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乱象》由綦彦臣编著，分为诡谲篇、残局篇、疯魔篇、隐匿篇、丧亡篇、话外篇。以光绪一朝为主体，以同治、咸丰与道光三朝为辅线，描述了晚清的腐败细节，进而生动地勾画了晚清政治生态。适合传记爱好者阅读学习。

《晚清官场乱象》由綦彦臣编著。

《晚清官场乱象》以光绪一朝为主体，以同治、咸丰与道光三朝为辅线，描述了晚清的腐败细节，进而生动地勾画了晚清政治生态。主要有诡谲篇、残局篇、疯魔篇、隐匿篇、丧亡篇、话外篇，都反映了清朝的腐败。

序：以腐败换团结——从一桩科场弊案的变相平反说起

诡谲篇：被病人统治的国家

  第一章 误杀了丈夫却没保住儿子

  第二章 整治与勒索并行

  第三章 吃饱了撑得闹点事儿

残局篇：被利益缠绕的改革

  第四章 买官的比考官的还牛气

  第五章 难产的帝国舰队

  第六章 修铁路与两大能臣之亡

疯魔篇：被铜钱宠溺的权欲

  第七章 大部分官员靠贪贿维持生活

  第八章 北洋舰队的花瓶隐喻

  第九章 亲爱的皇上竟然想政改

隐匿篇：被名士分散的密码

  第十章 那个时代的另类性病

  第十一章 稀缺清官之赵舒翘传奇

  第十二章 死在印度的大清将军

丧亡篇：被恶人主导的谋杀

  第十三章 有人想砍下光绪的脑袋

  第十四章 大阿哥泡沫的破裂

  第十五章 把政府办成合伙公司

话外篇：被时代遗忘的民乱

  第十六章 统治集团的社会形象

  第十七章 老实百姓夹在官贼之间

  第十八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

铁腕反腐，不得官心

一向昏庸的咸丰皇帝似乎变得绝顶聪明了，他要安排一下“两派三方”的权力格局，以保证六岁继位的儿子载淳皇位稳固。

所指两派，一派是他的两位妻子，即皇后钮祜禄氏与贵妃那拉氏，另一派则是他亲自选定的肃顺、端华、载垣等八位辅政大臣。两位妻子看顾一个儿子，占据核心权力优势，随时可否决八位大臣的政治决策；八位大臣在日常政务中有较大权限相机处理，称为“赞襄一切政务”，可防止核心权力被两位女人垄断。

实际上，两派是以三方形式存在的。因为咸丰皇帝要对为他生了儿子的那拉氏有足够的尊重，令她好好看顾小皇帝。又怕她母子受排挤，给了“同道堂”印章一枚。稍早一点，他也给那拉氏设定了底线，即让皇后钮祜禄氏在那拉氏“失行彰著”之时，会同廷臣处死她。这个安排也写成秘密文件，由钮祜禄氏保存。另外，对于八大臣草拟的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文件，得由钮祜禄氏在开头处盖“御赏”印，由那拉氏在结尾处盖“同道堂”印，才正式生效。

但是，成丰皇帝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他把聪明能干的异母弟、恭亲王奕给甩在了一边。他生前对这位弟弟一直没好感，生怕弟弟在适当的时机夺了江山。更要命的是，肃顺为了自己的政治市场，他也打压奕诉。对于咸丰皇帝的治丧事务，奕诉作为弟弟与亲王是有发言权的。八位大臣本来就顾忌恭亲王的权势，玩了一手名义上托以重任而实际限制奕诉活动的花招，以小皇帝的名义发旨，让他守在京师“著理丧仪”，也就是为北京方面的正式场面组织料理一番。

