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经典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记版本，传记大师里顿·斯特拉奇代表作。

本书是英国著名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最重要的代表作。不仅细致描绘了维多利亚历经孩提、少女、女王、妻子、遗孀、祖母等不同阶段的八十余载人生传奇。更深刻书写了从十九世纪早期至二十世纪初近乎一个世纪的英国及欧洲重大的历史事件，堪称二十世纪英国传记文学领域中的经典之作。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英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长达64年，她开创了英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期，成就了前无古人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一时期正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由方兴未艾转向鼎盛，进而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君主立宪充分发展，所有这些都使维多利亚女王成了英国和平与繁荣的象征。

维多利亚女王性格鲜明，秉性真挚，她尽忠职守，颇具治国之才；她忠于丈夫，对子女要求严格，堪称一代女性楷模。翻阅历史，大概找不出像维多利亚这样的女人，既如此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女王的职责，又如此平凡地保存了一个女人的幸福。

本书是英国著名传记作家里顿·斯特拉奇最重要的代表作。不仅细致描绘了维多利亚历经孩提、少女、女王、妻子、遗孀、祖母等不同阶段的八十余载人生传奇。更深刻书写了从十九世纪早期至二十世纪初近乎一个世纪的英国及欧洲重大的历史事件，堪称二十世纪英国传记文学领域中的经典之作。

第1章 家世

 1 夏洛特公主

 2 谁来继承王位？

 3 肯特公爵德华

 4 女王诞生

第2章 童年

 1 失落童年

 2 天佑吾王

 3 继承之路

 4 水火末糖果

 5 加冕

第3章 梅尔本勋爵

 1 初露锋芒

 2 莱恩夫人

 3 首任首相

 4 奇特的友谊

 5 利奥波德舅舅

 6 寝宫危机

 7 权力之争

 8 热恋

第4章 结婚

 1 阿尔伯特

 2 通往婚姻之路

 3 宽容的伴侣

 4 快乐家庭

 5 内延改革

 6 梦已逝去

 7 万有博览会

第五章 帕默斯顿勋爵

 1 联姻风波

 2 1848年欧洲革命

 3 战争与君王

第六章 亲王的最后岁月

 1 皇家育儿室

 2 远离喧嚣

 3 拿破仑三世

 4 盛年而殒

第七章 孀居

 1 暮霭降临

 2 隐居生活

 3 怀念

 4 阿尔伯特纪念堂

第八章 两位首相

 1 新宠臣

 2 惨遭误解

 3 印度女皇

第九章 晚年

 1 庞大的家族

 2 谋刺之惊

 3 欧洲老祖母

 4 最后的岁月

尾声

最后的几年是羽化登仙的几年。在臣民们五彩纷呈的想象中，维多利亚穿越一片最纯洁的光辉而升华至神明的境界。所有的批评都沉寂了下来；二十年前将会举国公认的那种种缺陷，如今则为举国所忽视。此国家偶像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化身，对这一点尽管难能有人看到，但却显然是实情。那曾经将1837年的英国，造就成1897年之英国的巨大变化，对女王却几乎毫无触及。这一时期巨大的工业发展，其深远意义一直为阿尔伯特所明了，维多利亚却无动于衷。那曾引起阿尔伯特同样重视的惊人的科学进步，维多利亚却漠然视之。她在有关宇宙，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以及自然与哲学等重大问题上所持的观念，一成未变。她的宗教观是从莱恩男爵夫人和肯特公爵夫人那里学来的一套。在这里，人们会猜测阿尔伯特的观点对她亦当有所影响。因为阿尔伯特在宗教问题上的表现一向是进步的。他根本不相信有什么恶鬼，因此也不相信有关迦德伦猪群的奇迹。斯托克玛在一份关于威尔斯王子教育事宜的颇引人注目的备忘录中，甚至抛出这样的建议；他认为一方面这孩子毫无疑问必须“按英国国教的教义培养成人”，然而亦不妨根据时代精神，在王子的宗教教育中摒弃要笃信“基督教之神异观”的反复灌输。可是，这不免太过分了；而所有的皇家子弟还是完全按照正统观念培养成人的。若不如此便会令维多利亚很伤心，尽管她本人的正统观念并不是十分纯正。然而在其天性中，想象与妙悟只占有极小的成分，这使她本能地疏远美国圣公教派的那种玄而又玄的迷狂；而苏格兰长老会的单纯信念则似乎令她感到最为亲切。这本来是可以想见的，因为莱恩便是一位路德派牧师的女儿，而路德派和长老会派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多年来诺曼·麦克劳德博士，一位狂热的苏格兰牧师，一直是她主要的宗教顾问。另外，当他去世以后，她又在同巴莫罗村民有关生与死的闲谈中吸取了颇多慰藉。她那淳朴无华的虔诚之心，已从老约翰·格兰特庄重的规诫和P·福格森太太虔敬的格言里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它们具有当她还是十四岁孩子的时候曾衷心感佩过的切斯特斯主教《马太福音评注》的种种特色。它们“十分简洁易懂并且充满了真理与美好的情感。”以其名字命名了穆勒和达尔文时代的这位女王，再没有比此更进一步。

