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晚年的青年朋友多矣，我们应选哪些人作为代表呢？

吴中杰的《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选择了鲁迅的抬棺人。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决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

《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作者吴中杰只选与鲁迅接触较多，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事业，并深度地卷入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五位抬棺人：萧军、胡风、巴金、黄源和聂绀弩，再加上因做秘密工作的关系，未能公开出面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幕后总策划的冯雪峰，共六人。《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中，他们的遭遇，也可以作为鲁迅后传来看。

前言

萧军：一个独立不羁的作家

胡风：九死而未悔的艺术殉道者

雪峰：头颅撞在理想的碑石上

绀弩：不自由的大自由主义者

黄源：在文艺与政治的夹弄中

巴金：重新举起了“讲真话”的旗帜

附录：鲁迅与“遵命文学”

后记

眼看《文化报》办得渐成气候的时候，1947年夏季，哈尔滨又出版了一份同样大小的五日刊《生活报》，用的却是纯白报纸，比《文化报》气派得多了。本来，在同一个大城市出版同样性质的两份报纸，并不为多，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竞争，活跃文化生活，也是好事。但这份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主办的《生活报》，却是对着萧军的《文化报》而来的。

当时支持萧军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的东北局书记彭真和宣传部长凯丰都已调离东北，东北局改由林彪担任书记，但林彪全部精力扑在军事上，地方上的事则由高岗主持，宣传部的干部也有了变动。领导这《生活报》的就是新任的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他们请了一位当年“国防文学”派的戏剧家宋之的做主编。还在《生活报》筹备阶段，就流言纷纷，好心的朋友提醒萧军注意，说是他们是要向你“夺权”了。萧军很不以为然，说：“我有什么权可夺？要这个出版社社长吗？随时可以拿了去，这对我是一种‘解放’！在经济上我已经被它拖累得筋疲力尽，焦头烂额了！”朋友说：“不是这个‘权’，而是群众的‘权’。”萧军还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位朋友进一步提醒道：“你办的小报销路快赶上‘大报’了，群众一天比一天多；你又做过五十多天群众性的演讲，你虽然也是延安来的，但你不是共产党员啊！延安是‘金矿’，但从金矿里出来的并不一定全是‘金子’啊！”萧军是个直性子文人，不懂得政治上曲里拐弯的事情，而且，五六十年代在批判知识分子时，经常指责他们“与党争夺群众”的话，当时也还没有直接说出来，所以萧军还不能领会其中奥妙，他听了朋友这番话后，仍很不以为然地哈哈大笑道：“我要这许多群众干什么呢？我又不像美国人那样竞选大总统。不管我用口或用笔，还不是想为中国共产党多争取几个群众，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来拥护这个政党，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些，如此而已。除此之外，我个人要‘群众’有什么意义呢？”

可惜萧军的好心，别人并不见情。你为他做事情，他却怀疑你别有用心。

待到《生活报》出版，流言就变成了事实，不由得萧军不信。因为那创刊号上，就有一篇文章是对着萧军而来的。文章很短，但圈着黑框，以示重要。题目是《今古王通》，文日：

史书上记载着隋末的一位妄人，名叫王通。他封自己作孔子，把一时的将相如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徵、李勋等人，攀作其门弟子，著了一本他自己和他的门弟子们问答的书，叫做《文中子》。这个人，后世虽称他为病狂之一，这本书，后世虽称之为妖诬之书，但在当时，这一举动，却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沽名钓誉的方法，少不了一些群众要被迷惑的。这种藉他人名望以帮衬自己，以吓唬读者的事，可见是古已有之了。不晓得今之王通，是不是古之王通的徒弟。

对于王通其人其事，历史上的确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王通是一介“处士”，亦即没有官衔的普通知识分子，而门下却出了那么多的高官显宦，有人从官本位和门阀观念出发，怀疑事情的真实性，说他是狂人，在吹牛，也是必然的。但是，于古史素有研究的晚清诗人兼经史学家龚自珍，却于《己亥杂诗》中为之鸣不平道：“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漪龅，但开风气不为师。”这首诗说出了王通被怀疑的原因，并以王通的河汾之道自许，可见他是相信王通的事迹的。P69-70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一位30年代过来的作家对一群青年人说：你们只要看看鲁迅晚年都接近一些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知道他本人的思想了——他尽信任一些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

