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是一部以闻名中外的“古史辨派”为研究重心的现代学术史著作。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而是着眼于陈述和分析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师生之间的关系。本书首论顾颉刚的学术造诣、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主要讲述了顾颉刚和他的五大杰出弟子——何定生、谭其襄、童叔业、杨向奎、刘起釪——之间的关系，五大弟子都曾紧紧追随顾颉刚，但又都因各种的原因与顾颉刚在学术上产生分歧甚至分道扬镳，师生之间的分分合合，其原因除个人心性、气质上相异之外，社会环境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各类政治运动，对人们心灵的扭曲，在顾颉刚与童叔业一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开创者中，顾颉刚是最后一位离世的大师。‘古史辨’派将与‘乾嘉学派’一样，作为古典学史上一个特殊段落的标识，永远载入中国学术史中。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是一部以闻名中外的“古史辨派”为研究重心的现代学术史著作。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著作，而是着眼于陈述和分析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师生之间的关系。

《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首叙顾颉刚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然后选择若干个案，具体再现学术授受的情景及顾氏师徒间的一些恩怨是非，旨在让人们看到：学术究竟是如何传承的。

增订本引言

初版本小引

第一章 为学而学嗜学如命——顾颉刚之学术与学品

 一、“禹”训为“蜥蜴”激起轩然大波

 二、古史辨：一场伟大而深刻的“古史革命”的发动

 三、“邃于经学”：古典学研究新天地的开拓者

 四、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奠基人

 五、主编《禹贡》首开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

 六、学问：情感和生命的存在方式

 七、以有涯之生追无涯之知

第二章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播种学术的顾颉刚

 一、爱徒高足遍被学林

 二、泛滥成“灾”的惜才之心

 三、寻求学术传人的教学方法

 四、因材施教

 五、经济资助

 六、学术胸襟

 七、编杂志：甘为青年作嫁衣裳

第三章 始于爱而终于离——顾颉刚与何定生

 一、《山海经》把何定生带到了顾的身边

 二、《(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

 三、奖学金风波

 四、追随恩师到北平

 五、《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导致胡顾关系危机

 六、恨铁不成钢挥泪逐爱徒

 七、海峡两岸的牵挂

第四章 “弟子不必不如师”——顾颉刚与谭其骧

 一、早年的激进文学青年

 二、决定终生道路的师徒辩难

 三、联袂主编《禹贡》半月刊

 四、围绕着办刊、治学诸问题而针锋相对

 五、顾谭为学、为人风格之差异

第五章 亦步亦趋，至死犹“疑”——顾颉刚与童书业

 一、天生的一颗“读书种子”

 二、“世家大族”的子弟

 三、“顾老板”的“私人研究助理”

 四、“古史辨派”的后起之秀

 五、大师的崇拜者

 六、战乱岁月涂抹的“历史污点”

 七、初来青岛山东大学

 八、“过情之打击”：两度批顾

 九、精神分裂：面对“肃反”

 十、《春秋左传研究》：依然走在“疑古”的路上

第六章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顾颉刚与杨向奎

 一、顾颉刚的得意门生

 二、杨向奎的性格

 三、从农家子弟走向最高学府

 四、《禹贡》：杨向奎的学术摇篮

 五、“因夏族起源问题与傅斯年争吵”

 六、与“古史辨派”扑朔迷离的关系

 七、顾颉刚是“今文经师”吗?

 八、对“古史辨派”的整体评价

 九、酸甜苦辣：1940年后的师生关系

 十、最后的结论：“《古史辨》对中国史学有伟大贡献”

第七章《尚书》研究前仆后继——顾颉刚与刘起舒

 一、新旧教育混合下的“童而习之”

