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丽赛茨卡娅，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芭蕾大师之一，被誉为“永远的天鹅”，1925年11月20日生于莫斯科，11岁在莫斯科大剧院登台，1943年从舞蹈学校正式加入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她是俄罗斯芭蕾舞台继巴甫洛娃及乌兰诺娃之后最具国际声誉的芭蕾大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深受前苏联民众的爱戴，并赢得全球政界、商界及艺术界名流的尊重。她的代表作品是《天鹅之死》、《天鹅湖》、《堂吉诃德》、《斯巴达克思》等。她的丈夫是俄罗斯天才作曲家罗迪恩·谢德林，她的舞台生涯一直持续到1990年。玛雅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艺术家坚持良知的写照。

玛雅·普丽赛茨卡娅是芭蕾舞《天鹅之死》及《天鹅湖》中黑天鹅的最佳诠释者，有“永远的天鹅”之誉。她不仅天赋异禀，舞艺高超，而且心地善良，性格坚强，她的从艺道路充满艰辛与苦难，一次次陷入绝境，一次次涉险过关。她的经历是艺术表演史上最真实的传奇，她的故事长期在艺术界流传。她和俄罗斯天才作曲家谢德林的爱情故事更像一篇如梦如幻的古老浪漫童话，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纯真而坚定的爱情拯救了她。

玛雅曾为斯大林、里宾特洛甫、铁托、毛泽东、甘地、尼赫鲁、胡志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J.K.肯尼迪等政要专门演出，与众多演艺界、时尚界的明星成为密友，直至今天，她所到之处，仍然受到国宾级最高礼遇。

玛雅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艺术家坚持良知的写照。

前言 蒂姆·朔尔

自序

第一章　别墅和斯莱坦卡街

第二章　五岁的模样

第三章　亲戚们

第四章　斯匹茨卑尔根

第五章　学习芭蕾

第六章　回到学校和父亲被捕

第七章　母亲不见了

第八章　基姆肯特

第九章　“契卡”的音乐会

第十章　柴科夫斯基的《即兴曲》

第十一章　战争

第十二章　在莫斯科大剧院的第一年

第十三章　舍普金斯基巷的公寓

第十四章　掌握剧院的ABC

第十五章　《雷蒙达》

第十六章　《天鹅湖》

第十七章　青年节

第十八章　我的伤痛，我的良药

第十九章　谁怕谁！

第二十章　斯大林的生日

第二十一章　《堂吉诃德》和戈洛瓦诺夫的歌剧

第二十二章　东奔西走的生活和斯大林时代的终结

第二十三章　我的印度之旅

第二十四章　追害

第二十五章　我为什么没去伦敦

第二十六章　团队在伦敦的日子

第二十七章　我的穿着

第二十八章　人需要什么

第二十九章　谢德林

第三十章　库图佐夫斯基区的生活

第三十一章　去美国

第三十二章　七十三个日日夜夜

第三十三章　我们的薪水

第三十四章　巴黎之约

第三十五章　与雅科布森共事

第三十六章　为何我没有留在西方

第三十七章　马克·夏加尔为我画像

第三十八章　十一月二十日

第三十九章　《卡门组曲》的诞生

第四十章　与罗兰·佩蒂和莫里斯·贝嘉合作

第四十一章　一段感性的题外话

第四十二章　我的芭蕾作品

第四十三章　我的芭蕾作品（续）

第四十四章　我要公正

第四十五章　在意大利工作

第四十六章　在西班牙工作

第四十七章　无题

第四十八章　游荡岁月

第四十九章　宵禁

第一章　别墅和斯莱坦卡街

许多传记都以对某人最初记忆的思考作为开始。记忆越早的人，开始得越晚。我是否应该寻找另一种开篇方式？

我八个月大的时候开始走路。这个我已经无法记起。但我的众多亲戚都因我过早体现的可动性而兴奋。他们的欣喜是我的自我意识的开启。

我的外祖母在1929年夏天过世。我清楚而又明确地记得她的离去。我们家在莫斯科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一座避暑别墅。外祖母已经面色苍白，形如枯槁。屋前的草地上架着一张与周围格格不入的镀镍床，外祖母长时间地躺在床上，由一位中医对她进行治疗。这位中医常常戴着一顶夸张的宽边黑帽上门，对着外祖母神秘地比比画画。

