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洲杂志社编著的《虚构（故事在黑暗中疯长中篇）》精选近几年《百花洲》杂志“领衔”“立场”“虚构”“叙事”“重建”“前世”栏目中刊发的短篇小说作品，汇编成册，总结了近几年中国各类文体的文学创作成就与风貌。在浩如烟海的文学创作中，编者们从作品的价值上反复斟酌，碰撞，判断，从而披沙炼金，把或感人肺腑或引人深思的，现实中受到普遍好评、具有广泛影响的，具有经得住时间考验、富有艺术魅力特质的好作品，评选编辑出来，以不负时代和读者的重托与期望，恪尽对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责任。本书将充分展示编选者视野的宽广、包容、博大，体现当下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是一部水准较高的集锦之作。

百花洲杂志社编著的《虚构（故事在黑暗中疯长中篇）》精选了近几年来《百花洲》杂志“虚构”栏目中发青过的中篇小说，汇编成册，《虚构（故事在黑暗中疯长中篇）》总结了近几年中篇小说的成就和风貌，其有广泛影响的具有经得起时间考验，富有艺术气息的好作品，评选编辑出来，体现当下中篇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马上生活

我们的底牌

遣送

足下

楝树墩

三个肥城人的秘密

军令状

你所不知道的

白光

学校对我们的欢迎宴，举行得稍嫌迟缓。但也很难说，这不是一种用心。校长姓张，祖上三代都在百节煤矿，因而被称为“老百节”，相当于土著了。城镇里的许多土著，都有些看不上外地人，但好职位大多被外地人占了，钱财也大多被外地人赚走了，土著的心里，不可能不起一点波浪，再面对外地人的时候，眼里有了光彩，只把不屑埋在骨子里，说话做事，都跟你保持着距离。不知道张校长是不是也这样。他有五十多岁年纪，体胖，个矮，脸庞宽大，不管说什么话，都像在跟人争吵。他多次到班上听我们上课，详细地做记录，但下来并不跟我们交涉。他也到宿舍看过我们，对李冬梅门上的那副对联，大加赞赏，听说联语是李冬梅自己编撰的，连声说：才女！才女！但他并没夸奖我的书法。学校还开过几次教职工大会，他跟书记坐在主席台上，从头至尾，都是他说，书记只是木头似的陪在他身边。每次开会，他都以这样的话结束：我们应该请一请新来的同志。

但说过就丢开了，直到两个月之后。

百节煤矿被群山围困，距达州市区有两个多小时车程。我大学毕业那年，分配到这里，任子弟学校教师。苦读十多年书，到头来，却落脚在比自己家乡还要偏荒的地界，心里并没觉得委屈。早就读累了，早就想奔向社会，挣自己的钱，过自己的日子。那时候，总觉得学生生活是被栅栏隔开的，逼仄、拘束，外面的世界却宽阔无边，有天高任鸟飞的感觉。更可喜的是，那年份到百节子弟学校的大学生，男男女女共有九个，且跟我一样，都是本科毕业，这夹皮沟里什么时候来过本科大学生？老一辈的教师，大多只有高中文凭，去井下挖几年煤，学校差教师了，便从他们当中挑选，选中了，即刻摘下矿灯，将镢头换成教鞭，这样都还凑不够数，还得从附近的农村招聘代课教师。现在突然来了这么多正正经经的大学生，矿上很珍惜，把一排早就不用的平房教室，用砖墙隔开，给了我们一人一个单间。单间仅六七个平方米，但在我们眼里已足够宽敞了；上初中以后，就过集体生活，哪怕大热天睡觉，也习惯把脸蒙住，保住一点所谓的私人空间，那真不是滋味。抓了阄，各人进了各人的屋，免不了一番收拾，把自己对生活的理想，都尽量外化，让人一目了然。因我练过书法，当然要写一幅字的，就用行李包装纸写，皱皱巴巴地贴在墙上，却也让刚刚粉刷过、到处都是石灰疙瘩的小屋，成了勉强可以安顿自己的地方。

我左边住的是男教师杨贵华，右边住的是女教师李冬梅，两人进到我的房间，见字写得不赖，让我帮他们也写一幅。李冬梅说，我不要你写在墙上，我要你帮我写副对联，贴在门上。言毕，她到矿区买了红纸，小心裁开，再送过来，同时送来的，还有她自撰的联语“马人遇蛇年凡谋不举命由天定嗟叹不已；风耳悟空音三思后行面从心生勤奋为怀”。我们毕业那年，属蛇，李冬梅的属相是马。  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容易满足。

