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王铭铭、陈平原、郑也夫、叶秀山、资家父女、何兆武、杨宪益、张中行、阎宗临、陈赓家族等学术界、文化界22位名人的口述人生，其中大部分首发在《中华读书报》“人物”版，但报刊文章因为种种原因多有删节，本书结集的则是未删节本。

陈洁，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中国新闻学院文学学士，武汉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华读书报》“人物”版主笔，现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本书为他的访谈录。主要采访了刘小枫、郑也夫、叶秀山、资家父女、何兆武、杨宪益、张中行、阎宗临、陈赓家族等22个名人生平事迹，供读者朋友们欣赏。

王铭铭：把人类学做到绝望

刘小枫：天不袁斯文

王晓明：说了，总会好一些

陈平原：书生意气长

张汝伦：八千里云和月

陈嘉映：此在、彼在、嘉映在

郑也夫：刺头、边缘人或魅力人物

董秀玉：从一而终的文化关怀者

严绍*：象牙塔里纯学人

杜维明：此心安处是吾乡

叶秀山：仁者寿，仁者无忧

资家父女：特殊年代的亲情

江平：一颗响当当的铜豌豆

林斤澜：一事能狂即少年

何兆武：史中人生，愧煞人问

任继愈：为“官”终究为学问

杨宪益：云淡风清了无痕

陆平：女儿眼中的知识分子

张中行：流年碎影，都付顺生琐话

阎宗临：赢得生前身后名

陈赓家族：江山欲谋斌质

冯友兰：宗璞的青葱记忆

赞言

王铭铭：把人类学做到绝望

生平简介：

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1985年获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学士学位，1993年获伦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1991至1993年在英国城市大学社会科学系任田野研究员、博士后，1993至1994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后在北大继续做博士后，同年破格出站，任北大副教授(1995年)、教授(1997年)。

主要著作：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逝去的繁荣》、《人类学是什么》、《漂泊的洞察》、《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心与物游》等。

采访手记：

采访王铭铭之前，我并没有做太多的准备，要过年回家了，我的工作状态有点松弛和懒散。从图书馆借了本他写的《人类学是什么》，也没好好看。事后我分析自己，也许潜意识里认为，人类学其实不是本次采访的真正重心。

我第一眼注意到的是他的装束，深蓝的唐装，肥大的个性裤，还有据说是限量发售的鸭舌帽，这身行头比他的娃娃脸抢眼，也跟CAVACOFFEE的情调很般配。

他的笑很温婉，有腼腆的味道。他抽烟很厉害，香烟和烟斗并上。他喜欢谈论他的专业，即使明知我是外行，这让我很被动。采访中，他不是很主动，我需要更多地提问和开启话题；更糟糕的是，他又很敏锐，我的提问如果愚蠢或敷衍，“可以用来问任何一个人”，他能敏感到并且马上有所反应；他不喜欢我的提问时，会锐利地指出，并试图转变谈话方向。但他的语气始终是和缓的，措辞谨慎而保守，偶露峥嵘时也带着温绵的笑，有一种隐忍的柔和。他对学界和社会的批判总要捎上两句自抑，似乎那是一顶一定要戴的鸭舌帽。

他较多地运用自嘲的语言和语气，对媒体业有较多突然的批评，对于这两点，我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有点难过。王铭铭并不知道，我其实是有气性的人，基本上不采访不入自家法眼的人。

采访似乎是不成功的，就像中间存了细沙，两块小心翼翼的玻璃还是磨花了。也许是我言辞不够慎重，也许是他太敏感，总之，当我提到“社会浮躁”这个词时，他突然微微抬高声调，发了一大通议论，后来有几个问题，他事实上也拒绝了回答，虽然他的态度、神情和口气一直很节制。

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有敌意，而且也觉得我有敌意，因为我是“媒体的人”。但他对我又多少有不踏实的期待，同样因为我是媒体的人。我没有得到他的信任，但他接受我的采访，本身又是一种信任。

之后的情形似乎更加微妙。我的口述整理一向是非常忠实于录音的，包括里面的“疙瘩”。按照惯例，稿子在发排之前要给被访人审读一下。何况采访到最后时，他自己也提到“如果你愿意，先给我看一下也可以”。但我很是顾虑，担心王铭铭会借机把“疙瘩”都解了。我寄去文章，附上一信，恳求地客气说，请他帮助把关，如果“事实有出入”，请指出，免得“具体信息”出错云云。

他很快回了信，文稿是用word的修改模式返回的，可以清楚地看到改动的地方，前面稍微动了几个无足轻重的字词，后面大部分则完全没有动，并说，已经对几处“事实”做了订正，m当时顺口说说的话，就这样发表来合适吧？我怀疑他要彻底反水，甚至后悔接受采访，干脆不同意发表。犹豫了一会儿，到底回了封软软硬硬的信，大意是我能理解他的顾虑，但是我们的报道一贯都力求表现被访人真实的状态，既对被访者负责，也对媒体读者负责。如果觉得文章有什么不妥，则请他先改着看。我在语气和文意上都留了余地，表示不一定完全按照他的改动发表。当然，说是这么说，但我其实已经做好了伤筋动骨的思想准备。

