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创刊30年了。30年来，《读者》杂志始终保持着心灵读本的品位，传承了雅俗共赏的风格，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三十载春华秋实，三十年积累沉淀，到如今会酝酿出怎样的甘冽与芳醇。

《读者往事》系《读者》胡亚权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所撰写的期刊研究论文、编辑工作的心得体会，以及对《读者》杂志办刊历程的回忆性文字及其他序跋等。

《读者往事》系《读者》杂志前任常务副主编胡亚权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所撰写的期刊研究论文、编辑工作的心得体会，以及对《读者》杂志办刊历程的回忆性文字及其他序跋等。读了《读者往事》这个集子，也许你就读懂了《读者》背后的秘密。

上卷：《读者》解读

 解读《读者》

 《读者》的历程

 《读者》办刊之道

 《读者》的做法和理由

 2000年的《读者》

 我与《读者》

 《读者》与兰大

 《读者》答读者问

 《读者》的LOGO

 附：他们有道德底线，那就是真善美

 《读者·乡村版》发刊词

 《读者欣赏》发刊词

 创刊一年

 与美同行

 欣赏使生活高尚

 写在《读者欣赏》100期

 生命之华

中卷：刊物的事

 大众传播和办刊的艺术

 办刊的误区

 杂志十题

 编辑的“七识”

下卷：飞鸿雪泥

 《影响世界美术史的100幅名画》序

 千古一帖话《兰亭》

 皇帝画家赵佶

 石鲁是这样一个名字

 棋士吴清源

 磨砺成才文征明

 跳蚤市场、老卡和黑白照片

 缤纷色彩

 Jerry Schatzberg的化境

 英雄八年后

 到卢克索看神庙去

 品味经典17篇

 走进大山

 书缘

 辩论赛的记忆

 《卷首语》的卷首语

 插图展前言

 附：大事记历任领导供职人员

后记

解读《读者》——写在《读者》创刊20周年之际

(《读者》2001年第8期)

办期刊是一种智慧的活动，大到纵横捭阖，小到细枝末节；明处须直面公众，暗处应精心策划；朝前要展望未来，朝后要洞悉历史，缺乏智慧怎么能行？

办刊又是一种冒险。冒险的乐趣在于永无止境，每天都做着明天的事，面临数不清的问题和挑战，仅从大把问题堆里理出其至要者，并机敏地处理好，已属不易。列宁说过，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要比十个聪明人提出的还要多。你首先得试着当傻瓜，然后再练出一身解决难题的本事。慢慢会悟出这么一个道理：提出问题不算本事，解决问题才算本事，漂亮地解决问题那算是真本事。好在，经验是在痛苦中被记住的。我们摸爬滚打，已有二十余年，最有效的经验可称之为收获，收获以外的经验只能算作教训，而教训的价值是很卑微的，所以宁可把经验二字换成体验来说，更显得自然和贴切些。所谓经验往往是不可学的，要靠自己去创造；体验可以说是脚和鞋子的关系，只有自己知道合适不合适。

办刊还可算是一种游戏，一旦你制定了游戏的规则，你就得赌下去，输赢在所不惜。胜面大一些，表示你技艺还行，或日运气颇好。但是切记，你不得随意改变规则，否则你将玩完。因为历史将忠实地记下你的胜率和败绩，且毫不留情。

写到这里想到一位旅美华人画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美是一种过程。很久以后我才琢磨出这句话的含意。我们所做的事，一旦被人们认为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那么，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美。这种美包含了所耗费的神智，所经历的痛苦、辛劳，鲜为人知的所有不安和期盼，以及成功后的百感交集。这样，便产生了所谓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只是过程的再现。