其时，举国上下正处于“拨乱反正”的热潮之中。“拨乱”者，即拨十年“文化大革命”之乱；“反正”者，大概是要返回到“文革”之前十七年的所谓“正确路线”上去。那时，思想解放运动还未开展，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未进行，全国尚处于“两个凡是”论思想的统治之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有些人虽然由于自身利益的关系，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是要否定的，但“文革”之前十七年所定的案子却还要维护不变。当时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还保留着《<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同时也收集进有关“反右运动”的几篇文章，其中包括指责冯雪峰是“共产党员反共”，说“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烧共产党”的文字；有些以某单位大批判组名义所写的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还不时要拉出胡风来陪绑。这位作家虽然自己在“文革”中也经受过打击，刚刚复出不久，但对别人的冤假错案却毫无反思的能力，他大概认为萧军、胡风、冯雪峰等人的案子都是铁案，永远翻不了的，所以说得这样振振有词。而且，他竟忘记了，也是在鲁迅晚年，他自己就曾经写信给鲁迅，虔诚地求教在创作上所碰到的问题，并得到鲁迅热情的指示，不知这算不算受到鲁迅的培养？——但为时不久，萧军错案平反了，胡风冤案平反了，“右派分子”普遍得到了“改正”，这位“国防文学”派作家虽然由于宗派利益的关系，未必能够改变他对鲁迅的愤恨情绪，但他的言论却不攻自破了。

到得改革开放之后，又有人用鲁迅晚年的学生和友人这个题目来做文章了，也是要从交往中来看鲁迅的为人的。这时，当然不好再将胡风和冯雪峰等人拉出来当作恶人来鞭打了，倒是很为他们鸣不平，所谴责的是夏衍和乔冠华对他们的态度。说冯雪峰被打成“右派”，命运那么悲惨，夏衍还要在回忆文章中对他加以贬损；胡风在困境中向老友乔冠华求助，而乔冠华的态度竟如此冷酷。他是从夏、乔这两个人的行为，来透视鲁迅的思想，大概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意思罢。然而略知鲁迅生平和交往的人都知道，夏衍是鲁迅晚年所不喜欢的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所谴责的“四条汉子”，就有他一个，而乔冠华则与鲁迅毫无交往；倒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冯雪峰和胡风，正是鲁迅晚年所倚重之人。要鲁迅为夏衍和乔冠华的行为负责，实在比“瓜蔓抄”还厉害，因为他们之间连瓜蔓也没有，这只能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这两位论者，观点虽然截然相反，而思维模式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的做法，不禁使人想起了鲁迅的一篇杂文：《可恶罪》。这篇杂文，是鲁迅在广州看到政局丕变而置人于罪的方法则相同的现象之后所写。文章说：“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日：可恶罪。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是‘反革命’，有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现在，鲁迅也成为这样“可恶的人”，所以被找出各种理由来定罪。

不过，这两位论者的论点，虽然都以论据的不实，而落了空，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还是能引人思考的。我们的确可以从鲁迅晚年所接近和信任的青年作家的为人中，看出他的思想倾向，只是这些人并非反革命分子，而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革命者，他们并非害人的蛀虫，而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且，从这些人的遭遇中，也可以看到鲁迅开创的文学事业所经受的挫折。

但鲁迅晚年的青年朋友多矣，我们应选哪些人作为代表呢？

本书选择了鲁迅的抬棺人。

中国旧式葬仪上的抬棺人都是些粗工，与死者没有什么关系，但按西洋的风尚，抬棺人往往是接班人、继承人的象征。列宁逝世时，斯大林故意不通知正在南方巡视的托洛茨基回莫斯科参加丧礼，就是要把托洛茨基排斥在抬棺人的行列之外，他自己抬着列宁的棺材，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人面前，显示出一副接班人的派头。这风尚，后来也影响到中国。

