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古今中外的开国六十年》从历史的角度综合分析了中国古代与近代西方开国六十年前后的历史大事件、政治格局、当政之道的得失与根源，总结了历史的教训、近代衰败的成因，剖析了当代国事之利弊，预测了未来四十年间中国崛起之前景。

五大看点：

一、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王朝在迎来自己的开国六十年时所经历的主要事件及对未来时局的影响；

二、世界上主要国家在自己的“立国”六十年时所经历的转折和巨变；

三、分析近六百年来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

四、对当下中国局势的分析；

五、对中国未来四十年历史走向的预测。

序言

引言

第一章 秦砖汉瓦(汉朝)

第二章 贵族时代(魏晋)

第三章 盛唐气象(唐朝)

第四章 文官政府(宋朝)

第五章 入主中原(北魏、辽、金、元)

第六章 中国和世界的时差(明、清)

第七章 短命的王朝(秦、隋、民国)

第八章 六十年的回环

第九章 开国六十年(中国1949-2009)

第十章 未来四十年(中国2009-2049)

后记

第一章 秦砖汉瓦(汉朝)

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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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42年，西汉帝国以三次地震、一次大旱迎来了自己的开国六十年。

公元前142年，正值汉景帝执政的尾声。

这一年的天象稍稍有些异样：农历里的某一天中，汉帝国的土地上接连发生三次地震；到秋天的时候，又发生大旱。

这一年，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汉景帝连下三道诏书。

春天，因为农业连年歉收，景帝下诏禁止内地各郡用粮食喂马，有违禁的，没收他的马匹人公府。

农历四月，景帝又下诏，命令两千石以上的官员严格遵守职责。景帝认为：现在有的年份农业歉收百姓食物就匮乏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奸诈伪劣的人做了官吏，公然行贿受贿，强取豪夺，侵夺百姓，太不成样子！所以命令二千石以上的官员遵守职责，为政不佳的将受到处置。

随后景帝又下诏：规定家中资产达到4万钱的可以做官。景帝认为：原先家中资产达到10万以上才可以做官的规定，会使很多廉洁的人很久得不到官职，使贪婪的人长久占着便利。

以上的事例表明：西汉政权在迎来自己的开国六十年时，做了三件事：一是抓农业生产、厉行节约；二是惩治腐败，尤其是惩治高级官员腐败；三是拓宽人才选拔的范围。

这一年，朝廷上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未来的皇帝、当时的太子刘彻在这件事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能力。

当时，廷尉奏请景帝审批一件凶杀案，被告名叫防年，是个杀人犯，所杀者为其继母。因为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为了复仇防年便杀了继母。对于这件凶杀案，廷尉定性为杀母罪，判防年大逆不道。景帝觉得这种判决不太准确，就向刘彻征询他的看法。刘彻分析说：“通常说继母如同生母，也就是说继母同生母毕竟不同，只是由于继母被父亲娶为妻，她才同生母一样罢了。现在防年的继母杀了防年的生父，那么，防年同继母就不存在母子关系了。所以不能判为大逆罪，应按一般杀人罪判刑。”刘彻的分析头头是道。景帝很是欣赏，认为很有道理，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大臣们也都称赞判决准确。刘彻因此更得景帝器重。

这一年正是西汉王朝开国六十年。刘彻判案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140年正月，汉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当天刘彻即皇帝位，他就是汉武帝，当时年仅16岁。

2

西汉兴起于“天下大乱”。刘邦出身于社会底层，这可能是西汉王朝长寿的最主要因素。

西汉是中国进入封建社会后第二个统一的中央政权。它和历代王朝相比，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西汉开国前，经历了长达4年的“楚汉战争”，且经历了一个短命的封建王朝——秦朝。秦朝的短命无疑给西汉政权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警示着西汉初年的重大国策。

西汉政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在随后漫长的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这样的案例只在元末由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建立明朝而重新演绎了一回，此外再无别的案例。明末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清末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要么昙花一现，要么割据一方，再无秦末农民军当初的盛况。

和秦王朝相比，西汉政权有两个明显特点，对汉初的社会现状有着较大的影响。  其一，有很多出身下层或中小地主的人群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在推翻秦王朝、建立西汉政权的骨干成员中，多系秦代社会中的下层人物，如刘邦出身于“泗水亭长”，这个职务属于一个基层小官吏。至于随从刘邦起事的、辅佐他开创汉王朝基业的大臣中，只有张良为韩国公子，属于贵族，张仓曾任秦御史，属于秦代上层官僚。其余诸将相、大臣，多出自社会底层，如萧何曾为“主吏椽”，曹参曾为“狱椽”，周勃“曾以屠狗为事”，灌婴曾以贩卖为生。此外，陈平、王陵、陆贾、郦食其、夏侯婴等皆是一般百姓。这些原来当过小官吏、小手工业者，或中小地主及出身社会下层的平民，在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初的这种“布衣将相之局”使得最高统治集团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了解。因此，汉初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休生养息”政策成为几代朝臣的共识。

