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勤勉超出了明朝任何一个皇帝，在位十七年，日理万机，财色酒气皆无，竟致国破家亡！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力量灭亡这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

崇祯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兼而有之。他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最终魂归煤山。

迄今三百多年来“甲申祭”最为沉痛，改革除弊者最宜借鉴深思。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清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的感叹。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种感叹加以引申，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宗(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实在是精辟之极的见解！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历史的奴隶！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挽救行将衰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崇祯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最终未能成功。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历史，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即逝。消失了的历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意义。不过，人们带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欷歔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崇祯是一个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复杂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但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他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他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到震撼，思绪万千。

第一章 受命于危难

 兄终弟及，八年内第四任皇帝

 不动声色，计除魏忠贤

 清阉党，毁《三朝要典》

 昭雪冤狱，弘扬浩然正气

第二章 误杀袁崇焕的前后

 五年平辽，原来镜花水月

 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己巳之变，不仅是反间计

第三章 太平何日可望

 事事堪忧，虎狼药焉治

 恃一人之聪明，臣下不得尽其忠

 夙夜焦劳，难获旦夕之效

 出尔反尔，还是信太监

第四章 摆不平的党争内讧

 钱谦益案

 钱龙锡案

 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遭瘟”

第五章 举棋不定的抚与剿

 全陕无宁土

 倏抚倏叛，杨鹤之败

 大开杀戒，洪承畴荡平陕西

 祸火东移，山西告急

 渑池渡：一发而不可收拾

 车箱峡：陈奇瑜重蹈覆辙

第六章 十年不结之局

 凤阳失陷，祖陵蒙辱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舁督剿东南

 孙传庭：“设伏出奇，具见调度”

 “恨用卿晚”：杨嗣昌十面张网

 功成在望，似可结局

第七章 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

 “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清兵深入二千里

 玛瑙山大捷

 福王、襄王被杀，杨嗣昌油枯灯灭

 “灭寇雪耻”成泡影，洪承畴降清

 和议泄密，陈新甲被杀

第八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

 周延儒复出与赐死

 顾此失彼：李白成与张献忠势如破竹

 一筹莫展：出征、南迁、勤王

 “朕非亡国之君”

 最后的时日

 闯王进京

后记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兵临京都城下的已巳之变。

崇祯初年，明朝的北方边防形势颇为吃紧，除了要对付辽东的后金，还要对付漠南的蒙古，他们的铁骑随时可以从山海关至居庸关一线威胁北京。因为这个缘故，思宗在任命袁崇焕为督师出山海关处理辽东军务的同时，根据袁崇焕的推荐，任命三朝元老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督师行边，抚驭漠南蒙古，总督宣(府)大(同)。

当时漠南蒙古的插汉虎墩兔攻掠哈喇慎、白黄台吉、卜失免诸部，危及宣府、大同。思宗在平台召见王象乾时，讨论了这一形势。

思宗说：“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见卿矍铄，知督师袁崇焕荐举不差。有何方略可面陈来？”

王象乾以他多年之经验，力主招抚插汉虎墩兔，建议把他们安插在蓟镇沿边住牧，为我藩篱，东拥关门，以断右臂，则永无边患。

思宗不无担忧地问：“插汉如不愿受抚，怎么办？”

王象乾答：“从容联络，抚亦可成。”

思宗仍感疑惑，说：“御虏当恩威并济，不可专恃羁縻。”

这时，在一旁的阁臣刘鸿训插话：“闻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六百里。”思宗立即追问：“退去在何地方？”刘鸿训答不上来，王象乾接话：“退去直北砂碛中。”思宗又问：“倘款事不成，如何？”

王象乾便向皇上悄声密语一番。

思宗听后很高兴地说：“卿年虽逾八十，精力尚强，朕心甚悦。卿抚插酋于西，袁崇焕御敌于东，恢复成功，皆赖卿等之力。”显然，他对于任用袁、王两位督师是很满意的，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一东一西联手御敌，以求恢复成功。为此，他特意叮嘱王象乾，去和袁崇焕共同协调边防大计。