 二、在顾师的指引下由文而史

 三、九鼎铭词事件及其余波

 四、多年困而后学

 五、顾颉刚为何重视《尚书》学

 六、顾颉刚两次受命整理《尚书》

 七、刘起钎的两次调动

 八、化经学为史学的《尚书》学研究

 九、备经交困撰成《尚书校释译论》

 十、“古史辨派的后劲”：刘起钎对顾学的传承与弘扬

初版本后记

增订本后记

顾颉刚出生在典型的书香门第。据清光绪年问的《重修顾氏家谱》记载，从明朝成化年间起，顾氏家族就一直是世代耕读传家。到了清朝初年，家族中凸现出一位锋芒毕露、才华横溢的杰出人物——松交公。当顺治皇帝初次举行会试时，松交公便以举人的资格前去应试，结果金榜题名，取得进士身份，以后历任浙江山阴知县、山西灵寿知县和吏部考功员外郎诸职。自此，顾氏家族开始步人仕宦之途，并很快达到了家族史上最显耀隆盛的时期。当时产业人丁的兴旺，文风豪气的充溢，颇令顾氏子弟自赞。松交公不仅为政贤能，而且素好文学，常与吴梅村、龚芝麓等名士交游，公余从事于韩昌黎、温飞卿诗集的注释，后被收入《四库全书》。松交公诸子之中以迂客公和秀野公最为风流儒雅，均擅刻印书文。秀野公印有《元诗集选》和洋洋大观的《秀野草堂集》，前者曾被收入《四库全书》。康熙下江南时，风闻苏州顾家文风兴盛，人才辈出，乃誉之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得此崇誉后，顾氏家族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不但在大厅上高高悬挂着“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大匾，凡与亲友交往的名片、礼券、礼匣上都印着这一句话，以示荣崇。

在中国，一个家族的荣辱兴衰往往决定于它在政治地位上的升降沉浮。顾氏家族在传至列圃公时，因受布政使王宣望监赈案的牵连，累代世宦之途突遭中断，家族遂告衰颓。虽然顾氏子弟几经努力，但终不能恢复昔日的繁华与荣耀。

当往日的浮华逐渐消尽时，顾氏家族世代相传的读书家风并没有随之丧失，依然保持了“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文化底蕴。顾颉刚的祖父专治小学，喜金石、篆刻，父亲爱好文史，擅长诗文，叔父也是一位喜治近代史的读书人，1893年5月8日，伴随着一阵清脆的婴儿啼哭声，顾颉刚诞生于苏州顾氏宅门，从而给这个曾经享有盛名的家族带来了新的希望。

顾颉刚从小便具有读书的天赋。据说他六岁时，便开始读《四书》、《五经》，六七岁时，就能阅读唱本小说和简明古书。更令人惊讶的是，八岁那年，顾颉刚曾独立写成一篇约有五页的古史，起自开辟，讫于《滕义公篇》的“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可惜他将这篇文章藏于母亲的镜匣里，后来丢失了。

早在私塾上学之时，顾颉刚每天放学一回家就偷看家中藏书。他说：“我的翻看书籍，并不是要功课做得好，得着长辈的赞许，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得多，我遏不住我好奇的欲望，要伸首到这个大世界里探看一回。”由于常把尊长的书籍弄乱，引起他们的厌恶和不满。他的叔父就曾在书架上贴一张纸条，上写“双庆(顾颉刚的小名)不许翻动”。后来，顾颉刚的胃口越来越大，家中藏书已无法满足他旺盛的知识欲，就将长辈给的拜年钱和平时的零花钱积攒下来去买书。十一二岁时，顾颉刚便成了苏州观前街新旧二十余家书肆的常客。进了中学以后，兴趣更浓。每天一下课，立刻向书肆里跑，不是翻看架上的书，就是向掌柜们讨教版本的知识。久而久之，顾颉刚积累了丰富的目录学知识，对《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都非常熟悉，十余年以后，随便拿起一册书来，何时何地刻的还可以估得一个约略。顾颉刚后来在回忆这些往事时，言语之中流露出喜悦与自豪。他说：“我对于学问上的野心的收不住，自幼就是这般……到这时，天天游逛书肆，就恨不能把什么学问都装进了我的肚子。我的痴心妄想，以为要尽通各种学问，只须把各种书籍都买了来，放在架上，随心翻览，久而久之自然会得明白通晓。我的父亲戒我买书不必像买菜一般的求益，我的祖母笑我买书好像瞎猫拖死鸡一般的不求拣择，但我的心中坚强的执拗，总以为宁可不精，不可不博。”顾颉刚还曾作一题为《恨不能》的自述，其中有一条是“恨不能读尽天下图书”，酣畅淋漓地表达出他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学问的野心。  1908年，顾颉刚进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在中学二年级时，顾颉刚在祖父的指导下读《尚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翻阅了《国朝先正事略》，发现阎若璩早已辨明《古文尚书》是魏晋间人伪造的。由于当时没有找到阎的《尚书古文疏证》，为安慰自己的渴望计，顾颉刚就不厌其烦地从各家书说中辑出驳辨“伪古文”的说法。他还趁与同学到上海参观的机会，独自一人到国学保存会翻阅了龚自珍的《泰誓答问》和胡秉虔的《尚书叙录》，加深了对《尚书》的了解。