八大臣自作聪明的草率决定大大违背礼法，引来一大批权臣及贵族的不满。而奕呢，不仅有了八大臣政治强势下的受害者的道义资源，而且由于主持总理衙门的工作，与外国人接触颇多，更得外国势力支持。外国势力对于肃顺一派的判断则是消极的，他们认为：大清的中央权力偏居热河而不是由奕这样的人在北京控制，那么在肃顺等人的掌握下，就不能证明中国人民实质上接受了有关条约。

在对相关力量格局进行了分析以后，奕决定硬闯热河，以哭丧为名观察动静。恰好此时，有意与他搞政治联合的那拉氏发来密信，约他去热河共商大计。八月初一，奕赴抵热河，在咸丰皇帝停尸的梓宫，伏地大哭，声音之响亮，充彻大殿；哀状之真诚，让旁观的人无不陪他垂泪。再加上他假装对八大臣恭顺、服帖，便得以与两宫太后见面。两太后见了这位小叔子，也不再避什么“叔嫂之嫌”，而是泣涕不止，诉说八大臣的猖狂之状。随后，就密谋除掉八大臣的计划，商定回京后动手。那拉氏不知外国人的底牌，怕引起干预，但恭亲王一口打了保票：“外国人不会反对我们除掉八大臣的。如果有人发难责问，一切由我抵挡。”就这样，八位辅政大臣的命运就被捏在了奕的手心里。奕诉与那拉氏的这单政治生意是做定了，在与两宫太后会晤完后，他匆匆赶回北京，为肃顺等人安排罪名去了。

奕敢作如此大胆推测，不唯有外国人“无异议”为恃，而且一直在河南与安徽剿捻的军方强人胜保，也对八大臣怀有强烈的不满，他声称要带兵进京或是到热河去“清君侧”。“清君侧”一直是古代地方力量对抗或推翻中央的政治口号，如西汉的七国之乱，明代的靖难之变。

胜保“清君侧”的威胁也不全然是一时性起，而是肃顺等人在成丰皇帝在世时就权倾天下，更何况近期又给了两宫太后以难堪呢！  当时有一位叫董元醇的御史，他是支持慈禧的大学士周祖培的学生，在小皇帝刚即位时，他就上书要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并另外拣选亲王辅政。他的另选亲王辅政的说法，恰恰刺伤了郑亲王端华与其弟肃顺。因为他们的祖先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亲弟弟，在清朝没有入关以前就立有赫赫战功，终因与兄长分庭抗礼并欲取代兄长而被囚禁致死。虽然后来舒尔哈齐的后代被封为王，但终究是带着不好的“家庭背景”的。也就是说，董元醇的话外音是：肃顺与端华兄弟二人继承了祖上“反叛基因”。

肃顺代皇帝拟好了圣旨，要下诏驳斥董元醇要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及另选亲王辅政的说法，到两宫太后’那里去盖章。两宫太后扣下这道“圣旨”，不往下发，拒不盖章。肃顺与端华哥俩气急败坏，干脆罢工，什么公务也不处理了。此一非常之举给了两宫太后以沉重的打击，为了不担扰乱国政的罪名，两位寡妇作’出妥协，盖章了事。

胜保闻听此事，扬言要“清君侧”。就在声言完“清君侧”的口号之后，胜保写了专门奏折，表明力挺两宫太后，坚决反对皇族的远支郑亲王端华与肃顺及载垣辅政，他说：

政治的权柄要由中央最高层操纵，臣下不得全部占据。现在，皇上幼年继位，只有合适的人辅佐，才能对治理国家有益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已经有几年不忠心为朝廷效力了，还冒充帝王之师，让老百姓服从他们。现在，他们以臣仆的身份代替皇上发言，挟持皇上来号令天下，实在没有能承担先皇托予的希望而让四海之人民放心。

在利用了“四海之心”这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后，胜保不惜自相矛盾，一口咬定肃顺等人在咸丰皇帝临终时所记录的遗诏不合法：“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芏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之难得其人，待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这是一个想当然的猜测。实际情况是，当时咸丰皇帝已经无法拿笔写字，只能口授，由八大臣记录。也正是这个想当然的猜测，启发了那拉氏，不到半月后，她就给这个版本升了级，声称八大臣伪造遗诏。