其二，更多的关东地主进人最高统治集团。刘邦原籍沛县丰邑，除最早随他一同起义的萧何、曹参、樊哙等“丰沛集团”外，后来陆续加入到刘邦军事阵营的，也多系关东地区人。因此，西汉王朝建立时，进入最高统治层的多是关东地主，来自关中l的地主只是极个别的。至于被封为“功臣”的开国元勋，则全部来自关东。由于关东地主进入统治集团，改变了秦代以关中军功地主统治全国的状况，在客观上有利于消除春秋战国几百年中关中、关东长期对立而秦统一后仍没有解决的矛盾。人汉以后，这种地区间_的矛盾已经消除(从地理位置看，沛县位于今天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的交界处，即历史上韩、魏、齐、楚的交界地带)。新的统治集团的形成打破了以往战国诸侯的分界线，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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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很多年来这句话一直没敢忘怀。

两年前，因为要为一家刊物撰写关于建国六十年的系列文章，我开始了对中国历史的仔细研读。从那时起，一个历史问号就开始在我的脑海中弥漫：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的人们在度过自己的开国六十年时曾经历过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他们未来几十年的岁月又有哪些重要的影响？

顺着这个思路一路研读下去，中国数千年历史所呈现的轨迹令人感叹：那些强大而长寿的封建王朝在经历各自的开国六十年时无一不恰逢盛世却又蕴藏着许多危机和挑战；那些构成历史的重大事件或风起云涌或暗流涌动，使历史的天空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对后来几十年甚至更久远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甚至逾千年而不衰。

汉、唐历来被称为中华盛世：西汉的盛世高峰出现在其开国六十年之际，绵延达六十多年；唐朝的高峰也出现在其立国六十年之际，其盛况持续了近八十年，但是这两个王朝在经历自己的开国六十年之际却不约而同的选择做同一件事：消弱宰相的权力。

同为汉朝，西汉在其开国六十年之际，迎来了中国封建盛世的第一个高峰：汉武帝采用软硬兼施、文武并用的手段，统一了政权、统一了财政，并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思想。在他的统治下，西汉疆域广大、文化繁荣，丝绸之路延绵万里直抵欧洲，中华文明传播四海，天下归心。

而反观东汉，在其迎来开国六十年之际却是一片破败景象：帝国的最高权力或为外戚所把持，或为宦官窃取；土地兼并越来越重，流民、饥民越来越多；达官贵人穷奢极欲，贫民百姓流离失所。

同为文官政权，北宋在仁宗即位(宋朝开国第62年)后，极力实施仁政的同时锐意进取，改革自救：在历经二十多年的酝酿后推出了“庆历新政”，并引发了后来的“王安石变法”。

而反观明朝，在宣宗即位(明朝开国第58年)后，推行仁政的同时却放纵宦官势力的成长：终于在二十年后，因宦官专权引发了农民起义和使明王朝由盛而衰的“土木堡之变”。

北宋开国六十年之后的几十年岁月中，虽然国家积贫积弱，但人民生活安定、国家人才辈出，尤其文人士子精神自由、当朝科技文化灿若星河。数中国封建各朝无法望其项背。而明朝开国六十年之后的几十年岁月中，虽中央集权强大无比，但特务机构遍地林立。士民行路小心翼翼、大臣列朝噤若寒蝉。

六十年的轮回，六十年的转折！这种历史运行规律不仅中国独有，在世界范围内亦然。

历史学家一般把1868年看成是日本新王朝的开国之年。如果从这一年算起，到1928年恰好是“明治政权”的开国六十年。而日本正是在1928年前后完成了由政党体制的政权向法西斯政权的过度。

和日本相似，德国于1871年统一。在其统一后的第62年，纳粹党首领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的宝座。德国从此走向了侵略战争，将世界拖进了无比痛苦的深渊。

再看一下美国。

美国本土自独立战争后，在其二百多年的立国生涯中只有两次遭受过外来侵略：第一次发生在1941年12月7日，那一年，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第二次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那一年，本·拉登对美国的世贸大楼和五角大楼发动了恐怖袭击。

从1941年到2001年，历史的时光刚好走过六十年。

中外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转折出现在其政权建立六十周年之际并不是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性。  一般而言，历经六十年的风雨，政权的第一代创业者几乎所剩无几，在政权体系中不再具有任何支配性作用；而政权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和群体基础在历经六十年之后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形成；新旧社会阶层的社会目标、心里预期、利益分配等正处于剧烈动荡中，故而也极容易使政权在建立六十年之际走向繁荣或遭遇危机。

两千多年来，中外各国在走过自己的开国六十年时曾经历了怎样的“风雨”？乃是本书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所关心的问题。

历史象面镜子。

当我们注目过去，分析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成因时，我们不能不向历史的天空发出疑问：中国究竟于何时、何事而落后于西方列强？

本书第六章(中国和世界的时差)试图对此做出探索。

作者认为：中国至少在清朝乾隆后期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绝对落后于西方。而在制度安排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相对落后于西方却是从明朝初年就开始了。

