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陈望道的博学多才和循循善诱，他主持的中文系，教师教学积极民主，学生学习主动自觉，学术研究非常活跃。仅研究文学艺术的学术团体，就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诸如进行文学研究的青凤文学会(1923年11月成立)，“如凤鸟一样地在春木中燃烧”，“希望将来的美丽和永生”；从事文艺研究的湖波文艺研究会(1923年12月成立)，“希望‘湖波’一天天地变成大浪，荡漾着我们底心去领略那——美和快乐”；以研究文学为宗旨的春风文学会(1924年2月成立)，“屏除一切的形式，由各会员精神上契合而成”；春雷文学社(1924年11月成立)，宗旨是“尽一点力量，挽一挽现代中国文学界‘靡靡之音’的潮流”，并在《觉悟》上出《文学专号》；心群文艺社(1926年春成立)，发行《新群》月刊，编印新群文艺社丛书。中文系还编辑《文学》期刊，从1925年4月27日创刊，到“五卅”惨案爆发停刊，共出版6期，刊载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文章，以《民国日报》文艺副刊的形式随报发行，由此提高了学术品位，扩大了上大在社会上的影响。曾经是上大中文系学生的施蛰存回忆道：“上海大学是一所新创办的貌不惊人的‘弄堂大学’，但它的精神却是全国最新的大学。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它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在这所大学的非常简陋的教室里，听过当时新涌现的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讲课。时间仅仅一年，这一群老师的言论、思想、风采，给我以至今忘不掉的印象。”
上海大学旨在“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广大师生对国家兴亡抱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1924年10月10日，上海各界在天后宫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十三周年集会。上海大学学生积极参与，呼吁打倒帝国主义和推翻一切军阀，会场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冲击，上大学生黄仁不幸被国民党右派指使的流氓殴伤并不日身亡。10月27日，上海大学举行黄仁烈士追悼大会，陈望道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主持了追悼大会，表达了对烈士黄仁的缅怀之情。
192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大师生从运动开始发起，到后来迅猛发展起来，始终站在反帝斗争的前沿，在南京路上的示威演讲中挥洒热血，与上海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和全国学联主席刘一清都是上大学生，在组织和领导工人、学生投入反帝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时人赞誉，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上海大学是遥相呼应的两座革命堡垒。陈望道后来回忆说！“西摩路(当时上大校址)是‘五卅’运动的策源地，5月30日那天，队伍就是在这里集中而后出发到南京路去演讲。”上大的学生为民族争自由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积极投身参加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卅运动期间，邓中夏已离开上大赴广东领导工人运动，陈望道在关键时刻接任上大教务长和代理校务主任的职务。他除了主持上大的日常工作以外，还率领全校师生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由于上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恼怒和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6月4日，万国商团和英国巡捕武装搜查并强行占领上海大学。陈望道回忆当年对付警察的办法说：“警察来封上大，我们找到了运动警察的诀窍——他们只管要钱，我们给了他们些钱，警察就只管大门，不管后门。我们就把东西从后门搬出来。”次日，上海大学暂借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临时办公处，学校教职员推举陈望道为主席，起草宣言，发表通电，向外国列强交涉。6日下午，被难师生集聚在小西门少年宣讲园，由陈望道召集全校师生大会，详细报告了学校被占领的经过，强烈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残暴行为，并决定成立上大临时委员会，处理内外各项事宜。6月8日发表于《民国日报》上的《上大全体宣言》郑重宣告：“本大学所主张的打倒帝国主义，完全基于自由思想的结果，民族图存的必需，并非受任何特殊主义的影响。本大学永远认强权不就是公理，凡为学术思想起见，无论如何的淫威来压迫自由，如何的黑暗侵袭独立，断然师生合作一起，努力与抗，决不退让。”“宣言”表达了上大师生捍卫民族独立、追求思想自由的坚强决心。
之后，上大发出通告，接纳因参加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而退学的教会学校学生。上大师生边组织对“五卅”死难烈士的追悼活动，边建立校舍募捐委员会，筹措复校开学事宜。经校方研究，陈望道最后决定上海大学迁到青云路师寿坊作为临时校舍，挂上于右任书写的“上海大学临时校舍”的牌子，并于9月10日开学上课。于是，上大又成了“弄堂大学”。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和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上大学生组织学生军和慰劳队，与工人纠察队并肩作战。起义胜利后组建的上海市民政府，上大师生侯绍裘、林钧、何洛被选为政府委员。陈望道、刘大白等亲自率领学生慰问北伐军，庆贺上海摆脱军阀统治、获得新生。