身在疆场的胜保虽是关心国事，但也是为了自己。因为肃顺一帮人积极努力地整顿朝政，连办了几件用法严厉的大案，连当时活着的咸丰皇帝也没办法，所以呢，除掉政治强人，让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等于增加了他这类人的政治安全系数。在奏章的最后，他提出了一条权宜之计，称日：“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云云。

比较而言，胜保的学历还是低了一些。他是举人出身，只不过是身边有十万军队而已。别看这些军队剿捻无所作为，且一败再败，但要杀回北京或闯到热河行宫，搞“窝里斗”，还是十分容易的。肃顺等人听到了胜保的言论确实有些胆怯，但很快，八位大臣又恢复了常态。不是吗？那俩娘儿们，不盖章也得盖章，试过一回啦！还有，他胜保胡说遗诏不合法，他又没来现场，不光我们八个人，其他大臣也是清楚的。再说，他一个武夫只会胡说八道，一会儿说皇帝有“顾命苦衷”，一会儿说：诏书非亲手写，讨论来，讨论去，顾命的事儿还是存在的嘛！尤其是一，两宫太后是没法在这个事上装糊涂的！

肃顺确实在成丰时代大大地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除了众人皆知的抗旨处分耆英案及柏莅案，他还有顺应民情，两次整顿金融秩序的作为。第一次是针对户部发行当十、当五十、当百与当千之“四项大钱”而发的。当时国家财政状况极为糟糕，剿匪军需又高，就得搞通货膨胀政策。户部不唯发行了“四项大钱”，还试行纸币即发钞。一时间民怨载道，而官局的经办人员又借机捞取好处。肃顺决定利用这个契机，增加自身的政治资本。

可巧，官局之一的“宇字号”五处的账目与官钱总局对不起来。肃顺上奏要求追究，“宇字号”就打马虎眼，应付检查。肃顺大力发挥左都御史的纠察职能，一查到底，不仅把主司官员斐音革了职，而且还没收了数十家涉案官员与商人的全部财产。

第二次，他如法炮制，把官票所给查了个“底朝天”，将主司景雯等人革了职，将数十名官吏抄家，财产充公。

公平而论，肃顺对“四项大钱”发行中官方犯罪的打击是深得民心的。当时（咸丰五年，1855）民间有笑话，证明了人民对“四项大钱”发行带来的币制混乱之厌恶。笑话说：一位学者问一个拉钱的车队，为什么要化已有的铸钱去铸新钱。对方答日：“现在官府存的钱不多，经费见紧张，现在毁了原来的制钱改为当十大钱，剔除费用，十个大钱出来，能够有四到五个的赚头，为什么不毁小钱而制大钱呢？”也就是说，发行新钱币的利润在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百之间。到了该年冬天，这位学者又碰见了这一队送钱的人。他们又将大钱回炉，转回小钱。学者问这还有赚头否，对方回答：“现在大钱贬值，只有面值十分之一二的实价。现在毁了它，改成小钱，掺上些铅沙，不算工费在内，一个出三到四个，为什么不干呢？”也就是说，这次回归旧币制，发行者们又赚了百分之百的利润。

肃顺的铁腕行动，肯定会引起官场上大规模的不满。百姓乐了，官吏烦了！当然，肃顺毕竟是久经官场的老手，他有意延揽一时名人，如郭嵩焘、王耕云等人均与其交往密切。肃顺与这些社会名流在家座谈，了解社会情况。了解完后，再把谈话的核心内容改造成自己的意见，上奏给皇帝。因此，一般情况下，肃顺的奏论要比其他大臣实际、有效得多。

