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列·托尔斯泰并列的伟大作家，而从二十世纪初至现代，他在全世界拥有的读者群甚至超过其他四位大家。

这本《中短篇小说选》选录了穷人、脆弱的心、诚实的小偷、圣诞树和婚礼、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白夜、小英雄、舅舅的梦、鳄鱼、农民马列伊等中短篇小说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数量众多，内涵深广，人物复杂，不易彻底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广泛、深刻而又迅速、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而他成功地刻画的善恶同体、破坏性格，以及善于使用内心独白，尤其是(与列·托尔斯泰同时)在世界文学中最先使用意识流手法等等，又成为现代主义的直接先驱(他的某些思想还使他成为现代派的“精神领袖”)。他确实是十九世纪末至今承先启后的伟大作家。

这本《中短篇小说选》选录了穷人、脆弱的心、诚实的小偷、圣诞树和婚礼、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白夜、小英雄、舅舅的梦、鳄鱼、农民马列伊等中短篇小说作品。

《中短篇小说选》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之一。

穷人

脆弱的心

诚实的小偷

圣诞树和婚礼

别人的妻子和床底下的丈夫

白夜

小英雄

舅舅的梦

鳄鱼

农民马列伊

温顺的女性

一个荒唐人的林我

题解

从一大清早起，瓦连卡，我们这儿就忙乱开了；人们起床，走来走去，咚咚地响，这就是，该起床的全都起来了，有人要去上班，有人要办他自己的事。所有的人都喝起茶来。我们这儿的茶炊大部分都是女房东的，为数不多，因此我们大家就得轮流使用；谁要是不按秩序拿茶壶来沏茶，他马上就要挨骂。像我头一回就弄错了，于是……不过，写这个干什么呢！我马上跟所有的人都认识了，头一个认识的是海军准尉；他是个很直爽的人，什么都对我说了：讲起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嫁给土拉省一个陪审员的姐姐，他还讲到喀琅施塔得市。他答应尽力关照我，还马上邀我到他那儿去喝茶。我在他们平常打牌的那间屋里找到了他。他们给我茶喝，还一定要我跟他们一块儿赌钱。他们有没有讪笑我，我不知道；不过他们自己赌了一个通宵，我进去的时候他们还在打牌。粉笔、纸牌、满屋子弥漫的烟，刺痛我的眼睛。我没打牌，他们马上就说我是在大谈哲理。这以后就一直没有人理睬我；可是老实说，这样我倒高兴。现在我不上他们那儿去了；他们是在狂赌，纯粹是狂赌！在文学部门里工作的文官那儿，到了晚上也常有聚会。是啊，他那儿倒挺好，规规矩矩，不干坏事，殷勤周到，一切都很文雅。