那个夏天，上天第一次向我传递了芭蕾的讯息。穿过排列在密草覆盖土地上的木篱笆，有一个封着木板的黑漆漆小屋。它属于安娜·巴甫洛娃的搭档、舞者米哈伊尔·莫德金。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夏天，他已经去了西方。但是他的姐姐住在小小的附楼里替他照看屋子，还种植了芬芳的俄罗斯花朵。它们令人迷醉的香气至今仍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我是个任性的孩子，他们管我叫neslukh，就是“不听话的人”。我曾见过一张上面有帆船的老明信片并对其印象深刻，它让我的第一双凉鞋顺着水流远航而去。母亲为此烦恼。那时要买到童鞋是不可能的。你不得不跑遍整个莫斯科找寻一番。母亲总是自言自语唠唠叨叨：“艰难时期，艰难时期。”时至今日我仍然不断地听到这句话——艰难时期，艰难时期。我可怜的国家。

我把玩一枚工字针，直到伤了自己的鼻子。母身；带我乘坐一个多言多语的农民的马车去看乡村医生。医生迅速缓解了我的不适。

我无法忍受我的饱含爱意的亲戚们。他们捏我右脸颊的时候就像在从事一项阴谋活动。他们常常会为了我从上次之后又长了多少而大惊小怪。我也痛恨上床睡觉，被迫吃下这些亲戚们强塞给我的牛奶面条。他们坚持认为这样的食物能令我更大更强壮。有一次他们又给我强塞，我吐了出来。从那以后，只要听见这几个字我就不寒而栗。

在莫斯科我们住在斯莱坦卡街23号3栋顶楼第三间。都是三。那是我外祖父米哈伊尔·鲍里索维奇·梅赛雷尔，一个牙医的房子。一共有八个房间，全都在一边，斑驳的窗户朝向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道。另一边有一条狭窄的走道通往散发着气味的厨房，厨房唯一的一扇窗映出堆满胶合板木箱的脏乱庭院。外祖父成年的孩子们分占了这些屋子：除了最后的一间，住着钢琴演奏家亚历山大·茨法斯曼。他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并获得了奖章。但他却为当时刚开始流行的爵士乐而疯狂，将古典音乐抛至脑后。茨法斯曼是一个伟大的情人，如同果戈理所说的“草莓”。他的女性仰慕者们总是沿着狭长的过道走到他的房间。昏暗的灯光帮了忙。光线的唯一来源是裂痕斑斑的天花板上一只裸露的、留有苍蝇污迹的灯泡。这种常见的固定装置曾被称作“伊里奇灯泡”（电曾一度被当作伟大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馈赠的礼物）。

我是个不安分的孩子，常常沿着走道闲逛，在那儿撞上来访的女士们。为了防止我泄露秘密，我的邻居会与我展开安静的对话：“玛雅，褐色头发和金色头发的，你更喜欢哪个？”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金色头发的，金色头发的。”

我总是倾向于浅色头发的人。

楼梯过来的第一扇门里是外祖父的牙科诊所。那儿很冷，地板都已弯曲。一只古老的、有些变形的镶玻璃橱里摆放着他的器械，除此之外还有这儿的主角——钻子。外祖父俯身在病人张开的嘴上，用脚踩动陈旧的金属踏板。一条不断滑动的带子使轮子旋转，并突然地停止。