到了大学以后，在师友的指导、诱掖以及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顾颉刚逐渐萌生了自觉治学的意志。以前读书的兴味是被动的，只懂得陶醉其中，浑然忘我，但现在忽然明白，书籍里的东西是可以由自己的意志自由驱遣的。从此，顾颉刚更加勤学苦读、博涉兼采，对学问孜孜以求。有一段时间由于用功过度，常常弄到深夜二时就寝，以至辗转反侧，难以人眠。后来时常困扰、折磨他的失眠症就是在这时预伏了根基。在北大哲学系时，顾颉刚对学问的渴求异常惊人，“只觉得我必须把宇宙和人生一起弄明白，把前人未解决的问题由我的手中一起解决，方才可以解除我的饥渴。”

顾颉刚曾经说过：“我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学问确实给他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几乎成了他生命中惟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慰藉。在他的文章、书信和日记中，关于对这种感受的生动描述触目皆是。1921年，读了久求方得的《崔东壁遗书》后，立感“大痛快”，“高兴极了”；1925年，无意之中获得一些有关杞梁妻哭崩梁山的记载，更感到极度的快乐，“这一喜真把我弄得‘喜而不寐’，好久没有饮酒而眠，这一夜竞又逼得使用老方法了！”1923年春夏问，由于不适应上海的环境，顾颉刚不仅生了一身湿疮，痛痒交作，脓血沾濡，而且患上了咳嗽，几乎成了肺病，只好回老家休养。在休养期间，他整日闭门读书作笔记，从而收获颇丰。顾颉刚不无幽默地说：“生病乃是纳税。盖以数日之病换得一年之工作也。”由于用功过度，顾颉刚在三十多岁时，头发已经几成斑白。与他年龄相差无几的胡适曾经开玩笑地问道：“颉刚，是你大还是我大？”顾颉刚一向对胡适执礼甚恭，虽然自己要显得比胡适年长许多，但他依然老实地回答说：“还是先生大，我比先生小两岁。”胡适说：“唉呀，你的头发可全白了！”顾颉刚黯然叹道：“唉，等闲白了少年头！”胡适忙说：“不等闲，不等闲。”

还是在学生时期，顾颉刚就发了一个私愿，要编纂《国学志》一书。这部书计划分七种：学览、学术文钞、学人传、著述考、群书学录、学术名词解诂、学术年表。这个计划的庞大显然是极为惊人的，任何人穷尽一生的心血也绝无可能做到，顾颉刚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这是学术团体中的工作，应当有许多人分工做的，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担当的责任了。”然而，当时意气风发的顾颉刚却立即动手忙碌起来，还花钱雇人帮忙抄写，最后只完成了《著述考》。P46-49

