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死在继母手下的无辜少女
1930年8月1日，静海县赵家村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父母合谋活埋女儿的重大案件，在津各报刊纷纷刊出了这一消息，并配发了死者马春红及凶犯马宝才、马何氏的照片。一时轰动全县乃至整个津门，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人们在痛惜马春红惨死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其父母的诅咒和唾弃。
马宝才本是赵家村一个闻名的乡绅，拥有良田百顷，家财万贯。1928年初，其妻马于氏因患绝症身死，为他留下了一个14岁的女儿——马春红。马春红不但长得极为标致，而且聪颖过人，街坊邻居都很喜欢她。中年丧妻的马宝才更将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家中财物任其花用，毫无约束。而马春红平素又极喜欢与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因此，她常从家中拿出一些钱物周济他们。马宝才虽有察觉，但并未深究。1929年10月，马宝才终于耐不住寂寞，又续娶了邻村一个年仅21岁的何姓少女为妻。自此以后，马家就再无宁日了。
马何氏原与同村一名叫张海生的男子订婚，并于1929年7月间过了聘礼，后因贪图钱财才嫁到马家，与马宝才无丝毫感情可言，对马春红更是百般虐待，无半点怜爱之情。马何氏生性泼辣，稍有不如意，轻者破口大骂、砸锅摔碗，重者操起皮鞭、扫帚等物对女儿就是一顿毒打。最初，马春红也和她对打对骂，马宝才也试图同她理论。马何氏岂肯善罢甘休，每当此时，她便蹿出院外，“扑通”一下子坐在路上，哭天喊地，大骂不止，引来无数村民围观。更有甚者，她从娘家搬来七八名壮汉，各自手持钢叉、铁锨，堵在马家门前“叫阵”。胆小怕事的马宝才慌忙迎出，像招待贵客一样好酒好菜地照顾着，并当众令女儿跪在马何氏面前求饶，一向孝顺的马春红只得含泪跪拜。这时，马何氏才肯放过他们父女，但仍让春红立下字据：从今以后，永不犯上！
嫁给马宝才并非马何氏的本意，她心中仍暗恋着同村的张海生，因而常借回娘家之机与之幽会直至通奸，并常将马家的钱财盗出送与张海生。开始只是三五两，后来见马宝才毫无察觉，胆子逐渐大起来，竟至几百两之多！1930年5月24日，马何氏在与张海生幽会时说：“你将银钱好生看管，待日后我将老混蛋结果了，咱二人结婚时用。”
1930年7月25日，马宝才在盘点家财时，发现竞少了近1000两银子！遂急忙唤来马何氏询问，马何氏竟谎称，此钱为其女儿春红拿出散于穷人了。马宝才一时火起，当令人唤来马春红时，亦不问青红皂白，上前便是两巴掌，殷红的鲜血顿时从马春红的嘴角流出。性格倔强的马春红知是继母在背后捣鬼，她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这吃里爬外的东西！”说着朝继母脸上狠狠地唾了一口，掉头就往外跑。马何氏岂肯轻饶，也顾不及满脸的血污，抄起铁锨追了出去。当跑至村西时，马春红一下子没影儿了，马何氏断定她一定跑进了生意人白云台的店铺中，马何氏正要往里冲，白云台站在门前挡住了去路，并讥讽她说：“我这可没有你的野男人！”马何氏被羞得满面通红，用手指着白云台，眼里喷着火说：“龟儿子，你等着我！”
白云台，时年25岁，大城县人，自幼丧父失母，由其大娘抚养成人。于1928年12月来到赵家村，开办了一个绣花作坊，专做绣花鞋面、被面等。他将活计分发给村里的妇女们，按日期取回，贩往天津城。马春红因受继母虐待，常常天一亮就躲出家门，与同村姐妹们一起玩耍。自白云台开办绣花作坊后，她们便干起了绣花活计，马春红也跟着一起做。因其心灵手巧，做的活计又快又好，所以，时常往白云台绣花作坊取送活计，并逐渐与之熟识。7月25日那天，马春红确实躲在白云台作坊内，白云台说：“你继母不是正经人，那日晚，在村西土场的草垛后，我看见她和一个男人搂抱在一起。”嗣后，白云台将马春红送至村民马云鹤家居住。
同年7月31日晚，白云台与马春红共同来到村西土场，果见马何氏与一个野男人厮混在一起。情急之中，马春红冲上去大骂继母，继母及其野男人闻声急忙逃遁。
逃回家中的马何氏，深恐马春红和白云台将此事告知马宝才，亦惧其偷盗家财的事情败露，遂对马春红暗起杀机。当日晚，马何氏在枕边对马宝才诡称，其女儿马春红与村西白云台通奸多日，自7月25日后，马春红一直住在白云台作坊内。日前马何氏前去找寻时，竟被其二人骂回，并称从此与马宝才断绝父女关系，永不回马家。马何氏又火上浇油道，与其让春红在外伤风败俗，辱我家风，不如尽早结果了她的性命，免得贻笑天下！毫无主见的马宝才竟轻信了马何氏的花言巧语，决意害死亲生女儿。