诊所的焦点部位是一尊铸铁制拿破仑骑马像。它与那一刻的严肃氛围协调一致，似乎在提醒病人们，记住：我们都不免一死！

一幅镶着玻璃框的巨大彩色版画挂在墙上，画面是一位妇女的头像，一大簇发髻垂落在她的颈上。这可怜的妇女面颊被打开，她的三十二颗牙以及面部通往耳部的内部构造全都一览无余。套用今天的术语，这叫超现实主义，萨尔瓦多·达利用画笔创造出的典型。几年前我曾在达利博物馆见过相似的作品：如同蛋壳一样的东西升起，触碰到西班牙南部菲格拉斯的天空，那儿离达利的出生地很近。但是在当时，我毫不知晓存在着这位惊世骇俗的艺术家。我只是害怕独自呆在外祖父的诊所里。

公寓没有浴室。事实上有一间浴室，但我们不用来洗澡。我们的奶妈娃娅和她强壮的、留着大胡子的门卫丈夫库兹玛住在那儿。洗漱总是个问题。水在煤油炉或是普利马斯（Primus）炉子上加热直至达到适当的温度，必须经过一段漫长而又无聊的等待。厨房的水龙头不怎么听使唤，冰凉的水溅满整个厨房。为了遏止水流，我们用一块旧广告牌的瓷釉外壳堵了一下。这块广告牌上写着“梅赛雷尔牙科，军人免费”。它在1914年的战争之前一直被挂在前门上。

有关外祖父的公寓，还有一个细节令我记忆犹新。诊所隔壁的屋子里，挂着一幅名画《塔拉卡诺娃公主》拙劣的复制品，镶在深色的木框里。水涌入监狱的窗户，老鼠绕床四窜。公主身着一件露肩天鹅绒长裙，以一种动人而又夸张的姿态站在床上。她近乎昏厥，头发散落在肩上。我也害怕这幅画，并且非常同情这位公主。

在我最艰难的日子，克格勃决定将我视为一名英国间谍，三个魁梧男人或是驾车跟着我在莫斯科转悠，或是站在合普金斯基巷我窗下的钟附近。那时我曾忆起那幅画。可怜的塔拉卡诺娃公主。荒谬、背叛、愚蠢引发无力的愤怒与伤痛，在那样的情绪中，我想跳一支芭蕾让我转移我的痛苦。

许多年以后，我把自己饱受折磨的梦告诉了罗兰·佩蒂。P1-4

这本书由我自己完成，所以花了很长时间。

在我的职业生涯里，围绕着我有成吨的不实报道。它们的开篇是一些真实事件，然后转向半真实，最终变为难以置信的胡扯和谎言。如果其中不含恶意，那我还真是走运。

我最初的意愿是重塑真相。我的生活的真相。通过我的一生讲述芭蕾艺术家们如何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生存，如何在一个舞蹈行业“领先全球”的国家里生存。

但是如何开始？从哪儿开始？

我从我在十一盘录像带上记录的内容开始。一团乱麻，毫无时间顺序。我认识的一位记者着手把我的录像带写成书。我的书。他需要三个月的时间。他写了很多，哕唆而又浮夸。在我看来，充满了虚假的智慧。全书建立在一个名叫玛格丽塔的小姑娘的视角上。录像带里我曾偶尔提及当我还是孩子时喜欢这个名字，他由此决定了这种写作方法，并且自认绝妙无比。

也许并没有那么糟。但是那个红头发，名叫玛格丽塔的小姑娘跟我，我的感情，我的灵魂，我性格的精髓毫无关系。我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的外表和叙述的事件。不，这不是我的书。我拒绝接受。那位记者受到了难以承受的伤害。我们争吵。如果一开始你不成功……

第二位记者一合著者采用了非正式对话的途径。他问，我答。其中有一些挺有意思。但是这明显是剽窃——照搬了斯特拉文斯基和罗伯特·克拉夫特的谈话形式。我读过他们的书。

我在巴黎乔治一曼德尔大街拜访加琳娜·维什涅夫斯卡雅时，开始向热情的女主人和我的老朋友不停地询问：谁帮她写了她的书《加琳娜》？我很喜欢那本书；我把它的第一版俄语版带回莫斯科借给朋友们。这在当时是一项冒险，因为《加琳娜》在谢列梅捷沃机场海关官员的“反苏联读物”名单上。维什涅夫斯卡雅的确让苏联当局够受的。如果苏联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在我的箱子里发现了《加琳娜》，就会有麻烦了。

