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只有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这本书代表了凌志军在写作上的追求，凌志军自称在写作技巧上，《变化》一书是其他几本书无法超越的“巅峰之作”。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是一本描述变化的书。

1990－2002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经历了这种变化；今后，我们还将经历更大的变化。

在凌志军笔下，1990－2002年中国的格外引人入胜之处，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

《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中牵涉众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叙述了很多小人物和小事情。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叙述流畅从容，见解独到精深，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震撼力。

第一部 谷底(1990－1991)

 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

 第二章 大灾年

 第三章 死灰复燃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

 第四章 转折

 第五章 盛世无英雄

 第六章 新人治国

第三部 潜流激荡(1995－1998)

 第七章 软着陆

 第八章 伟人逝去的日子里

 第九章 朱镕基与民心向背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

 第十章 殊途同归

 第十一章 忏悔的年代

 第十二章 新人类，新生活

尾声 后继者

第一章 活着的祖宗

1990年那个春天，整个中国似乎深陷因果轮回之苦。

在帕米尔高原和长白山之间，火焰绵延不绝，长达4800公里，覆盖着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大片国土。一位学者把这“条带状的火线”叫做“地火”，说它已经燃烧几百年，每天烧掉至少50万吨煤。不过，没有死人，伤者也很少，这是北方人的幸运。可惜这条“地火”之外，火灾也是层出不尽，平均每天156起，烧死7个人，还烧掉80万元人民币。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5万件告状信；上海有数千吃了不洁毛蚶感染甲肝的人，尽管大都痊愈，却还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146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有刑事犯罪、环境污染、老少两代之间的隔阂、怠工的、吸毒的、嫖娼的、冷嘲热讽政府的。诸如此类的消息，在当日媒体上是没有的，所以老百姓很难知道。普通人身边的气氛倒是和和平平的。10日，在北京城内实行了七个多月的戒严被取消。东长安街上的国贸中心大厦即将竣工，1989年夏季被打烂的那些外紫内白的玻璃幕墙，也已恢复原样。这时候已是旧历腊月，“祥和”成了北京人的口头语。春节终于来到，成千上万的家庭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不过，因为那一场风波，也有不少家庭是不祥和的。春节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坏消息接踵而至。外经贸部的官员一个劲地抱怨出口下降。农业部长何康说，夏季粮食减产，形势严峻。统计局的公报说，工业生产下滑了，全中国的经济都在“疲软”。但是最要命的是人心离散。一个退休的军官指着刊登那个消息的报纸说：“疲软？什么疲软？就是完蛋。”中共中央颁布了一个决定，宣布要“多一点计划”，还要“加强集中”，这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说，都是有些道理的，可是哈尔滨市政府有个心直口快的干部就不以为然。“计划？”他站在自家的硬杂木拼花地板上，对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抱怨道，“我们不会‘计划’别的，‘计划’浪费在行。‘大跃进’进去几百亿，‘文革’进去几百亿，‘华国锋时代’进去几百亿元。这些钱啥也不用干，光吃，也够中国人吃两辈子了！”他的语气夸张，数字也不准确，但不满的情绪却是真实的：“他妈的，我‘搞计划’三十多年了，这些事情我都干过，我比谁都知道。”

经过1989年那场殊死搏斗，中国人好像一夜之间就分裂了，不过，无论是那些喜欢80年代还是不喜欢80年代的人，现在都希望有一点时间喘口气，可是西方人却在一夜之间变得空前团结，至少有20个国家的政府联合起来，拒绝邀请中国高级领导人到他们的国家去，还阻止他们的商人和中国打交道，说是“经济制裁”，让中国人喘息不得。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后来拿一句诗来形容这时的形势，说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还有更大的一片“黑云”：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分崩离析了。在90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每一个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而又嗟叹不已，直把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怎么也放不下。

第一个消息来自新华社驻东德的一个记者。他的报道说，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自己的总书记昂纳克开除了。一个小时以后，又有消息说，那不是昂纳克，只是他的一个助手。新华社于是赶忙收回那条新闻，《人民日报》则因为自己没有理睬新华社的消息而好一阵庆幸。可是，新的消息又来了，说昂纳克的党籍被开除了，这回是真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了战后35年以来第一个共产党占少数的政府。这个国家群雄并起，各方政治派别达成协议：总统应是不属于任何党派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这等于是把共产党的领导权给剥夺了。更重要的是，那里的老百姓居然接受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式的结果，因为已有消息证实，布拉格的居民正在街上游行庆祝，有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书店老板看了这情景，当场把不同政见者的那些著作拿出来，很快被抢购一空。这一边，保加利亚共产党也把自己的领袖日夫科夫开除出党。春天开始的时候，共产党在东欧的处境就更糟了，有点像过去很多年里被他们宣布为“反动党政”并加以取缔的那些组织了。4月17日，布拉格市检察长索科尔以一个执法者的身份，要求两周之内在布拉格取缔共产党的活动。布拉格市民只等了五天就不耐烦了，大约7000人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冒雨高呼口号，发表演讲，全都是支持检察长。游行队伍的标语有一幅最为醒目：“支持索科尔，取缔共产党。”东德倒是没有这样的集会，也没有这样的标语。可是有至少100万苏联和东欧的移民越过倒塌的“柏林墙”跑到西德去了。那道墙是六个月前被拆除的，再过六个月，也即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45年的德国统一了。统一之前的这几个月里，苏联军队还在这里驻扎着，不过已经不再拥有往日的风光。在柏林勃兰登堡附近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上，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帽、肩章、奖章和零七八碎的苏军物资，其中有苏联海军军帽，20马克，还有苏联空军军帽，25马克。

