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蒋彝旅居伦敦五年期间的观察笔记。他近距离观察伦敦人的习惯与他们的喜好，透过他诙谐宽容的眼光，读者可以看见独特而迷人的伦敦全景。

《伦敦画记》初版至今已超过60年。然而，在此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时代，蒋彝的书仍然得以启发今日的读者。伦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仍有待我们去发掘和珍藏。

本书分为“伦敦景色”和“伦敦生活”两部分。第一部分呈现四季中和不同气候下的伦敦市容，突显了中国文人画家对自然环境的敏锐感受。第二部分则是对儿童、书本、美术馆、食物、人名、雕刻等各色题目，笔调风趣幽默，兼而讽喻、自省。

前言 郑达

导言

第一部分 伦敦景色

 伦敦的春天

 伦敦的夏天

 伦敦的秋天

 伦敦的冬天

 伦敦的雾

 月下伦敦

 雪中伦敦

 风雨中的伦敦

 泰晤斯河

第二部分 伦敦生活

 关于儿童

 谈书籍

 关于雕塑

 名字研究

 在美术馆

 谈戏剧与电影

 关于下午茶

 谈食物

 谈饮酒

 谈男人

 谈女人

 谈老人

 几位人物

结语

伦敦的春天

至今我只经历了35个春天。头十个，不知不觉过去了；接下来十个，我还不懂得享受，也过去了；再来的十个，只带给我无尽感伤，因为我给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时间好好品味；最后的五个，我来到这世界一个不同的角落，怀抱着完全不同的心情，开始体验春天。到处都有春天，春天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截然全新的感受。说来有趣，春天一到，世界就变了。不只事物的形貌颜色，连感觉和想法也会变。襁褓中的婴儿，只能坐存推车里，张眼望着四周黄黄、绿绿、红红的颜色，朝着小花圃里的小乌、猫咪微微发笑。少年时，我们喜欢在原野上狂奔，放足千里，或摘下开满小花的枝子，或抓小鸟、放风筝、划船，或在草地上打滚嬉戏。成年后，我们希望春天里有个爱人，一起散步，轻声赞赏小小的番红花或樱草花，凝视对方，并在青草地卜不期然地四目相交。随着年龄增长，心境放宽，我们或而带微笑，或轻卢浅笑，在阳光里踱步，回想过去吲样季节里做过的事情。也许想到，春光有限，于是，更加珍惜起了眼前的时光。

我真的说不出来，伦敦的春天哪一天开始，哪一天结束。伦敦一向带点阴郁，带点寒气，可每回只要春天一来，虽然依旧寒冷，树木总会任几天之内进成一片青绿。我必须警告从没到过伦敦的外国人，千万别看到绿草地就以为春天来了。但说来也怪，伦敦的草地却终年常青，为此，英国人一向引以为荣。反观中国，春天没到，草地决不可能转绿。

大约3月初，春天就会向伦敦报到。在它莅临的前夕，人们会感受到一丝丝暖意。即使不带任何迹象，我也感觉得到春天来了。我没有任何超自然的感应力，只是常常让卧室窗前栗子树上清晰柔美的鸟鸣声给吵醒。当然，小鸟是最先知道春天已至的。我们多少都听过鸟鸣，欣赏鸟鸣的最佳时机，是一大清早躺在床上的时候。那时节，万籁俱寂，刚刚酣睡了一觉的我们还心满意足，迷迷糊糊。一醒来就起床，是件不舒服的事。最好先花点时间，听听悦耳的鸟鸣。清晨时分，人们开始活动前，它们放声优美地唱着。过了早上7点，相悖于某个杰出剧作家所说的，它们其实就不情愿再继续唱下去了。白天时，除非在森林里，否则还真不容易听到它们尽情欢唱。乌鸣让我陶醉，我也养戍习惯，一早醒来就倾听它们的叫声。我常常想，我要是个音乐家就好了。那时，我必将那些美妙音符组成一篇美丽乐章。我曾有过一次有趣经历，在观赏奥林匹亚的伯特伦·米尔(Bertram Mill)马戏团时，聆听夜莺先生、夫人之间的对话。其实，夜莺先生和夫人是两位尝试以鸟语说话的年轻俊秀绅士。观众全部听得兴味盎然，没人提出异议，毕竟，当时没有伎莺在场担任评判。

