上海及全国各地培养了数以千计的电影人材。张骏祥长期担任上海电影局的局长，从50年代到80年代上海出产的优秀影片都有他的辛勤汗水的浇灌。“文革”结束后他不顾高龄出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对拨乱反正，推动新时期电影高潮的到来起了重要的作用。张骏祥在上海从事电影工作半个世纪，对上海的文化艺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又是中国老一辈电影工作者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全国电影、戏剧界享有崇高的威望……本书以平实的笔调，配以百余幅珍贵照片和手迹，全面回顾了新中国电影代表人物张骏祥的人生经历。

张骏祥(1910—1996)，笔名袁俊。著名戏剧、电影导演、编剧。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并就读美国耶鲁大学戏剧专业获硕士学位。编写或导演的话剧《万世师表》、《北京人》、《蜕变》、《牛郎织女》等，电影《还乡日记》、《乘龙快婿》、《翠岗红旗》、《鸡毛信》、《燎原》、《白求恩大夫》等均在中国话剧史和电影史土产生过重要影响。张骏祥还长期担任上海电影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发表有《导演术基础》、《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等戏剧、电影论著。柯灵先生曾称许他“仿佛有十全武功一般”，是现代中国戏剧、电影界不可多得的有着多方面成就的艺术大家。

本书叙述了张骏祥一生的经历尤其是在戏剧、电影创作上的探索和成就，并把传主放到了历史的大背景下，力图揭示出他作为一个毕生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近年出版的电影人物书籍中显得另辟蹊径，独树一帜。

1.西渡人家

2.京城求学

3.耶稣春秋

4.江安一隅

5.冲云破雾

6.初涉影事

7.北上赴会

8.激情年代

9.走近伟人

10.漩涡之中

11.灾祸岁月

12.老骥伏枥

13.桑榆晚景

后记

张骏祥出生的日子是公历1910年12月17日，是年为庚戌年。这是一个动荡不安却狂飙猛进的年代，一个进步与保守殊死搏斗的年代，一个新世纪的文明即将荡涤旧时代的污垢的年代。在张骏祥出生的5年前，同盟会成立，标志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清政府最后一击的开始。在他出生后半年内相继发生广州黄花岗起义和四川保路运动，直至张骏祥一岁时爆发武昌起义，比他早4年出生的末代皇帝溥仪下台，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

在地球的另一端，世界也同样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列强的争斗自不必说，一场世界大战爆发在即，艺文美术的革命亦激流勇进，势不可挡。张骏祥出生一年不到，太平洋彼岸洛杉矶的郊区出现了美国的第一家电影制片厂，好莱坞与这个日后要成为电影导演的小男孩同岁，而不久后的戏剧大师尤金·奥尼尔刚刚从南美回到故土开始自己的戏剧写作生涯，英伦的萧伯纳先生则正在构思他的《卖花女》，谁也不会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刚刚呱呱落地的婴孩日后要成为他们的同行。长江下游的镇江正处在革命前夜的兵荒马乱之中，这个孩子的诞生只是一连串让人兴奋或烦恼的事里的不为人注意的小插曲罢了。

镇江是张骏祥的出生地，也是他家族的祖籍。此时的镇江风云变幻，令人莫测，周岁不到的张骏祥或有记忆其时家里大人们的忙碌和不安，如果襁褓中的他曾被抱着到过离家仅一步之遥的西津渡口的话，他一定会睁大眼睛，不解那川流不息的穿戴着各色军服的士兵或百姓仓皇紧张的神色。武昌起义的号角沿着长江传来，搅得这个平日死水一潭的地方沸腾起来了。

对张骏祥的父亲张立瀛来说，二儿子的降临可能是他六个子女中，自己最无暇关顾的。此时，正是他忙于镇江反清运动最紧张之际。武昌城头打响了反清的第一枪，而清廷的覆灭，却有待于各行省各重要城市雪崩一般地宣告脱清独立。时年尚未到而立之年的张立瀛正是当年光复镇江、攻打南京的积极参加者。

张立瀛(1882—1963)，字芷津，早年公派留日学研警政，是江苏地区最早留学海外的学生之一。他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与留日时接受的新思想有关。他在日期间结识了一批民主革命的志士，包括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黄兴等人，尤其是他的留日同学兼同乡赵声对他的影响为最大。

