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对三十年前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进行了追忆和记述，作者根据亲身经历以及对史料的抢救和挖掘，分析破译了那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谜团，客观、公正、全面地呈现了事件真相，尽述了那个时代这一案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的复杂。

三十年前，一份伪造的“总理遗言”震惊了中国；三十年后，涉案人员现身讲述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又将如何看待这件令他们付出了青春、爱情、家庭等惨痛代价的“总理遗言”案？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对三十年前轰动全国的“总理遗言”案进行了追忆和记述，作者根据亲身经历以及对史料的抢救和挖掘，分析破译了那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谜团，客观、公正、全面地呈现了事件真相，尽述了那个时代这一案件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的复杂。

写在前面

我所经历的1976

从醉白楼到留椿屋

追寻真相

老运动员

留守的日子

活着真好

人间四月三十年（代跋）

后记

当我哥哥从关了十八个月的京城监狱放出来后，有一些媒体想采访他。我哥一概拒绝采访，他对媒体说的那句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二十年内我们谁都不要说这个事情。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当亲历那个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的当事人开始一个个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些事情可以灰飞烟灭，而有些事情却无法留存空白。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应该让它留下痕迹，二十年内不能说的事情，三十年后应该可以说了。

1976年春天，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们家那幢有着“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这样清雅名字的小楼再遭劫难。第一次劫难是在1967年夏天，一大帮造反派把我们家翻了个底朝天，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也由此知道了“抄家”这个字眼。父亲的名字前被冠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并打上鲜红的大字，挂在墙上的那部黑色老式电话机被掐断了电线，话筒拖着电线耷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曾经被小轿车接来接去的父亲突然间就变成了“甫志高”?而能用一口绍兴话和自己干地下党的革命故事做长篇报告并博得阵阵掌声的母亲，为什么一夜间就沦为了“假党员”?但很奇怪，那时我心里并没有多少恐惧，面对落差很大的生活，有的只是莫名的兴奋。

然而，1976年那个春天的下午，我却感到了巨大的恐惧。

那样的恐惧是在看到抄家者身穿警服时一瞬间从后脊梁上蹿上来的。他们出示介绍信，态度温文尔雅，还叫我们不要紧张。但他们抄家的细致、深入、滴水不漏让人不寒而栗。一些人爬上了黑咕隆咚的天花板，在蜘蛛网密布的阁楼上打着手电乱照；一些人将晒台上的每一只花盆连花带土倒在地上，用手慢慢地把土坷垃捻碎；更多的人则是拉开每一个抽屉打开每一口书橱翻查，只要看到带字的纸片、本子、信笺，无一遗漏，统统拿下。没有人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没有人向我们解释抄家的缘由，但抄家者出示的介绍信和他们身上威严的白色警服昭示了他们抄家的合法性毋庸置疑。

抄家是在父亲被从家中带走后紧接着就进行的，事先没有一点迹象和征兆。“*”开始不久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来找父亲的人说：组织部的人要找你谈话，请你跟我们去一趟。父亲没有任何怀疑，起身就要跟他们走。我想，父亲一定一直在等待着什么，他一定想当然地认为组织部找他谈话也许和他久久的等待有关。5月的天气已经很热，父亲当时只穿了一件老头汗衫。出门时，来人似乎不经意地看了父亲一眼，说：再带一件外套吧。就是这句话让站在一旁的母亲感到不安。母亲当年曾是绍兴城里与日寇和汪伪特务机关斗智斗勇的地下党员，她的警觉和敏感超乎常人。她觉得这么热的天来人却要父亲带一件外套这很不正常。

我安慰母亲，叫她不要神经过敏，但事实马上证明母亲的人生阅历和经验是我远远无法企及的。母亲拉着我的手走到晒台上，从那儿我们清楚地看到楼下路口的拐弯处停着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父亲上车时回头看了一下，我不知道当年同样也是老地下党员的他是否这时也意识到这次离家也许就回不来了，但我相信他这一回头一定是在寻找我和母亲，他想应该要和我们告别一下。 抄家一直从下午延续到晚上，抄家者将每一个房间的电灯都打亮了，整幢小楼灯火通明。