苏联人那时候还在观望，莫斯科还没有发生“八一九”事件。即使是那些最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也认为那个堡垒虽然已经摇晃起来，可还能挺不少日子。布鲁金斯学会的爱德华·A．休伊特那时候是这样谈论苏联的：“他们正在写《如何改革社会主义》这个剧本，我们还没有看到最后的篇章。”戈尔巴乔夫仍然控制着局势，他承认：“苏联现在正处在改革最困难的阶段。”但他仍在坚定地阐述党的立场：“苏联现阶段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而不是拒绝列宁、布尔什维克和人民在1917年10月做出的选择。”他是4月10日会见参加共青团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说这些话的，这给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以极大鼓舞。至于说戈尔巴乔夫是“最大的叛徒”，那是20个月以后的事。在当时，中国人还把他当成一股背叛潮流中的坚定革命者。一位领导人在那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去了苏联，说“苏联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在东欧，“社会主义”在很多人的心里已经成了“痛苦和绝望”的代名词。1990年12月7日，保加利亚总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提交了起诉书，指控托·日夫科夫作为保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超越职权，为自己和其他一些人谋取总计2651．6039万列弗的私利，包括把公款用于维修自己的别墅，给保健护士和航空小姐发奖金，从出版社获取的稿费，让子女得到不应有的服务，以及把69辆小汽车以低价格给了指定的人。诸如此类的事情被揭露出来，让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不仅在信仰方面不再具有感召的力量，而且在道德方面也威信扫地。“社会主义把一头牡马变成一头阉马，”一位波兰经济学家说，“我们还不能反过来把阉马变成牡马。”在他的国家中，一个胆大妄为的工人莱·瓦文萨组建团结工会的行动，是席卷东欧的这场大变动的起点，此人因此成为这个国家第一任民选的总统。1990年12月12日晚上，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新总统交出权力的前夕，向他的国家发表“告别讲话”。“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不仅仅是既成事实的总和，它同时也包括着得以避免发生的事实。”他悲悲切切地说，“我只请求一点：如果时间没有熄灭某个人的心头之恨或者不悦，那么就让它们首先向我发泄吧。”

P3-5

《历史不再徘徊》、《沉浮》和《变化》都已有过多种版本。现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希望把它们合为《改革史系列》再行出版，因为这三本书的内容在时间上前后相续，大致覆盖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我们国家的改革历程。这理由似乎可以成立，但并不意味真的可以把这几本书当作“史”来读。实则就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史来说，我的记录仍有不少空白，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年就很少涉及。即使我所描述过的那些年，也只是一些片断，不是全部。更何况作者的写作只是出于一己之眼光、胸怀和成见，无论怎样豁达通透，也不能做到周全无误。所以，把这些文字看作这段历史的一个补充或者参考，可能更符合实际。我一直把自己当作记者，没有治史的理想，其中缘由，我在过去几次的序言中已经提到，不再赘述。

此外还有几句话，需向读者交待。

《历史不再徘徊》这本书此前已由人民出版社发行过几种版本。这次新版增加了一段文字，也即“序幕”，此外全部如旧。这篇“序幕”是原稿的一部分，并非后来的补充。当时是作为全书点睛之笔的，所以尽力言无不尽。可惜这种“言无不尽”在当时情势里有可能成为公开出版的一个障碍，乃至编者不得不把整篇“序幕”全部舍弃。这种大胆而又不能无畏、百转千回才能到达目标的情形，正是那种历史环境中文人论政的写照。现在这个新版终于把“序幕”依原作收录，这在我和原版编者都是弥补了一桩遗憾。

《沉浮》曾在1998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现在这一本是根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重排的，内容没有增删。它从来都不是一本影响很广的书，但我却对它最为珍惜。它容纳了我对自己职业的理解和信念，所以，从“基因”上来说，它最像是我的“儿子”。它出版前后的命运最为坎坷。甚至连累它的编者也改变了命运。多年以来我在内心深处对他们，以及所有为了出版我的书而承担压力的编者和出版者，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歉意。我想，他们如果能够看到这几本书的新版，一定也会发出同样的感叹。历史毕竟是前行了——无论它要经历多少坎坷多少曲折多少磨难。

《变化》不像《历史不再徘徊》那样命运多舛，也不像《沉浮》那样否极泰来，它基本上是个大团圆的结局。尽管它的编辑过程也是如履薄冰、出版前后也有一些“不得不”的情节，其实也不过是有惊无险。一度盛行的它已遭“封杀”的传言，不是事实。而我所以能够在那一年的媒体评选中获得“年度人物”奖项，好像也和这本书有关。尤其让我意外的是，台湾读书界同时给予这本书高度评价，越过海峡的屏障为它颁发“开卷好书奖”。在经历了无数磨砺之后，这些都超过了我的期待。我曾经表示，《变化》这本书代表了我在写作上的追求。这是指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记者这个行当的约束，所以思想更舒展，立场更从容，感情更真切，下笔更自由。我后来的写作，也是沿着这条路走的。老实说，如果上帝给我更多时间，我可能会在这条路上走得再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