王、袁二督师计议的结果，不谋而合，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抚西以拒东。这个道理很简单：“西靖而东自宁，虎(墩兔)不款，而东西并急。”抚西以拒东的战略方针自有可取之处，使明朝可以集中兵力于辽东；但是也透露出王、袁二人对边防缺乏信心的内心世界，不得已而求其次。文秉对此的评论是有道理的：“崇焕原知辽不可复，冀以款羁縻岁月耳。观其举荐象乾意可知矣。盖象乾专主抚也。”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的方略并未奏效，因为皇太极也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性，极力拉拢，又是联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赏，力图为其南下寻找更多的突破口。双方为争取漠南蒙古展开竞争，看来皇太极的抚驭手段略占上风。这就使明朝北方边防出现了隐患，后金武装随时都可能乘虚而入。

辽东明军内部同室操戈，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下旬，皇太极率后金兵与蒙古兵约十万之众，避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线的重兵，绕道辽西经由哈喇慎部，选择明朝边防薄弱环节下手。他们早已侦知：蓟门一带“兵马瘦弱，钱粮不敷，边堡空虚，戈甲朽坏”。因此，很快突破喜峰口以西的长城边隘大安口、龙井关、马兰峪——乘虚而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效的狙击，就兵临长城南面的军事重镇遵化城下。

遵化县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满洲铁骑不日即可威胁京师，这一惊非同小可！十一月初一日，京师宣布戒严。

长城以南遵化至蓟州一线，属于总理蓟辽刘策的防区，关内防守疏虞，刘策负有直接责任。袁崇焕此时“治兵关外，日夕拮据”(思宗语)，自顾不暇，但他毕竟身负督师蓟辽的重任，从广义上讲，整个顺天府都在蓟州镇的防务辖区之内，他当然是责无旁贷的。于是他立即派遣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赵率教原任蓟镇总兵，现已调任山海关总兵，是一员骁将，又熟悉蓟镇一带情况。他接到命令后，火速驰援，三昼夜抵三屯营(蓟州镇驻地)，总兵朱国彦不让他的部队人内，便策马而西。十一月初四日，赵率教在遵化城下与满蒙骑兵激战，身中流矢阵亡，全军覆没。赵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思宗获悉赵率教阵亡，痛为哀悼，下旨赐恤典，立祠奉祀。

次日，敌兵包围遵化县城，城中起火，守军崩溃，巡抚王元雅自缢，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挈家眷潜逃。总兵朱国彦愤怒至极，把逃跑将领姓名张榜于大街，然后偕妻子张氏上吊自杀。思宗得报，十分气愤，在平台召见廷臣，责备边防无效，询问御敌方略。

袁崇焕获悉敌兵来势凶猛，便于十一月初五日亲自督率副总兵张弘谟、参将张存仁、游击于永绶、张外嘉、曹文诏等，进关增援。次日，又调参将郑一麟、王承胤、游击刘应国及总兵祖大寿接应。袁崇焕向皇上奏报了入援部署：以前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奏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还镇，护诸陵；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扼其西下；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驻蓟州，遏敌；袁崇焕自己率大军居中应援。

思宗接到袁崇焕的奏报，立即表示赞许：“卿部署兵将精骑，五枝联络并进，蓟兵总属节制，分令剿袭，一禀胜算。宁镇守御，当有调度，相机进止，惟卿便宜。卿前在关忧蓟，遣兵戍防，闻警驰援，忠猷具见，朕用嘉慰。”P68-70

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中深有所感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种惊世骇俗的议论令历史学家们拍案叫绝。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权力无边的，不仅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做是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文学家在小说中以艺术的手法演绎历史，历史学家在史著中以实证的手法展现历史，两者给予人们的启示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这本崇祯皇帝的传记，写了他的一生三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要概括成一句话，那便是：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清朝编纂《明史》的史官们，曾有“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的感叹。明清史的一代宗师孟森把这种感叹加以引申，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议论道：“熹宗(天启)，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崇祯)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实在是精辟之极的见解！历史让崇祯皇帝演出了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他成了历史的奴隶！当时他面临着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危机，内忧与外患的任何一方都有足够的力量灭亡这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衰朽王朝，要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挽救行将衰亡的王朝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

崇祯在有明一代，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有所作为的皇帝。只是时运不济，他接手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烂摊子，衰亡的征兆在他出生之前早已初见端倪。他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最终未能成功。这是一场悲剧，个中缘由错综复杂。历史，波诡云谲变幻莫测，它提供了帝王们驰骋的舞台，让他们施展才干，但时机稍纵即逝。消失了的历史，再也不可能重新作一番演绎，使后人对历史发展格局所作的任何假定变得毫无意义。不过，人们带着这种独特的视角去审视十七世纪上半叶这段令人感慨欷歔的历史时，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