维多利亚和其时代的社会潮流同样十分疏远。她对于最细微的变化所持的固执丝毫不亚于对那些最重大的变革。当其青年和中年时代，吸烟在上流社会一直是被禁止的，只要她活着一天，她就一天不撤销对吸烟的诅咒。任凭诸王公怨声载道；任凭那些受邀来温莎的主教和大使们被迫悄悄躲在各自的卧室里，伸躺在地板上对着壁炉烟囱吞云吐雾——此项禁令一直未改。人们一定会想作为一位女王，她当对她那个时代里所产生诸般变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妇女的解放——表示支持；然而，恰恰相反，只要一提起这一设想，她便会火冒三丈。1870年，她看到一份有关一次拥护妇女选举权集会的报告，她怒气冲冲地写信给马丁先生——“朕亟欲召集每一个能说会写的人一起来制止这种疯狂的，邪恶的‘女权’愚行，以及它所伴生的种种可怖之举，对此我们一些可怜的弱质女性却执迷不悟，全然忘记了女人的天性与本分。该女士——真应该挨一顿痛打。这件事令朕怒不可遏。上帝造就了男女之间的差别——那么就让我们各守其本分吧。丁尼生在《公主》一诗中有一些精彩的诗句讲到男女差别。女人若任意放弃了其女性特征，那将成为人类中最可憎，最残忍，最讨厌的东西，而且哪里还谈得到男人所要对弱质女性施以的保护呢？朕相信马丁夫人一定会同意朕的看法。”这番宏论是无法驳倒的，马丁夫人虽然同意了，可是感染面却扩散了。

在另一方面，维多利亚对时代精神的理解始终未变。那些御用史学家和殷勤的政客惯于恭维女王能正确对待宪法。然而这种赞誉似乎很难与事实相符。维多利亚在其晚年不止一次颇为悔憾地提起她当年在侍傧危机中的做法，并让人们晓得从那以来她已变得开明多了。可是她一生中对于宪法事宜无论是在其理论上还是在其实践中，都很难看出有什么根本的变化。曾使她断绝与比尔谈判的那种专横独断，唯我独尊的精神，也同样地见诸她对帕默斯顿的憎恶，对狄斯累利的以退位相胁，以及因韦斯敏斯特公爵参加了声讨波兰暴行的集会，便要指控他一事。就其智力范围而言，对那些复杂而精微的宪法原则还谈不到有什么理解；。而在她那一朝代宪法的实际发展中，她所扮演的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从1840年到1861年，君主的权利逐渐地增强，从1861年到1901年它又逐渐地衰弱。前一个时期归功于阿尔伯特亲王的影响，后一个时期则得力于一系列的首辅大臣。在前一个时期维多利亚实际上仅是一个附庸；而在后一个时期，阿尔伯特所苦心罗致的权柄，又无可阻止地落入了格拉德斯顿先生，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赛里斯伯雷勋爵的掌握之中。也许，由于她一直沉溺在日常琐事里，且觉得难以一下子辨清琐屑与紧要之分，因此只是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然而，在其王朝的末年，王室已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衰弱。而极为矛盾的是，维多利亚本人却因为对政治发展的赞同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颂扬，对这种发展若是她完全明白了其重要性的话，肯定会给她带来极大的不快。