胡适曾经俏皮地说过，历史如同“实在”一样，是一个百依百顺、任人装扮的小姑娘。这样说当然有些夸大其辞，但却形象地道出了历史的不确定性质。历史的确不像砖头一样具有固定形状，它永远不停地被改写、重写。学术史是“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也具有“历史”的不确定性质。近几十年来，民国时期的学术地图不断被改绘，在不同的学派手里，这张学术地图的边界也不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民国时期学术地图绘制中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定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所占比例。最先起来绘制民国学术地图的是顾颉刚，他在1945年主编出版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史学史就是史料考订的历史，所以，史料考订派在这张地图中应占据绝大部分版面，而唯物史观派则只能占有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除了肯定了郭沫若外，其他唯物史观派学人没有进入著者的视野，有的章节甚至把唯物史观派看做是“宣传家”而非“学问家”。整整40年后的1985年，唯物史观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尹达主编出版了《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在这本书里，民国时期的学术地图被重新绘制，唯物史观派几乎笼罩全图，史料考订派所占比例则被大大缩小：郭沫若史学设专章评述，傅斯年的名字仅一笔带过，陈寅恪、陈垣与吕思勉、邓之诚等被挤在“资产阶级史学中的爱国和进步倾向”一节里，顾颉刚及其学派被保留了一个专节。

进入1990年代，民国学术地图绘制中的最大问题已经转换为史料考订派内部史家的相对地位如何确定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史料考订派这座梁山上的各路英雄如何排座次的问题。不少人认为，史界二陈陈寅恪、陈垣应居中心地位，而陈寅恪则为“龙头老大”、现代史学的第一人。另有人提出，这些“学术诸侯”应划为两路：一路为开风气创学派者：梁启超、胡适、顾颉刚；另一路为社会影响小而学术影响大的实力派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依笔者浅见，不论民国学术地图如何绘制，都不应缺少或缩小顾颉刚及“古史辨派”所占比例。上古史专家、考古学家徐旭生(炳昶)1960年曾绘制过一幅民国学术地图：自蔡元培1917年执掌北京大学起迄1949年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这幅图景当然很难说确切，但是，虽不中亦不远。学术史资料显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新中国建立，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真正创立了一个学派、扭转了一时学术风气的，可以说除胡适、顾颉刚外再无他人。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事实上长期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顾颉刚，这有大量资料佐证。顾颉刚不但以古史名世，更以善于识拔、奖掖、培养青年学人蜚声士林。顾颉刚本人是胡适的门生，他自己又带出了一大帮弟子，这帮弟子遍布学界，且又各自带出了自己的学生，支撑着当今的史坛。这就是现代学术的薪火相传。在培养学术传人方面，顾颉刚可以说前有章太炎、胡适，后无来者。这一点将构成民国学术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

本书首叙顾颉刚的学术成就、影响和品格，次及他的育才之方，然后选择若干个案，具体再现学术授受的情景及顾氏师徒间的一些恩怨是非，旨在让人们看到：学术究竟是如何传承的。这一主旨到底能实现多少？只好祈求学界硕彦鸿儒，予以稽核！

本书能在顾颉刚先生逝世三十周年及《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发行新版，实在是令作者感到欣慰和幸运的一件事情。

整整十年后的这次增订再版能够实现，首先要感谢中华书局、尤其是本书的责编俞国林先生。2006年10月，在山东大学与中华书局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俞兄就约我修订再版本书，当时他提出的修订建议是：增写“顾颉刚与刘起钎”章，补充新材料，使用脚注处理引文，总之，要使本书更加学术化。当时感觉他所提诸条与我对第一版的看法不谋而合，遂一口答应下来。四年来，尽管各种研究任务缠身，完成本书的增订仍是“念兹在兹”的一项工作、甚至是一项使命。其间，尽管俞兄屡屡催问检查进度，但还是在最后时刻，才将修订稿交上。可以说，没有俞兄的催逼，增订本书的工作还不知要拖到何时才能完成。俞兄是我所接触到的少数献身精神和学术头脑兼具的出版编辑。六年来，他日夜兼程，主持完成了两千五百万字《顾颉刚全集》的编辑工作，实在让人感佩不已。一生为人作嫁衣裳的顾颉刚先生，在身后竟然遇到了这样一位知音来主持编辑他的全集，也算是出版界对他老人家的最好回报了！正是出于这种感佩，才使我拒绝了至少五家出版社原样重印甚至与新版同步重印初版的提议。

