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是贾樟柯的一段个人成长回忆录，片中有令人熟悉且怀念的县城、县城中的年青人……处处充溢着过去生活的影像，而影片，正是通过在新旧交替时期从县城走出的一群年轻人的爱情与生活，表达一种对普通人的尊重和生活理解，将普通小人物当成了重要历史进行展现。《站台》表现的不仅仅是影片中人物不断走穴经历的种种车站，而是一个个交错的历史片段，一种历史的背景在影片里发挥着命运的力量，并且正是这种力量，让普通人的命运成为历史，那些为梦想、生活奔波的小人物构成了历史的真实注解。

本书收录了这部电影的剧本以及一些评论文。

《站台》是一部在社会变化中反映人物变化的影片。片中人物从富有理想和热情，渐渐落入平凡生活的成熟，在各种变化中可以体会到人物的情绪和梦想。这是一部充满理想的普通人生活的关照电影。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人，影片用充满深情的眼光注视了他们。用一种深沉缓慢的镜头，记录下一群青年人的流浪生活，这是一群在路上的青年，最又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在新的生命降临后，他们把他们的热情燃烧后，又获得了暂时的平静。

本书是关于介绍这部电影的评论集。

站台

站台文学剧本(工作定稿)

站台(完成影片记录台本)

导演的话

没有终点的站台

漂流的中国青春

行走在中国内陆——评贾樟柯的《站台》

缅怀时刻

花花世界真好

致我县城里的兄弟

从《小武》至《站台》

四季中的站台顾峥

贾樟柯从巴黎回到了他在北京的办公室，一套半地下的单元房。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他的最新影片《站台》获得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亚洲最佳电影奖。

谁在付出成本

80年代中期有一首歌叫《站台》，有点摇滚节奏：“长长的站台，寂寞的等待……”我是在来我们县城走穴的歌舞团演出上第一次听到的，那首歌在当时非常流行，差不多这样的演出都会唱。我用它来做片名，故事讲的是从1979年到1990年一个县文工团两对恋人的生活，其实整个电影是在谈80年代中国是怎样生活过来的，面临哪些问题，付出怎样的感情经历。

“文革”一代总说自己经历了中国社会巨大的阵痛浩劫，其实开放的十年，经济商品化的十年，那种震动和对个人影响的剧烈程度我觉得也是非常强烈的。怎么说呢，不能说因为物质越丰富这代人就会越幸福。我更加想关注的是在这样的变革中，是谁在付出成本，是什么样的人在付出成本。

《站台》中有些人和事拍得有点像纪录片，其实我是在拍自己一些亲人的生活状态。我的表弟在私营的煤矿工作，我们电影的第一幕，也是我当时第一次看见他，他正在和矿长签一个合同，这合同叫生死合同，里面写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因为煤矿的安全措施很简单，随时都可能发生问题，但我表弟仍然要去工作，因为他要讨生活，讨一口饭吃。我看到他一个人很瘦弱的身体在矿区里走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是在付出他的成本，但是他没有什么回报。

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站台》里面有很多情节都是我自己的。我1970年出生在山西汾阳。父亲是中学老师，教语文的；母亲是售货员，姐姐比我大六岁，这个四口之家的家庭组合非常普通。母亲家在农村。从我小时候差不多到现在，我们家每天都有乡下的亲戚来来往往，像个交通站一样。其实我们县城往外走一里地就是田野，从南边走到北边差不多十分钟就穿过去了。

我直到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是发生在比我大十岁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

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这种期待经过了十年最后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妥协和失望上。这是非常悲观宿命的一个电影，并不是生活就这样宿命悲观，主要是我自己。在我看来，对生活、环境和习惯的妥协，其实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承担。

我以前最早是学习美术的。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都不浪漫，不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为了有出路。你知道在县城里，如果想到其他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考大学。对我来说当兵没有可能，我也就只能考大学，但是我学习非常差，所以就出去学画，因为美术学校的文化课要求比较低，我们一帮孩子去学美术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我们并没有理想，就是要讨生活。其实最后考上的也就只有一两个人。其他人第一年考不上就回去了，第二年再考也没考上，就算了。而我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我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在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为什么我说这个电影非常伤感呢，可能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

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看法有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

从小想当大混混

其实小时候，我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个有权有势的大混混。从小学开始我就算有问题的孩子，而且问题非常严重，打架斗殴，学习成绩一塌糊涂。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是最危险的。那时候听《岳飞传》里面结拜弟兄，我们十几个孩子就结拜成弟兄，我是老二。这十几个弟兄成天干嘛?就是打架，晚上爬到教室里偷东西，去谁家就把谁家的咸菜吃光。到了五六年级，差不多有一半弟兄都辍学了。我自己是父母逼着我去念初中，我念初一的时候这一半兄弟全部成了小偷。但我跟他们还保持友谊，他们每天都蹲在学校外面等我，我一放学出来，一排小孩儿就一起去看电影录像或者手抄本。