然而切莫以为她是第二个乔治三世。她那种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愿望十分强烈，且不受任何道理的约束，可是却被某些老辣的手段止住了。她虽说会极其激烈地反对大臣们，她也会充耳不闻那些辩解与哀求，她那执拗的决心总会显得不屈不挠；但是，到了最后的关头，她终会放弃自己的固执。她在履行职责方面生来所具的热情与能力，更兼她也许素来想着阿尔伯特的小心谨慎，不走极端，使她始终没有走进死胡同。凭借本能她会明白现实已到了她所无能为力的时候，于是她就会做出让步。说到底，她还能怎么办呢？

但是，即使在上述诸方面，女王和其时代有着深深的隔阂，然而二者之间也并非没有共通点。维多利亚非常懂得权力与财富的意义与魅力，而对这一门学问，英国国家本身也变得越来越精通了。在本朝的最后十五年之中——1892年短暂的自由党内阁仅为一个小插曲——帝国主义是国家的主导纲领。这也是维多利亚本人的信条。在这一方面，若是没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她会听任自己意向的发展的。在狄斯累利的指导下，她对海外之英国领地的兴趣较前大增，而且，东方尤其令她倾心。她魂牵梦绕地向往着印度，下工夫去学，并确也学会了几句印度话。她还招用了几名印度仆人，他们成了她形影不离的随从；其中有一个叫孟什·阿卜杜拉·凯里姆的，后来几乎取代了当初约翰·布朗的地位。与此同时，国家的帝国主义特征也赋予她的职位一种新的意义，这和她自己内心深处的癖性极为谐调。英国政府总的说来是一个常识所能理解的结构；但是其中一直有一个常识所不可及的角落——在这里，由于某种不可道的原因，普通的尺度是不适用的，一般的法则也无法运用。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安排下的，以他们的睿智，为那种在人类事务中似乎永远无法根除的神秘因素留下了回旋的余地。英国政体的神秘性自然是集中体现在那顶王冠上——这顶王冠，有着其悠久的历史，神圣的联想和庄严壮丽的景观。然而，近两个世纪以来，整座宏伟的大厦已为常识所掌握，而那个小小的，不曾发掘也无法解释的角落却一直未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这时，随着帝国主义的抬头，也带来了一种变化。因为帝国主义既是一项事业，也是一种信仰。它在不断发展，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神秘性便也随之不断发展；同时王冠便也被赋予了一种新的重要性。需要有一种象征——象征着英国的强权，英国的价值，以及英国那独特而神秘的命运——这一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这王冠便是所要的象征而这顶王冠正戴在维多利亚的头上。于是便造成了在本朝的末年，一方面君王的权力明显地衰落了，而同时君主的威望却有了极大的增长。P250-253

相对说来，英国的传记文学起步较晚，至中世纪方稍见起色，但描写范围多局限在教堂和修道院，传记主人公大都为圣徒、殉教者、院主、主教一类的人物。而且，英国中世纪很多这一类的传记是用拉丁语写的。这种情况一直沿续到15世纪以至16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的范围及形式至此未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拉丁语依然被当作主要的表现媒介在传记写作中经常使用。

17世纪以至18世纪上半叶，英国的传记文学创作起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内容进一步从宗教领域以及国家最上层领域扩展开来，一大批文士、学者、社会名流进入了传主的行列，其形式也逐渐从以往描写圣徒、君主的刻板、拘谨的形式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传者们开始注意到在描述事件的过程中表现出人物的性格，同时也认识到人物的性格不仅在严肃的场合和事件中，而且在日常琐碎的细节中同样可以表现出来。而“传记”(Biography)一词，也是在这一时期在英国第一次见到使用。富勒(Fauer)在其出版于1662年的《英国伟人史》(The History of the Worlthies ofEngland)中提到“这些圣人们的传记”；德赖顿(Dryden)则于1693年给“传记”下了一个定义，他称之为“杰出人物的生平史”。

