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除浓墨重彩地描绘大学校长和报人的风骨之外，还收录了章太炎、刘文典、辜鸿铭等诸多名士的人生遗事，读之令人如行山阴道上，有移步换景之感。其中章太炎大骂吴稚晖一节，尤有机锋迭出、荡气回肠之效。时下也有一些学者热衷于揭人之短，但其手法与肝胆，比之章太炎都大为逊色。

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面目众多，表情复杂，很难一网打尽。本书选取大学校长、新闻宿将和本色名土三个群体进行描摩，构图独具匠心，点染亦熠熠生辉。蔡元培的海纳百川、林白水的笔挟风雷乃至章太炎的使气骂人皆是一代风范，令人神往。时下也有学者热寝于揭人之短，但手法和肝胆与章太炎相比，都大为逊色。

前言

第一章 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的“决斗”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喟叹一声罗家伦

张伯苓的最后五年

梅贻琦的昆明岁月

傅斯年与1934年的国医、西医之争

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

第二章 民国报人的风骨

乱世飘萍

千秋白水文章

“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

胡政之与1916～1920年的《大公报》

第三章 民国知识分子遗事

看章太炎如何骂人

事出刘文典

解读辜鸿铭

说钱穆

另一个周作人

要哭的沈从文

守护心灵

悲欣交集

“五四”学潮之前，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曾力劝学生不要上街，学生队伍临出发前，蔡元培还在校门口挡了一下，说有什么问题，他可代向政府申请提出，希望学生不要影响正常学习与社会秩序。但学生群情激昂，坚持要上街游行，他也就让开了。可事后，蔡元培又完全站在学生一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抗拒各种摧残学生的官方压力。1919年5月4日当晚，蔡元培在北大三院礼堂大会上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许德珩、蔡海观等三十二位被捕学生保释出来。

其时，由于京城政治圈内一些官员也或多或少同情学生，迫使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无法完全听从段祺瑞摆布，安福系、新交通系压制学生的计划因而不能实现。5月7日，三十二名被捕学生获释。不久，亲日官员也只得引咎辞职，上海和其他地方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至此，大家都以为事件已经胜利结束。然而，蔡元培则因事情闹大了而深感意外，特别是因为营救学生得罪了当权的亲日派，京中又哗传政府将明令免其校长之职，为缓和亲日派的愤怒，蔡元培不愿因个人去留致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于是，蔡元培5月5日递交了辞呈，8日闻已允辞，别任马君昶为校长。得此讯后，蔡元培担心这一消息发表后，学生会拒马氏到职再起风波，增加学生与政府之间纠纷，自己则有把持地位恋栈之嫌。同时，一位接近政府的友人也警告他：“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因此，蔡元培剃掉长须于5月9日悄然离京，后于《晨报》登了一则广告，引了《风俗通》与《诗经》里的几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表示闹大了的五四事件出乎个人意料，乃是社会过高期待，致使北大为满足各方社会呼求而不得不疲于应命。《风俗通》里原语为：“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蔡元培以被杀之马自喻，表示自己之所以离京实为苦于应接，萌生倦勤之意，亟思休息。事实上，蔡元培也确实身心疲惫，且愤于无聊无效的公文呈递，痛感不自由之苦，“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苦而无功的生活”。

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后悄然抵达杭州，寓寄从弟临湖依山之居，后又借寓西湖杨庄。他希望能像传统文人雅士那样归隐西湖，息心听林，温习德法文，准备翻译一部《西洋美术史》或若干美学名著，决意不再回北大。然而，北大学生却认为蔡校长乃被逼离京，轰然而起学潮，5月19日北京各校罢课请愿，力促政府迎还蔡元培，惩办亲日官员曹、陆、章等人。北京高校的这一罢课举动，迅即获得全国各地学生的响应，事情再次闹大。北大学生组成“南下代表团”，劝请蔡校长回校主持校政，由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带队。其他方面“劝回”的代表纷至迭来，汇集杭州西湖。

