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5—1965)，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蒋廷黻以学者身份从政，长期身居高位，又有学者的识见和湖南人的鲜明性格，所以他的回忆录语言平实，见解泼辣，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很有研究和出版价值

《蒋廷黻回忆录》绝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头讲章，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中国近现代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平实生动，历历在目，极富可读性。

此回忆录是蒋廷黻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的自传体中文译本。可惜只完成了一半，作者即病故。《蒋廷黻回忆录》仅仅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抗战以后的部分未能展开，给读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留下了永远的遗憾。1979年，此回忆录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长沙岳麓书社再次出版，长期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蒋廷黻回忆录》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由于习惯和历史的原因，某些译名如“斯大林”译为“史达林”，“拿破仑”译为“拿破苍”等，编者在编辑的过程中采用了读者耳熟能详的译法。

译者序

第一章 我的先人和老家

第二章 家人和邻居

第三章 启蒙时期(一九○一-一九○五)

第四章 新学校、新世界(一九○五-一九○六)

第五章 教会学校时期(一九○六-一九一一)

第六章 留美初期(一九一二-一九一四)

第七章 四年美国自由教育(一九一四-九一八)

第八章 赴法插曲

第九章 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

第十章 革命仍须努力

第十一章 国内游历(一九二三-九二九)

第十二章 清华时期(一九二九-九三四)

第十三章 “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

第十四章 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一九三四-九三五)

第十五章 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一九三五-九三六)

第十六章 出使莫斯科(一九三六-九三七)

第十七章 战争的考验

编后记

在当时，牯岭是教士们在长江沿岸的避暑胜地。那里有许多教会活动。如青年会、救世军等。当时最负盛名的牧师是丁丽美(Ting Li-mei)，山东人，极有口才。林格尔夫人安排我和丁牧师单独会晤。在青年会的各项聚会中，有很多人去传教。我特别记得布克曼(Brockman)和罗勃森(Robetson)两先生。他们联合证道。我当时感到很大压力，但我却没有受洗。

是年夏，我和马丁(Martin)小姐交换课程。她和林格尔夫人住在同一房子里，是一位教会工作者。她教我英语，我帮助她学中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研究什么。我们只是讨论一些普通事物。讨论时，我们不时谈到革命问题。林格尔夫人对此也极有兴趣，往往和我们在一起谈。她认为革命很危险，往往建设少破坏多。她晓得中国南方的革命风气比北方重，但她大胆的说：“在中国历史上，南方从未战胜过北方。”我无法反对她的见解。但我对她和马丁小姐说，中国实在需要革命，而且革命就要来到，同时结果一定会成功。这仅是一个武断的说法，当时我是否提出合理的论证，如今已记不得了。我和她俩虽然辩论过这个问题但并不认真。可能我只是为辩论而辩论。是年夏季我令林格尔夫人很失望，因为我始终拒绝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

一九一一年秋学校开学不久，我们听说两湖总督衙门所在地的武昌已经发生革命。我们获悉满清官吏逃走，革命分子兵不刃血而轻取了武昌和汉口。我们在湘潭所听到的实在是过分简单了。事实上，革命分子虽然胜利，但也付出了代价。

约一周后，长沙也起了一次骚动。接着，校中谣传革命将波及到湘潭。益智的学生有时也谈革命，但我们承认我们不了解革命是什么东西。我们要到城里亲眼去看看革命的真象。当我们要到大街时，正好看到一群暴民从城南县府所在地冲到城北的大街。满街都是人，从南向北冲。不到十分钟，人群经过我们站的地方。我们决心跟在人群的后面，随他们到城北去。正当此时，我们发现四周的人越来越少了，不久，就只剩我们自己了。路不远处，我们看到一匹死马，我们大家上前围观，彼此互问：“这就是革命吗？”我们问商店老板革命群众怎么样了。他们耸耸肩表示和我们一样也不知道。我们回到学校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

约一个礼拜后，林格尔夫人对学生们说，恐怕革命后要有一段混乱期间，为了安全，她决定关闭学校。她要我们暂时回家，她也要暂返美国。这些话对我们实在是一个大打击。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我当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静待革命过去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