赵声(1881—1911)，字伯先，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赴日留学，与张立瀛成为同学。回国后，两人分别在驻镇江的清军第三十三标和宪兵部队任职，开展他们在军中的“卧底”工作。张立瀛先任书记官，后升任管带。

1906年赵声被两江总督端方通缉远去广州，不久打人新军谋划起事，又赴南洋筹措经费，并任同盟会在香港的负责人。1911年4月与黄兴一同领导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退避香港，不久病故。张立瀛闻讯大恸，此时已是革命成功前夕，自己最好的战友竟看不到胜利的一天了。

为宣传反清思想，张立瀛与父亲张友柏(即张骏祥的祖父)屡生冲突，乃至闹到张友柏要登报与儿子脱离关系的地步。武昌起义爆发，张立瀛即加人林述庆、李竟成率领的新军起义部队接管镇江，旋即又随新组建的镇江民军参加攻打南京的战斗。

据后人描述，镇江城光复之际，城内遍插白旗，一时传为奇观。这白旗不是别的意思，而是显示革命军“与清决裂，与民更始”的誓言和决心。

本来，张骏祥的祖父张友柏虽无功名，但以进士身份教书授业，做到全家衣食无忧，后来又有做了大官的学生赠他大宅，算得上是当地一户殷富的诗礼人家。张立瀛留学东瀛回来，这个诗礼之家本来还可能上升为官宦之家的，但时势中断了这个转变，张立瀛弃仕途而选择了革命。30年后，张骏祥放弃继续深造的可能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从美国回来参加抗日战争，两代人的相似经历是近代中国热血青年的写照，也是一个家族内某种继承性影响的体现。  但没有多久，一场风云激荡归于平静，对百姓来说，这场革命除了去掉了皇帝老子外，最大的变化是镇江又改名字，由镇江县改叫丹徒县了。此外，前清留下的种种规制和老祖宗传下的积习规矩都没什么大的改变，民众的冷漠、封闭保守的气氛依然如故。经历了一时的轰轰烈烈之后，张家的生活重归平淡。老太爷张友柏仍吟诗作赋，教授他的四书五经，还编了自选集《悔庵诗存》。而革命的有功之臣张立瀛加入了地方上的咨议参政的行列，曾经有的救国拯民的抱负虽然不得伸展，但每有关系民生的事总是尽力筹划，万不推辞。有人回忆，在那战事不断的年头，张立瀛常与好友、镇江的著名人士陆小波先生一起商议如何让镇江的百姓得以逃避兵祸。幼年的张骏祥也在时光的慢慢流逝中开始他的读书习字、启发童朦的日子。

不过，这一切都是暂时的，1916年，张骏祥6岁时，父亲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或是不甘家乡的沉闷，或是斗士的热血还未冷息，抑或是对功名的追求，34岁的张立瀛北上参加了中央政府的文官考试，这对他和这个家都是一个有转折性意义的举动。不久，他获通知被录取，荐任内务部佥事。于是，这场一个世纪前的“公务员考试”导致了举家北迁，从江南搬到北洋政府所在的北京城。

佥事，相当于科长级的下级官员。尽管级别不高，但薪水颇丰，家里人力车夫、厨师、女佣一应俱全。这个官，张立瀛一做就是多年，直至北洋军阀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政府定都南京为止。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张立瀛的太太又生二子，家里共有了五子一女。离开北京后，张立瀛外放安徽庐江任县长，不久回镇江任省政府的科长(当时江苏省政府驻镇江)及启东县县长等职。“八·一三”后又迁广德任江南行署秘书、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赈抚处秘书等。抗战胜利后回镇江任省政府秘书，因不满国民党统治而辞职。P1-3