躺在床上聆听鸟鸣之后，有时我会一跃而起，赶到距离住处不远的汉普斯特德林区(Hampstead Heath)。在那儿，鸟鸣更热烈了。中同人称此为“访春”，我们往往在树木冒出嫩芽前出门寻访。虽然前后只尝试了几次，但我非常乐在其中。四时嬗递时，我可以在汉普斯特德林区找到各种迹象，只要继续待在这儿，我就不会离开这一带。林区里，北风也许仍寒凉彻骨，树木也恍若冬至般黑压压地立在那儿，但在我信步游荡、聆听鸟鸣时，却会不期然忽然在草地上，见到一两个非常小、黄颜色的番红花苞或水仙花苞。这时我会跳起来，对着自己说，“我找到春天了！”我与过一首短诗，名为“汉普斯特德林区的清晨”：

晨起闻乌喧，啾啾鸣得意。

远树渐生烟，漾漾绿无地。

爱尔群鸟声，风景添幽媚。

P24-26

1938年11月，《周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于伦敦的伯爵广场举办全国书展，吸引了数千人前往参观，其中还包括玛丽王后和肯特公爵等知名人士。书展大受欢迎，主要有一个原因，包括成名作家、新作家在内，总共几十位作家在那儿举办演讲；其中也有新书《伦敦画记》的作者蒋彝。蒋彝在挤得满满的演讲厅内，向超过七百名听众就“一个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发表演讲。面对听得入神的听众，蒋彝表示：“这个国家的人相信，中国人做事的方法完全不对。可有没有人想过，中国人对这国家的人也有同样想法？你们把名字摆在姓前面，我把我的姓‘蒋’摆在名字‘彝’前面。在中国，结婚之后开始谈恋爱。在英国，结婚之后，恋爱似乎自然而然就终结了。”演讲后，蒋彝以毛笔为听众在新书上签下他的中文名字，逗得大家非常开心。《周日泰晤士报》报道：“他的签名大受欢迎。”

20世纪起始，东方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艺展、书本、文章、戏剧演出、学院的亚洲文化课程，在在扩大并刺激了英美人士的视野。多位汉学家也贡献良多，前外交官剑桥的翟理斯(H. A. Giles)，编了著名的《华英字典》，还针对中国历史、文学、宗教写了许多学术论著。庄士敦(Reginald Johnston)爵士不仅是中国末代皇帝的老师，也是中国佛学、文学、儒家思想方面的学者。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介了大量中国古典巨著，非凡成就极受文学界重视。另外还有一些相关文化事件：1935年11月皇家学院史无前例的“国际中国艺展”，给英国观众提供了一次难能可贵的美学飨宴；1930年代中期熊式一成功翻译中国剧作《王宝钏》并搬上舞台，使观众充分领略到中国古典戏剧独特之美；林语堂的《吾国吾民》(1935)、赛珍珠的《大地》(1931)、英尼斯·杰克逊(Innes Jackson)的《昨日中国》(China Only Yesterday，1938)、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的《独行中国》(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1934)以及其他书，都让西方了解到现代中国的社会及文化。这所有的事件和出版物加在一起，难以数计的刻板印象和误会(认为中国神秘又野蛮)多少去除了一些，也帮助西方人对这有着杰出文明与文化的国家，多了些了解。

这种氛围自然有利于蒋彝成为成功而受欢迎的作家。在写出《伦敦画记》之前，蒋彝已因前面几本力作而享有文名：介绍中国艺术的《中国之眼》(1935)、记述他至英格兰西北部湖区旅游经历的《湖区画记》(1937)，以及《中国书法》(1938)。这些书全以英文写成，并广受欢迎。例如，他有关湖区的那本书，初版之后，立刻在短期内印了好几次。《中国之眼》和《中国书法》也再版了好几次，至今，许多国家仍视后者为该领域的经典著作。