是啊，瓦连卡，我还要顺便告诉您，我们的女房东是个非常讨厌的女人，并且是个地道的老妖婆。您看到过杰列莎了。是啊，实际上她像个什么呢？她瘦得跟拔了毛的干瘪小鸡一样。在这所房子里总共只有两个用人：杰列莎和女房东的听差法尔多尼。我不知道，也许他另外还有什么别的名字，不过他总是听到这个名字就答应；大家也都这样叫他。他是个红头发的芬兰佬，独眼，朝天鼻子，粗得很，老跟杰列莎吵架，几乎打起来。总而言之，我在这儿生活得不算十分好……到了夜晚要想所有的人都一下睡着，安静下来，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总是有人坐在什么地方打牌，有的时候还干那种叫人说不出口的事情。现在我总算渐渐住惯了；可是我还是奇怪，有家眷的人在这么嘈杂的地方怎么住得下去的。这儿有一家穷人，向我们女房东租了一间屋子，不过跟别的房间不在一排，而是在另一边，单独在一个角落里。他们是些多么安分的人啊！从来没有人听见过他们有一点声音。他们住在一间小屋里，当中用隔板隔开。他是一个失业的文官，七年以前不知为什么被革职。他姓高尔什科夫，是那么个头发灰白、个子矮小的人，穿的衣服那么油腻、那么破烂，让人看着都难过，比我的衣服还要糟得多！他是个那么可怜、那么虚弱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过道里相遇)；他的膝盖发抖、手发抖，头也发抖，大概真是有病，至于究竟是什么病，那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个胆怯的人，见谁都怕，走路老躲着人。有的时候我也害臊，可是这个人比我还要厉害。他家里有妻子和三个孩子。最大的是个男孩，完全像父亲，也是那么病弱的样子。妻子从前一定很好看，现在也还看得出来；她，可怜的女人，穿得那么破破烂烂。我听说，他们欠女房东的钱；她对他们有点不大客气。我还听说，高尔什科夫本人碰到过一些不愉快的事，由于这些事他才失去了他的职位……是不是诉讼，有没有受审判，还是只受过侦讯，或是什么别的，那我也没法确切地告诉您了。讲到穷，他们可真穷，主啊，我的上帝！他们屋里总是静悄悄的，不出声，就跟没有人住在里头一样。就连孩子们的声音也听不见。孩子们从来没有欢蹦乱跳、玩玩乐乐的时候，这可是一种坏的预兆。有一天晚上我偶然经过他们门口，那时候屋里安静得有点反常。我听见一阵呜咽声，接着是悄悄的说话声，接着又是一阵呜咽声，好像他们在哭，可是那么轻、那么凄惨，我的心都碎了。之后，我整夜一直想着这些不幸的人，害得我简直没睡好。P14-15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

(代序)

俄国作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列·托尔斯泰并列的伟大作家，而从二十世纪初至现代，他在全世界拥有的读者群甚至超过其他四位大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于父亲行医的莫斯科马利亚济贫医院。父亲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粗暴、专横而又冷酷，母亲玛·费·涅恰耶娃善良乐观，酷爱诗歌，擅长吉他，却备受丈夫的猜忌和折磨，早年(1837)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小性格孤僻、沉默寡言，喜欢冥思默想。1834年他进入知名的切尔马克寄宿中学。他喜爱文学，1838年迫于父亲的意志考入军事工程学校，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作品，参加文学小组。他父亲退职后居住在图拉省的庄园。农庄贫瘠、荒芜，曾遭火灾。父亲愈发暴躁，酗酒、淫乱，1839年遇害身亡(据说他管理严厉，被农奴聚殴致死)。作家闻讯极度震惊，终身折磨他的癫痫病第一次发作。

184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职于彼得堡工程兵分队军事工程绘图处，次年获准以陆军中尉身份退役，开始创作生涯。当年他发表译作《欧也妮·葛朗台》。1845年他的处女作《穷人》一鸣惊人，深受别林斯基等人的赞赏，涅克拉索夫称他为“新的果戈理”。但他因随后的作品和他的病态举止遭到冷遇，逐渐与本来就在文艺观、社会政治观上有所分歧的别林斯基及其周围人疏远。1847年春，他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积极参与活动。1849年4月22日凌晨他与小组的重要成员同时被捕，他的罪名是曾在该小组的“星期五聚会”上宣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反农奴制的信。沙皇为摧毁他们的意志，先判处死刑，又在临刑前一刻宣布赦免令，他最终被改判四年苦役和五年兵役。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刑事犯一起被关押在鄂木斯克要塞的苦役营。过去他热衷农奴解放问题，现在却被农奴出身的犯人所排斥、敌视，陪伴他的惟有一本《圣经》。孤独中他无情地批判自己，不断反思，思想发生变化。

1854年春苦役期满，他转赴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几经周折，1857年终于与善良、敏感的玛·伊萨耶娃结婚，这段婚姻并不幸福。

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准以陆军少尉一职退役。经多方奔走才取得恢复发表作品和返回彼得堡居住的权利。之后，他以长兄米哈伊尔的名义先后呈准创办月刊《时代》(1861-1863)与《时世》(1864-1865)。他的“根基论”逐渐形成。“根基”指人民，首先是农民。其主要思想是有俄国教养的上层阶级应当在宗教伦理的基础上与“根基”相结合。1862年首次欧洲之行，他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并写成《冬天记的夏天印象》一文。《时代》杂志既批评自由派《俄国导报》，又与革命民主派杜勃罗留波夫论战，左右开弓，持中立立场。至《时世》则向右转，旗帜鲜明地反对革命民主主义者及其刊物《现代人》。