换言之，历史总归是过去，不可能是面对未来的灵丹妙药，所以我们仍在学习着，探索着，进取着，收获着，扬弃着，永无休止。

我接触过的作家、记者和朋友们，对我这类人常有一比。有人比做儒家，又说不像；好几个比做道家，有庄子倾向，也觉不妥。只有一位将我们比做堂吉诃德，我比较认同。我们的所有行动和作为，在许多人看来是不现实的，充其量只是一种善良的冒险。塞万提斯在四百年前写这本书并塑造这位人物时，不知作何想，但我认为，那位现代骑士的思维方式之纯真善良和行为的执著与认真，是人类在欢笑之余可以无尽地去汲取的。妙就妙在，在那本巨著里，理想是现实的，而现实却是理想的。堂吉诃德永远生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读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使我想到黑格尔的著名哲学命题：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读者》从存在得合理，到合理地存在，走过了一条极不平凡的路。《读者》在改革开放之初诞生，生逢其时；《读者》吸引千万读者并得到认同，喜逢挚友；《读者》还以自己固有的气质成长着，标格鲜明。这三点，可视为《读者》取得成功的根本理由。

在一篇回顾《读者》的文章中，我曾这样说过：

编辑部从来没有把《读者》当做48页印刷纸去看待，而是把她当做一个活生生“人”去培养。我们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她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

公民《读者》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她主张多元文化的共存。在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主线的前提下，又力图把中华文化置入世界文化的大构架中。

P3-5

《读者》创刊30年了。30年来，《读者》杂志始终保持着心灵读本的品位，传承了雅俗共赏的风格，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胡亚权、郑元绪、彭长城三位同志都有新作即将付梓，我在这里表示祝贺！1981年4月，在时任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同志领导和主持下，胡亚权、郑元绪创办了《读者文摘》。次年彭长城同志到编辑部，从那时起，亚权、元绪和长城同志一直在为这本期刊工作，三个人都是编辑出身，后来渐次主持《读者》杂志的工作。亚权、元绪在《读者》杂志前后工作了十四五年，亚权现为省政府参事，元绪已退休多年了。长城同志现为读者出版集团的副董事长和读者股份公司的总经理。可以说，这三位同志不但是《读者》三十年发展壮大的见证人，而且是《读者》三十年栉风沐雨的亲历者，他们是《读者》的塑造者、操盘手和掌门人。是他们与几代读者人一起，在甘肃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读者》发行量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奇迹。

读着书稿，时不时地被他们对《读者》杂志舐犊情深般的热爱与眷恋所感染：时不时地被扑面而来的职业出版人的忠诚与坚定而感动；而当读到他们当年办刊、营销的几多经验体会时，又会感悟到《读者》成功中的智慧与艰辛。

初来甘肃工作时，同外地的朋友谈起《读者》杂志，常常是一些人知道《读者》却不知道《读者》在甘肃，当我告之这个事实后，有人脸上会露出莫名的诧异。这些年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直接参与了2006年1月读者出版集团(原甘肃人民出版社)的转企改制，指导了2009年12月的读者出版集团股份制改造，也见证了《读者》发行量突破1000万份的时刻，还与《读者》的同志一起，到美国和宝岛台湾搞过《读者》海外市场的拓展，使我对《读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读者》这样一个大刊、名刊为什么生长在甘肃这个问题，也渐渐找到了答案。简言之，甘肃的悠久丰厚的文化资源是培育《读者》的肥沃土壤，甘肃特有的文化精神是催生《读者》并使它发育成长的支撑。甘肃是中华文化的资源宝库。史前文明的大地湾文化上溯历史8000~，古丝绸之路横贯甘肃全境，敦煌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红军长征会宁会师，西路军血战河西，还为甘肃留下了许多红色文化资源。如此丰富的文化土壤滋养了一代一代甘肃的文化人，也不断深化着他们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甘肃的文化精神。这种精神在《读者》这个杂志上得到了比较典型的体现。一是包容。甘肃的文化从根上说就是开放包容的。1600年前，莫高窟初建，敦煌成为中华文化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互碰撞的一个交汇点，北方和西域少数民族在这块土地上逾千年的进退战和，形成了区域文化的多元特点。《读者》也是包容的，文摘类刊物必须兼收并蓄，《读者》的LOGO就是一个采集百花的小蜜蜂。开放包容成为《读者》30年来坚持不辍的一个办刊指针。二是坚韧。自唐以降，甘肃的自然条件、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清时被李鸿章称：天下贫瘠者无如陇右。世世代代的甘肃百姓无一不是穷毕生之力与严酷的自然相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存。这样的存在上升为意识，就是“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也就是肯于付出，长于坚持。读者人是坚韧的，三十年来，刊物越办越好他们没有沾沾自喜，家底越来越厚他们仍在过紧日子，“快餐文化”来了他们不跟风，时下高返点、大回扣的营销手段他们不追捧，始终坚守“内容为主，读者至上”的理念。似乎有些“老旧”，有点“迂腐”，但正像彭长城同志在书中所讲“一生只做一件事，任尔东西南北风”。三是创新。有交流碰撞就有创新。甘肃的文化是开放包容的，读者的精神是坚持创新的。逻辑是如此，事实亦如此。《读者》要打造“百年老店”，这是读者人的共识；纸质媒体受到新媒体的多重挑战，要想保持竞争优势必须创新，这也是读者人的共识。读者人迈开脚步了，尽管还没有甩开膀子、迈开大步，但每一步都是扎实的。读者电纸书出来了，读者新媒体大厦在建设中，核心期刊群、数字出版、动漫、物流等业务版块的集团产业规划也是呼之欲出。