本书作者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这种成功，自然值得敬佩。而只要想到他1933年来到英国时，英文能力还非常有限，就更令人刮目相看了。蒋彝确实令人惊佩，一位极不寻常的“普通人”，以文学、艺术成就为终生目标，而且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坚持追求此一目标。蒋彝1903年生于江西九江一个富裕家庭。其父为著名肖像画家，对于花鸟绘画情有独钟。蒋彝自幼接受传统教育，研习中国古籍，作古诗，练习书法、国画。在他成长过程中，1911 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都给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和文化生活带来极大震撼。蒋彝受当时先进思想冲击，认为惟有进步的科学才能造就新中国，于是选择就读南京的国立东南大学化学系，并于毕业后在高中教了大约一年化学。不过，中国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很快就促使他决定投身政治，以便参与社会革新与革命。他加入北伐军，扫除军阀，求得国家统一，随后在三个不同地方担任县长，包括他的家乡九江。后来，因为地方上一家外国石油公司，蒋彝和一名极有权势的军阀发生争端。他辞去政府公职，于1933年离开中国，前往英国，并打算一两年内束装返国。没想到，他在国外一直滞留了下去，直至1975年，才有机会重回中国，当时，距离他离开国门已经42年。

1933年，蒋彝刚到英国，便进入伦敦大学就读。1935 年起，他于东方学院担任远东语言文化部助理讲师，当时庄士敦爵士是该部主任。后来，由于了解到中国医药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韦尔科姆医学史博物馆(The Wellcome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于1938 年聘请蒋彝，为其设立中国部门，安排展出。两年后的一场空袭中，蒋彝位于汉普斯特德林区(Hampstead Heath)附近公园山路(Parkhill Road)的住处遭到炸毁，他才搬到牛津，直到1955年移居美国。在英国的20年间，蒋彝非常幸运，结识了许多艺术家、学者、诗人、剧作家，其中有中国人，也有英国人。由于文化氛围活跃，伦敦是极少数能够吸引中国流亡海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欧洲城市。他们经常聚会，讨论各种时新议题，互相支持。且举蒋彝在伦敦遇到的几位人士为例：艺术家徐悲鸿、刘海粟，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剧作家熊式一。同时，蒋彝也交了许多英国朋友，像是骆任廷(James Stewart Lockhart)爵士、威廉·米尔纳(William Milner)爵士、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和庄士敦爵士。能够进入这么优秀的知识分子圈，对他自然大有帮助，使他更明白文化交流带给双方的好处，也深层体会到东西方文化的共通处。

到达英国不久，蒋彝就给自己取了“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这名字。传统上，中文“哑”这个字隐喻了谦虚和智慧；在这儿，则强调出蒋彝在西方遭遇的种种困境—尤其是语言方面。这名字标示了蒋彝的新身份，也一辈子跟着他，经常出现在他的信件、明信片、签名中。这名字还是他12 本旅行书的标题，书中记述了他在不同城市、国家的旅行经验，以及他对东西方相似之处的探索。

经由他轻松幽默的笔调，至今世界各地已有几百万人认识了哑行者。

整体而言，较之其他旅行书，他的书有两个特点：首先，书中包含了许多图画、素描、诗作，多彩多姿的封面上还有他手写的中英文标题；其次，蒋彝非常细腻地观察了西方的文化活动，并与自己的母国互作比较。《伦敦画记》是继《湖区画记》之后出版的。湖区国家公园一直以令人屏息的自然美景，及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关联闻名。蒋彝1936年夏天至该区旅游后，即写了一本书。这书原本以旅游日记的方式写成。蒋彝陆续将手稿寄给几家出版社，得到的却是一封接一封的退稿信。出乎意料的是，过了几个月，一家出版社决定给蒋彝的手稿一次机会，不过，他们要求修改“哑行者在湖区”这标题，因为担心可能让人联想到刻板而负面的中国人形象，好比，邪恶的傅满洲医师。几经折冲，出版商妥协了，同意留下标题中“哑行者”这名词，但需加上副标题“一名中国艺术家在湖区”。出版商对这本书的销售前景毫无把握，只同意给蒋彝六本书，还不打算付他任何版税。

艺评家赫伯特·里德写了前言，称赞蒋彝勇气十足：“进入我们国家的殿堂，以自己的方式致敬。”里德赞美该书成功证明“华兹华斯的诗作相当贴近某些东方情感和思想”。让出版商跌破眼镜的是，蒋彝的书大为畅销，头版一个月就卖光了。接下来再版的书，作者自然拿到了版税，而“哑行者”这一名号，也成了他随后的旅行书的标志。