马春红的外祖母住在离赵家村30里外的辛庄。外祖母自女儿死后，对外孙女倍加疼爱，每年冬夏，都要接她到家中小住，特别是继母进门后，马春红就去得愈加频繁。因此，马宝才与马何氏定下毒计，谋害亲生。他们准备明日一早让人佯装马春红外祖母家的来人，接她回老家，在途中杀害，再谎称遭到土匪打劫，以掩人耳目。
屋内密谋，屋外有人听，他们的话均被马春红的婢女映花听见。映花感念平素马春红对她的善待，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马云鹤家报告，白云台也闻讯赶来。马春红闻听后气得满面通红，腾地抓起菜刀就往外冲：“我先杀了她！”被白云台拦下。白云台说：“你现在赶去，无异于自投罗网！这都是我连累了你，你不如跟我一起逃去天津城。”马春红一时也没了主意，忙点头从之。其二人遂打点行囊向村外逃去，在跑出约5里路时搭上了一辆马车。
约8时许，马宝才派人来到白云台作坊，见房门紧闭，遂上前撞开大门，冲了进去，屋内空无一人。听了下人的回报，马何氏觉得情况不妙，便找来婢女责问，并用皮鞭加以毒打。婢女忍受不过，说出了实情，指明了他二人逃跑的方向。马宝才遂急派人骑快马追赶。午时许，在天津城附近将马春红、白云台抓回。
俩人被抓回后，还未及停稳，马宝才就气急败坏地令其侄子马德有、马德章，将一块大石头捆在白云台的背上，沉入了村西的咸水河中。可怜这无父无母的年轻人竟死得如此凄惨。
此刻，马春红在一旁大骂继母，马何氏急忙让人用破布堵住她的嘴，并令人将其捆绑，马宝才、马何氏等人将马春红拖至村北的坟地，马德有、马德章等就地挖了一个深坑。马宝才将女儿推进坑中，马春红奋力抗争，马德有、马德章不忍心活埋自己的表妹，马何氏夺过铁锨，拼命地往马春红身上铲着土。马春红在坑中大喊：“我在阴曹地府变成厉鬼，也要抓你去见阎王！”一个时辰后，马春红被彻底掩埋，遂酿成了一桩千古奇案！
嗣后，有人将此案通报了河北天津，警局经过调查取证后，遂将马宝才、马何氏及张海生先后缉拿归案，马德有、马德章已不知去向。马何氏对其偷窃家中钱财近1000两白银及与张海生通奸半年有余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马云鹤亦出庭作证，证明马春红自逃出家门后，始终住在他家中，直至马何氏暗起杀机后，马春红、白云台二人才双双逃走他乡。马宝才得知真相后，痛心不已，顿足捶胸：“我屈死的女儿，是为父的害了你呀！”
1931年6月21日，河北天津地方法院作出判决：马何氏犯有共同杀人罪，处死刑；马宝才犯有共同杀人罪，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无期；马德有、马德章缉拿归案后另行处治。
P42-45
1996年天津市档案馆晋升国家一级馆时，我得以见到国民党时期的法院档案和警察局档案，看到卷皮儿上“杀人”、“贩毒”、“绑票”、“诱拐”等字样时，我不禁打开案卷翻了起来，里面的案件侦查过程、法院庭审记录、法院判决书等吸引了我。很快，写出来几个民国时期的案件。《天津工人报》为我开了“津沽遗案”专栏，每周一篇。拿着印成铅字的文章，我更加有了写作的动力。但天津历史上的重大案件在档案中却没有记载。于是，我又到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天津市公安局档案馆、天津市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查阅了档案、书刊、旧报纸，并且获得了当事人的珍贵口述资料。于是，蒋介石“绑票’’案，孙传芳血溅佛堂案，段芝贵献妓贝子案、溥仪文绣离婚案等二十几个发生在天津的重大案件写出来了。2000年初，《每日新报》创刊，于是，我就拿着这些文章，连同一些珍贵图片找到了报社，报社特开辟了“解密档案”专栏，每周一版，连续刊登了8个月。
十几年过去了，我陆续撰写了百余个案件，先后发表于《今晚报》、《天津老年报》、《天津政法报》、《蓝盾》、《金盾》等报刊。随着档案资料的日益积累、补充与完善，以及专家的指导和后人的指正，知道自己之前写的文章有些不够完整，有些不够准确，甚至有些与事实不符。于是，2009年《旧天津的新生》一书出版后，我就有选取精华案件结集出版的想法。在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陈益民先生、一编室主任韩玉霞女士的支持和鼓励下，我又着手整理旧稿。在整理的过程中，依据掌握的最新资料，又对多个案件进行了补充、修改，改正了旧稿中失实的部分，尽量做到还历史于本来面目。