这种变化也表现在他的作品，首先是在《地下室手记》(1864)中。继此发表的《罪与罚》(1866)是他第一部反虚无主义小说。这时他的生活也有了转变。他与请来帮助记录整理和《罪与罚》同时写作的《赌徒》的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相恋，不久结婚(伊萨耶娃两年前去世)。斯尼特金娜热情、坚韧、干练，一生给予作家极大帮助：速记，整理稿件，负责出版事宜，料理复杂的家务，偿还债务。后来还撰写作家的回忆录。  1868年的《白痴》，尤其是1871年的《群魔》强烈地表达了作家当时反对虚无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1871至1872年他曾担任保守的《公民》周刊的编辑，并开辟《作家日记》专栏。1876年他以《作家日记》为名自己创办月刊(共两年，后1880、1881年各出一期)，该刊除《温顺的女性》、《一个荒唐人的梦》等少量作品外，主要登载他所写的政论性文章和个别文论。此后他创作了《少年》(1875)以及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

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声誉日隆。1877年他当选彼得堡科学院俄罗斯语言学部的通讯院士，成为贵族沙龙的贵宾、皇太子的精神导师，并与权贵康·波别多诺斯采夫交往。1880年6月他受邀在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后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俄罗斯知识阶层与人民相结合，并提出“全世界的人团结起来”和达到普遍和谐的口号。这篇演说深深打动了在场的听众，他们热烈欢呼并向他献上桂冠。

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81年1月28日逝世，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数万民众为他送葬。但他终生受到秘密监视，死后家中还遭到波别多诺斯采夫的彻底搜查。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基本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自《穷人》至因被捕而未完成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1849)。作品均为中短篇小说，题材基本来自作家对所处生活圈的观察与再现。《穷人》中的小公务员杰武什金居住在散发着各种怪味的厨房隔板后面，日夜为瓦尔瓦拉担忧焦虑，感受炽烈的、无望的眷恋，但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显示出感情的丰富和情操的高尚。《双重人格》里大戈里亚德金梦想着像小戈里亚德金那样不择手段，却无法超越道德底线，终致心理失衡，精神分裂。《白夜》中幻想家“我”的爱情落空，却毫无怨言，富于自我牺牲精神，作品中明朗的基调是作家全部创作中仅有的。《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对内心的剖析，尤其是儿童内心的深刻认识，令人惊讶。

这些小官吏、城市贫民生活艰难，但绝非果戈理《外套》等人物的简单翻版。果戈理写小人物贫困的生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的愁苦和受压抑的感受与精神状态。当时批评家瓦·迈科夫便敏锐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属于“果戈理流派”(“自然派”)，但相对于“社会诗人”果戈理，他主要是一位“心理诗人”，对他来说“社会本身的意义在于它对个人个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一系列作品——《女房东》、《白夜》、《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还勾勒出“幻想家”的形象，他们有天赋，却不努力，在幻想中浪掷了自己的才华。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狱中写了《小英雄》。服兵役回来后，创作了《舅舅的梦》、《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均为回避社会矛盾、“温顺得像鸽子”般的“喜剧小说”，但后者却成功地塑造了地主家食客福马·奥皮斯金这个复杂的“泼皮”形象，提出了对他人的精神控制与折磨问题。