刁敏谦(M. T. Z. Tyau)写的《留英管窥记》(London Through Chinese Eyes，1920)一书也需在此一提。蒋彝前往英国前，他的朋友曾石虞送了他这本书，当做礼物。毫无疑问，蒋彝后来决定写旅行书，以至他的写作方式，多少都受了这书影响。不过，只要比较两本书，立刻就会发现，它们在主题和风格上，完全不一样。刁是1909年至1916年间于伦敦学习法律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后，才记录下他印象中的伦敦、他怀念的伦敦。那书总共30章，范围广泛，但明显偏重社会政治面，其中包括下面几章：“街名”、“下午茶”、“自由之邦”、“家庭制度”和“法庭”。相对而言，蒋彝的《伦敦画记》更富诗意，较重印象，显示出蒋彝对自己旅行书写的独特风格相当自信，在主题安排及叙述方式上，也复杂得多。这书包含了两部分：“伦敦景色”和“伦敦生活”。第一部分呈现了伦敦不同季节和气候下的市容，凸显了中国人对自然环境的敏锐感受；第二部分则遵循英文随笔作家写作传统，对儿童、书本、美术馆、食物、老年等各色题目进行深思。不过，整本书合起来，却是中国观察家以艺术化而颇富诗意的方式重建了的伦敦。他的描述印象化而多片断，独特却精巧，一览无遗地画出了这伟大城市的全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伦敦画记》迷倒了西方读者，之前，他们只读过欧洲人所写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书。忽然，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而陌生的声音在谈论他们的文化─他们那经常自视为较优越较进步的文化。在某种层面上，传统上身为观察者的西方旅行作家和人种学者，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角色颠倒了过来。蒋彝一点都不隐瞒他的族裔身份，还经常提到自己的文化背景，提到中国人。这种文学技巧不仅大胆，而且极具创意。伦敦这本书，如同蒋彝其他的书，无论语言结构、文章内容还是用字遣词，都非常中国化，英文读者读来，必觉充满异国风味。不过，这些读者一定也会为他幽默、智慧、简洁的风格，甚至极具技巧的自贬艺术所倾倒。另外就是穿插文中的迷人的图画和书法了。他们很快发现，哑行者聒噪又温和，他笔下的中国人世故而富人性。

本书读者一定不会忽略蒋彝新鲜而机敏的观察。我得强调，这些观察经常既具颠覆性又有启发性，挑战传统思想，并警醒我们，必须重新评估自己和周遭世界。许多人喜欢抱怨伦敦的雾、雨和风，可是蒋彝却在恶劣的气候里发现了美，发现了乐趣。他说“雨中散步使人有机会亲炙大自然的美景”。他告诉读者如何发现并欣赏现代城市的美。除了花、树、湖、公园里的鸭，皮卡迪利圆环广场(Piccadilly Circus)和蔚金特街(Regent Street)上的人群这种都市里常见的景象，也可以让蒋彝惊叹、开心不已。他说，他喜欢观看雨中的人群，“我看不到他们的脸孔或身体，只见到移动的雨伞。如果那些伞是深蓝色的，我很可能将它们误认为海潮，正由我立足的地方不断往外冲刷”。英文名字那一章也充满创意。蒋彝说，他花了三天时间，将伦敦电话簿上的名字由第一个浏览到最后一个，并惊讶地发现，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一样怪。他留意到，英文名字可能自相矛盾，用字可能很奇怪，姓氏尤其如此。为了强调自己的意思，他以英文姓氏写成一篇短文，只不过，“用的是中式文法”，因为动词时态不对，也没有冠词。(见本书“名字研究”一章)

胆小鬼(Coward Man)和黑孩子(Dark Child)─不是好孩子(Goodchild)─上渔夫(Call Fisherman)那买鱼(Buy Fish)。渔夫拿鱼(Fisherman Handover Herring) 给孩子(Child)，胆小鬼煎鱼(Fry Herring)由灰(Gray)煎成棕(Brown)。聪明狐狸(Wise Fox)由孩子那儿接过鱼(Take Herring)，和胆小鬼同乐(Full Joy)。胆小鬼拿刀子(Knife)走来(Walk Down)，孩子大叫(Child Call Loud)，有人(Man Want)要杀人(Man-Slaughter Child)。还有呢(Whatmore)？