之所以能坚持研究旧天津大案十数年，得益于局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得益于他们营造的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正气顺的工作环境，得益于全局馆各处部室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予我的无私帮助！更要感谢荣华局长拨冗作序，为该书增光添彩。
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天津市图书馆古籍文献部李国庆主任、季秋华副主任，《今晚报》社副刊部吴裕成主任，《每日新报》专刊部李丽娟主任，天津市公安档案科项宝生科长的大力帮助；当年刺杀程锡庚的当事人祝宗梁先生、日本学者丁伟先生无私地提供资料、审阅稿件；天津学者葛培林、王勇则、由国庆、侯福志、王振良等对书稿的补充、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随着对天津近代史研究兴趣的日益浓厚，深感自己知识的浅薄、资料的不足，书出版、文章发表后，多能找出一些错误之处。这本书的出版想必仍会有些遗憾，希望识者批评指正，以便日后更正。
周利成
2010年7月
荣 华
档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原始记录，是人类文明传承的载体，它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近年来，全社会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热”。在这股文化热潮中，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档案馆，研究档案内容，挖掘档案文化。而全国各省市、地区档案馆也越来越重视档案文化产品的开发，一大批档案文化产品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说，档案文化的实力决定着档案行业命运的沉浮，决定着档案事业在当下语境中话语权的强弱。
“十五”期间，天津市档案馆的编研工作紧密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围绕加快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需求，大力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编辑出版了一批体现地方特色、跟踪社会热点、以系列化的档案史料专著反映天津近现代人文风貌的档案文化产品。一是大力推进馆藏珍贵档案的整理出版，积极组织整理出版了《清代以来天津土地契证档案选编》《天津商民地契约与调判案例选编》《券证遗珍——天津市档案馆藏清代商务文书目录》等，为历史文化传承、历史研究提供史料服务。二是大力推进服务大众型档案文化产品的研究开发，精心组织编写了天津旧事丛书、近代百年看天津丛书，《天津老教堂》《天津老戏园》《外国人在旧天津》《天津五大道名人轶事》《金街老字号》《法租界的故事》等先后出版，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三是紧密围绕经济建设推进档案史料研究开发为经济发展服务，《天津滨海新区经济发展实录》《新型建筑文化家园》等书的出版，为滨海新区开发及天津房地产业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服务。四是紧密围绕重大纪念活动，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奥运先驱张伯苓》《船王董浩云在天津》《天津解放》《旧天津的新生》，挖掘馆藏史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旧天津的大案》是天津市档案馆周利成同志的又一力作。利成同志长期从事档案编研工作，著述颇丰。2009年被市档案局授为编研专家。该书是作者近20年深入研究旧天津发生的各类大案要案的成果总结。作者在掌握一手原始档案资料，保证史实准确、史料翔实的前提下，坚持了通俗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写作风格。该书几乎囊括了上至清末、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天津的各类重大案件。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动荡变化的岁月，外强侵略，内乱不断，兵连祸结，灾难深重，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土匪猖獗，帮会肆虐，烟毒弥漫，娼妓遍布，大案迭起。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对中国民国史、天津近代史研究大有裨益。