鲁迅的抬棺人是哪些人？据田军(萧军)所写的《鲁迅先生逝世经过略记》中所载：1936年10月22日，下午“一时五十分举行‘启灵祭’。敬礼后，由参加的三十余人绕棺一周，而后由鹿地亘、胡风、巴金、黄源、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萧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田军等扶柩上车”。这里列名的有十六人。不过也有不同的记载，比如，当时《申报》有过报导：“十二人扶柩出礼堂”；《华美晚报》报导：“大批青年学生送鲁迅入葬，十四位作家亲扶棺柩”。近年孔海珠女士在《痛别鲁迅》一书中则另有说法。她认为：“还应注意到十六位人数是否太多了？因为抬棺时人数太多、太挤会影响葬仪的进行。”她从当时在万国殡仪馆启灵时抬棺下台阶的照片中，考证出了一个十二人的名单，每边六人，分别是：萧军、吴朗西、靳以、黄源、胡风、巴金；黎烈文、周文、姚克、张天翼、曹白、鹿地亘。原照上的人像，当然是可信的，但下台阶时照片上的人数，是否就是抬棺人的全数，却也还有疑问。因为照片只是下台阶这一片刻的留影，而抬棺上车则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员是可以流动的。这可以从孔海珠女士所引的巴金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巴金在《一点不能忘却的记忆》中说：“到了墓地，举行了仪式以后，十三四个人抬起了灵柩。那个刚刚在纪念堂上读哀词的朋友，突然从人丛中跑来，把他的手掌也放在灵柩下面，这情形把我深深地感动了……在往墓穴去的途中，灵柩是愈来愈重了。那个押柩车来的西洋人跑来感动地用英语问道：‘我可以帮忙吗？’我点了点头。他默默地把手伸到灵柩下面去。”这里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抬棺的人数是动态的；二是十六人同时抬棺是可能的——这里所说的十三四人，加上后来加进来的二人，不正是十五六人吗？因此，我还是采用萧军所提供的名单，因为他毕竟是出殡队伍的总指挥，而且文章的写作日期也离出殡的时间最近。

但这名单有十六人之多，我不可能一一都写，而且，就他们与鲁迅身后的文艺思想斗争的关系而言，也不必一一都写。比如，鹿地亘是日本作家，虽然支持过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毕竟是客卿，与中国文坛没有深层关系；黎烈文在编《申报》副刊《自由谈》时，与鲁迅关系密切，还参加过《译文》杂志的创刊和编辑工作，并主编过《中流》杂志，但在抗战期间，僻处福建山城，远离文艺活动的中心，抗战胜利后就到台湾去了，更脱离了大陆的文艺运动；曹白主要是木刻家，吴朗西则是出版家，他们与文艺运动终究还隔了一层；有些作家死得早，有些作家则与鲁迅接触并不多。所以我只选与鲁迅接触较多，在较大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事业，并深度地卷入了中国当代文艺思想斗争和政治运动的五位抬棺人：萧军、胡风、巴金、黄源和聂绀弩，再加上因做秘密工作的关系，未能公开出面抬棺，却是鲁迅丧事的幕后总策划的冯雪峰，共六人。他们的遭遇，也可以作为鲁迅后传来看。

《鲁迅后传》可以有不同的写法。人们首先想到的，大概是围绕着鲁迅本人的是是非非，截然不同的评价。的确，这些材料收集起来，足可以写成一厚本，甚至几厚本书。但我想，鲁迅是不在乎这些事的。在他看来，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是同样的无聊。鲁迅生前，所受的攻击就很多，他的看法是：“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尸体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①他的这种担心，终于来到他自己身上。对鲁迅伤害最大的，还不是对他的无聊的攻击，而是打着他的旗号，来做违背他意志之事。这时候，他已无知无觉，无法抗辩了。但有知有觉的后继者，却因捍卫鲁迅的文学传统，而经受着苦难的历程。我们选择几个抬棺人来作为《鲁迅后传》的写作材料，也许更能透视出鲁迅死后的命运。

