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为美国传教士、外交官的作者在中国居留期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考察后的深入思考写成的，其内容涉及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向富有思想和公正思考的公众提供一些相关的历史片断，并且试图解释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某些势力和影响力，以便让读者有机会认识到，某些事件和西方国家的某些政策路线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有多么的大。

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原名切斯特·何尔康比，何天爵是他的中文名。他1869年来华，在北京负责公理会所办的教会学校，1871年辞去教会职务，先后任驻华使馆翻译、头等参赞等职。曾参与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还参与起草了1882年美国和朝鲜签订的条约。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期间他曾接待陪同，在处理美国侨民在华经济纠纷和教案方面不遗余力。1885年回美国。1895年出版其颇具影响的《中国人本色》一书。

本书是何天爵根据他本人在中国居留期间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考察后的深入思考写成的，其内容涉及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何天爵对于中国问题的全面深刻认识是少有人能与之比拟的。

前言

第一章 一些严重的错误

第二章 中国人的性格

第三章 中国文人

第四章 中国社会

第五章 中国的陆军和海军

第六章 传教士

第七章 在中国的外交使团

第八章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

第九章 鸦片

第十章 外来侵略

第十一章 瓜分中国

第十二章 中国的改革

无知总是麻烦之源，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评论。基于可怜的知识和大量的想象而得出的关于民族或种族的观点和意见在小说中或许是无害的，但当它们作为交流和实际关系的基础时就会变得危险了。相互的误判、不公正与敌意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称呼一个中国人为野蛮人要比理解他来得容易。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眼睛的形状和位置都很怪异，他们用筷子吃饭，把头发编成一条辫子，在裤子外面穿衬衣，这些都被作为使用无礼措辞的充足依据。然而，中国人既不能塑造又无法放置自己的眼睛，而我们自己的祖先也像他们一样束发和穿着。上面提到的相关服装打扮也与道德、智力或宗教无关。因此这些气量狭小的辱骂很大程度上是无知的结果。

在更为重要的问题上，对中国人的误解、对中国人心态的错误看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人的错误判断和错误行为，是很大一部分中西摩擦和冲突的根源。有些人不承认中国人拥有可以鼓舞和主导世界其余部分的精神、动机和感觉。中国人往往不被赋予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待遇。他们不像其他人一样能得到同等的忍让和体谅。基于纯粹自私原则行动的各国政府，反对并且多次以武力压制了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抗行为。某些人和某些政府对于最终后果漠不关心，只顾他们的当下利益。但是民众更愿意公正地思考问题，无意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中国。不仅如此，他们还甚为明智地接受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伤害不可能使任何其他个人或民族持久地获利。

误会应当消除，错误的印象应当纠正，真相应当大白，中国政府和民众应当得到更好的理解，这些在今天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如果继续沉溺于无知，其代价太过高昂，也未免太不明智。双方有许多共同的联系之处和共同利益，从中可以产生正确的相互理解。相比军舰和炸药，公正的判断和越来越多的尊重更加有助于推进各种正当形式的交流和商贸。西方世界可以通过真诚地理解中国来最好地帮助中国理解西方世界。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帝国正处于长期的暴政和无政府状态之中，那他就错了。虽然有因为地方官员的无能和残暴以及民众的迷信或无知而偶然引起的地方动乱和起义，但是帝国作为一个整体是宁静而平和的。它有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它们获准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并且管理得井井有条。中国人既非在可见的重负之下呻吟，也并非在与不受欢迎的暴政斗争。不管政府制度可能有何种缺陷，每个中国人自身都对这些缺陷负责。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因而很少反对制度，尽管他们有时会奋起抗议他们所认为的行政过程中的滥用权力或玩忽职守。在这种制度存在的漫长岁月中，或者是中国人已经按照制度塑造了自身，或者制度本身就是中国人性格的自然结果。不管是哪种情况，政府的能力获得了中国人完全的赞许。

实际上，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少受到控制。只要他们交税并且不违反道德法规的要求，他们就不会受到当局的打扰。在美国和欧洲司空见惯的千百种官方的检查、干涉和勒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其中的一些或许被不明智地引入了，但是中国人从未受到它们的支配、困扰或折磨。中国人忠于法律，喜爱良好的秩序，这是出于他们的天性和教育。孔子的教义以及明君康熙(Kang Hsi)的圣谕在全国各地被传授给每一个臣民，这些文献具有巨大的和重要的影响。关于中国人守法性格的证据，我们可以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尽管面对强烈而普遍的仇外情绪，外国人多年来还是可以不受保护地独自在帝国的每一个地区旅行，并且几乎总能得到礼貌、文明和友善的对待。如果中国人的仇恨相应地存在于美国，那么他们又能在多长时间内和何种程度上谨慎而安全地漫步在我们的大城市和农村社区呢？另一个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事实补充了这方面的证据。移民到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几乎清一色地属于其民众中的最低阶层，他们在故乡通常被描绘为“半渔民半海盗”。然而，对美国城市的刑事记录和警方记录仔细查看显示，妨害治安的中国人的比例比其他任何我们从中所能看到的外来民族都更小——相对于这个种族居民的总人数来讲比重较小。