虽经多方敦请，蔡元培仍不肯回北大。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校长一职须承仰上级官僚鼻息，自己从1916年12月26日接到大总统黎元洪任命出为北大校长，已忍煎受熬两年半，决不愿再尝滋味。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认为各方掣肘太多，借民国元年袁世凯之语抨击“北京是个臭虫窠”，对邀请其返校者答以“谨谢不敏”。同时，他在其他场合说自己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及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乃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欲望会越来越高，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恐怕越来越难以满足。蔡元培在自述中说：“《易传》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蒋梦麟后来评日：“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太歪曲事实了。”最后，迫于北大不能没有校长这一现实问题，7月14日，蔡元培与三十四岁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面商，请其代表自己到校顶职办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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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是典型的乱世。社会秩序的失范、思想文化的激荡导致事态百变，人物辈出。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亦是面目众多，表情复杂，很难一网打尽。本书选取大学校长、新闻宿将和本色名士三个群体进行描摩，构思别具匠心，点染亦熠熠生辉。

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确立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从1916年执掌北京大学起，他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学者无论新派旧派，只要学有本源，自成一家，皆在其延揽重用之列。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北京大学以其浓郁的学术氛围和雄厚的师资力量独步一时，成为中国思潮起伏的晴雨表和作育高级人才的重镇。蔡先生历来反对政客官僚插手大学事务，并为此多次请辞校长职务。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在辞职宣言中表白自己“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其铮铮风骨彪炳青史。

除蔡元培先生外，民国时期著名的大学校长还有罗家伦、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人。就影响和成就而言，其中可与蔡元培相提并论的当推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正如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所言：“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竺可桢先生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其重要者在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他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言下之意，无论社会上道德如何堕落，只要大学精神尚存，则这个民族尚有希望，反之必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竺可桢先生精警地指出，大学生作为社会之中坚，应将是非之心置于利害之心之上，将改造社会的责任置于适应社会的权宜之上。科学也好，政治也罢，明辨是非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明辨是非即是求真，没有求真的精神，则科学不能进步，政治亦不能上轨道。

如果说蔡元培、竺可桢等先生铸就了中国的大学之魂，那么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三位报业巨子则擦亮了新闻之剑，为中国近代媒体赢得了永恒的荣光。面对军阀的祸国和政客的无耻，邵飘萍、林白水秉持新闻报国的理想，致力于激浊扬清，引领舆论，使《京报》、《社会日报》成为令广大百姓拍手称快的民意机关。两报所刊发的新闻和评论直击时弊，针针见血，足以令“污吏寒心，贪官切齿”。邵飘萍、林白水笔挟风雷，犁庭扫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在社会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同时也招来张作霖、张宗昌等军阀的忌恨和迫害。1926年，相隔仅三个多月，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遭到枪杀。两位报业巨子以自己的鲜血践行了新闻报国的理想。“一样飘萍身世，千秋白水文章”，这副挽联是对两位新闻先驱最深切的悲悼。

《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亦是一位以理性和良知办报的新闻宿将。他公开提出“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在他看来，报纸绝不能为虎作伥，而应当时刻记住为民请命。蒋介石曾对他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而史量才则冷冷作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简短的对峙，是邪恶与正义的狭路相逢，透露出武夫的蛮横和士人的气节，交织着民族的伤心史和赤子情。史量才在1934年11月被暗杀，但他的死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报格和人格。

《民国知识分子画像》一书，除浓墨重彩地描绘大学校长和报人的风骨之外，还收录了章太炎、刘文典、辜鸿铭等诸多名士的人生遗事，读之令人如行山阴道上，有移步换景之感。其中章太炎大骂吴稚晖一节，尤有机锋迭出、荡气回肠之效。时下也有一些学者热衷于揭人之短，但其手法与肝胆，比之章太炎都大为逊色。

胡长明

2009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