有文人出谋划策，还得有武将作外援。他的目标是与湘军结成政治同盟。除了主张大力使用湘军剿匪外，肃顺对曾国藩与胡林翼上报的奏折，多加赞赏，支持皇帝迅速批复。

在权力场上的人看来，这不就是为控制内外大政甚至为自己当皇帝作准备吗？肃顺的心理可能是：要皇帝的实权而不用皇帝的名分。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产生过当皇帝的念头。因为后来他招供的罪行中就有“擅坐御位”——即“上龙椅坐了坐”一条，至于“擅用行宫御用器物”就更不用说了。

肃顺拉拢军方的最令人害怕的举动，是他在与曾国藩湘军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又与左宗棠挂上了钩。甚至可以说，没有肃顺利用咸丰皇帝对他的信任而力保左宗棠，就不会有淮军的出现。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收复武昌，表奏骆秉章的幕僚左宗棠有济师、筹饷之功。朝廷赏以兵部郎中之职与四品卿衔。但由于骆秉章劾免总兵樊燮，樊燮就拿骆秉章的好友加幕僚左宗棠说事，向湖广总督官文诬告左宗棠之功劳不实。官文在未查实情的情况下，就向皇帝汇报。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在武昌面对面辩论。最后，由于肃顺在北京向咸丰皇帝递话，说明官文是受了骗，才了此公案。而后，左宗棠正式加入湘军，朝廷又给了四品京堂的身份。稍后，左宗棠奉曾国藩之命到安徽募兵，成立了“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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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腐败换团结——从一桩科场弊案的变相平反说起

中国历代王朝，腐败频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无出大清帝国之右。

在所谓的康乾盛世时期，腐败现象得到了“明君”们的高度宽容。如康熙十九年（1680）被授“额外翰林侍讲”的高士奇，以搜集皇帝日常生活言行为能事，而后将信息出卖。外面的官员通过他打听皇帝的好恶，以便在汇报工作时投皇帝所好，从而能顺当地获得职务升迁。得到情报的官员自然得“回报”高士奇，于是高士奇积累了巨额的财富。高士奇不但贩卖情报还涉黑。一个叫俞子易的黑道人士，事发前曾把虎坊桥六十间平房以八千两银子的便宜价格“卖”给高士奇。高士奇直到被一位叫郭琇的高级监察官揭发之前，已积现银四十八万两，土地四千顷。而康熙皇帝与高士奇既是君臣更是“文友”，他不想追究，只是象征性地问了一下便了结此事。而高士奇的回答很得体：在地方任职的高级官员看到我甚得皇上您老人家的信任，短不了给我送礼。这是事实。实际上，您老人家怎么决断国家大事，我是参与不上的，您老人家的圣明威福从来就没旁落过。而臣下的一寸布丝儿、一颗饭粒儿，都是您老人家给的呀！后来，又有一些告状。告就告吧，反正最后一切都不了了之。最后，高士奇辞职回老家，享清福去了。

雍正纵容年羹尧贪污腐化已广为人知，若不是他对年羹尧日益不满，断然不会把他打倒与杀掉。

乾隆时代里，更是纵容名臣贪污腐化。李侍尧在云贵总督、两广总督任上大肆贪污，经查实后判了死刑，等待秋后处决。但是，其时正值陕甘地区出了乱子，需要一位能干的大臣去处置。于是，乾隆皇帝就下诏给他免死，并委任陕甘总督，不久又出任闽浙总督，与大将福康安一起平定由总兵柴大纪贪腐引起来的台湾府居民暴动。

从高士奇到李侍尧，其贪腐之状至少告诉后人：康乾盛世有它阴暗的一面——“以腐败换团结”是那个盛世里的最真实的政治规则。

“康乾盛世”是个多面体。它的某一面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巅峰时期：从康熙二年（1663）的庄廷钱私编《明史》案，到乾隆十八年（1753）的丁文彬改写《春秋》案，计九十年间，共有十宗特大文字狱，其中包括为人们所熟知的雍正朝《大义觉迷录》产生的背景案。