借彭长城同志《让(读者)御风而行》、胡亚权同志《读者往事》、郑元绪同志《读稿笔记》三本书出版之际，谈了些对《读者》的认识，这也是《读者》给我的教益。再次对三位《读者》的掌门人及全体读者人表示由衷的敬意！

祝愿《读者》杂志越办越好！

权为序。

2011年4月，是甘肃人民出版社成立60周年暨《读者》创刊30周年。2010年岁尾，读者集团做出决定，将隆重庆祝之。届时将有一个大型出版社社史展览、一系列与之有关的活动计划，包括郑元绪和我各自编选一个册子。于是翻箱倒柜，找出本人从事出版工作凡40年与出版有关的材料。含，在《读者》编辑部、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读者欣赏》编辑部、甘肃省政府参事室供职期间的职务文字、论文讲稿和应约稿等三类。篇幅虽然大了些，内容却不庞杂，都与我一生从事的出版职业特别是杂志有关。遂请《读者》杂志社祁国宏、《读者欣赏》编辑部郭佳美从数据库托出电子文件原稿，所剩的单单片片请小祁利用工余假期辛苦地录入补上。粗粗拢到一起，发现仅文字就有30多万。给老郑打电话商议，他说：“那些伟大的人物才出个选集，何况你我。”一语点醒梦中人。于是开始删削，也许是敝帚自珍吧，三易其稿，砍掉一半，本书责任编辑吴洁琼也帮着砍，临了还剩下不老少，勉强成书。

不知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么一段文字：如果你拥有一个传奇，你一定是传奇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奇。照此逻辑，所谓传奇，就是你与众不同的那些事。2011年3月报载：俄罗斯一位妇女，办身份证时被粗心的公务员将她的出生月日登记成0月0日生。从此她平静的生活发生了巨变，银行、公交、机场、医院拒绝办理，麻烦不断，于是诉诸报刊。此事让普京总理知道了，责成处理，终于摆平。这位妇女在证件纠正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奋地给闺女打电话：我再也不是零啦！——这就是那位妇女的传奇。她的传奇又使我联想到导演伯格曼的名言：人的尊严在于，能够对我们看似前后矛盾的命运逻辑，反复地质疑。

