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是作家蔡登山撰写的一本关于胡适生平的传记。蔡登山，一九五四年生，曾任教师、编剧等职。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出版有《人间四月天》、《名士风流》、《鲁迅爱过的人》等多部人物类专著。本书述论胡适与十余位男、女朋友，大时代风流人物之间的情谊，及对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影响。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五四运动旗手，更是现代中国文史哲学的领袖人物，影响极广泛的思想家，胡适(1891—1962)的生命与研究生涯走过近代中国最为动荡的半个多世纪，留下许多记录中国接受新思潮之轨迹与社会变貌的论述著作，以及珍贵资料。但胡适自己置身以至跨越这许多时代转捩点时的真正想法，他一生背负的“惧内”之名背后澎湃浪漫却常常乍现即收的丰富情感，他与互相激赏提携的文友后学间的交谊离合，却都销匿声迹在他那巨大的背影之中；或是落入由政治、性别与文化等意识形态所形成的误解迷雾里。胡适自己正是造成这些误解的系铃人，然而他也是最知情者，仅能通过文字聊表心迹。《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作者蔡登山)收录多篇有关胡适生平为学的相关记载，内容论及胡适与男女朋友、大时代风流人物之间的情谊，及其对胡适生平与思想的影响。透过重重迷雾，《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为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序一

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序二)

何处寻你(题记)

山风吹不散心头的人影

 ——胡适的婚外恋

逢人说项总关情

 ——胡适为爱呵护曹珮声的新证

师生之情难“扔了”?

 ——胡适未完成的恋曲

胡适也喜欢陆小曼吗?

 ——兼谈沪上两大名媛

胡适心中的圣女

 ——李美步

另一次近身的观察

 ——从章希吕的日记书信看胡适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从罗尔纲自传及书信看胡适

如此风流一代无

 ——胡适与丁文江

殊途同致终有别

 ——胡适与顾颉刚

莫谓书生空议论

 ——胡适与罗隆基对国民党当局的抗争

郭沫若亲吻胡适的前后

 ——-从“旧友”到“论敌”

预知婚变纪事

 ——胡适对蒋梦麟的最后忠告

要把金针度与人

 ——胡适与王重民论《水经注》

小说家与学者的邂逅

 ——当张爱玲遇上胡适

虽是如此，后来韦莲司被母亲从纽约召回康奈尔时，胡适就住进纽约韦莲司的寓所，此时胡适已转学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近一年的时光里，韦莲司居室的家具衣物、图书、画作，一如旧往地伴着胡适。一九一七年六月，胡适学成即归国，临别前胡适曾到伊萨卡看望韦莲司，两人不胜依依而别。一九二。年韦莲司再回伊萨卡，因为此时纽约达达艺术团体已散掉了，而父亲于两年前在古巴的哈瓦那猝死，年迈的母亲需要有人照顾。到了一九二四年韦莲司就任职于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部，并担任图书馆的管理员。

十年后(一九二七年)胡适赴美，两人重逢于伊萨卡，在这次重逢时两人理不束情，韦莲司说“一堵高不可测的石墙，只要我们无视于它的存在，它在一时之间就能解体消失。我无视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时空距离……”。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及九月二十四日，胡适则因访美的紧凑行程，只两度在伊萨卡与韦莲司见面。胡适在九月二十五日给韦莲司的信中说：“星期天美好的回忆将长留我心。昨晚我们在森林居按：旅馆)所见到的景色是多么带有象征的意味啊！那象征成长和圆满的新月，正在天际云端散发出耀人的清辉，美化了周遭。月光被乌云所遮．最后为大风暴所吞吃。风暴过去，而新月终成为满月。”而同天韦莲司给胡适的信说：“胡适，我爱你！……我是个很卑微的人，你应该爱我——有时，你的爱就像阳光中的空气围绕着我的思想。……要是我们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们会像两条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胡适在纽约旧地重游，他好生感慨，并写下一首感伤的诗篇：

四百里的赫贞江，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一九三九年六月问，胡适回到康奈尔参加校友返校活动，两人又见了一面。韦莲司还送了一个刻有胡适名字的戒指给胡适。一九四六年韦莲司女士退休。一九五三年七月六日，胡适和江冬秀到伊萨卡做客，住在韦莲司家，长达二十七天。一九六。年八月韦莲司卖掉了房子，移居西印度群岛的巴贝多岛，直到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去世，享年八十五岁。而胡适则于一九六二年在台北南港举行新院士酒会上，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七十二岁。韦莲司生前保存了胡适寄给她的大量书信，一九六五年她将这批她亲手整理的信件分批寄赠给江冬秀，目前存于台北胡适纪念馆。两人深情五十年的陈迹残影，后人可在信件中读到。

而胡适第二次进出爱的火花，是他和韦莲司在热恋之际，另一东方才女陈衡哲(莎菲)也留学美国，发现并爱上胡适。不同于韦莲司的是，这次是陈衡哲显得要主动得多了，虽然陈衡哲是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叔永)追求的对象，但由于胡适是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类拔萃的，而且到处演讲、发表文章，因此激起陈衡哲的爱慕之情。胡适自一九一六年十月起与陈衡哲通信，两人虽未谋面，但彼此“心有灵犀”，在五个月之内，尺素往返，胡适寄出的信不下四十余件。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胡适终于随任叔永去普济布施村(Poughke epsie)访陈衡哲，这是胡、陈第一次“碰”面，也是他们在美洲的唯一一次。