矿区像山城样式，起伏不定。学校也是。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呈长条形立在丈余高的堡坎上，与新修的教学楼隔着一个空坝，因而很独立。平房前面又是堡坎，笔陡，高过屋檐，下面是条水沟，装了水泥做的洗衣槽。这里并不只是住着我们九个人，还有学校别的单身教师。我们来之前，他们住在矿上父母的家中，父母没在矿上的，就住在机修厂的工人宿舍里。总之，学校没有单独的房子给他们。现在沾了我们的光，也得到一个单间。他们住西边，我们住东边。更东边是一个小小的篮球场，空地上配了单、双杠等锻炼器具。每天清早，九个人中凡没有早自习辅导的，都到球场上去疯；晚自习下课后，便聚在一起，下棋，谈天，打扑克。反正学生都是矿区孩子，不住校，随你把屋顶闹翻，也没人管。住在西边的教师，同样不管。西边总是静悄悄的，门窗紧闭。

有时候，在屋子里闹不过瘾，就相约去矿区喝酒。学校没有食堂，像我们这种外地来的单身汉，早中晚三餐，都是到矿区食堂买饭。因每个时段都有出井的工人，食堂昼夜营业。但许多时候，我们都不去食堂，而是到食堂对面一家名叫“红光满面”的私人食店。食店老板是个年近六旬的妇人，每次去，都给我们讲她的女儿。她女儿姓朱，二十岁出嫁，生了两个孩子，小的那个还不满一岁，她就到成都一家庵里修行去了。说到这件事，妇人很是骄傲。她那两个外孙，六七岁的样子，圆头圆脑，偎在外婆膝问，听她讲母亲的故事，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们笑。

在成都那个清寒的庵舍里，姓朱的女子会忆起自己过去的生活吗？会思念她的孩子吗？每次听妇人讲，我们都会默想这些事。但酒没少喝，肉也没少吃。

只有李冬梅，她从一开始就流泪，直流到席终人散。她边流泪，边去抱那两个孩子。孩子不要她抱，把头钻进外婆的怀里，发出抗拒的声音。见此情景，杨贵华问，他们妈妈回来过吗？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妈妈抱吗？妇人说：嗨，咋不要妈妈抱？天远地远的，就扑过去了。我女儿回家，从不事先通知，可这两个小家伙头天绝对知道，夜里觉也不睡，把他们往被窝里塞，都犟着不肯，说等妈妈。果然，第二天清早，我女儿就回来了！

杨贵华眼珠通红的，盯住李冬梅笑，说你别自作爹情了，你没有慧根，你连孩子的那点儿慧根也没有，还是拿起筷子，端上酒杯，吃吧，喝吧！李冬梅却没动，两只手握在一起，松松地垂在腹部，明显有些不悦。她长得很好看，脸上和身上都很有肉，是丰肥的那种。

这种胡闹并没持续多久。表面上看，是因为李冬梅的情绪与大家不协调，因而总使聚会的气氛显得怪怪的，骨子里其实不是这样。当那股兴奋的劲头过去，我们发现，矿区实在太狭小了！这只是一个不成规模的镇子。从学校向西走，通过长长的水泥路巷道，再过若干稠密的人家，是一个灯光球场，最繁华的所在，都围绕灯光球场展开；所谓繁华，也不过是十数家店铺、酒楼、小吃摊和电影院，此外就是食堂、办公大楼、矿工宿舍。灯光球场总是闲置着，电影院里也老放那么几部片子。学校以北，耸立着一座浑圆的山体——卧牛山，机耕道上，自晨至昏，牛车拉着石头、煤炭、树种，叽叽咕咕地来往，人沉默，牛也沉默。山脚底下，是一些和矿区紧邻的散淡农田，农人在庄稼地里劳作，也跟大地一样沉寂无声。我们九个人，虽大多出身寒微，可毕竟去南京、西安、成都、重庆等大城市待过了四年光阴，城市的白天和夜晚，如一棵大树，枝叶伸展，铺天盖地，让人觉得生活从来就没有终止过。而在这矿区，白天似乎也就等同于夜晚，所见所闻，今天和昨天是一样的，明天也必定和今天一样。我们教的学生，都是初中生。这学校只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在刚毕业的大学生眼里，初中课本不就是些小玩意儿吗？学校要求备课，但我们都是在铃响之前，潦草地涂抹几笔，算是完成了备课的任务，随后就站到讲台上去。学生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那怪谁呢？只怪他们文化太浅，听不出我们的高深。

我们开始怀念大学生活。对大学生活的怀念，也就是对城市的怀念。到这矿山来，不是实习，不是支教，更不是旅游，它就像一枚图钉，把我们摁在这里，任随时光老去。这种觉悟，使我们心惊。那时候，周末只有星期天，星期天早上，整个矿区还只是一个淡青色的轮廓，我们几人就起床了，早饭也不吃，就到办公大楼前坐上了去市区的早班车。大半路程都是土路，颠簸晃动，尘土飞扬，加上车子破旧，黄雾被风吹打进来，嗓子眼里窜进一股土腥气，发痒。到了市里，脸上都被蒙了一层。州河绕城而过，去河边把脸洗了，像模像样地，再去逛大街、商场和公园。

达州只不过是川东北一座中等城市，人口仅三十余万，这时却显出了一种压倒的气势。

我们已经不是从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了，而是跟张校长他们一样，成了矿山人。——这时候，学校决定请我们了。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