想想，我虽然只是一个俗人，质疑起来，也会有些与众不同的故事。六十多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琢磨起来也颇有意思。脑海里如烟往事中，浮出一些碎片，隐隐约约。我出生在甘肃武威大柳乡双树沟胡家南庄一户农民家里。父亲是长子，名瑜字静悟。父辈弟兄四人，按村子里的排行，分别行三、行四、行六、行七。四叔打少年时候就远走他乡；其余三弟兄住在一起，加上母亲、六婶，小辈子七人。所以升高小初中填履历，家庭一栏里写“十二亩地十二口人，成分中农”。父亲早年在兰州学中医，后在一地方军阀部队里当过军医，抗战结束后回家务农兼行医；新中国成立后被政府以民主人士身份吸收工作。1955年我到城里上高小，到他办公室去，才知道他是县政府卫生科长兼县医院院长。父亲忙，把我托付给县医院的挂号员马伯伯照管。马伯伯和我母亲同名同姓，都叫马国英。他家在兰州，独身一人在武威工作。他喜爱种花，墙上挂着古琴宝剑，有时还带我去寺庙访僧问道。他教我统计，到年末岁尾帮他打算盘，整理数据，画统计图。至今还记得他仙风道骨的样子。1957年，我考上武威三中。初一才上一学期不到，一天到父亲办公室，看到墙上门口贴满大字报，还有许多漫画。父亲对我说，看来我不能供你上学了，到岷县你四叔那里去吧。过完年，七叔把我送到岷县。后来父亲来信说，他被打成“极右”，开除公职。1961年“困难时期”他带上村子里几十号人到新疆伊犁种地去了。这一年，我考上岷县一中高中。岷县一中的大门上有民国时期的砖雕“省立岷县中学”题款，证明是一所有历史的学校，师资很强。教我们的语文的谢老师在上大学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出过他的中篇小说集。另一位欧阳老师是黄埔军校出身。物理董老师原是西北师范学院讲师。另一位物理周老师据说当过阎锡山兵工厂的工程师。那年，班主任李磷老师刚从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他对我们更像兄长，严厉并包容。1963年我们要高考了。谢老师建议我学文科，董老师劝我考理科，四叔让我继承父业考医科。我最后选择了理科，叔叔说不管了。高考前夕体检，县医院透视机器坏了，要到邻县宕昌去照X光，考场又在另一个县。没有盘缠，想放弃。李老师说，没商量，一定要去考。董老师悄悄把22元钱塞到我口袋里。李老师带上我们坐班车赴临洮赶考。一个月后，我的录取通知书第一个到县上。叔叔看我考上兰大，转怒为喜，亲自送我到学校。我学的是自然地理专业。大学第一课，是魏晋贤先生的《自然地理学》，只见他在黑板上写下数个不同文种的“地理’’外文单词。然后用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等等读上一通。滔滔不绝，两小时就讲一个单词。翻开书，课本上根本没有。方知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之差异。那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期，兰大拥有国家级的校长教授。江隆基校长走过，你会感受到他的威严；赵俪生教授讲课，教务长都要去恭听。在大学得知，学习如攀登，为的是尽量占领制高点，只有那样，才能够高屋建瓴。在大学得知，独立思考是通向成功的捷径。正如乔布斯所说，“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1964年参加“四清”。工作队住在临夏一个叫铁家的村子里。吃派饭到一母女家庭，看到家徒四壁，土炕上没有被褥，连草席都铺不起。家中最豪华的摆设是两只擦得千干净净的玻璃酒瓶，从集市上捡来的。瓶子里插着从太子山采来的枇杷花，在透过破窗的阳光光柱照耀下，闪闪发光。我方知什么叫贫困，什么叫对生活的向往。1966年“文革”开始，江校长被批斗不幸罹难，教授们进“牛棚”斯文扫地。作为学生的我，举拳头喊口号参加过批斗别人：作为班干部的我，又尝过戴上纸篓被别人批斗的滋味。亲眼目睹了，人性的恶一旦被释放会有何等可怕的后果。