中国人并非昏昏欲睡、软弱无能和冷漠无情。但是，他们或许过分坚持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待一切事物，以自己的方式研究它们，并且坚持自己做出决定，不管这些事物对他们是否有价值。他们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千百年前就已经确立并且充分调整和具体化了。我们的这些制度几乎每天都在改变和发展。或许，当他们看到我们如此迅速地放弃这些制度并代之以未曾尝试过的新制度，我们就不能期望他们毫不犹豫地主动接受我们的制度。他们的生活模式也比我们的生活模式更加简单与平和。他们憎恶被西方人称为生活的那种无休无止的混乱状态。换言之，如果忽然被投入这种状态之中，他们就会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对它进行强烈批评。

与此同时，中国人在其他方面却很容易认同西方人的理念和方式的优越性。他们极为憎恶任何对他们指手画脚的企图。但他们却很乐于在渴望建议的时候询问建议，只是保留了根据自身的观点和判断来消化、使用、改造和拒绝建议的权利。他们不会允许外国人控制或插手他们的事务。不管要做什么，他们都决心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亲手来做。

就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大多数在帝国拥有利益的外国人正为着相反的目的而工作着。持续的摩擦和大量的愤怒情绪就是其结果。中国人相信，外国人正在为了外国的利益和权益而寻求对帝国的考察、开发和重建。他们决不会赞同任何此类行动，并且在今后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它。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民众都必须反躬自问，在外国人的这种持续而公开推行的战略之下，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这样就能理解中国人的情绪了。毫无疑问，很大一部分外国人的动机就是如此。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公认。想从被剥削的种族那里获得任何对这一动机的认同都是不通情理的，也不能期望他们对这一图谋有任何超乎寻常的适应能力。当一定量的开拓和发展完成之时，当中国人已经能够从外国人的口袋和金库里将这些成果转移到他们自己的腰包里时，就会有人幼稚而荒谬地抱怨“中国的开放主要使中国人获益”。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呢？他们的计划引起这些非其所愿的和始料未及的结果，因此明智的人们发出了呼吁，并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专门批评了他们自己的政府。

中国人不是小孩子，这样看待他们或对待他们都是错误的。很少有哪种行动方针比凭借欺骗诡计或者以任何方式利用他人的无知来达到目的的图谋更能迅速挑起强烈的敌意。只需要引证少量的历史就可以展现出这一点。大约二十五年前，许多渴望着在中国建设铁路的外国商人决定修建一条上海至吴淞长十二英里的示范铁路。他们相信，如果中国官员和中国民众有机会看看和检验一下这种交通方式的价值，他们的反对声就会消失。他们的目的是值得称赞的，而他们的手段却是不明智的。在组织起一家公司并筹得了必需的资金之后，他们向中国当局申请允许在被提议的线路上修建一条马拉的铁路。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大量的通信之后，当局发出了许可，双方都特别清楚地表示只可以使用畜力，蒸汽的使用被明确禁止。然而，计划推行者们的目的是修建一条窄轨蒸汽铁路，他们照此进行，丝毫不顾之前的信誓旦旦。他们很清楚地知道，没有哪个中国官员和帝国臣民会从建筑过程中的怪异之处觉察出他们正在玩的把戏。只有当看见蒸汽机车的时候，他们才能分辨出它和马匹的区别并且发现他们受到了哄骗。握有权益的外国人相信，他们的劝说能力以及既成事实对官方意见的强制力可以确保铁路的建设。他们显然对中国人的脾气所知甚少。

……

P1-4

有一条厚道的生活规则，它让我们从最好的方面看待每个人。比较明智和保险的做法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彻底地研究每一个个体，然后公平地处理良好的性格特征和不良的性格特征，‘把处理的结果作为判断和行动的基础。同样的规则可以安全无虞地扩展，对于一切国家和民族都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用于别的目的，这条规则将能够帮助我们判断并矫正无知的偏见和最普遍的错误。

“缺席者永远理屈(Les absens ont toujours tort)”。这句法国名言很有说服力，并且有广泛的适用范围。很少有人公正地讲述缺席者的故事，导致特定行为的动机和原因很少大白于天下。由于误传和疏忽，人们的看法总是不利于他们。这一通常的实践原则不仅适用于人类家族的个体成员，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和种族。