母亲这时候显现出一种临危不惧的沉着和镇定，她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不断地问抄家者要不要喝水，提醒抄家者这儿还没搜那儿还没查，最后甚至还把抄家者带到楼下厨房里，指着一大堆煤球说：你们把这儿也好好搜搜，从前我当地下党时最喜欢将秘密文件放在这种脏乎乎的地方，敌人往往想不到的。

抄家者哭笑不得地看着母亲一本正经的模样，尴尬地搓着双手，显然他们不太愿意扒拉这堆黑乎乎的煤球。

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外出多日的哥哥。

那年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而漫长的冬天，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让全国人民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虽然*同志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出现并致悼词，使人们悬着的心稍稍落下了一些，但这之后王、张、江、姚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篡党夺权活动却更加肆无忌惮，几乎趋于公开，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他们把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小学就开始磕磕绊绊读《资本论》的哥哥对政治有一种天然的兴趣，从父母这一辈老共产党人身上传承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和抱负更让他像“五四”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他和他的一帮年轻伙伴们常常聚会，一起议论国家大事。2月下旬的一天他对我们说，他要到全国去走一走，要到北方去看一看。他这一走两个多月音讯全无，谁也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但我相信他一定去了北京。从1月8日周总理去世，到1月11日周总理遗体火化，北京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为周恩来的灵车送行。到了3月底，更有成千成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自发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谁都感到了一种压抑已久、火山即将爆发的潜流。那一段时间气氛很紧张，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传来。我嘴上不说，但心里却时刻关注着天安门的动向。我断定我哥哥一定穿流在天安门的人群中，我的心终日里提在嗓子眼上，不得安宁。4月5日晚上九点三十分，开始了对天安门广场悼念群众的*，紧接着，全国大搜捕、大追查也开始了。

这次公安局警察井然有序的搜查显然有别于1967年夏天造反派虚张声势的抄家，它是一种更官方更政府的行为，我想一定是我哥哥出事了。母亲始终沉默着，冷眼看着凌乱不堪，像遭强盗抢劫一般的家，始终没有问抄家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被从家中带走；抄家的规模和其深入仔细的程度；儿子出门近三个月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这一切，其中的勾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的严重程度也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位当年穿行在我党浙东交通线上的老地下工作者曾经经历过太多的风霜血剑，面对这样的搜查，你从她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P9-12

这些年我离写作越来越远，编辑工作几乎占据了我生命的全部。有惆怅，但并不后悔。只是每当夜深人静时，1976年的一幕幕往事总会轻叩我的心扉，让我久久无法入睡。三十多年来，这些往事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去，反而随着岁月的冲刷在脑海中出现得更清晰、更频繁。尤其是当一个个“总理遗言”案的涉案人开始离世，活着的人也在慢慢老去的时候，那种轻叩往往会突然间变成重捶，一下一下，心在重捶下很酸很疼，一阵阵抽紧。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1976年的那段历史已经镌刻在我的生命中，如果不把它书写出来，我将永远不得安宁！

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行将终结的一年，十年浩劫种下的种种苦难，在这一年中因共和国的三棵擎天大树轰然倒塌而将人民的悲怆推向了极致。那一年发生的种种事件，其重大程度让1976这一年度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历史的宏大叙事自然会有史学家们挥笔撰写，然而在历史洪流面前，亲历其中的渺小的个体如果能从不同的独特角度回忆历史、挖掘历史、记录历史，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能深化历史，弥补历史宏大叙事留下的边角空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开的共和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有许多环节似乎被遗忘了，被遮蔽了，普通人不带任何目的的记忆或许能弥补这些环节，他们共同的追索，或许能为恢复历史的整体风貌提供具有史料价值的笔墨。

虽然我是“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之一，但我毕竟是比较外围的，所以，对主要当事人尤其是对核心当事人的采访，对他们的口述的实录，对这些零散的实录用我的思想和文字将它们贯通起来，是我进行这项写作过程中最为艰难也最为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所处角度的不同、或者有意回避，构成了这部纪实文学最具悬念也最有深挖意义的部分；另一方面，既然我是用纪实文学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史实，那么这些文字一定会浸透着我自己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也许我的认识或多或少并不被当事人所完全认同，但将那一段文革末期的史实记录下来是最重要的，也得到了当事人的积极配合和首肯。

