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史量才
史量才，原名家修，1879年生于上海附近的泗汀镇。年轻时曾办过女子蚕桑学校，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中华民国成立，被任命为松江盐务局总监。史量才早年任过《时报》主笔，1912年买进《申报》，致力经营，迅速发展，使其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并增加了《申报月刊》、《申报年鉴》，俨然成为一报业托拉斯。以后，他凭借在新闻界的地位和实力，积极创办实业，成为很有影响的人物。
本来，史量才在1927年后，一度曾拥护南京政府。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一心要扑灭共产党，统一各地方实力派，并对人民的反抗采取恐怖手段进行镇压，在文化上实行法西斯统治政策，促使《申报》的态度迅速转向。他抨击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聘请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工作。如任用李公朴主持补习学校和流通图书馆，黄炎培主持设计部，并大量刊登鲁迅、陶行知、茅盾、胡愈之等人的文章。
考诸《申报》言论和史量才的活动，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引起蒋介石的忌恨：
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支持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申报》连续发表《国人乎速猛醒奋起》、《抗日救国运动中军人之责任》、《正告政府与国民》等一系列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抨击南京政府的妥协，指出：“我退至山海关，日人亦逼至山海关，设我退至北平，退至上海，退至南京，而日人节节进逼，我其将始终退让毫不抵抗耶？”“毫不抵抗，一真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种现象，实为我国家我民族之大耻！”“自今以后，国人亟应翻然觉悟，与其依赖政府，毋宁依赖自身，唯人民自身之力量，乃最真实乃最伟大，救国自救，最为有效。”“一·二八”抗战后，言论更加激烈。尖锐批评南京政府的“忍辱负重，暂时屈服”是“一片谎言”，“甚是别有用心”，揭露国民党“所谓共赴国难，亦正如放烟幕弹，使人民被笼罩于云里雾中”。
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主张取消官僚政治、军人政治，主张宪政和廉洁政治、民主政治，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主政，迄今五年，……国事日非，民生愈困，迄至今日，更岌岌不可终朝，则负此误国之责者，应为整个国民党。”
抨击国民党的“剿共”政策。1932年，国民党蒋介石正对红军进行围剿，《申报》却发表评论说：“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枪口不以对外而以这剿杀因政治经济两重压迫铤而走险之人民。”“政治黑暗如此，蚩蚩之氓，如注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故今日剿匪为扬汤止沸。”“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吾人认为今日之‘匪’绝非‘剿’所可‘灭’……”而“绥靖之道，如其有之，应亦不过残民以逞耳！”
此外，《申报》还支持“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斗争。
开初，国民党蒋介石为了拉拢史量才，曾给了他许多头衔，如：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董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等，但仍未改变《申报》的倾向。终因“中大风潮”事，矛盾激化。
1930年，国民党任命其重要人物朱家骅为中央大学校长，其间，积欠经费达半年之久，师生积怨甚深。1932年，朱家骅调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委任段锡朋为校长。段到任后，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打伤。《申报》将中大风潮内幕揭露，说是因“经费积久拖欠，学校当局索讨无着”而致，其矛头已指向教育部和南京政府。朱家骅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潘公展就分别给蒋介石写了长信和报告，将《申报》的种种进步言行上报，蒋介石即用红色铅笔批上“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由上海警备司令部执行。1932年8月，除上海租界外，《申报》在全国各地被截留。史量才通过种种关系疏通，蒋介石则要求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员指导，遭到史量才的拒绝。此事当时在舆论界影响很大，为了做出姿态，蒋介石在压迫史量才做出一些让步后，不得不允许《申报》恢复邮递，同时，准备摆布史量才本人。1934年夏秋之间，终于发出了暗杀史量才的命令。这一任务又责无旁贷地交给了戴笠。
戴笠受命后，即亲自前往上海，组织上海的特务对史量才进行监视和跟踪，弄清史量才的行动规律。后来，通过帮会的关系，从史量才司机的嘴里探听出史量才经常到杭州去，每次都住在自己的别墅秋水山庄。戴笠想，在上海动手，人口密集，警员众多；在租界行动，怕又要发生有特务跑不脱被抓住的事。便想到杭州，趁史量才到杭州时在秋水山庄附近狙击。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行。因为杭州是戴笠搞警察实验的地方，浙江省会警察局局长赵龙文是他自己的人，各级警察机关几乎都控制在特务处的人手中。发生了大命案，破了就会找到自己人头上，破不了杭州警察局就会落个侦破无能的罪名，也会受到攻击。最后还是决定在沪杭公路上动手。
11月6日，史量才到杭州疗养，13日由杭州返沪。
戴笠得到史量才已去杭州的消息后，即率赵理君等特务去杭州布置，并将特务们经常搞绑架用的一辆别克牌汽车开到杭州，停在浙江警官学校的车库内，当时准备了两个车牌照，一个是仿制的京字72号，另一个是杭州警察局的试车牌照，并选看了动手地点，探听好史返沪日期。
13日这天，史量才乘自己的防弹汽车由杭州驶返上海。全车共六人：史量才的儿子史咏赓、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与司机坐在前排，史量才夫妇和一个亲戚周女士坐在后边。
下午3时许，车开到翁家埠站北约二华里处，见一辆京字72号车停在路上，五六个人围在车旁，有的在修车，有的正在四处张望。史量才的车开到离此车一丈远时，忽听一声呼哨，这些人一齐拔出枪来，向史的车射击。司机一着急，“吱”的一声刹住车，恰好停在这几人身前。一时间子弹横飞，枪声震耳。史咏赓急忙启门外逃，受伤后跑到翁家埠站呼救。史量才夫妇与周女士亦跳下汽车奔逃。有两个特务见史量才跑了，急忙持枪追击。史量才跑出半里远，钻到一个农民家里，穿堂而过。追击的特务一看，两人一打招呼，一个追踪入内，另一个绕到后边堵截。史量才刚冲出后门，被特务一枪打在脚上，趔趄着跑到一个干涸的池塘旁边，倒在地上。两个特务追上去，向史量才头上连开两枪，一枪从口入脑，另一枪由左耳打入，俱中要害，当即死亡。司机黄有才、咏赓的同学邓祖询也被打死。
特务们见目的达到，飞车逃走，中途将车牌换了，半夜开回鸡鹅巷53号。枪声停下半小时后，史咏赓才从附近找来一些人赶到出事地点，并向航空学校借了一辆卡车，将三具尸体运回杭州。
史量才被暗杀后，全国震惊，纷纷声讨，要求政府缉拿凶手。蒋介石也故作姿态，表面上，一面电令浙江省、沪杭两市“缉凶”，并悬赏一万元；一面以国民政府名义致电史量才的家属表示慰问。背地里，却发给行动特务五千元进行犒赏。同时，压迫《申报》顺应国民党，停出“自由谈”副刊和《申报月刊》，并迫使《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与《申报》脱离，独立经营。
就这样，戴笠又帮助蒋介石“摆平”了一个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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