中国人——不管这一术语是用来指称个人、民族还是国家政府——在其中受害不浅。他们在过去就是“缺席者”。我们只需要瞥一眼每天的通讯专栏，或者阅读一些更为严肃的期刊文章，就会意识到那句法国名言放在他们身上是多么贴切。任何说法，任何故事，不管有多么语无伦次、荒诞怪异或自相矛盾，只要它们是在说中国，就会得到普遍接受。如果把《格列佛游记》、童话和《胡巴德大妈的狗》(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othPr Hubbard’s Dog，英国一首家喻户晓的儿歌。——译者注)拿来与当下关于中国的故事相比较，它们就都成了最平淡无奇和最单调乏味的平常散文。

他们不仅仅是在用以消磨时间的故事和小说描写中才受到损害。在最为重要的事务上，在那些决定战争或和平的事务上，在那些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事务上，中国人都是“缺席者”，根据他们子虚乌有的说法或者根据他们的敌人们的说法，他们被判定为有罪。因为至少直到最近，中国人还保持着沉默。他们无法或者不敢在西方世界的民众面前为自己辩护或坚持己见。他们认识不到这群人拥有控制和指导政府行动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操纵政府。因此，一切都不利于他们。

举例说来，如果把这些事实准确清晰地告诉公正慷慨的英国民众；如果他们知道中国人受到误解的原因；如果他们都熟悉了帝国政府的观点、抗议、呼吁和强烈的反对声；如果他们理解了派遣到中国去的英国土兵和英国战舰的无耻企图——如果他们能看到所有这些，他们是不可能允许他们的政府继续从事鸦片贸易并对中国做出如此残酷的错事来的。然而，中国是“缺席者”。她向公使们发出呼吁，他们对呼吁和抗议置之不理。当需要向更广泛的听众申诉时，她却保持着沉默；她本应当向君主背后更高的力量发出呼吁。

中国的政治家们喜欢说“中国是一条沉睡的巨龙”。最近的中国也许并不是这样，而是一条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和困难的巨龙。她长时间处于现代生活的急速旋转之外，但是现在正逐渐卷入其中，她还没有适应形势或者意识到形势的需要。她只能以一种世界无法理解的语言发出抱怨。

已经有太多的作品从单纯的外人立场出发描写中国。书架上的书(特别是英文书)全都在详细精巧地讲述中国人需要什么、中国人想要什么以及对中国来说什么是最佳的，其唯一的目的却是增进英国的商业利益并且阻碍俄国人以及其他列强的图谋。但是对于中国的真正需求，知识界却明显地保持了沉默。不用说，那些书是为了替某种外交政策辩护或者与之合作而写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它们中很少有公正和公平的。它们的写作目的既不是为了描绘帝国民众的所感所欲，也不是为了描绘他们说了些什么。它们既不从本地人的立场上也不从外国人的立场上对任何问题得出宽泛和一般的观点。相反，一切都集中到一个单一的观点以及外国人的利益和好处上来了。  正如当下的形势所显示，最为不幸的结果发生了。一场风暴、一场火山喷发、一场地震(或者可以用其他可十白的名称来称呼)正在中华帝国突然爆发为可十白的行动，伴随着无可名状的恐怖与痛苦。成千上万无辜无助的男女老幼遭到了杀戮。已经有数以亿计的金钱在野蛮的暴行和镇压中被耗费，没有人能看到终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正命悬一线。

在这个交流迅捷和信息普及的年代里，当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一切的时候；当世界上的每一处角落和缝隙都已经受到入侵和开发的时候；当书刊和报纸的洪流已经遍布世界的时候；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不再需要猜测，人民已经将目光投向火星和其他星球的时候——就在这样的时代中，当一个巨大的民族突然起义并狂热地挑战所有西方国家的时候，面对如此可十白的灾难，西方国家中最睿智和最消息灵通的人们在震惊中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一切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然而，只要对过去六十年中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和变化有一些公正的认识，只要对中国的历史稍加熟悉，外国人就不会对事件爆发的原因感到惊愕，只会对它为何姗姗来迟感到惊愕。并且，如果他们早一点得到这些公正的信息，事件的爆发或许已经从根源上被制止了。

本书的目的是向富有思想和公正思考的公众提供一些相关的历史片断，并且试图解释在中国发挥作用的某些势力和影响力，以便让读者有机会认识到，某些事件和西方国家的某些政策路线对中国人造成的影响有多么的大。在此过程中，本书也许能为判断和决定真实的中国问题提供一些较为明智和较为可靠的依据。

本书不为任何人(尤其是中国人)辩白和辩护。它陈述的是事实，其中一些虽然是直白和不留情面的，但是应该既不夸大也不隐瞒地说出来。它并不是为中国呼吁，而是为公平竞争呼吁。

何天爵

1900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