在这之前的四个月(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胡适收到任叔永寄来陈衡哲所写的两首诗《月》、《风》后，将诗抄录在日记中，并写道：“叔永以两诗令适猜何人所作。适答之日： ‘两诗妙绝。……《风》诗吾三人(任、杨及我)若用气力尚能为之，《月》诗则绝非吾辈寻常蹊径。……足下有此情思，无此聪明。杏佛有此聪明，无此细腻。……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其陈女士乎？’”才堪咏絮、冰雪聪明，当任叔永把此信转给陈衡哲看时，陈衡哲在心中能不暗暗地把胡适“视为平生知己”乎？也因此当任、杨(杏佛)、梅(觐庄)、朱(经农)都反对胡适搞文学改良、写白话诗时，真正响应他的就只有陈衡哲一人，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载一九一七年出版的第一期《留美学生季报》)，同时期她也写了不少白话诗，很可能陈衡哲真有雄心为新文学开路；但她见到胡适给众朋围剿，特地试写些白话诗、白话小说，助他一臂之力，以取悦于他，这也是大有可能的。

一九一七年底，胡适和江冬秀结了婚，从此陈衡哲死了心。一九二。年夏天，她在修完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后，就返国任北大女教授之第一人。同年秋天与任叔永结婚，她原抱“独身主义”(现在得知，那只是一句遁辞而已)，在心仪之人已婚，又感于任叔永穷追不舍，再度远赴美国，三万里求婚的诚意，两人终成秦晋。而胡适在“朋友之友不可妻”的强烈道德观念下，使得这有可能点燃的火苗再度熄灭。虽然后来胡、任、陈成为挚友，但在胡适的心灵深处却无法忘怀这段情。他在为所生爱女取名“素斐”，便是明证。一九二一年叔永、莎菲也得一女，胡适有诗相贺，诗云：“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三个朋友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诗末的注，说得明白极了，胡适以女儿的名字，作为对莎菲的爱的一种纪念！P18-21

蔡登山先生近作《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即将出版，他坚持要我说点什么。自知学浅，加之，小病初愈，故颇不敢应命。但蔡先生与我可算是老朋友了，不便固辞，只好勉强说几句。

近三十年来，胡适研究在华人地区以及美国都颇兴盛，出版物几不可胜数。尤其在国内，甚至有“显学”之称。但大家的关注点是有区别的。总的说来，在国内，因有上世纪五十年代对胡适的大批判，胡适完全被否定，以致至今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胡适仍是所谓“反面人物”。故研究胡适的多数学者乃着力于从各个方面，包括思想、政治、学术、教育、文化等，揭示胡适的真实主张及其实际贡献，以还胡适的本来面目。在海外，虽然也有与国内学者相近的关切，但比较多的注意胡适的社会交往和他从前不大为人所知的感情世界。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因受新儒家的影响，着力于批评胡适的思想与学术。

蔡先生的书属于第二类，即主要探究胡适的社会交往及其丰富的感情世界。蔡先生书中谈到的十几个题目，虽然从前都曾有人谈过，但读了蔡先生的文章就知道，他在所有这些题目上，都独立地下了大功夫，材料更充实，更详尽得多了。而且蔡先生有特殊的禀赋与训练，他的文章，使整个故事的轮廓更显完整，情节更加连贯，场景分外鲜明，所以读来特别生动而亲切。文中每涉及一个人物，他都会努力查明其身份、来历，交代其与中心人物的关系。这显然是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做到的。蔡先生钩稽史实，贯串情节，善用掌故，讲求布局与结构，使他这本研究胡适的书格外有魅力。他的研究方法和表达方法是很值得敬佩的。

从前有所谓“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的说法。这种说法不能说它完全没有道理，但切不可绝对化。像胡适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特别在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等方面发生极大影响的人物，研究者自然首先应该关注到这些大的方面。但一个人总归有其属于纯粹个人的一些东西，要充分地、全面地、细致地了解一个人，自然也不应完全忽略这些东西。片面强调一个方面，忽略甚至排斥另一个方面，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应当追求的，也许可以说，识其大者，不遗其小；识其小者，能因小见大。这说的是追求的目标，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愿大家共勉之。

谈及纯粹个人生活的领域，因其本来具有私密性，所以往往容易刺激人们好奇的心理。基于此种心理，人们对于各种未曾闻见的故事，常取宁信其有的态度，以此，稍不慎，难免厚诬古人。举一个例子，在许多人的文章里都说到，一九二三年，胡适与曹诚英相恋时，曾向江冬秀提H{离婚，江冬秀操起剪刀，要杀死儿子和自己以为抗议。这个故事唯一的来源，是石原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回忆录《闲话胡适》一书。写此书时，作者年事已高，其回忆未必都是可靠的。我历来主张，回忆录的叙述，只可供参考，只可作辅证。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以回忆录的说法，一种孤证，即认为事实，是不够慎重的。对于石原皋的上述说法，我一直采取存疑的态度。大家知道，胡适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他与江冬秀结婚，本身就是基于深固的理性选择。他在一九二一年同他非常信重的长辈朋友高梦旦先生谈及他的婚姻时，曾说到他的这桩婚姻对他本人具有不寻常的社会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要抛弃江冬秀，对他同样会产生不同寻常的社会影响。以胡适为人处世的一贯作风，对于离婚一事，是决不会轻做决定的。再说，石原皋是胡适的远房亲戚，年龄上属于幼辈。胡适不至于太不检点，竟在一个幼辈亲戚面前与太太演出一场离婚的闹剧。所以，我觉得，石原皋之说，甚不可信。

我举此一例，是想说，研究胡适的私人生活方面的事，研究其感情世界的事，也一样应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无征不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我是看到蔡先生书中，似亦采信石原皋的说法，遂忍不住借此机会表明我对这种说法的态度。蔡先生对于人物研究，极具特长，其未来成就，正不可限量，因有厚望，故不避责备贤者之议，而连带及此，尚祈蔡先生及读者谅之！

二十十八年四月四日于北京太阳宫寓所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