英国传记文学真正起了较大变化的时代是在18世纪末。这一变化中的代表作家是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他于1791年出版的《约翰森博士传》(Life of Dr．Johnson)使得沉闷的英国传记文学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一位优秀的传记作家及其传记，不仅要求能够对传主的生平以及其权威性的文献有着全面的了解的第一手的掌握，同时还要求能够对传主的性格有着深刻完整的理解，对他的言行举止的心理动机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并能将传主以至自己的丰富情感最高程度上地传达给读者。而鲍斯威尔正是将这些素质集于一身，并集中体现在了他的《约翰森博士传》中，使之成为英国传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19世纪的英国传记文学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受到鲍斯成尔的影响，一些传记作家在传记写作中更为重视传主的日常生活细节以及在种种琐事中所表现出的性格，同时他们还更为注意到与传主发生关系的间接材料的搜集和运用。这些都为19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因素所产生的另外一个影响，却是造成了一些传记之作越来越冗长庞大的趋势，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对于传记文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而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大多数传记作者，在进行传记写作的过程中，着眼点仍然主要放在对传主德行的颂扬上，并不重视对其个性的刻画，从而使这一时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传记主人公，往往仅为某种道德模式的化身，而缺乏生动的个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传记文学至此尚没有最终挣脱传统传记观念的束缚。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出现了20世纪英国传记文学的又一朵奇葩——里顿·斯特拉奇(Lytton．Strachey，1880～1932)的《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QueenVictoria)。

里顿．斯特拉奇毕业于剑桥大学，与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AndrreMaurois)、德国的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同为20世纪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家。斯特拉奇于191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传记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Eminent Victorrians)。在这部传记集的前言里，他对英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传记文学主张。他写道：“在英国，传记的艺术似乎乃为一个不幸时代的产儿。尽管我们确实有过几部杰作，但是我们却从来未像法国那样，有过伟大的传记文学的传统。……对我们来说，这一写作艺术各个分支中最为精妙而高尚的艺术门类一直被贬在雇用文字的屈辱地位，我们没有考虑到写出一部好的传记可能会像实际的人生一样艰难。以往那些被我们习惯于用以纪念死者的那两大卷巨制宏作，其生硬的材料堆砌，马虎的文风，冗赘的谀辞，选材及独见的极端贫乏，有谁还不知道？它们正像那出丧的行列，笼罩着同样迟缓而哀伤的气氛。人们不禁会想，它们中的某部分不会是作为丧仪的最后一项，由殡仪人员创作的。本书中所作的研究在很多方面受惠于那些真正称得上标准传记的作品。因为它们不仅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必不可缺的资料，还为我提供了更为宝贵的东西——实例。从中可以学到的东西是多么多呵！这里不必一一评述。举例来说，要保持适当的简洁——一种排斥一切冗赘与琐碎的简洁——这确实是传记家的第一要务。传记家的第一要务无疑便是保持自己精神的自由。唱赞歌并非传记家的职责，他的职责是按照他对事件的理解来揭示其真相，这也就是我在本书中所致力于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平心静气地，不偏不倚地去揭示事实的真相，此外别无他意。”斯特拉奇的这种传记文学观，在其以后的传记创作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继《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名人传》以后，他又创作了《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Elizabeth and Essex，1928年)、《人物小传》(Portraits in Miniature，1931年)等传记文学作品，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当数《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

《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出版于1921年。它所描绘的历史，涉及了自19世纪初叶至20世纪初维多利亚去世(1901年)纵横几乎一个世纪的英国史以及欧洲重大的历史事件。传记主人公维多利亚女王，1819年出生，1837年即位，1901年去世。有着八十余年的人生历程和在位六十多年的女王生涯。这个时期的，政治上，由于自由党与保守党两大派系相互牵掣发展而来的典型的议会政治已经确立；在经济上，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在各个工业部门显示了它的实绩，尤其在纺织业中，大机器生产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由此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加上对外扩张的结果，大英帝国走上了她“日不落”的国运昌隆的顶峰。这一切，正完整地表现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一个典型的全过程。而这一时代的维多利亚，其八十余年的人生，既和英国的政治、经济息息相关，又有着其历经孩提、少女、女王、妻子、遗孀、祖母等不同人生阶段上的具体丰富性，因而可以说是几乎和所处时代本身一样绚丽多彩。