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当我到达复兴西路44弄的那套公寓叩门而进的时候，是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是我来为这位让人敬畏的白发长者写传记的。当我还在上影厂当剧本编辑时，我同骏祥老师之间隔着很多层，我这个“小字辈”(无论指年龄或是级别)不要说跟他讲话，就是见到都是很少的，只是1985年我调到新成立的上海电影研究所后，才因工作与他有了接触。从永福路到他家甚至可以不走马路，穿弄堂拐两个弯就到了那栋虽已陈旧却透着优雅和精致的小楼。来的多了，对骏祥老师的敬畏渐渐地变为了尊敬，但对他的生平除了他拍的电影，其他都不甚了解，每次到他家总是谈完事便告辞，很少聊到工作以外的话题，就这样一直到他逝世的前几年。记得最后一次到他家是1995年，他从医院回来接待了北京来的李恒基等几位研究外国电影的专家，我陪他们坐了半小时左右便示意客人告辞，因为骏祥老师明显地反应迟缓、精力不支了。对他的衰老，每个人心里都暗暗伤感，但也没想到仅隔一年，他便遽尔离世。他的晚年颇为孤独，心境和精神上得到的慰藉都很不够，过世后的追悼会上北京方面也仅来了一位“副巡视员”到场致意，似乎忘了他曾经担任过全国电影主管部门领导的经历。当然，九泉之下的骏祥老师多半不会计较，他于此早看得淡薄了。

1997年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纪念他去世一周年的仪式，本想开一个学术性的会，却来不及准备。我主持了这个不到一小时的短会，事后，黄仁先生在台湾的《联合报》上报道此事，文中竟称我是“张骏祥先生的高足×××”，并寄来剪报给我，把我吓出一身冷汗，我即回信请黄仁老以后务必再不要如此认为。我于骏祥老师只是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人员，不但没有作过他的研究生，连聆听他关于电影学术方面的教诲也很少，以骏祥老师之严谨，若知有人自称是他的“高足”，是肯定不屑的。

如此又过了十多年，中国电影经历了困难和曲折之后要由“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了，有关电影人物的书也应运而大出特出，有的明星的传记出了又出，一样的内容稍作修改便是一个新的版本，花花绿绿，令人眩目，但有的早该予以立传的电影伟人却无人问津，其中包括骏祥老师。在此，要感谢程季华老师，是他首先提出了为张骏祥写传的项目建议，这才有了今天这本《张骏祥传》最初的启动。

我并不是第一个被提名来写这本书的，在我之前另外几位都谢绝了。两三年前，我收到这个稿约时，第一个反应便是我实在不是写这本书的合适人选，公务缠身不说，对传主的生平也缺乏全面的了解，尤其是可称得上他半生事业的戏剧经历。但北京朋友的热忱让我难以回绝，尤其是听到程季老说的一句话，意思是中国电影人物传记系列中如果没有张骏祥的一本是不可思议的，促成我慨然应允了这个稿约。

但好事多磨，原本属于北京一家出版社的这个项目在进行到一半时却因经费问题说是不能在今年年底骏祥老师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了，这当然是违反了合同的，但我已无暇去争议了，这本书如不能在年底问世，我无法向周小燕老师交代，这种情况下，上海文艺人才基金及时伸出援手，才使书从北京转到上海得以按时出版。

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经历了先繁后简的过程，将原先已经写了的有关的历史背景和影剧内容作了删节，也考虑到先不作学术性的“评传”，又减少了对传主本人著作的引用，总的篇幅有了较大的缩减。骏祥老师的一生是一本煌煌大书，这本书只是勾勒了他生平的大概。

此书的出版历尽曲折，往往是山穷水尽之时，出现柳暗花明的转机，这都得之于上海文艺人才基金的关心和朋友们的帮忙，要特别提到我的老同事陆冬芬为此书的照片作的翻拍和初步的编辑，也要感谢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的黄一庆为此书申请出版资金和联系出版社做的大量工作，上海影协的各位特别是葛燕萍秘书长也对此书始终给予了关心，这里一并致以谢意。

当然，对此书贡献最大的是骏祥老师的亲朋旧友，要向周小燕老师和张文、张本，特别是骏祥老师的胞弟张驭祥先生致以感谢，张驭祥先生无保留地将他珍藏的胞兄给他的信件和骏祥老师一些文章的剪报提供给我，对这本传记的成书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刘厚生、傅惠珍、吕恩等几位老人让我对传主在江安、重庆的经历有了感性的、生动的认识，骏祥老师的其他朋友、学生、合作者和旧日的属下也都为本书的成形作出了不可或缺的帮助。

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本书的责编张晓玲的贡献是自不待言的。

内人曹■心为让我静心写作，帮我分担了许多冗务，还陪同我作了部分的采访。

本书的写作过程，资料的查找和阅读占了一半以上的时间，但还是有资料来不及去查阅，也还有知情人来不及采访，只好留待以后有人写一本更详尽、更接近于史实的骏祥老师的“评传”或“大传”了。

吕晓明

于庚寅年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