崇祯是一个有棱有角、锋芒毕露的人物，十七年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复杂多变的形势，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需要他去面对，强大的压力使他的品格发生裂变。在他身上，机智与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着，兼而有之；他励精图治，自律甚严，但求治之心太切，结果适得其反。他深知用人为第一要务，不拘一格起用人才，但用而不专，疑神疑鬼，翻脸不认人，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更调频繁，惩处随意，搞得臣下畏首畏尾，离心离德。他勤于理政，事必躬亲，常朝从不停辍，召对时时举行，十七年来未稍懈怠，但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终于成了孤家寡人。及至魂归煤山，陪他而去的只有贴身太监一人，愿为他的社稷殉葬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一个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令人感到震撼，思绪万千。

中国一向有“以古喻今”的传统。笔者以为，历史与现实固然不能割断，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在一个正常的政治氛围中，人们原本大可不必借历史来影射现实。史论与时评，毕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历史学家大可秉笔直书，不必提心吊胆地提防人们的联想而束手束脚，三缄其口，把原来简单明了的史事写得闪烁其词、扑朔迷离。这是我的出发点。我想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的心态为祟祯立传，其间可能有些见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传统观点，那是对历史理解的视角有所不同，乃百家争鸣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的话，本书也就没有问世的必要了。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历来为开国英主写传者多，为末代皇帝写传者少。然而，创业难，守成更难。开国英主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读之令人振奋；末代君主于内外交困之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壮一幕，读之令人感慨，发人深省。出于这种考虑，笔者乐意把明朝末代皇帝十七年的政治生涯重现出来，把十七世纪上半叶那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匆匆过场的这位悲剧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示出来，让读者从现世的喧嚣繁忙中捕身出来，去品味三百多年前发生在紫禁城里的一段往事，或许并非无益之举。

崇祯皇帝在间王进京之际仓促吊死于煤山。自从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来，人们把这个人物当做农民革命的对立面，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评价。本书无意于写什么翻案文章，只是对以往过于简单化的评论模式表示些许质疑，以为不必意气用事，汲汲于贴标签，而应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地再现那一段历史，非黑即白的形而上学判断应予摒弃。作为现代人，去评论明清鼎革之际的这位君主，似乎可以超脱一些，不受各种非历史因素的干扰。这样，庶几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写完这本书之后，感慨良多。倒不是有感于传主命运的坎坷，而是有感于我所从事的专业历史学每况愈下的境遇。

不管社会如何看待历史与历史学，我们自己不能消沉，要深刻地反省自身。在缅怀辉煌的过去的同时，不能不承认史学存在脱离社会的潜在危机，由来已久。这种危机并非中围所独有。据史学史专家的考察，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中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愈来愈注重于深刻的分析，为此引进了各门学科的方法，从而使它变得日趋深奥，轻视或鄙弃传统的方法——记叙与描述，结果把活生生的充满人类丰富多彩活动的一幕幕活剧写成了抽象的社会蓝图或数理模式，历史著作成了不受公众喜欢的枯燥乏味的冷冰冰的“砖头”，失去了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失去了读者。这种情况，已经引起明智的历史学家的警觉，于是不少人喊出了“复兴记叙体”的口号，引人入胜的事件和人物重新受到重视。这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其实，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何尝不是如此，它们的许多篇章可以与脍炙人口的文学大师的散文佳作相媲美，读来朗朗上口。有意思的是，当代美国的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所写的一系列叙事史作品，好评如潮，道理也在于此。从他的汉名中，人们依稀可以窥见这位西方学者对司马迁的景仰之情。而我们自己却淡忘了这种优良传统，实在令人遗憾。

成功的历史学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侧面的。著作等身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 Ranke)深有所悟地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史实等方面来看，史学是科学，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而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在他之后的英国史学家马考菜(Thomas Macaulay)的作品以叙述生动细致著称，无论是叙述事件或是描摹人物，都能栩栩如生、扣人心弦。他曾经说过，历史著作应该让我们的祖先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装束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他的著作特别注重形象生动的细节描写，兴味盎然。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屈维廉(George Treve Lyan)一生写下大量文笔生动、受人欢迎的作品，继承了“文学史学”的传统，追求一种美、一种趣味、一种联想。以描述见长的屈维廉的历史著作，读来犹如生动流畅的散文，既可以研究为目的阅读，也可以欣赏为目的浏览。