此后的两年可以说是过渡阶段。他写作了《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与《死屋手记》(1861—1862)。《被欺凌与被侮辱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社会小说。作为一部分期发表在刊物上的长篇作品，为吸引读者，它具有此起彼伏的多重高潮、跌宕回旋的情节、戛然而止的悬念、复杂纠结的人物关系……小说中首次出现了思想家形象——瓦尔科夫斯基公爵；少女涅莉与老管家伊赫缅涅夫的病态心理活动也描写得非常生动、细致，但小说思想缺乏深度。  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赢得作家声誉的是“文学界闻所未闻的人物的生动描写”——《死屋手记》。它名为长篇小说，实为多篇特写。以狱中见闻为基础，展示的主要是备受虐待和侮辱的苦役犯的悲惨生活，也写到他们为发泄苦闷而酗酒、斗殴等消极面。作品中充满百姓智慧的风趣的对话、令人咂舌的事件、意想不到的场景、活灵活现的个性……给读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作家谨慎地以平静、客观、幽默、少有悲切感的口吻叙述，书刊检查官甚至因描写过于温和，担心它可能导致人们肆无忌惮地去犯罪。但该书被赫尔岑比拟为但丁的“地狱篇”。作家将近距离接触的苦役犯视为俄国民众的代表，其优秀品德被看做俄国人民所独具的特性，其变态心理都被归为人之共性。这直接影响到他此后的思想。

后期创作以《地下室手记》为开篇。小说原拟写三章，但只完成两章。其主旨表现于第一章忏悔录式的自白。小说里第一人称“我”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表示欲望是自由的体现，人会为了自由而有意违背规律。他宣扬自我中心主义，‘认为人应该随心所欲，喜欢破坏和混乱，甚至反对道德；他还讥笑和否定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傅立叶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个孤独、尖刻、富有思辨能力的“非主人公”视为自己的巨大发现：“揭露了他那畸形的、带有悲剧性的性格……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能够得到它……”，认为这“能够真正代表俄国大多数人”。主人公公开地攻击、挖苦乌托邦理想，大肆叫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小说宣泄了作家多年来压在心底的种种想法，清楚地反映出他的思想变化。但作家后来对此作品也有所顾忌，除第一次发表外，仅于次年收入文集，生前未再刊载。批评家康·莫丘尔斯基曾说：就思想的力量和大胆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逊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

《罪与罚》的主人公是因穷困而辍学的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他为人正直、善良、富于同情心，高傲、深沉而耽于哲理思考，但他是虚无主义者。他依赖母亲的一点抚恤金，过着十分贫寒的生活。因此动念杀死高利贷老太婆，劫取钱财，接济亲人，并继续学业，从此正直地度过一生。后接到家书，得知妹妹杜尼娅迫于家境，准备嫁给卑鄙、冷酷的律师卢仁，促使他下决心铤而走险。他颇为顺利地杀死老太婆，抢得财物，但在逃离现场时，又杀死了无辜的丽扎维塔。

在有关拉斯柯尔尼科夫计划并实施犯罪的第一、二部由《俄国导报》刊出的1866年春，俄国发生了革命者卡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事件。当局决意挖出普遍存在的虚无主义的深藏的根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因此不得不改动原来作品的构思。在该刊隔一期发表的《罪与罚》第三部中，他让侦查员波尔菲利首次提及拉斯柯尔尼科夫曾发表过一篇《犯罪论》，文中将人划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平凡的”人只配繁殖后代，俯首帖耳地为“不平凡的”人奴役；而“不平凡的”人则有权超越法律，为所欲为。于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似乎出于另一重动机——拿破仑主义：他作为“超人”，为了达到目的可踏过他人的鲜血。作家以此掩饰主人公的行为先前所具有的“虚无主义”倾向。

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后无法与亲人坦诚相见，隐瞒、装假令他苦恼，他变得粗暴无礼，更让他绝望的是，他不敢使用抢来的钱财，也不敢自首或自杀，犯罪的动机和犯罪的理论同时被他自己否定了。作家安排了既无物证又无人证，甚至有人主动顶罪的情节布局，着力描写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忐忑不安和恐惧忧虑，以及波尔菲利步步紧逼的心理战，后者察言观色，软硬兼施，使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防线日趋崩溃；终于，他向有同病相怜之感的风尘女子索尼娅吐露真情，并听从她的劝说在街头亲吻大地，投案自首。但他服刑之后，依然犹豫不决。只是在小说结尾，在苦役劳动中经受了心灵的洗涤，受到笃信上帝、纯洁、富于自我牺牲的索尼娅及其他囚犯纯朴之爱的感召，他才开始思考是否接受宗教信仰。作家预言拉斯柯尔尼科夫将要走向新生，但那将是另一部小说的主题。