我曾经因为打架被人逼着从二楼跳下来过。那时经常看完录像后就在街上撞人家，找碴想打架。其实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年轻好斗。我们看的都是成龙早期的片子，《醉拳》、《蛇形刁手》等。后来和我一起拍电影的摄影师是香港人，但我看过的香港片比他多多了。对我来说，整个初中年代最吸引我的就是武侠功夫片。P289-292

我上电影学院时已经23岁了，同级的大部分同学都高中刚毕业，他们和我相差五岁。我知道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了，23岁的人在我的家乡早就结婚了，或许已经有了小孩，那时像我这般年纪的朋友都喜欢留胡子，为的是一家三口，骑自行车穿行县城时有个户主的模样。

在学校，我没有了呼朋引伴的热情，甚至没有兴趣去运动。我丢掉了清晨弯腰压腿打拳和下午踢足球的习惯。人看起来安静了下来，其实是现实让我打不起精神，未来又让人焦虑。

每到夜幕降临，看同学们涌出校门与不同的际遇约会，就知道生活对他们来说还新鲜。我却觉得自己老了，晚上自习室成了最好的去处，那里可以抽烟，就拎一卷儿500字一页的绿格稿纸，拿一枝笔坐在里面，点烟，落笔。自习室里人不多，个个模样凄苦，一看就是电影学院少数几个没有爱情在身的人，我们落魄，像书生。

当粗宽的笔在同样粗宽的绿格子纸上行走，渐渐就会忘我。忘我则无欲，也就勉强有了幸福感。他们是青春作伴，而我有往事相随。每一次拿着笔面对白纸，思绪就不由地回到家乡，那遥远的汾阳——我的边城，我的国。

我在那里长到21岁，曾试着写诗画画。生活里的许多事像旷野里的鬼，事情过了他还不走，他追着你，一直逼我至角落，逼到这盏孤灯下，让我讲出事情来。那时，我开始写《站台》，写一个县城文工团80年代的事情。80年代的文工团总有些风流韵事，80年代我从十岁长到二十岁。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社会的变化比泼在地上的硫酸还强烈，我搞不清我为什么会如此矫揉造作，内心总是伤感。

每次落笔都会落泪，先是听到钢笔划过稿纸的声音，到最后听到眼泪打在纸上的滴答声。这种滴答声我熟悉，夏天的汾阳暴雨突至，打在地上的第一层雨就是这样的声响，发白的土地在雨中就会渐渐变黑。雨打在屋外的苹果树上，树叶也是“沙，沙”的声响。雨落苹果树，树会生长，果实会成熟。泪落白纸，剧本会完成，电影也会诞生。原来作品就像植物，需要有水。

剧本写完，五万字，一百五十多场，粗算一下需要三个月拍摄才能完成，就想拍成电影遥遥无期了。好像美景总在远处，失意的人总爱眺望。傍晚趴在宿合窗户眺望远处，远处北影明清一条街灯火辉煌。心烦意乱之时，披了军大衣，溜进北影看别人拍电影。寒冷中一堆烈火，元家班兄弟正在拍《方世玉》。突然哭声传来，定睛一看，李连杰背一个婴儿，手拿武器，在烈火前表演武打。

那时候票房的保证叫“拳头加枕头”，想到自己刚刚写的那些文字，究竟会有谁愿意投钱变成银幕上的真实，便又断了拍片的念头，心里暗想这些文字或许将来可以出书变成小说。一晃到了毕业时分，宿合里更加空荡，有人成群结队去拍毕业作品，多数人消失在城市里。我一个人守着六楼空荡荡的楼道反复来回，独听自己的脚步声，这氛围像柯恩兄弟的电影《巴顿芬克》。

春节临近，照样得归乡。这一年北京到太原的高速公路还没修好，坐火车14个小时，辗转回到汾阳。进了县城就见两边店铺都写了大大的“拆”字。回家落座，父母欢心。我一个人在阳光下发呆，爸妈在厨房里炒菜。这样烟熏火燎的午后，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一家人围坐，几盘小菜，我讲些外面的见闻。父亲说：你回来的正好，县城要拆了。

放下碗筷，飞奔进县城，看这些有几百年年龄的老房子，想这些我从小在里面进进出出的店铺马上就要烟飞云散，心里一紧，知道我所处的时代，满是无法阻挡的变化。就像康、梁的晚清，就像革命之于孙文一代，白话之于胡适等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时代，每代人都有他们的任务。而今，面对要拆除的县城，拿起摄影机拍摄这颠覆坍塌的变化，或许是我的天命。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回家，又是孤灯。写作真的像长跑，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从第一个人物出场到他的命运终结，这个过程要你一笔一划写出来。没有人能够帮你，就像在长跑的路上，可以有人给你加油喝彩，但脚下的路仍需要你一步一步走过去。写剧本也一样，就见桌上的稿纸展开撕掉，再展开再撕掉，终于写下一行字：“靳小勇的朋友，胡梅梅的傍家，梁长友的儿子，小武。”这片名的笔法学白“文革”时候的《人民日报》文章，“文革”时揪出“反动派”要抓住他的人脉，而这变革时代，变革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片名虽好，但长了一些，最后把前面的定语划去，只留下人名：小武。