有鉴于此，我在写历史人物传记时，尽量避免以往一些通史、断代史、专史著作中那种刻板沉闷、令人望而生畏的章法和笔法，追求一种生动活泼的叙事史风格，注重情节、对话，注重形象、具体，使一般读者能轻松自如地读下去。先前在写《万历传》时已注意及此，此次写《崇祯传》力图更理想一些。

写历史人物传记，与写一般历史著作明显不同之处，是必须树立传主的形象，刻画人物的性格，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地写成一笔流水账。古希腊传记体史著奠基人普鲁塔克(Plutarch)在他的名著《亚历山大传》序言中，曾经这样透露他的心得：“我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书，而是一部传记。一些小小的行动及语言，常常比大事件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性格。正如画家画一幅肖像时，他只抓住脸庞和眼神，几乎不考虑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也把大事迹或战争部分让给他人去写，我只写人物心理方面的特征，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或描写每一个英雄或伟人的传记。”笔者以为这是值得借鉴的传记笔法。当然，帝王并非个个都是英雄或伟人，但关于他们传记的写法，则大体是有共同之处的。话虽这么说，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相当的功力和识见。多年来形成的同定程式、习惯困扰着自己的思绪，要追求一种新颖的章法和笔法，常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时不时地流露出为旧传统所束缚的痕迹。本书想写得洒脱一些，似乎未必尽如人意。这大概也算是积重难返、积习难改吧！

写历史传记，并非文学创作，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朴学古训。然而在写《崇祯传》的整整三年中，我始终感受到作家们所说的“创作冲动”，那并不是“塑造”这个人物形象的冲动，而是恢复这个人物本来面目的冲动。阅读了数以千万字计的历史资料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对长期以来各种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史家们不太公正客观的评价，深感不满，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三年时间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东西，当然谈不上一气呵成，但我写每一章每一节时都有一种新鲜感，想写出一点对历史的新思索，写出一个有别于以往史著中流行的反面人物的形象，努力使人们对崇祯皇帝的认识向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大靠近一步。人们对以往历史的认识，正如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一样，有待于不断深化不断更新，这是一个漫长的永无止境的过程，每一代人都应在这个过程中作出自己那一份努力。

《崇祯传》是在完成了《万历传》之后写的，积累了经验，写得比较自如。不过认真计较起来，崇祯朝的历史要比万历朝的历史难以研究，最显著的原因就是没有完整系统的《实录》可以利用，只有一点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而又极其简略的“长编”，要把崇祯一朝的史事整理清楚，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顾诚教授曾对我说，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确实是深知其中甘苦的肺腑之言。另一个显著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正好处在改朝换代之际，正如汤因比(Amold J.Toynbee)所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新王朝建立者对这一段新旧交替的历史的诸多方面，作了或多或少的掩饰、歪曲。到了清末民初又一个改朝换代时，那些激于义愤的史家们又一次从另一个角度使这一段历史蒙上一层感情用事的色彩。这就为研究晚明史与南明史带来了困扰和迷惑。大的框架当然是明白无误的，但一涉及某些历史细节，往往需要从爬梳与考订史料人手。我利用了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还有不少难题，需要自己花工夫搞清楚。因而拙著达到的只是一个有限的高度，没有也不可能穷尽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部史料，没有也不可能解开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疑案。

当拙著撰写过半时，见到了辽宁教育出版社“明代帝王系列传记”中张德信、谭天星两位先生合著的《崇祯皇帝大传》，深深地为他们新颖的构思、思辨的笔触所折服。好在这个人物与这段历史极其丰富多彩，复杂曲折，各人的视角不同，对史料的理解、剪裁、取舍也自然而然地不同，虽然都是为崇祯立传，写出来的东西却毫无雷同感。我和张德信先生是熟识的朋友，但没有为写此书而作过一次商议，两书的各不相同并非刻意营求，实在是“不谋而异”。于此我再一次领悟到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可穷尽性，同一对象由不同作者写出来可以是各式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晚出的拙著并不会失去它自身的价值。

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子立于上十有七年……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张廷玉(《明史》总纂官)

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孟森(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