加琳娜提高嗓音，仿佛可以听出她的坚定。“没有人帮我。我自己写的。你也应该自己写。做你自己。我开始的时候也想找人帮忙。但是他们毫无用处。糟透了。你自己写！”

“但是怎么做呢？你从哪儿开始？”

“你记日记吗？”

“是的。一直都记。甚至是现在。”

“那你还需要什么？坐下来写吧！动笔。别拖了。如果自己写就要花很长时间。我用了四年。”

好吧，建议不错。我接受。

但是我一向认为写书的都是些非同一般的人。聪明绝顶。学富五车。现在却有个芭蕾舞演员拿起了笔。这让我想起了一则古老的笑话。一艘大船，跟“泰坦尼克号”差不多，沉人大海，只有两名乘客幸存，因为他们可以漂浮：一位政府部长，他脂肪太厚；还有一个芭蕾舞演员，她脑中空空。

另一个动力。雪莉·麦克雷恩的一个出版商从伦敦打来电话——她给了他我的号码——用结结巴巴的俄语告诉我他对我的回忆录感兴趣。

“我还没开始写呢。”

“雪莉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完成了。”

“记者为我写的那些不好。我得自己写。”

“这样，那么，对不起。祝你好运。写吧。”

就在那时我开始动笔。

我写了三年，三个月算什么。不是三个月，是三年！但是在这三年中，我的国家里发生了最不可以思议的事件。  1991年2月，我开始写最初的章节，改革仍旧蹒跚前进，审查制度依旧实施挤压，“团结强大的苏联”依旧存在。旗帜，印章，国歌。首位总统，首位第一夫人，诸如此类……每次我直言不讳，实话实说，我的内心都在颤抖：他们不会印出来的，他们会害怕，他们会让我软化并且修改这些。但我还是写了。

这本书的诞生恰逢时代的交会点。昨天还是大胆冒险，甚至不能提及的一切在一瞬间变成旧闻，仅仅一天的时间。仿佛是一场竞赛，看看谁能更激烈地谴责从前无所不能的组织机构和强大的统治阶级。新的“政治正确”已经出炉，带着被允许的勇气。

我跟不上这种新出现的反传统风气。“我们反对旧世界”事实上，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反对！

诚实的人们，你们有了更多的权利，去反对吧……

但是没有什么比真正大胆的东西更快老去。在这本书的最后章节里，我明显感觉“政治正确”再次改变，刮起了一阵新风。人们厌恶政治。他们烦透了诅咒和揭发。他们受够了阅读布尔什维克所犯下的种种恶行。所以也许，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应该略去克格勃对我生活的侵扰？只写艺术？只写芭蕾？

不，我什么也不改。我不会为事情润色。我会让它们原封不动地呈现于纸上。而你，我的读者，可以想象在我们国家生活中那不寻常的三年间所发生的剧烈变动。

我为本地的、俄罗斯的观众准备了这本书。但是我也考虑到了远在西方的观众，他们对我们以往奇怪异常、难以想象、无法置信的苏联生活中的偏僻小路，狂乱幻想，以及乔装伪饰所知甚少。俄罗斯的读者对这些了解得非常透彻，甚至比我还透彻。他们可以填补空隙。那么，好吧，跳过这些章节，我从前的同胞们——继续向前。但是那些恰恰正是遥远的读者兴趣所在。我不能写两本书！

还有一点。我提到了一些最近发生的事件，记忆里的新鲜部分。今天阅读这些也许就像在看昨天的曲棍球比赛录像，你已经知道了输赢结果。但是如果你几年后再读呢？许多人都会忘却。而我会提醒他们。我曾经亲身经历。

最后，我在书里用现在时描写了那三年里与我亲近的人，现在他们都已成为过去。我的母亲去世了。阿萨夫·梅赛雷尔去世了……

但是我不打算改变时态。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在，我会加以保留。

那么，开始前进吧，读者们，一路顺风。

1994年2月7日于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