据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记载，1957年反右运动中，罗稷南在毛泽东所召集的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提问：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道：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鲁迅已死，当然不能再关进监狱，但这句话却应验在鲁迅文学事业继承人的身上：萧军因为桀骜不驯，最早受到批判，1948年中共中央东北局还专门为他做出一个“决定”，把他的问题定性为“反苏、反共、反人民”；胡风因为坚持鲁迅的文学道路，在1955年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关押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到得1957年，冯雪峰、聂绀弩和黄源全被打成“右派分子”，周扬在文艺界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将冯雪峰作为个人主义文艺思想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而聂绀弩在“文化革命”中又以反林彪、江青罪被打成反革命，判为无期徒刑；巴金在“文革”之前虽然还保有一定的位置，但也一直挨批，而“文革”风暴一起，就被作为“黑老K”而受到批斗。

他们的悲惨遭遇，实在并非偶然。因为鲁迅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反对“帮忙文学”和“帮闲文学”；提倡文学的真实性和批判性，反对“瞒和骗”的文艺；而且，他早就看到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却决不屈从于政治。这几位抬棺人沿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继承他的文学事业，怎能不在政治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呢？

本书的题目，是贺圣遂老弟提出来的。那时，圣遂刚到复旦大学出版社任职不久，有一次到我家来闲谈，顺便说起，以《鲁迅的抬棺人》为题写一本书，一定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选题很有值得开掘之处，可以作为《鲁迅后传》来写，就接受了下来。但要写《后传》，总得先写《前传》或《本传》。我原来写过一本《鲁迅传略》，篇幅较少，本有扩写成《鲁迅传》的想法，但那时鲁迅研究中许多问题搞得很混乱，需要加以梳理和澄清，关键还是要从鲁迅本人的著作中寻找答案。我就在重新解读鲁迅著作的基础上，评点了鲁迅的杂文、小说、诗歌、散文和书信，出了四部评点本，并在此基础上，写出《鲁迅传》。其间还穿插着写了几本别的书。待到着手写《鲁迅后传》，已经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了。好在圣遂不催不逼，让我慢慢地读，慢慢地写。可惜我才疏学浅，慢工却出不了细活。

这里虽然也写了鲁迅生前与这几位抬棺人的交往，但大量的篇幅，还是写鲁迅过世之后，这几位抬棺人所走的文学道路和他们的人生境遇。这些事看来似与鲁迅无涉，但其实仍与鲁迅息息相关。因为他们之所以会受到打击，大都与坚持鲁迅的文学道路有关。而且，从这几位抬棺人的遭遇里，也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鲁迅所开创、所坚持的文学道路，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何等重要。过去对于现代文学史上的文艺论战、口号之争，我们往往着重于从政治路线上来辨析其是非，其实，就创作上来说，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学路线的差别。正是由于忽视了这一点，不能坚持正确的文学路线，所以难以产生出好作品来。

关于鲁迅的文学思想，过去出于政治的需要，多有曲解之处。最典型的例子，是关于“遵命文学”口号，原来鲁迅是以讽刺调侃的口吻出之，后来却解释成鲁迅的正面观点，并且大加宣扬。而现在的反对者，则又以此来批评鲁迅，所根据的也仍是当初歪曲者的解释。这些人在批评之前，都没有认真地想一下，像鲁迅这样独立精神很强的人，怎么会提倡“遵命文学”呢？他们似乎也没有想到要重新查核一下史实。其实，只要细读鲁迅原著，不难发现鲁迅说这句话的真实意向。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鲁迅与“遵命文学”》，加以辨正。此文的内容已经吸收到《鲁迅传》中，本来不必再另行收集，但觉得它与本书论题有密切关系，所以仍作为附录收入，以供参考。

几位抬棺人的排列次序，以其被批判、被打倒的时间为准。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变化。冯雪峰是鲁迅丧事的策划人，没有参加抬棺，从本书的书名出发，本应放在书后“附录”中，但以其在鲁迅文学事业上的重要性，以及与其他几位抬棺人的内在关连性，觉得还是排入正文为好，读起来较为有序，但仍算是“附录”吧。

本书得到复旦大学“金秋”学术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吴中杰

2011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