该书收录的约40个案件分为名人名案，刺杀、谋杀案，政治案件，经济案件，诈骗案、盗窃案，涉外案件六部分，有闻名全国的“段芝贵献妓贝子案”、“溥仪文绣离婚案”，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双烈女’案”、“海河浮尸案”，有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浦东少女被拐案”、“劝业场被盗案”、“惨死在继母手下的无辜少女”。这些案件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揭露了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现实，再现了下层百姓水深火热、苦难生活的场景，集中反映了旧中国达官贵人、军阀政客、汉奸卖国贼的专横、独裁、贪婪、欺诈、投机、献媚等各种表现，是天津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通过该书，读者可以了解旧中国的黑暗、社会的动荡以及人民的苦难，从而更加热爱新中国，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因此它可以成为天津地方的一本爱国主义教材。
实践证明，在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中，档案馆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档案人是可以大显身手的。档案馆不仅是档案资源的保管机构，更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学术高地。要把死档案变成活信息，把档案库变成思想库。档案部门应当担负起自身的责任，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文化产品，为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本书是天津市档案馆周利成同志的又一力作。利成同志长期从事档案编研工作，著述颇丰。2009年被市档案局授为编研专家。该书是作者近20年深入研究旧天津发生的各类大案要案的成果总结。作者在掌握一手原始档案资料，保证史实准确、史料翔实的前提下，坚持了通俗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写作风格。该书几乎囊括了上至清末、下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天津的各类重大案件。这段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处于剧烈动荡变化的岁月，外强侵略，内乱不断，兵连祸结，灾难深重，政治黑暗，吏治腐败，土匪猖獗，帮会肆虐，烟毒弥漫，娼妓遍布，大案迭起。有关这方面的史料，对中国民国史、天津近代史研究大有裨益。
本书收录的约40个案件分为名人名案，刺杀、谋杀案，政治案件，经济案件，诈骗案、盗窃案，涉外案件六部分，有闻名全国的“段芝贵献妓贝子案”、“溥仪文绣离婚案”，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双烈女’案”、“海河浮尸案”，有反映普通百姓生活的“浦东少女被拐案”、“劝业场被盗案”、“惨死在继母手下的无辜少女”。这些案件真实地反映了旧中国社会动乱、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揭露了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现实，再现了下层百姓水深火热、苦难生活的场景，集中反映了旧中国达官贵人、军阀政客、汉奸卖国贼的专横、独裁、贪婪、欺诈、投机、献媚等各种表现，是天津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通过该书，读者可以了解旧中国的黑暗、社会的动荡以及人民的苦难，从而更加热爱新中国，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因此它可以成为天津地方的一本爱国主义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