小说《罪与罚》中人物众多，其中拉祖米欣与斯维里加洛夫两个形象对主人公起到衬托作用。身世、品行相近的拉祖米欣自食其力、光明磊落、无私正直，却并未被拉斯柯尔尼科夫所谓的理论迷惑，可说是反衬；斯维里加洛夫卑鄙、好色，甚至逼死他人，但又有善行，也赞赏美德，许多细节都在暗示他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相近。作家在后期的作品中常常按“人以群分”的逻辑使主人公与那些恶贯满盈的人物为伍，以突显思想之罪恶。小说充分再现了俄国城市生活的景象：贫困、失业、酗酒、卖淫、自杀、死亡等等，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悲剧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

《罪与罚》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提高了“作为作家的声誉”。它结构严整，开展迅速，不枝不蔓，环环相扣。情节发展并非来自外因，主要源于内心。在作品中内心独白及对话起到关键作用，梦境及潜意识的描写，意识流手法的采用，充分显示出作为艺术家一心理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出才华。就艺术性、思想性而言，它与《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作家创作中并峙的双峰，其结构的严整似乎更胜一筹。

有评论家认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一个虚无主义者)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六十年代盛行的“新人”形象的否定。此后作家也试图塑造正面人物来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这就是《白痴》(1868)中的梅什金。

梅什金在远离尘世的瑞士大自然中、在与儿童的交往中长成，继承了古老家族的高尚品行，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公爵”，他不仅怜悯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不幸者，而且宽宥折磨他人的施虐者以至杀人凶手。我们看到，他忍受甘尼亚的耳光、原谅自称帕夫利谢夫私生子的布尔多夫斯基的敲诈，他对列别杰夫和被他捉弄的将军能同样理解和同情……特别是因为怜惜娜斯塔霞，他甘愿舍弃阿格拉娅真挚的爱情。小说中他仁慈博爱，如阳光普照于众人，是真正的“十分美好的人”。

全书情节的主线主要见于第一部与第四部，围绕梅什金和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另一位主人公)而展开。

娜斯塔霞美艳绝伦，却是社会的弃儿，她有被玷污的过去但仍然纯洁、美好。在生日晚会上，她几乎成了买卖的对象。托茨基为了划算的亲事出钱甩掉她，粗野的罗戈任不惜一切代价想得到她，家境中落、唯利是图的加尼亚为托茨基愿意付出的高价准备娶她，还有精明的叶潘钦将军也指望坐收渔利占有她……作家以这场对她的争夺战抨击了那个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时代。娜斯塔霞不愿接受梅什金的怜悯，从婚礼上逃走，随之死于罗戈任的刀下。悲剧性形象娜斯塔霞被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女性之一，她内心极端矛盾：“堕落”却美好，极端高傲而又极其自卑，向往美好却自甘毁灭——罗戈任起意杀她，不仅在她预料之中，甚至是在她不断暗示、“授意”下所为。

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制造戏剧性冲突的创作特点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突出。他长于创造场面，喜爱爆炸性效果。生日晚会上娜斯塔霞当着众人将十万卢布投入炉火那一瞬间，强光照亮了舞台所有的角落，每个人的内心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揭露了普遍的拜金主义，又充分显示出娜斯塔霞高傲的人格。小说末尾那幕有如仅被一束光线照亮的舞台：梅什金公爵陪罗戈任守候在被后者杀害的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的尸体旁，激动、惊恐，伤心落泪，以至抚慰罗戈任，却丝毫没有指责问罪之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曾称：“整部小说几乎都是为了小说的结尾而写作和构思的”。梅什金在这一幕中的举动无疑使作品的主旨更加深刻动人：爱受难者并宽恕他，使之得到救赎，这就是基督精神。

《群魔》(1871)的情节主线来自此前发生的涅恰耶夫(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原型)领导的五人小组怀疑并处死其成员伊凡诺夫的案件。创作之初，作家表示为了思想宁愿牺牲艺术性，然而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满足于将卑鄙凶狠、作恶多端，但头脑简单的“可怜的畸形儿”彼得作为小说中心人物，他也曾要写“新人”……数易其稿，最终创作出具有悲剧性的、十分复杂的斯塔夫罗金形象。