大清帝国的皇权利刃把知识分子的胆识给削没了，把他们最后的一点良知也给剔光了。“盛世”以后的大贪腐自然难以避免。不过，大清帝国砍怕了知识分子，也给他们开辟了一条通向体制内的金光大道：你来考，考好了，我给你官做；考不好，只怨你运气差b正是由于这一点，清朝中前期的皇帝对处置科场贪腐案件是绝不手软的，在科场反腐方面的态度也十分坚决。雍正年间，福建学政俞鸿图的妾与仆人勾结向参试人员泄题。事情被揭发后，雍正丝毫不考虑俞鸿图不知情而属过失犯罪的实情，竟下令腰斩。腰斩就是把人砍成两段，短时内死不了。徐凌霄与徐一士兄弟根据有关史料合写于民国期间的《凌霄一士随笔》追记：“俞鸿图被执行腰斩之刑后，哀求速死，用手醮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七个‘惨’字。”

是够惨的！

乾隆皇帝曾在其上任初期援引过俞鸿图案例，以处置山西学政喀尔钦科场贪腐行为。他说：“昔日俞鸿图贿卖文武生童的名额被查，我老爸雍正皇帝下令立即执行死刑。从此以后，人们都畏惧科场案量刑的从重从快，没人敢再犯。今天喀尔钦所犯案子与当年俞鸿图案情节相同，现即比照定例执行。”  又一个学政被截成了两段儿！

那时的学政正式官名是“提学使”，因历史上叫“提督学政”，所以清代公文中仍以“学政”简称此官。其品级为正三品，比从二品的各省巡抚小一级半品，因此，是副省级干部。但是，把副省级高干砍成两段儿也止不住科场的坏风气。过了四十七年，乾隆五十三年（1788），这位皇帝发现科场弊案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便说：“一遇到考试，考生们千方百计地投机钻营，托门子、剜窗户。说到作弊的手段，真是越来越巧妙。考官们也借考试之机大捞一把，置法律于度外，没有干不上来的事儿了！”

没办法，人皆逐利，读书人也不例外。谁不追寻书中颜如玉的美色享受？谁不盼着书中千钟粟的经济待遇？

到了乾隆皇帝孙子的儿子咸丰皇帝时代，出了一桩涉及更高级别官员的科场大案。案主便是位高权重的柏茯。

柏茯是蒙古正蓝旗人，进士出身。在咸丰他爹道光皇帝的末年，柏茯已经职任兵部尚书，并授内大臣职衔。稍后，又调任吏部尚书并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咸丰八年（1858），他被皇帝任命为顺天府乡试的主考官。此时他的最高职位是文渊阁大学士，到了宰相级别。

顺天府乡试一结束，就有人举报主考官柏茯参与作弊。成丰皇帝鉴于祖宗成法，不能不严肃对待，急令复查所有试卷。这一查不要紧，五十份答案一模一样的卷子被端上台面。咸丰真的有点气疯了，他削去了柏茯的所有职务，让他听候处分。

够狠，只差开除公职了！

主管侦查顺天府乡试作弊案的大臣是怡亲王载垣，而柏茯一向又与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的关系很紧张。侦查中发现了柏莜家人靳祥徇私的案情：靳祥受罗鸿绎之托，向柏茯讲情，取罗鸿绎入榜。柏茯挨不过靳祥情面，答应罗鸿绎将场外代答的试卷送进去，调换现场答卷。

肃顺抓住铁证，要置柏茯一死。靳祥被投入监狱并死在狱中。咸丰皇帝考虑素来的满、蒙同盟关系，不想处死柏茯。然而，皇上抗不住肃顺的压力，只好下旨杀人。咸丰皇帝发诏说：

科场考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仪式，凡有借机营私舞弊者，法律规定从严查处。自从大清国开科以来，还没有哪位主持顺天府乡试的大员‘敢以身试法的。现在，柏茯身为国家一品高官，辜负’皇恩、无视法律，竞到如此地步。他柏茯身为大臣，而且还是甲科进士出身，怎么会不知道科考的法律？竟然因为家人的说情，就答应调换试卷。如果靳祥不是暴毙狱中，事情史怎么会不得彻查呢？国家有明文法律在典，柏茯又知法犯法。虽然说他的供述中有情可原之处，但皇帝我不能私干司法。说到此处，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