历史和人生两个方面上如此丰富的内容，斯特拉奇的这部《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仅以一卷十章的篇幅，便为我们作出了洗练、集中、生动的概括与再现，这在冗长烦琐之风见长而不衰的20世纪初期英国传记文学的创作中，已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与称誉，而《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之成为英国乃至世界传记文学的创作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的原因及其意义，似乎还不仅仅在于此。

我以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

首先，《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的出现，打破了长期以来有关传人的传记写作中讳恶扬善，一味歌功颂德的传统。在这部传记中出现的大英女王维多利亚，不是一个头罩灵光的神明，她首先是一个鲜灵活跳的“人”：热情，坚定，而又时有偏颇，固执；聪颖，敏锐却又单纯，简单；时时准备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却又常常认不清时代的潮流；处处维护王室的权威却不知道在她的时代王室已无实际的权力……所有这一切，贯穿了她八十余年漫长的一生。而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上，又有其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的丰富表现。斯特拉奇在丰富地占有资料的同时，抓住了维多利亚性格的这些主要特征，写出了它们在时代进程中的丰富变化，尤其是结合了女王具体的人生环境——这些类似的环境在以往的伟人传中一直是个禁区——来进行描绘与刻画。譬如他写了女王拘谨而沉闷的少年时代，也写了她活泼享乐的青春年华；写了她热烈执著的爱情，也写了她中年居孀的痛苦；写了她作为“统御七海”的大英女王的种种显赫，也写了她作为儿孙绕膝的祖母的种种慈爱……在描写中，传记不仅写出了女王所施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影响，同时也揭示了女王内心世界的矛盾，剖析了她一切社会活动的心理契机。既写出维多利亚作为女王的种种辉煌的一面，也不回避她作为普通妇女的种种特点乃至弱点。因而在这样的描写中，表现出的性格是真实完整的性格，人物是真实完整的人物，人生是真实完整的人生。

其次，在解决传记写作如何把社会时代的发展同传主具体的人生进程严密而生动地融为一体的问题上，《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树立了一个突出的典范。

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六十四年(1837～1901)，可以说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时代，它几乎可以用来概括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由肇始到顶峰的全过程。而维多利亚一生的八十二年，则又是作为一个人所望得到的经由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以至老年的最为完整而丰富的人生。怎样把一个如此辉煌的时代和一个如此丰富的人生紧密无间地融汇为一个整体，这可以说是摆在作者面前的一个难题。而更为困难的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王室地位的升降和英国国运的盛衰，在事实上并没有取同一方向，而维多利亚本人威望的沉浮和王室地位的变化似乎也并没有取同一步调。正如作者本人也认识到的：“从1840年到1861年，君主的权力逐渐地增强，从1861年到1901年它又逐渐地衰弱。前一个时期归功于阿尔伯特亲王的影响，后一个时期则得力于一系列的首辅大臣。在前一个时期维多利亚实际上仅是一个附庸，而后一个时期，阿尔伯特苦心罗致的权柄，又无可阻止地落入了格拉德斯顿、比肯斯菲尔德和赛里斯伯雷等要臣的掌握之中。……在其王朝的末年，王权已比英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衰弱，而极为矛盾的是，维多利亚本人却因为对政治发展的赞同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颂扬，对这种发展假若她完全明白了其重要性的话，定会给她带来极大的不快。”(见本书第九章)斯特拉奇成功地解决了以上难题。这首先应当归功于他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治、经济以及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清醒明了的认识。这样，使得他从一开始就可以把英国王室和女王本人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并时时把握了英国政治经济的变化和王室及女王地位的相应变化。其次则应归功于作者严谨的历史态度。斯特拉奇是明了英王室以及维多利亚本人同英国时代政治的发展间所存在的矛盾(原著中用“Panadoxical”甚至有“乖谬”之意)的，但是他并没有为强求女王与时代的一致，为获得本书在描述中表面上的统一而回避以至抹杀这种矛盾。而恰恰相反，他紧紧扣住了这一矛盾，尤其是抓住了在历史发展转折之处上，或者说是关键之处上维多利亚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举止来进行缜细的剖析和描绘。一方面指出时代前进的不可阻挡的趋势，另一方面又深刻真实地展示和剖析维多利亚保守主义的举止及其心理契因。惟其如此，女王的人生主线才更为突出，时代前进的踪迹也才更为明显，二者相辅相成，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作者准确细致地描写了女王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一定时代的历史无一不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组成的，而一个特定的人生在某种意义上说同样可以认为是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因此，在传记文学的写作中要把传主与时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写好传主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是极重要的一环。我们看到《维多利亚》自始至终，正表现了这一鲜明的特色。作者从未孤立地去描写女王的个人生活，而是真实地描写剖析她的种种社会关系，诸如她与母亲、舅父、丈夫、儿女等亲人们的关系，与首辅大臣们的关系，与中下层人们的关系等等。这种描写本身也不是固定的，它贯穿了女王的一生并且写尽了其中的变化发展。这样，女王便不再是一个孤立抽象的人，而是成了特定时代中的特定人物了。