“五卅”惨案以后的上大，受到政治风云变幻的影响，给正常的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在危难之中，陈望道艰难支撑，既不能伤害学生的革命热情，又苦心维持学校的基本教学秩序，并竭力为学校扩充而辛劳奔波。由于上海大学影响大、声誉好，学生迅速增加，即使在师寿坊石库门式平房校舍狭小、设备简陋的条件下，当时学生也发展到800人。面对校舍和设备产重不足的困难，作为代理校务主任的陈望道万般焦虑，为筹建扩充新校舍，他代表校方四处踏勘，寻觅校址。在确定校舍地点后，又为筹措建校资金费尽心力。除了向社会公开募捐外，还由陈望道代表校方向私商筹借了一部分。最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终于在1927年3月于江湾西镇(江湾圣堂路奎照路一带)建成了占地19亩的新校舍。上大行政委员会主席陈望道在《申报》发布开课招生通告，宣告新校舍竣工，定于4月1日起在新校址正式上课。惜乎，上大江湾新校舍建成才一个多月，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国民党方面指责“上大是赤色大本营，是煽动工潮、破坏社会秩序的指挥机关”，遂于5月3日派出军警将学校查封。
P36-38
本研究得到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的资助，谨致谢意。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业师盛组绳提供了倾力搜集的《民国日报》关于上海大学资料的全部索引，忻平、陶飞亚、钟德津、徐有威、张童心、刘长林等师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关心，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研究生谢瑾帮助录入和整理了附录中的回忆录、教坛撷趣、大事记等部分内容，谨表谢忱！
尤其是本书责任编辑李旭先生，在组稿、编稿等各环节兢兢业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致诚挚的谢意！
本书难免有不当之处，欢迎海内外读者赐教。
作者
2010年12月31日
前言／1
第一章 领导成员／1
一、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1
二、邓中夏主持上大校务／9
三、瞿秋白推进上大发展／16
四、邵力子辅佐管理上大／27
五、陈望道与上大的起落／33
第二章 名师荟萃／41
一、李大钊到上海大学作讲演／41
二、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47
三、张太雷任教于上海大学／53
四、茅盾在上海大学兼教职／59
五、施存统在上海大学的活动／65
六、古典文学硕儒俞平伯／70
第三章 英才济济／76
一、学运领袖李硕勋／76
二、工运领袖刘华／84
三、献身“五卅”的何秉彝／92
四、“熔炉”中练就杨之华／97
五、阳翰笙自觉革命的起点／103
六、施蛰存深谙“上大精神”／108
七、戴望舒就读上大中文系／113
八、孔另境置身上大“洪炉”／117
第四章 来龙去脉／122
一、任弼时、蒋光慈、郑超麟：从东方大学到上海大学／122
二、王一知、王剑虹、丁玲：从平民女校到上海大学／133
三、邵力子、恽代英、张治中：从上海大学到黄埔军校／143
四、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从上海大学到中山大学／155
第五章 各地师生／167
一、“商务”来上大兼职的教员／167
二、上海大学的江苏籍师生／171
三、上海大学的浙江籍师生／178
四、上海大学的四JII籍师生／184
五、上海大学的湖南籍师生／190
六、上海大学的安徽籍师生／194
七、上海大学的陕西籍师生／198
八、上大师生的孙中山情结／202
第六章 革命伴侣／209
一、秋之白华／209
二、桃李相依／213
三、复光复亮／217
四、珠联璧合／220
附录／225
附录一 茅盾回忆上海大学／225
附录二 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230
附录三 上海大学教坛撷趣／248
附录四 上海大学大事记／254
后记／270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曾经由国共合作创办过一所“貌不惊人”的大学，名日上海大学(1922—1927)。这所学校虽然没有巍峨的校舍、完善的设备和充足的经费，只存在了不到5年的时间，被戏称为“弄堂大学”；但是，她却以超乎寻常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名师贤达同舟共济开拓前行，吸引了数千为追求社会进步而发奋学习的青年学子，造就了一大批职业革命者和杰出的专业人才，在中国现代的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独树一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有人把她赞誉为“文有上大，武有黄埔”；有人把她概括为“北大酝酿五四精神，上大成就五卅精神”；而当时的办学者则努力实践，希望把上大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作为一所大学，自有其与其他大学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独到的个性。就共性来说，大学教育在本质上是培养具有现代知识技术和现代国民性格的现代文明人。就其个性来说，20年代的上海大学，存世于风雷激荡的国民革命时期，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上大汇集着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更注重造就推进国民革命的人才，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更注重对社会变革的直接参与。