斯塔夫罗金也是公爵，从欧洲归来。他外表优雅潇洒，聪明过人，实际上冷酷、阴森。他说自己喜欢做好事，同样喜欢干坏事，然而小说中展现的几乎都是恶行：他随心所欲，故意捉弄他人；他预知彼得策划谋杀沙托夫，不加阻止；他抛给费季卡钱，实为雇用他杀死跛女人；特别是他奸污十四岁少女玛特廖娜，甚至明知她自杀而坐视不救；他又乖戾、变态，娶跛女人为妻并非出于同情，而是为使自己受辱。这是个类似毕巧林的多余人，但却截然不同：他不具备双重人格，尽管作家让他梦见克洛德·洛伦的梦——“黄金时代”等等，但他几乎是彻头彻尾的恶棍，事实上，他因精神空虚而道德败坏，作家则归因于没有宗教信仰，背弃民族“根基”。斯塔夫罗金最终向吉洪长老忏悔，自缢身亡，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此说明：那些无神论者、西欧派注定是悲剧人物，唯一出路是悔过、赎罪。“立足根基，同自己的人民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相信，相信正是通过这一人民，全人类将得到拯救，终极的思想将传人世界，天国也就在其中。”

斯塔夫罗金的精神之父与彼得的生身之父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其原型一般认为是四十年代自由主义活动家格拉诺夫斯基，兼具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影子。作家暗示，此时胡作非为的涅恰耶夫分子和斯塔夫罗金正是当年的西欧派、自由主义者直接或间接的产物。他以漫画的笔触描写、讽刺格拉诺夫斯基耽．于幻想、不切实际、爱好空谈、言行不一，他还隐射包括屠格涅夫(小说里卡尔马济诺夫形象)、皮萨列夫等人在内的西欧派，将他们视为虚无主义者思想上的“父辈”。小说中的基里洛夫是个独特的“思想的人”。他心灵纯洁正直，却是极端的虚无主义者，他否定上帝，为了显示“不驯服”和“极端的自由”，决定自杀，成为“人神”。

长篇小说《少年》(1875)试图更为深入地展现人在成长历程中所受到的影响。主人公阿尔卡季即将步入成年，他曾希望成为大富翁，以金钱为“实力”，得到人们的尊重，可以自由自在而漠视一切。他的亲生父亲是自命正直、崇高，但又有犬儒主义思想的韦尔西洛夫公爵——一个矛盾体，他令阿尔卡季迷惑彷徨。同时，阿尔卡季也受到养父、原家奴马卡尔的影响，这位受到老爷欺辱的农奴信仰基督，崇尚“好人品”，爱生活，不作恶，为人效劳，不过少年并未完全接受这种思想，他在步入成年的过程中遇到各种人物和事件，从而得到磨炼，思想逐渐成熟。  《少年》折射出俄国转折时期社会秩序混乱、思想道德败坏、家庭分崩离析的情形，在该书结尾处提出了“偶合家庭”的问题。这种社会现象以更为复杂的形式展现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作家的这部天鹅之歌凝聚了他终生经历、思考、创作过的诸多内容，他试图再次描写“新人”，展现其成长历程。

在小说中，老卡拉马佐夫道德败坏，贪婪好色，他折磨妻子，奸污疯女人，他的四个孩子来自三个母亲。他不关心孩子的抚养，甚至与长子争夺同一个女人。就像《少年》中提到的：在当时社会中“……正统的贵族家庭，正在大批大批地、势不可挡地转化为偶合家庭”，他家正是那个“一切都翻了个个儿”的时代的缩影。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中，世代形成的道德观念遭到践踏，此时成长的孩子不再承袭原有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凶杀竟然发生在家庭之中，父子、兄弟间为财产和爱情勾心斗角，争得你死我活。