1968年秋大学毕业，班上成分好的几人直接分配到单位，其余全部到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再教育。5385部队农场在安西。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上千人，分9个连队，分布在上百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由军人管理。我们来到安西布隆吉附近的二连报到，住在地窝子里。连长指导员男排长女排长是真正的军人，士兵是90名大学生，分编为9个班，每班有正副班长各一。我们自称为戈壁战士，身穿旧军装，肩扛铁锹，任务是修理地球，目的是改造思想。安西号称世界风库，传说一年只刮一场风，从正月初一刮到腊月三十。日子久了发现也有风停的时候，最多半个时辰，是风向逆转的间隙，如《红楼梦》王熙凤所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横贯东西的河西走廊只有这两种风向。那风有多大？出早操女战士的军帽，如果不用曲别针固定，后果可能是，被顶头风吹到两里地以外，挂在骆驼刺上。如果到5公里以外的场部出差，遇上沙尘暴，返回时必须摸着电话线杆子走，不然会在戈壁滩迷路。晚上回连部，要盯着远方两盏高挂的马灯光亮走，那是我们二连的标志。不少出身城市的大学生后来把安西农场形容成炼狱，来自农村的我却不以为然，不觉得那里有多苦。相反，那一年半准军事生活历练，使我养成了守时自律、不畏艰险、无条件完成任务的好习惯。

一年半后，我们又一次被分到省农宣队金塔分队，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工作队员由省级单位抽调的干部和我们这些再次待分配的大学生组成。社员把每位队员统统称作组长，正如他们把供销社每位营业员称作主任那样。农民和地球人都知道，官衔使人快乐。组长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吃派饭；晚上在生产队队部的煤油灯下给社员读报。当崴在炕旮旯灯影里的社员鼾声大作渐渐变成交响乐时，李组长便大声宣布：学习胜利结束，散会！我和生产队长的儿子成了好朋友。夏天的黄昏，两人躺在村头的粪堆上，仰望星空，任白杨树叶哗哗作响，何等享受。他说他最大的理想是当兵。我说，真不敢去想我的理想。一年后，他如愿光荣参了军。那年秋天，农宣队工作告一段落，一部分队员和大学生被留在所在地县。我十分荣幸地被分配到省城兰州的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后来得知是农宣队副队长胡廷贵同志力荐的结果，理由有三：一是他妻身体不好，二是他自己生了重病，三是他能写东西。1971年9月，我回到兰州，没到单位报到就直接住进医院。在农村感冒引起的并发症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浮肿到脖子和脑袋一般粗，住院一星期报了病危。命大，8个月后治愈出院，到单位上班。才知道毛办是局社店厂(甘肃省出版局、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省新华书店、兰州新华印刷厂)合并而成的机构。我先后在书店本版科、内部书店、办公室、总编室从事过科员、秘书、售货员、内部刊物编辑等工作。1978年，最令我尊敬的上司之一，总编室主任韩志德同志有一天对我说，小胡，去你老家看看，最近有个复查平反错划“右派”的文件。我去了武威，找到县医院，一位当官模样的人事干部不言语直摇头。又找到统战部，部长说，我认识你父亲，怪他说话太直。几天后，父亲被平反。10年的补偿是400元人民币，此前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钱。这一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我到科技出版社，正式当上了编辑。这时，局社店厂早己分开，回归原处，甘肃人民出版社变成自主经营的事业单位。

1980年，出版社调来一位总编，他叫曹克己，陕西口音，矮个子，谢顶，戴近视眼镜，笑眯眯平易近人。他喜欢到各编辑室转，还喜欢在工间操时间打羽毛球康乐球。那时候官本位不浓，大家亲切地称他为“曹克”。老曹是老报人出身，来出版社之前是《甘肃农民报》总编辑。最近翻档案我才知道，1951年3月15日在《甘肃日报社》院子里，甘肃人民出版社成立，与《甘肃农民报》在同一幢小楼里办公。时为农民报编辑的他和出版社的创业者们同吃同住。后来出版社独立出来，几易其址，1979年出版社又搬回白银路与报社做回了邻居。老曹时隔三十年后来到他熟悉的出版社，是否有一种宿命或者渊薮。经过调查研究思考，老曹提出两点：一是办刊物，以刊养书；二是出敦煌书，办出甘肃特色。于是有了《读者文摘》《飞碟探索》《老人》《高考》《欢天喜地》。1980年我和郑元绪奉命筹办《读者文摘》。手续获批时，老曹问我还有啥要求？我请求：一、不把我俩放编辑室，最好搁在资料室；二、稿件不复审，直接由您决审。他居然答应了。个中缘由无非是减少行政层次，避开当时还颇有市场的“极左”思维，还可以逃离一点当时流行的半天开会学习。《读者文摘》在1983年经历了“精神污染”事件，曹克己同志直面困难敢于担当的精神体现了他高尚的人格。上世纪80年代，在他的领导下，甘肃人民出版社呈现了空前的繁荣。惜天不假年，1988年8月31日，曹克己同志因病逝世在任上，年仅六秩。追悼会规模空前绝后。治丧委员会让我撰写悼词。其中有一段话我至今记得：“生命是自然付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它的价值在于它的内容。内容充实的生命是最长久的生命，我们应以行为而不是以时间来衡量生命。曹克己同志的生命虽然短促，但它的价值和意义将永存人世！他孜孜不倦为之奋斗的一生，是一曲奋进者之歌”。时至今日，老曹在出版社的口碑，还无人能出其右。