当我告诉林格尔夫人我的想法时，她问我：“你家人同意你随我到美国去吗？他们能供给你必需的费用吗？”我非常高兴她这一问，因为这说明她同意我的计划。只是有些枝节问题尚待解决而已。我对她说，首先我要到靖港去征求家人的同意，然后准备必需的款项，随她赴上海。

一九一一年秋，碰巧我伯父和父亲都不在店中，二堂兄主持店务。我向他提出请求，他问我需要多少钱。他的反应我也感到很高兴，这无异是说明大原则他不反对了。我请求他给我三百银元。他说他将为我设法，只是当时店中稍有困难。四五天后，二堂兄告诉我他已筹到一百九十元，当时约合一百二十美元。我带着一百九十元返湘潭，几天后，我随林格尔夫人顺流而下赴上海。

抵上海后，又做赴美准备，如出国护照、衣服、船票等。不意，这时林格尔夫人突然宣布她改变计划，中止返美，她要回湘潭继续办学校。她说她过去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已经过去了，中国革命不会像美法革命那样久。她对我说：“你最好跟我一起回湘潭。”

我当时想：就赴美留学的路程说，走到上海已经是一大半了。我不能回去。不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国。林格尔夫人并不想劝阻我，但她指出我带的钱太少。不过她又说：“如果我能找到朋友借钱给你，你想你家人能还给他们吗？”我没有理由怀疑家人不偿还这种债务。在我整个读书过程中，家人都是尽量帮助我鼓励我的。终于，林格尔夫人请湘潭医院的杜克尔博士借给我大约八十美元，她又请青年会的干事在旅途中照顾我，并在初抵美国时帮助我。于是，一九一二年元月中旬，我买了一张三等票搭乘“波斯”(Persia)轮前往美国旧金山。

我应该再补充一下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念书时的最后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问题我是从未考虑过的。我当时十六岁，对基督教的教义知道的很少，而且成为基督徒的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已有五年之久。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宗教。经过这一番推理，我最后终于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经过。P45-47

蒋廷黻先生早岁留美，归国后从事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与教学，与胡适之、傅斯年、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介绍西洋新思想、新观念，评论中国时政与积弊，为早期提倡中国现代化的功臣之一。其后从政，出任外交官及台湾“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等职，是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誉为“国士无双”实不为过。

一九六五年春，他从“驻关大使”任内退休，原计划重回学术生涯。首先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口述其一生治学从政经过，以便编印回忆录；然后拟回台定居南港，从事其中国近代史之撰写。惟在哥大口述回忆录仅完成三分之二时，即患癌症逝世。其已完成之回忆录，共分十七章，计自家世、童年、求学、留美、随劳工团赴法、哥大读书、南开及清华大学任教、《独立评论》种种、赴莫斯科考察、从政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任驻苏大使及抗战期间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等章，娓娓道来，亲切可读，无一不与中国近代史有关。惟最感遗憾者，即蒋氏战后出任救济总署署长、在联合国十五年以及晚年“驻美大使”任内之经历，则付阙如。

回忆录中部分人名地名，译音未必正确，且以蒋氏亦已作古，无从查询。故凡译者认为存疑者，均于译文后加注原文，读者如有指正，当于再版时修正。

译事本难，兼以才菲，舛误难免，尚望读者先进不吝指教为幸。

译者谢钟琏谨识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十五日

蒋廷黻(1895—1965)，中国历史学家，民国时期外交家。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12月7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一个中等家庭。父辈崇奉儒家思想，认为“学而优则仕”是千古不变的定律，蒋廷黻六岁即被送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蒋家毅然决定让子弟接受新式教育，于是十岁的蒋廷黻人长沙明德中学，次年转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湘潭益智学堂。在这里，蒋廷黻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思潮的冲击。

近代湖南开风气之先，文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美称，武有“无湘不成军”之盛誉。邵阳人魏源(1794—1857)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湘乡人曾国藩(1811—1872)以一介书生起家，秉承“男儿以无刚为耻”的信念，以学问和事功成就其“伟人”事业。稍后，湘阴人郭嵩焘(1818—1891)出任清政府首任驻英大使，遍游欧陆，屡次上书当局，建议不但可以学习西方的“长技”，更可采纳借鉴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全面地“走向世界”。数十年的潜移默化之功，使湖南学风大盛，风气大开，涌现了谭嗣同、陈天华、黄兴、宋教仁、蔡锷等大批仁人志士。一时之间人才鼎盛。当时的明德中学流行这样一句话：“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蒋廷黻在这里受到激进思想的熏陶，逐渐形成了近代的“国家观念”。