兄弟四人中，长子德米特里的习性酷似父亲，他轻浮放荡、粗暴无礼，为女人格鲁申卡他公然宣扬要杀父亲。但是他善良、坦诚，因为有信仰，所以总能在关键的时刻放弃恶行。他蒙冤入狱后，开始自我反省，甘愿以苦难洗涤自己和人类的罪恶。他的心是典型的“上帝与魔鬼斗争的战场”。另外两个儿子伊凡和阿辽沙是嫡亲兄弟。伊凡聪明高傲，爱好思考，勤奋工作，他有正义感，对渗透“血泪”的现存社会表示愤慨。但他否定上帝，是虚无主义者，并且是个工于心计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居然认为“一切都是被允许的”。伊凡从心底里蔑视、憎恶父亲和长兄，又渴望获得遗产，纵容、默许甚至近于启发斯麦尔佳科夫弑父。阿辽沙善良、忍让、顺从、宽容，富于牺牲精神，有强烈的直觉。他是长老佐西马的继承人，是孩童们的精神导师，不过他承认心底也有卡拉马佐夫习气。他虽身居修道院，但按小说的构思，他将还俗，遭遇磨难，沦落为“大罪人”，然后醒悟、自新，拯救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看到底层人因地位低下而产生阴暗、变态的心理。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就是典型。“奴才”因自卑而梦想出人头地，没有独立的思想，却凶残成性，所以会在伊凡的默许下动手弑父。

作家特别注意到人的复杂性。佐西马长老具有超凡的预见力，但他年轻时走过弯路，而且是肉体凡身，死后尸体腐烂发臭，令人信仰动摇；老卡拉马佐夫这样的“坏蛋也比我们通常对他们的看法要天真得多和淳朴得多”，作家将这当做俄罗斯性格中“宽阔的胸怀”来表现。

这部长篇还涉及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多方面问题。作家十分重视的是卷五中“叛逆”、“宗教大法官”两节。前一节中，伊凡历数残害俘虏、驽马、儿童等等残暴的事例，强烈地控诉恶的横行、社会的不公。后一节则假“宗教大法官”一文提出，芸芸众生“软弱”、“低贱”，宁愿以自由去换取食物，宁愿放弃自由，而服从于“奇迹、神秘和权威”。因此，应该以权力代替基督那些无法实现的道德遗训。伊凡虽然并不认为专制的社会适合于人类，但他不能提出任何主张，也根本不相信可能有“人间天堂”。伊凡的言辞和所举例证如此有力，反映出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直折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对社会道德、人生哲理、人的心理的探索及展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是作家思想与艺术的总结性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及其创作是复杂的现象。有关评论极多，着眼点不同，论调往往截然相反。特别是白银时代的评论家，从思想、哲学、宗教角度进行的研究居多，往往玄秘高深；而从创作艺术角度研究的较少；与他们不同，列·格罗斯曼、瓦·基尔波金、格·弗里德连捷尔等人的研究则比较深刻、客观、全面，而又切合作品实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有许多独到之处。他善于将思想艺术地写入小说中，使之具有深刻、丰富、复杂的内涵，在此方面，很少有作家可以与之比肩，这一点无须加以论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激动人心、引人人胜。这种效果首先应当归结于小说的戏剧性。

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紧张的情节。由外而言，事件迭出，发展迅速，冲突剧烈，波澜起伏，出乎预料。后期的小说中几乎都有杀人与死亡事件，惊心动魄。由内而言，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常有纷乱复杂的不同观点，彼此对立、碰撞的激烈、紧张程度往往不亚于外部冲突。