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在十五世纪初拉开了跨洋航海的序幕，但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在历经33年之后却因财政困难而止步不前；反观西方同一时期，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航海活动历经数百年而不衰，不仅揭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还将整个大西洋区域变成了世界贸易中心。

中国明朝中晚期皇权高度集中，特务机构林立，人民鸦雀无声；而反观西方同一时期，文艺复兴之火愈燃愈烈，从文学、绘画到思想、科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但这一切仍然不是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中国的落后实际上从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就开始了。

那时候，欧洲刚刚建立起第一座大学。大学的建立和自治，使欧洲中世纪“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由理想变为现实。从此，教会阶层垄断知识的局面被打破，并且由此引发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我们几乎可以这么认为：正是大学的建立和独立才使中国和世界真正的拉开了距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仍在赛跑。

由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引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已使西方领先世界近四百多年，但资本主义在它上升发展的时期却蕴育了社会主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危机时，有数十万美国青年投奔苏联寻找未来；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时，又有数十万苏联公民涌向美国谋求发展。

历史有时就像一座钟摆。

公元2009年，当中国人刚刚度过改革开放六十周年之际，建国60周年扑面而来。

这是共和国的第一个60周年！当我们把公元2008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漫长的历史进行联系比较时，我们猛然意识到：机遇和挑战正向我们走来。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向何处发展？

本书第九章、第十章探讨的正是这些。制度创新、土地改革、人才选拨、学术自由……这些历史上似曾相识的“故事”，如今我们正在一一经历。

汉、唐曾创造过中华民族的辉煌，令无数中国人为之骄傲。

汉之前有秦，秦虽短暂却创立了让后世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唐之前有隋，隋虽短暂却创立了让后世延续近1500年之久的科举取士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虽然短暂却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追忆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时代不仅应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应该独立探索出一条具有东方文明特色的和平崛起之路。

2007年春天，因为庆祝我的另外一部书稿的结稿，我和几个朋友在海淀区一家川菜馆小聚，酒酣话热之际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建国六十年。

60年，在中国人的时间概念中是一段不寻常的岁月，通常被视为“大寿”。由此类推，开国六十年也被视为“大庆”之年。就在那次热议中，我突然冒出了想探究一下中外历史上各个王朝在其开国六十年时的境况：看一看一代代先贤圣哲是怎样度过自己的那段不寻常岁月；那时的情形和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又有那些异同？

从2007年春到2008年春，整整一年，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和书桌旁度过，这期间我翻阅了大约1千万字的史料。

最初，我定下的写作开始时间为2008年5月初，截稿时间为10月底。当年五一假期，我去了一趟四川，在那里停留了4天。未料刚返回北京，四川便发生了5·12地震，刚刚开始的写作因震灾而被迫中止。直到6月初我才逐渐从地震的阴影中走出来，再次开始动笔。当年的11月20日，我才完成了全部书稿，这比计划中的时间晚了近一个月。把书稿交给出版社的第二天，我回到山西老家看望病重中的父亲(老人家在2008年7月下旬查出患有癌症)，在病床前陪伴了父亲整整10天，直到父亲离世。让我欣慰的是：父亲在离去前异常吃力却非常认真地看完了全部书稿，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我的父亲一生务农，因幼时家境贫寒未曾上过一天学，却凭着惊人的毅力自学认识了两千多汉字，并节衣缩食供我上了大学。几乎是半文盲的父亲成了我这本书的第一位读者，这让我无比自豪又无限酸楚。

从动笔前的国事之悲到落笔后的家事之痛，过去的一年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悲欢离合，并时时感叹世事多变。

我不是一个历史学者，充其量只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但这个爱好却如影随形、陪伴了我20多年。我常常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生命时光不过百年，但是历史老人，它有文字记录的生命已有数千年。和历史相比，我们每个人的全部人生经历、我们所生活的全部时代背景不过沧海一粟。如果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对自己生活的时代多少有点先知先觉的话，那真的应归功于我们从历史老人那里得到了一点有益的启示。

这本书在成书前曾在北京城建的企业内刊《观城》上部分连载，文章刊出后反响不错，由此也坚定了我对书稿未来的信心。在此，我由衷地感谢北京城建，感谢他们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我也要感谢我的校友杨建华先生和好友陈兴明先生，很多年前，他们在我困难时曾无私地支持和帮助我。当我决定这本书的写作时，他们又一如既往地鼓励我，这让我在物欲横流的寒风中感觉到了友谊的温暖。

我要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它出色的机制和效率，使得这本书能早日和读者见面；我尤其要感谢刘英武先生和王婷婷女士两位编辑，他们为本书的修改提供了非常独到和中肯的建议，如果这本书将来能得到读者喜爱的话，这和他们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

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她在我写作的这两年中承担起几乎所有的家庭事务，我几乎是在她的不断“鞭策”下，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还有半年，新中国就要迎来自己的60大寿了，但是“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路程将更长，任务将更艰巨……”确实如此。

从现在开始到建国100周年，我们还有40年的岁月需要经历。让我们一起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