 斯特拉奇的《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还为人物传记写作在结构形式和文学描写等方面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

 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必须能够担负起历史与文学两个方面的职责。从前者出发，我们要求它能够真实完整地记述再现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及所处的时代风貌。而从后者出发，则要求它能够创造精巧的结构形式，运用丰富优美的语言文字，刻画出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性格。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19世纪英国传记庸赘之风日盛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忽略了传记写作的文学要求，而《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的作者则注意并把握住了这一点。

《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全书分作十章，首章述其家世，末章统括全生，当中八章，基本上以女王人生的大的段落为划分。在每章的描写上又紧紧抓住本阶段上女王生活中最主要的事件来描写。这样，使得全书的结构完整严密，女王一生的线索明晰，主次分明，在描写上也显得简洁精练，不拘泥拖沓。同时，在对女王的一生及性格进行描述和刻画的过程中，作者还注意刻画了其他众多的人物形象。譬如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历任首相诸如梅尔本、帕默斯顿、格拉德斯顿、比肯斯菲尔德等，以及女教师莱恩、男仆约翰·布朗等等。作者没有把他们作为女王简单的陪衬来加以昙花一现的描写，而是同时抓住了他们各自的人生主线以及其主导性格来进行刻画，在描写中又注意写他们所施于维多利亚的影响。这样，这众多的人物，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又丝丝入扣地融合在女王的生平之中，对造成全书的丰富生动而又统一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字上，作者也显示了娴熟的技巧和深厚的功力。他时而用洗练的警句，时而用幽默的比喻，时而用画龙点睛的短语，时而又用统括全篇的长句，体现出了鲜明的文学风格，而这种鲜明的风格对于表现维多利亚丰富的一生正是极为适合的。

仅是以上几点，已足以显示《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是继《约翰森博士传》之后英国传记文学的又一座高峰，并由此启肇了一个新的时代——20世纪传记文学蓬勃发展的时代。伦敦1978年出版的《大百科全书》中称誉作者：“里顿·斯特拉奇对20世纪的传记文学起了主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反对前一个世纪正统的官方传记方面。”这个评价是很恰如其分的。

我国当今的人物传记，尤其是伟人传记的写作是丰富且有显著特色的，但也毋庸讳言，我们的传记写作者在最大程度上占据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方面，在把握住时代的本质特征方面，在真实准确地描绘再现伟大人物的内心世界及个性特征方面，在运用和发扬传记文学鲜明生动的文学风格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通过对《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等西方传记名著成功经验的借鉴，我们一定会有所裨益，这大概也就是我们今天重译《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的现实意义吧。

译者

于复旦大学

我更应尽我所能担负起国家的责任……我十分确定，鲜少有人比我有着更强的意志及欲求，去做合意又正常的事情（继承王权）。

——维多利亚女王

她是所有英国妇女之最一可以说是英国人之最。

——英国前首相张伯伦里顿·斯特拉奇与法国的莫罗亚、德国的茨威格同为二十世纪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家。《：英国人之最：维多利亚》是其所有传记作品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最获好评的一部，被誉为传记文学的又一座高峰。

——《英国大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