作品的时空观念也接近戏剧。他的小说时间整体跨度不短，但主要事件却发生在十分集中的几天时间内有限的、具有爆发性的几幕，其他事件则由叙事者作选择性交代。从空间的角度来说，他的小说常为具有高潮意义的、冲突性极强的几幕创造相应的舞台。有时灯火通明，没有死角，各路人马齐齐登场，所有人都投身漩涡之中。有时背景或漆黑或嘈杂，仅有的一束聚光灯投射到小范围的两人的身上，他们敞开心扉，袒露内心。这些场面同样震撼人心，甚至可能是小说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环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喜爱运用对话，这也使其小说具有戏剧性。他的人物常常撇开日常事务，而去探讨富于哲理的高深的话题。很多对话具有关键性意义，往往本身含有情节成分，直接推动情节进展。(但人物与他人的交谈有时是在说服自己，因此对话偶尔具有独白性质。)叙述者可能想象读者的疑问，与之进行虚拟性对话。与此同时，有些独自也因展现人物内心的矛盾而具有对话的形式，大戈里亚德金与小戈里亚德金、伊凡与梦魇的“对话”就是这种独白最为突出的例子。他笔下的人物就像舞台演员，不仅有大段对话、独白，而且有细致的肖像描写，许多人物的表情和动作夸张、外露：叫喊、狂笑、歇斯底里发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中最重要的是他长于心理描写，他是位“心理诗人”。从年轻时起，他就表示要“猜透”人的“秘密”，晚年他更明确地说：“我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心灵的全部深处”(着重点为引用者加)。他的作品旨在反映当时激烈变化中的社会生活，但他主要是描写由此引起的人们心理上的各种激烈变化。

他前期的作品多取材于身边的人物和事件，写的大都是小人物，后期的作品视野要宽广得多，主人公们是“思想的人”。作家对人类的心灵有着深刻的了解。这种了解应当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研究者与读者无不注意到，作为“病态的天才”，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擅长描写异常心理。他的人物轻则自尊心、自卑心强烈，极为敏感以致神经质，重则情绪失控，歇斯底里或者陷入疯狂。他对于不同程度的病态心理有着细致人微的观察与深刻的研究，表现了各种情形下的虐待狂、自虐狂等病态心理，在个别作品中还描写了类似恋父情结、同性恋的心理状态。

其次，他善于深入人们心底的潜意识，展露人们不愿、不敢，特别是尚未完全意识到的那些思绪，将它们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来，有时通过梦来表现，有时则点到为止，留待读者思索和揣摩。他还描写地下室心理，窥视心灵的罪恶深渊。

此外，他喜欢将这种对人内心理解的悟性赋予作品中某些主人公，使之具有某种预见性，善于体会他人的痛苦和难堪，能够对他人的行为进行劝解与说服。如佐西马长老向德米特里下跪叩头，梅什金对罗戈任的担忧，波尔菲里与拉斯柯尔尼科夫间的心理角逐等。

从接受的角度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尤为重视对读者心理的揣摩。他后期的长篇小说多在杂志上分期连载，为吸引读者关注下文，必须刻意将小说写得气氛紧张、高潮迭起、玄秘多变，紧紧抓住他们的心。作家一般在小说开场时含糊其辞，暗示隐含某种秘密，而又迟迟不予揭开，使简单问题显得复杂，制造各种悬念，加之他的人物心路曲折、情绪反反复复，总是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无须讳言，他的创作也有一些缺陷。他的小说模式化，后期作品大多围绕命案展开思想斗争，以生死这样极端的事例来论证某种思想的恶果。部分小说情节松散，结构不匀称。小说节奏有时几乎停滞。某些正面人物形象苍白，缺乏推动情节进展的积极行动。他的一些人物定式化，比如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温顺的”与“残酷的”两类；有人说，不同人物的声音难以区别，有些想法虽由不同人物说出，声音多半像作家本人的；人物的表情与动作常常相似，主要人物不论男女老少，大多数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小说中罕见风景描写，少量景物描写的对象也主要为城市(这当然与人物活动地点有关)，色彩单调阴暗。用词比较粗糙单调等等。但这些只能说是美中不足。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数量众多，内涵深广，人物复杂，不易彻底把握。以我粗浅的理解，又限于万字之篇幅，实在难以说得清楚，也难以给予应有的、全面的评价。作为结束语，我想概括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广泛、深刻而又迅速、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俄国社会政治生活，是现实主义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之一，而他成功地刻画的善恶同体、破坏性格，以及善于使用内心独白，尤其是(与列·托尔斯泰同时)在世界文学中最先使用意识流手法等等，又成为现代主义的直接先驱(他的某些思想还使他成为现代派的“精神领袖”)。他确实是十九世纪末至今承先启后的伟大作家。

陈思红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