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收集了作者李云雷近几年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散篇评论文章，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结合一些具体作品分析，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当前文学创作中与“中国故事”的关系；中编对当前最新的“底层文学”思潮在理论上做了探讨，并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下编结合“三农问题”的讨论，对1950年代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农村题材作品做出了自己的分析。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以“中国故事”、“底层文学”、“农村作品”构成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三大支点，探讨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思索当前底层文学的突围之路。

李云雷的可贵在于，他不轻信多数人已经形成的观点，甚至写进文学史的某些定见，坚持从自己真切的阅读中，从自己经验的反思中，对文学思潮和各种现象发出己见，在宽阔的现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坚持独立思考和反思精神，敢于提出自己不同于流行观点的独见。

总序：

序：不同凡响的“底层叙事”研究

上编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

神话，或“黄金时代”的背后——反思1980年代文学的一个视角

小说如何切入现实

我们应该站在何处

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之上

如何生产中国的形象——对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之二

中编 底层文学：理论与批评

“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

“底层叙事”是一种先锋

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

转变中的中国与中国知识界——《那儿》讨论评析

2007：“底层文学”的理论与实践

曹征路与“新左翼文学”的可能性

胡学文：一棵树的生长方式

刘继明：先锋的“底层”转向

底层、魅惑与小说的可能性——读鲁敏的小说

下编 农村问题与文学叙述

我们如何想象农民

《苍生》与中国农村叙事的转折

《秦腔》与乡土中国叙事

近期“三农题材”小说述评

现实的酷烈与回忆之美——近期“三农”小说的艺术成就及不足

我们如何叙述农村——关于“新乡土小说”的三个问题

四、1980年代“文学理想”的破灭

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既是传统文学的现代转型，也是“世界文学新拓的一个支流”，它是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既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一面，同时也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同时，它也是在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中形成的，“新文学”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新的价值认同，同时也将转型过程中的艰难转折呈现了出来，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与精神资源。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逐渐偏离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现在看来，1980年代提出的“新的美学原则”，不过是以一种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精英阶级的既定美学标准来规范中国文学，从而形成了一种注重形式、叙述、技巧的倾向。如果说1980年代的文学理想，是“走向世界”，是“纯文学”，是对作家创作“天才”的迷信，那么在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一理想已经破灭了。一是对西方文学的“模仿”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大家，二是“精英化”使它逐渐远离了底层，远离了读者，在表面的繁荣之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如果从作家的角度来说，这些危机主要包括作家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影响、他们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的缺陷，以及市场化与消费主义文学环境的影响等。

李美皆在《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一文中指出：“成功以后的苏童，身上越来越见出贵族气质的沉淀，同时作品也越来越少，有-一段时间我曾经纳闷，苏童是在韬光养晦吗？在期待之中迎来了苏童的《蛇为什么会飞》，结果却是大失所望。我甚至怀疑：这是苏童写的码？尤其书出来以后，苏童明明底气不足，却还到处去做宣传，倒显出某种贵族身上的寒碜，让人觉得遗憾和难过……其实苏童丧失的不仅是悲悯，更是面对苦难和发现苦难的那种勇气。这个苦难包括内在和外在的。苏童的贵族气，地道看来应该是中产阶级气味。中产阶级最大的特征便是从精神到物质的自足性。”李美皆的描述是富于洞察力的，然而处于这种状态的作家不止苏童一个人，而是大多数在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即使还没有处于这种状态，那么“中产阶级化”也是其中大部分人的梦想。于是我们便不能不一次次从他们的新作中感到失望。当作家仅仅满足于成为一种“成功人士”，成为一种“中产阶级”，那么他们的文学也就只能成为这个阶层的审美或标签，从而丧失了对现实的观察、思考及艺术化的能力。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大师的焦虑”与“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在这里折射出两个问题，一是他们对西方文学价值体系的简单认同与追逐，二是他们对名利的过分看重，或者说对“文学场”中的权力的过分看重。

在把握世界的艺术方式上，1980年代的很多作家尤其是“先锋派”，一直是以主观化、抽象化的方式来把握世界及其本质的，在他们的作品中，叙述比现实更加重要，作者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将人物、故事、理念巧妙地结合起来，给我们呈现出一个艺术化的世界。主观化的方式有利有弊，但只要与作家的艺术特点结合起来，也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在今天，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先锋的“姿态”后的无病呻吟与矫揉造作。这样一种仅从主观把握世界的方式可以说已经失去了创造力。

另一方面，是文学环境的市场化与消费主义倾向。市场化既为作家带来了机遇，也给作家带来了伤害。以余华的《兄弟》为例，对余华这样成名于1980年代，以《活着》等作品在1990年代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家来说，其名字与声誉便是无形的“象征资本”，如何将“象征资本”转化为现实财富，恐怕不仅取决于作家本人的意志，也是出版与商业等机构所汲汲以求的。对于1980年代的“文化英雄”来说，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关键的是要将所获得的声望等“象征资本”转化为现实财富，于是不管写得多差，只要有了宣传的力度与覆盖面，也会取得市场意义上的“成功”，而一些可能写得更好的年轻人，则被压制、压抑了。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它们是面向精英、面向批评家、面向(海外)市场的，好像与中国的底层民众没有关系，既不关注底层民众关心的事情，也不把底层民众当作预期的读者，那么自然底层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以上这些不仅造成了1980年代“文学理想”的破灭，对“文学”本身的存在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P13-15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20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一百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21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六十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去。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它也许还显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21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1994年初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