如果说俞国林是本书新版的助产士的话，那么，说此版直接出自李梅博士，丝毫也不过分。增写“顾颉刚与刘起钎”在《尚书》学研究上的薪火传承，假如没有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训练，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必须找一个合作者来弥补我的缺欠。李梅，硕士读古典文献专业，博士读文艺美学专业，博士后在四川大学参加“儒藏”的编纂工作，有良好的写作训练，又是我编辑部的同事，于是成为《尚书》学传承一章的最佳合作者。这一章虽然是在我对顾刘关系一些基本认识的基础上起草的，但不能不承认，李梅博士作为执笔者，完美地呈现了此章的写作意图，相信所有读者看后都会为顾刘之间那种“前仆后继”研究《尚书》的精神所感动！李梅不仅提供了本章的初稿，还查对了全书的引文并加注出处。为十年前的一部旧作加注，耗时之多难度之大超乎想象。同时，根据台湾版的《顾颉刚日记》、《顾颉刚读书笔记》和其他新见文献，为本书其他部分补充材料，此一工作也为李梅所承担。李梅为此版贡献之多难以缕述，在最紧张的时候，甚至连她的先生俞艳庭博士(古典文献学博士，济南大学副教授)也参加进来。在此，我要感谢这对古典文献学界年轻有为的伉俪！顺便在此一提，本书初版的合作者孙延杰君，自研究生毕业后就到地市工作去了，如今已是一个司法局的干部。交待此事的原因是，至今还有人向我打听这位当年的合作者，仍有海内外的朋友托我向他赠书。

顾潮女士仍是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的。是她再次慷慨地提供了刘起钎先生写给顾先生的所有能找到的信件，没有这批珍贵信件，新增的这一章写不到当前的水平，许多细节根本无法复原和再现。本章完成后，她和她的先生应我的请求又连夜阅看，在给予鼓励之外，还帮助我们纠正了许多错误。从涉足顾颉刚研究之后，我就对顾潮女士一直怀着一种崇敬之情，这并不是指她在研究上给了我多少帮助和方便，——事实上，她一直在帮助所有有意研究顾学的人——而是为她没日没夜、一丝不苟地整理编辑《顾颉刚全集》的辛勤所感动。如果说《全集》的出版是对顾颉刚先生一生学术事业的总结，那么，顾潮则是为这个总结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人。没有她的努力和汗水，《全集》能以今天的质量和规模出版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顾潮可以说是上苍对顾先生一生不公命运的最后补偿！

需要在此致谢的还有：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的林庆彰先生和政治大学中文系的车行健博士。虽然此前就有联系，但他们2010年11月17日的山东大学之行还是让我欢喜莫名：林先生赠我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0卷第2期上竟然辟有“何定生教授纪念专辑”，内刊七篇相关回忆和整理的资料，这可以说是本书初版发行以来有关何定生先生材料的最大发现了。当年我和孙延杰起草“顾颉刚与何定生”章时，除了若干封信件和一份何自填的简历外，没有任何传记材料可凭，尽管那一章写得还算饱满，但顾1930年“挥泪逐爱徒”之后，何的生平资料就可以说一点也没有了。现在，根据这个“专辑”所提供的比较丰富的资料，我们已经足以把何先生后半生的大体轮廓勾勒出来了。一个完整的《诗经》学专家的形象能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不能不感谢林庆彰先生和车行健兄在新版杀青之际的“雪中送炭”！

还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锐先生的热情帮助，他将自己所收集的刘起钎先生的资料复印后寄给我们，使我们对刘起钎先生的学术与晚年生活，有了更为切近的理解。

另外，在新版撰写过程中，陈峰、李扬眉、李吉东、郭震旦、黄广友和姜萌等诸位学友，也都不同程度地提供了宝贵支持，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史念海和侯仁之两位先生，与谭其骧先生并称历史地理学界的“三驾马车”，黄永年先生也是顾颉刚先生杰出的弟子。此次增订，因时间仓促，未能对三位先生的事迹作专章记述，是此版的一大遗憾！完整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还必须包括王煦华、顾潮和顾洪，笔者将来也一定要为这批容易被红尘湮没的顾门弟子作一篇像样的合传！这些都只能留待本书再次增订的机会了。

王学典

2010年12月2日于山东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