1985年我调到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当总编辑，郑元绪主持《读者文摘》编辑部工作，欢送会有点伤感。我说，你们会保住杂志的。过了不几天，老郑找我，直截了当地说：“我要拿你老胡换你们少儿社的一个人。”于是李一郎进了《读者文摘》编辑部。自那以后，彭长城做老郑的副手，加上高海军，后来的袁勤怀、刘英坤、李剑冰、孙永旭、张正敏、孙玉明等，十余人很齐心。《读者文摘》分印、树立品牌、实验上广告、通过报刊整顿。杂志成功度过初创期进入成长期，事业蒸蒸日上，发行量先后上了200万、300万两个台阶。最引人注目的是1993年，成功实施了《读者》改名。

在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时期，我遇到了又一位让我敬仰的顶头上司林草同志。在出版社群众心目中，老林是老革命，严肃认真，坚持原则。在“文革”时期，因老革命的原因，身心俱受摧残，但他复出后从不提此事。他严厉，出版社年轻人工间操打球超时，他会大发雷霆；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个球迷，热衷电视上的体育赛事，像中国球迷一般激动。他疾恶如仇，开大会训人毫不留情；主持起婚礼却诙谐幽默，人人兴高采烈。人们对他的敬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加深加厚，因为他有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真性情，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纯粹的人。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基础由林草同志奠定，我接手后与薛文俊一起带领大家继续往前闯了8年。在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历史上，必须提到一位出色的编辑，他就是魏宏泽同志。老魏原是甘肃花儿研究专家，调入敦煌文艺出版社后组稿《孙进修演讲故事大全》，成为当年出版社的亮色。我到少儿社后，有一天老魏找到我，说“我就愿意跟上你老胡干”。我说求之不得呢。于是才有了后来少儿社《一千零一日》《纪伯伦全集》《谚海》《鞠萍讲安徒生童话故事》这些业绩。我在许多场合说过，老魏是出版社的“社宝”，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忘不了老魏带我去中央民族学院拜会冰心先生的情景。冰心老人看着我们赠送的铜奔马说，“瞧，像玉一样！”我想，高龄的她眼神已不济。她女儿吴青在一旁说，母亲现在每天还坚持写一千字呢。冰心先生欣然用毛笔写下“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9个工整的小楷字，笔锋一如上世纪40年代严谨。