写完之后怀揣剧本，骑自行车去了邮局。在长话室里等国际长途，接线员接通我的某香港小资朋友，跟他说我要拍《小武》，问他是否有兴趣投钱。事情突然，把他搞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让我把剧本寄过去再说。从长话室出来，才发现我的县城到底是现代化了，邮局居然也有了传真机，便痛下决心花费五百，把剧本传真到香港。第二天再挂电话，香港朋友说他喜欢《小武》，决定投拍。

《小武》四月十号开拍，就像女人不会忘记生孩子的日子，这日子永生难忘。四月的县城还冷，剧组一行烧香磕头。我在烟雾缭绕的街头跪下，敬天地鬼神，往来神仙，祖师爷唐明皇，朱元璋及卢米埃尔兄弟。这仪式让我确定，这一次真要将文字变成电影了。《小武》拍完，我在这条道上走得还算顺利，于是两千年顺势拍了《站台》。到底难脱革命文艺青年的好大喜功，想想《小武》和《站台》都是关于我家乡的故事，便琢磨着再拍一部，凑个“故乡三部曲”，远的学一下高尔基《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近的学—下巴金《家》《春》《秋》。

进入新世纪，电影果然也到了多事之秋。先是铺天盖地的盗版DVD，让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分享电影文化。接着DV盛行，独立电影一时热闹起来。韩国全州电影节为了实践新技术，在全球选了三个导演，给钱我们用DV拍三十分钟短片，命题作文叫《空间》。我便去了塞外，在大同游走煤矿矿区，感受那些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共建筑。那些五十年代建造的煤矿、工厂、宿舍，散落郊野，它们过去曾经繁盛辉煌，如今走进新时代却万分落寞。推开工人俱乐部的大门，里面座位千席，可以想到过去群众集会时的热闹，如今灰尘密布，人去楼空。在大同常见孤独年轻人，来来往往独自前行。他们大不同于我的少年时代，那时候我们呼朋唤友，大酒大肉，出入城乡横行霸道。而这些孩子戴着耳机，穿一身运动服，在街道上匆匆而过。网吧里一片键盘声，他们用电脑与世界连接，而彼此咫尺相邻，却从不互相说话。他们有逍遥的生活，也有无法逾越的限制。我想好了，就在这城市里拍一部电影，拍年轻人。

凡事皆有机缘，回北京长途车上，偶翻报纸发现东北发生少年抢劫案。少年抢劫知道此去危险，想为母亲写几句话，却不知如何落笔，便抄了任贤齐《任逍遥》的歌词，算是写给母亲的知心话。我没听过这首歌，但这一笔让我感慨万千。一下长途车，便奔到音像市场买CD回家聆听。听后才明白，一定是其中一句打动少年心：英雄莫问出身太淡薄。这一句就像在说我，一个县城小子也拍出了电影。对，青春的力量就在于不满现实。

这“故乡三部曲”的确是我不满现实的结果。汾阳，躲在吕梁山里的我的边城，那里的日日夜夜，无数难忘的人和事儿，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我的世界。

承蒙山东画报出版社愿意出版“故乡三部曲”的剧本和相关评论，在此谢过。还要感谢好朋友简宁。再翻文稿，感慨良多。我常自问，喜欢艺术究竟为何？其中原因从未交待，我愿自供。我会写下去，是因为很多事情尚未改变，我和他们还没有和解。看，这是我最喜欢的自画像——典型的傻叉文艺青年。

作为近几年来最令人兴奋的电影天才之一，贾樟柯致力于当下的现实，拍出了三部充满独特洞察力的影片。好像六十年代的戈达尔和七十年代的阿尔特曼，贾着眼于年轻人，却捕捉到了我们共有的普遍性。

——肯特·琼斯美国《电影评论》

通过摄影机，他投向世界的目光像一束闪电，捕捉到了一种身体之间交流的气息——这种交流所讲述的与社会学和心理学表述同样关键却大相径庭。他的导演方法表面上看像粗糙的即兴报道，实际上却细致而有效：将主要角色包裹在不断贴近或疏离的运动关系中，充满活力地把人们最司空见惯的世俗情感戏剧化。

——让-米歇尔-傅东 法国《世界报》

今日中国导演贾樟柯的现象完全像昨日我们发现伊朗人阿巴斯齐鲁斯塔米。二者都是边缘艺人，在电检高度敏感的体制中心工作，两者俱尖锐而忧伤地关注其民族生存最日常的方面，拍摄乡村、外地，空间如织物抽丝后留下的缝隙，那里不像饱和的都市，在那里权力犹如苦涩走调的空洞。

——迪得·布鲁诺法国《解放报》

贾樟柯最突出的才华体现在他目光中的坚定和他影片中表现的不定。历史、政治、亲情、欲望、压抑，谁导致了什么，谁征服了谁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奥利佛·加亚得法国《电影手册》

贾樟柯，和他们不一样的动物。

——陈丹青《贾想·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