表面看来，《伦敦画记》说的是作者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实际却是对英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比较。在讨论伦敦景色时，蒋彝举出许多鲜活实例，比较并说明东西方的相似之处。他写道，他深知西方的种族歧视，也深感厌恶，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英文作家，对东方所知有限，却错误百出地谈论中国。蒋彝决心，以自己的笔，纠正遭扭曲的形象和被误解的事实。与其义正词严地指责那些谬误，不如选择“找出世上所有人类的共同点”。蒋彝自相异之处寻找共同点。在这本研究伦敦的书里，当讨论到工作时间、儿童教育，甚至对爱情的期盼时，蒋彝指出，尽管语言、肤色、宗教、习惯不同，世界各地的人还是有许多共通之处，而这些共通之处正是未来互信、和谐共处的基础。

蒋彝也不吝于介绍一些基本的儒家思想，即祖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给读者。为了强调智慧、真诚、同情，他经常提到儒家思想和道德规范，比如，孝道，子女尊敬并照顾父母及长辈的责任。他提到儒家思想时，一点都不流于教条。相反的，他让读者感受到一点中国大众哲学的趣味，并以一些精心挑选的实例、格言，唤起他们的好奇心。

值得一提的是，蒋彝以不懂政治为由，几乎在所有书里，刻意避开这方面的话题。这种避谈政治的态度并非无知，而是体现了他一贯的坚定信念，认为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文化必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那同时也是他的策略，在1930年代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为自己寻得安身立命之道。

蒋彝一直让人觉得，他是个快活的人。他脸上总带着笑，文字总让人捧腹。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却一直存在着一股深深的悲伤、恐惧、焦虑和乡愁。蒋彝从不让人知道他的内心感受，直到晚年，他才承认，他并不似人们一直以为的那般快乐无忧。蒋彝书写伦敦这书时，生活中发生了两个不幸。1938年春天，20年来教导他、支持他的兄长去世了，使他极度悲伤。接着，几个月之后的7月，他的家乡陷入日本侵略者之手。蒋彝的妻子和四名儿女都留在中国，他们的安危、前途成了他永远的牵挂。他将悲伤痛苦埋在心里，只偶尔触景伤情，看到假日庆祝场面、儿童欢笑、杨柳和公园青草，这些深埋的情绪才会迸发出来，让他变得怀旧而善感。他怀念他的家人，他的故乡。书写旅行书，解读中国文化，在在使得哑行者乘着想像之翅，回到自己的故乡。这种假想，犹如中国人中秋赏月的传统，至少，能够暂时疏解乡愁，聊以自慰。因此，较为细心的读者，应该可以自此书和其他书里，自充满活力轻松的语调中，感觉到一丝淡淡的哀愁。

《伦敦画记》初版至今已超过60年。“二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冷战、尼克松访问中国、柏林墙倒塌等重大事件，都为世界和东西方关系带来了巨幅改变。然而，在此高科技和全球化的时代，蒋彝的书仍然得以启发今日的读者。伦敦的景物早已全非，人生的美和本质却仍一样，仍有待我们去发掘和珍藏。文化价值和习俗变了，人性基本上最终渴求的仍是爱、谅解与和平。因此，重新出版《伦敦画记》，不仅只是重新出版了一本好书，还象征着对蒋彝理念和文化贡献的认同和欣赏。我确信，读完这书后，蒋彝的结语仍会不断萦绕我们心头：“我在伦敦看得愈多，对四周景物愈觉亲切；对伦敦生活了解愈深，愈坚信人道、慈爱和美。为什么人们要因种族和国籍而产生间隙呢？”

《伦敦画记》首版于1938年，契台时代，深刻地洞悉中国和英国的生活方式，具有优准绵长的魅力。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蒋彝的身影独特清晰……优雅、谦逊、富有教养而敏锐，他能非凡地享受生命。

——《旁观者报》《The Spect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