17岁时，蒋廷黻赴美求学，始为半工半读，后以成绩优异获湖南省官费资助，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预科(1912—1914)、欧柏林学院(1914—1918)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19—1923)，获哲学博士学位，全面学习西方文化。1923年回国，先后任天津南开大学(1923—1929)、国立清华大学(1929—1935)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研究，并着手大胆地改革旧的考据式的教学与治学路径，提倡多研究问题和方法，学问为现实服务，对清华历史系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蒋廷黻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他以当时首次影印刊布的清宫档案《筹办夷务始末》为基础编辑整理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下两卷)，并收购散藏于民间的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编辑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的《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同治五年以下未编成)。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蒋廷黻发现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结合时政，撰写了大量政论文章，阐述自己对内政外交的看法。  “九一八”事变后，基于国难当头的现实，蒋廷黻与胡适、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针砭时弊。他强调审时度势，反对在军事、经济、外交方面全无准备的情况下冒险出战。其主张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一致，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3、1934年，蒋介石两次邀蒋廷黻到庐山牯岭面谈。蒋廷黻以为政治是和学问一样清高的，自1935年始，他以学者身份从政，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救济总署署长等职。1945年被任命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1年11月改任台湾“驻美大使”(1965年4月离职)，兼任台湾“驻联合国代表”(1963年7月离职)。1965年10月9日病逝于纽约。

此回忆录是蒋廷黻退休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的自传体中文译本。可惜只完成了一半，作者即病故。本书仅仅反映了他前半生的经历，抗战以后的部分未能展开，给读者尤其是史学工作者留下了永远的遗憾。1979年，此回忆录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长沙岳麓书社再次出版，长期以来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本书以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为蓝本。由于习惯和历史的原因，某些译名如“斯大林”译为“史达林”，“拿破仑”译为“拿破苍”等，编者在编辑的过程中采用了读者耳熟能详的译法。

蒋廷黻以学者身份从政，长期身居高位，又有学者的识见和湖南人的鲜明性格，所以他的回忆录语言平实，见解泼辣，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很有研究和出版价值。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作者长期在蒋介石政府中担任要职，其政治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有对立之处。体现在回忆录中，有些观点是错误的，或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如第13章末原有约600字的文字描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根据地政策，明显不符合历史事实，此次出版时予以删节。

(二)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要员有过分推崇的描述。如称“中国乃至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一柱擎天的力量”。

(三)对一些历史人物与事件评价不当。如称义和团运动为“拳匪”：对鲁迅先生评价过低；将学生运动活跃的大学统称为“野鸡大学”；对“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爱国人士爱国动机的怀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观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说“我认为这种训练方法一定是一个幼稚的共产党人受了马克思教条的宣传的杰作”；说“只有用显微镜才能找到中国苏维埃化的条件”；认为苏联和纳粹之间存在相似性；对斯大林的评价；等等。  (四)第13章中，叙及作者本人及《独立评论》的其他作者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与罪行及中国所应采取的对策，明显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未能看清日本侵华的罪恶本质，也耽误了对日备战，历史证明是严重错误的，我们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以上(二)(三)(四)三个方面的内容，尽管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与偏差，但从保存文献原貌、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的角度出发。未予删改，希望读者能够正确甄别。另外《回忆录》中诬称我党为“共匪”、“匪”，将败逃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称为“中国”、“中央”、“国”、“国立”等，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用“民国”纪年的地方，书中一一加以校正。

此书绝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头讲章，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叙述中国近现代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平实生动，历历在目，极富可读性。

廷黻先生是一位学者、一位史学家。他当然对政治感兴趣，但不是一位政客。他有个性、有辩才，懂得灵活运用历史知识。

——杨西昆 蒋廷黻先生的专门助理

廷黻先生在那个时候可说为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新基础。他认为要做学问，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做起，例如研究外交史，他有一句名言，现在差不多大家都晓得的，他说，研究中国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外交大概还可以自己做主。但是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中国的外交，无论什么决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后的中国外交史，非参考外国的材料不可。

——李济 著名考古学家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开仓吐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

——郭廷以 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