1993年，我奉命组建开发部，搞经营原是我的弱项，工作成绩乏善可陈。1994年春，张九超社长对我说，老郑要调走了，社里决定让你回《读者》主持工作。你的任务是一定要稳住杂志。我只提了一个要求：开发部要撤销了，请容许我带上陈泽奎、张涛、王神同去。社长痛快答应。一如9年前的交接，老郑说，杂志保住了，接力棒交回。我想，下面的形势，“保”恐怕不是办法，出路只有一条——发展。1994—2000年期间，我和彭长城搭手，做了至少十五件事：一、成立读者杂志社，下设编辑部、经营部。二、征集《读者》刊徽，强化商标意识。请陈汉民先生设计了蜜蜂刊徽，加上赵朴初先生刊名题字和特定DUzHE汉语拼音字母组合，构成《读者》的LOGO，并注册成功。三、建立电脑排版室，实现足不出户完成录入、设计、排版、校对发排、电子传版等印前工作。四、建立《读者》数据库，保存宝贵的信息资源。五、在数据库基础上，设立查重系统，提高编校质量。六、建立图书资料室，主要供美术设计、编辑检索使用。七、杂志正式实施广告运营，逐步做到广告收入为主，杂志经营进入良性循环。八、发行坚持邮局主渠道，并逐步扩大分印点。九、建立每年编印发联谊会议制度，会上通报次年工作，协调业务，奖励先进。十、结合杂志性质审慎进行社会公益活动，方向定位在教育、环境保护、赈灾等长远项目。如向全国特级教师赠刊、保护母亲河活动。十一、建立以流程为中心的编印发管理体系。十二、建设以编校质量考核为标准的分配奖惩制度。十三、2000年《读者》由月刊改为半月刊。十四、创办《读者》子刊《读者·乡村版》。十五、率先实行招聘制，吸纳社内精英。所以我把这段以全面提速为特征的时段定义为发展期。还有几件夙愿未了，如：将《读者》改为全彩版、建设《读者》在线网、策划出版原创书刊。有些在后来实现或部分实现，那是在2001年彭长城主持工作以后的事。

我铭记曹克己、张九超、张正杰几任老领导对我的信任重用，深刻体会到遴选人才的重要。1996年，为了挖侯润章来杂志社，花了近两年时间。此后陆续有任伟、高茂林等进入编辑部。1999年，我提议《读者》在出版社率先采用招聘制，吸收了富康年、宁恢、张笑阳等优秀编辑，后来他们都成为杂志社的中坚。

你不能长期挡住别人的阳光。2001年，57岁的我卸下行政职务，任《读者》顾问。这一年我和王光辉、李伟杰、蒲安应一起，创办了《读者》的第二份子刊《读者欣赏》。《读者欣赏》的后任先后为王光辉、唐晓玲、王铁军。2005年我被聘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读者》三十年的体制做一些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读者》是甘肃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份不起眼的杂志。1980—1983年，《读者文摘》编辑部实际上是曹克己总编直辖的编辑小组，杂志上甚至没有主编和编辑署名。1993年后出版社成立期刊编辑室，主任张力。《读者文摘》划归期刊室管理。为加强领导，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郭耀中分管《读者文摘》，后来形成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分管杂志的惯例，这种体制不一定符合期刊出版管理条例，更多地体现了上级对杂志的掌控意志。后来的分管领导有周顿(主编)、王维新(兼主编)、陈绍泉(兼主编)、傅保珠(兼主编)。2003年彭长城首次以中层级别的身份出任主编，2005年任社长。2005年第一次设立《读者》总编辑，由陈泽奎出任，2006年为韩惠言。此间，陈泽奎、康力平先后出任常务副社长主持工作。2010年社长总编辑富康年，才算是归正于社。

读微博看到这么一段话：“人生是一本书。有的写得精彩，有的写得平庸；有的写得厚道，有的写得轻薄；有的写得恢弘，有的写得小气；有的写得平顺，有的写得曲折；有的留下光彩，有的留下遗憾；有的留有思考，有的只剩空白。”我不对号入座，那是因为我不太擅长总结归纳自己，更无插草标出售自己的本领。我本一介平民，凡人一个。我的名片无头衔，只写“您的朋友”。那些劳什子纯属多余，知你者谙你底细，陌路之人管你是谁。但凡人有凡人的气度，凡人有凡人的境界，凡人有凡人的准则，凡人有凡人的尊严。凡人每天在做事，一样在书写历史。人生有三样东西不可挽回：时间、机遇以及说出去的话。这些都关乎历史。一个人几乎可以在任何他怀有无限热忱的事情上取得成功。我有成功吗？如果有些许成功的话，在这些成功里，必然有我父辈、师长、上峰、同事、朋友的身影，我得永久地感谢他们。这就是写下这篇后记的唯一理由。

(2011年柳绿时节于退读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