这就使得这所学校或被称之为“红色学府”，或被称之为“革命的熔炉”，或被称之为“社会的学校”……由此引起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者的关注，而对其教育风范则相对被湮没，较少深入地挖掘和探究。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30年代的名言，近年每每为人追念和思量。一所学校有大楼固然好，但学校的声望更与学校中具有真才实学的教育家紧密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罗家论、吴有训之于中央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之于复旦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这些大师级名人奠定了他们所执掌的学校的教育风范，并成为这些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教师是大学的台柱，特别是大师、名人，使学校熠熠生辉。20年代的上海大学名师荟萃，于右任、邓中夏、瞿秋白、邵力子、陈望道、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施存统、恽代英、任弼时、茅盾、俞平伯、蒋光慈、田汉、刘大白、萧楚女、杨贤江等等，或执掌校务，或执鞭教坛，或慨然讲学。他们热心教育事业，富有献身精神；勇于探索开拓，富有创新意识；道德品质高尚，富有人格魅力。他们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演绎着教育与革命双重变奏的乐章。
培养学生是大学的主要目的，而学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特别是学生成名成家，成为举世英豪，则又给学校增添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说，20年代的上海大学可谓英才济济，秦邦宪、王稼祥、杨尚昆、李硕勋、刘华、何秉彝、阳翰笙、施蛰存、丁玲、戴望舒、孔另境、匡亚明、杨之华、张琴秋、钟复光、王一知等等，从祖国各地辗转来沪，就学上大。他们充满朝气，求知若渴，勤奋好学，在老师的悉心培育和指导下，探求真理，积极思考，追求卓越，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后来或成为职业革命家，或成为学有专精的理论家和文学家。
上大师生“向以改造社会为职志，对于社会事业尤具勇猛进取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留下的足迹和回响，可歌可泣，耐人寻味。
本书从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的关系着眼，所阐述的人物，以在上海大学的活动史迹为重点，着重揭示名人与上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由此折射上大在教育、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成就，从一个侧面展示20年代上海大学的发展风貌，以及对中国社会乃至革命事业所作的历史贡献。
本书分为领导成员、名师荟萃、英才济济、来龙去脉、各地师生、革命伴侣等六章。前三章分别对领导层、教师、学生中的重要人物加以探究。第四章以具有一些共同经历人物的合组形式，阐述几组上大师生从何而来，归趋何往。第五章对一些史料零散或不详的人物，按不同省籍的方式予以简述；对各地师生的孙中山情结作了梳理和寻觅。第六章选择上大师生中的四对革命伴侣，以反映他们的恋爱、婚姻及与事业的关联。还有些人物虽然非常著名，本应纳入其中，但限于史料匮乏等原因，暂付阙如。书后附录“茅盾回忆上海大学”、“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教坛撷趣”、“上海大学大事记”。
上海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地位，与目前对上大的研究状况并不十分相称，有关名人在上大的记载尤显不足。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此逐步留意、搜集、梳理、钩沉，对相关人物的文集、年谱、传记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尽可能加以翻检，对一些有歧义的记载作了相应的考订，有关人物的部分篇章，应上海大学校报约请，从2007年起以简短文字在副刊“校史钩沉”栏目发表，得到了一些评正。尽管笔者勉力而为，但由于主、客观的条件所限，不能尽如人意。有疏漏讹误之处，诚恳欢迎读者指教。
本书《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分为领导成员、名师荟萃、英才济济、来龙去脉、各地师生、革命伴侣等六章。前三章分别对领导层、教师、学生中的重要人物加以探究。第四章以具有一些共同经历人物的合组形式，阐述几组上大师生从何而来，归趋何往。第五章对一些史料零散或不详的人物，按不同省籍的方式予以简述；对各地师生的孙中山情结作了梳理和寻觅。第六章选择上大师生中的四对革命伴侣，以反映他们的恋爱、婚姻及与事业的关联。还有些人物虽然非常著名，本应纳入其中，但限于史料匮乏等原因，暂付阙如。书后附录“茅盾回忆上海大学”、“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教坛撷趣”、“上海大学大事记”。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由张元隆编著。
张元隆编著的《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从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的关系着眼，所阐述的人物，以在上海大学的活动史迹为重点，着重揭示名人与上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由此折射上大在教育、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成就，从一个侧面展示20年代上海大学的发展风貌，以及对中国社会乃至革命事业所作的历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