这是一场记忆对抗遗忘的博弈，它让那些被遮蔽的东西渐渐浮出水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与死神赛跑。留下史实让后人怀想和争论总比让事实湮没强上百倍！

2009．5．28

追忆三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时，我并没有想到有一天它会以《重返1976》这样一本书的形式留存下来。当这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关于三十年的等待和沉默究竟因为什么，我不想再说了，读者看完全书，自然会明了一切。我想说的是，关于这本书的产生我要感谢几个女人。

首先，我要感谢李小林。可以说，没有小林，就没有这本书。我和小林相识在1976的冬末春初，正是“总理遗言”出笼的前后。可以说，小林见证了当年“总理遗言案”这场劫难发生在我们家的始末。三十年后，小林对我说：《收获》“亲历历史”的栏目应该有“总理遗言案”的真实记录，你是直接当事人，把那段历史写出来吧。于是我写下了《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文章在《收获》刊出时小林建议我将标题改成《我所经历的1976》，小林说，你原来那个题目过于敏感。我也是编辑，我能够理解，但心里还是遗憾。没多久，《收获》“亲历历史”的栏目停了，但小林却让我将这段历史的故事和人继续写下去，并说，你在《收获》开个专栏吧，你自己给专栏起个名字。于是，有了“重返1976”。这个专栏在《收获》断断续续横跨了整整三年有余，由于我自己也主持着一家大型文学刊物，工作很忙，常常到了交稿时间，我却一字未写；还有几次稿子交出去了，却又再三再四地改动，给《收获》增添了不少麻烦。然而，每当这种时候，小林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耐心，让我心生愧疚，只有更努力地去回忆和挖掘这段历史。我想，小林和《收获》之所以执著地将“重返1976”这个栏目坚持下来，不是因为我的文章，而是因为那段历史。

第二，我要感谢王旭烽。旭烽是学历史的，虽然她身上更多具备一个女作家大多都有的浪漫性情，但她依然不乏一个史学人所拥有的视野、情怀，和气度。她一再对我说，对于“总理遗言”这段历史，最适合将它写出来的就是你了，你是当事人，亲历者，这是抢救历史，不是编造故事，你是有责任的。我和旭烽按北京人的说法就是发小，十七八岁时更是在同一个工厂朝夕相处，我们还共同创作过一个双人舞，我写歌词，她谱曲。我们之间情同姐妹，说话也很随便。但是，关于“总理遗言”，旭烽很严肃，她让我意识到，假如我不把这段尘封三十年的历史写出来，我真是无法面对已经开始一个个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总理遗言案”的当事人。想到日后我们剩下的当事人也会尘飞湮灭．这段历史有可能石沉大海时，我真的涌上一种迫切的使命感。当我“重返1976”的专栏文章写到第三篇时，旭烽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万字长信，说实话，我看了这封信，想搁笔都不行，我真的觉得自己对书写那段历史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我又一篇一篇写了下去。旭烽的信我作为“代跋”附在书后，也是一种纪念。

第三，我要感谢脚印和方雨辰。“重返1976”的专栏文章在《收获》杂志上陆续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我原以为这样一段久远的历史，很难引起当下这个浮躁社会里人们的回望，没想到读者热切的反响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多家报刊网站的纷纷转载和网上许多热情洋溢的跟帖，让我感到了当下的人们对遥远的那拨热血青年的喜爱，对沉重的历史的探究与怀想。于是，我有了将这批文章集中出书的念头。但出乎意料的是，联系的几家出版社都报以长长的沉默。作为一个资深出版人，我当然明白这沉默的意味。庆幸的是我遇上了脚印和方雨辰，她们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优秀编辑，一个是热爱做书的图书人，她们因为喜欢我的文章而愿意来出版这部书稿。脚印接受稿子后对我没有任何承诺，但我知道她为此书的送审报批到通过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小方则从书的装帧设计到编排校对等等诸多细节上做了大量繁琐的具体工作，我对她们充满了敬意。

我不知道是不是女人比男人更坚定，更执著，更有韧性，但我知道这本书的问世，恰恰是因为有上述这些优秀的女人。

2009．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