他再次做了改动，再次令我吃惊的是，除了一份更准确的简历和专著单子、几个措辞外，他几乎没有改动什么。印象深的是，他在几个微有锋芒的句子后加了“呀，呢，嘛”一类的感叹词，表示语气的缓和。

当初的如临大敌就这样被化于无形，他的克制让我感动又感慨，松了口气，于是马上发稿。

文章刊出来后，我给王铭铭打电话，他说报纸已经收到，知道文章发了。我问，觉得怎么样？答曰，没敢看。他很小心地问，发表时有没有考虑他的改动。我说，完全按照他的改动刊出的，没动他的一个字。我能明显地感觉到话筒里的气息有那么一丝的松弛，然后他又问，文章发出来后反馈怎么样，我说还好，至少我是在几天内收到了四五通电话。他很短促地笑了一声，没再说话。此后，我们又交往多次，但彼此再也没有说过这次专访。

如果我说的没错，这是王铭铭在“出事”之后的五年内，第一次接受媒体专访。如果今天要我用一句话来说王铭铭，我会说：他是一个骨肉血气思想和灵魂俱全的人，而不是任何一个简单的符号。

泉州的音乐，厦门的考古

我小时候想搞音乐，那段经历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小孩子想法很多，也可以说没什么想法，懵懵懂懂的。幼儿园只上了一天，街上喊打倒工贼，我跟着游行，就回家了。1969年入小学，一直文革得厉害。偶然的机会，有个北京的老师下放到福建，我跟着他学小提琴，想考音乐学院。中学基本都在学音乐，文化课没怎么上，1979年高中毕业，也不想考大学，拖了两年，在乐队里练琴、排练、演出。后来搞音乐没戏了才去复习，1981年人大学的。

当时高考很容易，好考极了，我考了全地区第一名，北大都能上，而我去了厦门大学。因为我家里觉得北京、上海都属于“边疆”，福建才是中心，到北京就属于“发配”。北方生活也确实很辛苦。我1983年到过北京，要走十几公里路才有一个餐馆，生活不方便。

我的分数高，可以自己选专业，我也不知道哪个好：学管理好像太严肃了；学法律又总是在跟坏人做斗争，很危险的，考古比较古怪、好玩，可以游山玩水，跟现实也遥远，我就选了。那时不知道学术是什么，就是按兴趣选。

一入学，老师就讲人类学，看林惠祥的人类学论著，林先生书里有讲“算命”的，我特别感兴趣。同一时期，费孝通先生的书也重版了，也引起我的兴趣。三年级时，厦大建立了人类学系，考古系的学生全部转过去。那时候慢慢地我倒是开始有学术的觉悟了。人类学是个新东西，很神秘的，我们是第一批年轻的学生，感到很荣幸。老师又热情，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后来就一直做人类学了。我公派到英国时，是可以任意选专业的，同去的很多人都换成了别的能挣钱的专业，我就没有换。为什么没换……有的人做一件事要做到绝望的时候才放弃，我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当年放弃音乐，也是觉得完全没有可能了，才放弃的。就是觉得天无绝人之路，再努力试试看。说得负面一点，可能我比较有惰性，不喜欢改变。就像考研究生，完全可以考更好的大学，但考厦大不用复习就会考得很好，这样很简单，就考了厦大。

这种惰性和惯性，我也不是很明白自己。现在国家给我们的条件也不是最好的，可我还是不想去改变，还是继续做人类学，我不是进取主义的。进取主义者每天只要有机会就去争取，就换，有机会就会去钻，我恨那种人，觉得那是机会主义者，那碰到更漂亮的还要换老婆了？人生嘛，很多都是偶然，没什么好追究的。作为一个所谓比较会读书的学生，考研是很容易的事，我的考试成绩很高。诚实一点说，父母生我也算对得起我，没有歪嘴斜脸，也没有生出坏脑子。另外，一件事自己坚持做了很多年，就变成这样了。没什么可说的。

研究生读的是“中国民族史”方向，在人类学系。因为人类学和民族学是重叠的，老师都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搞人类学，那时候政府考虑怎么处理民族关系，学科都是做民族调查。那个时候的学术研究比今天扎实得多。那批民族调查小组的成员，都是中国人类学奠基人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解放后留在国内，虽然有一些观念上的束缚，这个或那个不能做，思想上大的框架不能超出斯大林，但他们的东西，内容很扎实，也有自己的观点。很悲哀的是，现在条件那么好，却没有一本调查报告超过当年。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当时都是一个调查队，规模很大。而现在要求个别调查，调查一个村子就不得了了。

这是我比较有感触的一点。我总是希望告诉学生，有这么一段历史，特别是解放前，那时候的调查不得了的，不要小看他们，是费老带出来的，不要轻易说我们超越了前人，从总体上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能量是完全比不上他们的。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