虽然说这个案件不乏肃顺私心报复的成分，但若是让肃顺这样的人抓到证据的事情，应当说是非常普遍的。民国初年许国英所撰《清鉴易知录》在提及柏後案时说：

自嘉庆、道光以来，公卿大臣的子弟遇到科举考试，竞相打通关节，把得中高科看做是旧有之物，把请人预荐主司而得中视为平常之事。

用现在的话来说，科场作弊成了“法不责众”或日不合法但合理的事情。

如果按照雍正、乾隆父子分别处理俞鸿图案与喀尔钦案来比较，柏茯案处理得不算重。同为死刑，柏茯只是一刀被砍下脑袋，而前两人各各被砍成两段。柏茯之案也确实是肃顺与皇帝较劲的结果。咸丰皇帝不仅出于维护满、蒙传统的结盟关系考虑，更考虑到柏茯已经位至宰相，他提请肃顺考虑这个因素：“宰相能杀吗？”

肃顺家系也是皇族，尽管与现任皇帝关系比较远，但他是郑献亲王济尔哈朗的七世孙。济尔哈朗的父亲舒尔哈齐与清太祖努尔哈赤是同母兄弟，而且济尔哈朗从小是由努尔哈赤抚养的。济尔哈朗后来成为努尔哈赤时期共执国政的八大和硕贝勒之一，在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时代则是四大亲王之一。鉴于肃顺过硬的家系，咸丰皇帝不能不慎重考虑肃顺的意见。用现在的话来说，肃顺的祖先是公司创始时期的五大股东之一。皇帝家族固然是最大的股东，但四大亲王家族各自持股也不少。更何况肃顺本人比较能干，在左都御史的位子上干得不错。另外，他兼有都统的军职，都统级别为从一品。

肃顺对咸丰想宽恕柏茯的反驳意见很到位，他说：“这不是杀宰相，而是杀主考官。”

柏茯由于肃顺这一句话，死定了，成了咸丰时代最大的政治咸鱼！

然而，世事难料，官场诡谲。柏茯被砍下头三年后，肃顺也被砍了头，原因是他在与慈禧的权力斗争中败北。肃顺败北，带来了一个奇特的政治景观：柏茯那条咸鱼翻了身，尽管他是“被翻身”的！给他翻身的是慈禧太后。

事情是一位监察官首先提出来的。他叫任兆坚，职任御史，级别不高，只有从五品。他要求给柏茯平反昭雪的建议信由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阅示，转刑部与礼部合议。

“昭雪”二字不是我为了读者好理解才这么说的，一如上面把文言文都给写成了白话那样，而是《清史稿·柏茯传》的原文。由此可见，当时官场上为被杀的腐败分子喊冤叫屈的大有人在。

喊冤叫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一旦自己出了个什么案子，也好有人出来说话。利己利人，何乐而不为？

很快，任监察官的建议被转化成了两宫太后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书。诏书上说：

柏茯接受当事人请托而酿成大案，当然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载垣、端华、肃顺等人因为法条上没有就受人请托而治罪的明文规定，就比照泄露国家机密罪给柏茯判了立即处斩的刑罚。载垣等人平日与柏茯有私怨，他们乱用威权，使用牵连的办法，就下了如此重大的判决。先皇也觉得所判过重，才在圣谕中说“我自己也禁不住要落泪了”那样的话。这岂不是不想严处有微过的正直大臣吗？现在，两宫皇太后要刷新政治，事事务求宽大与公平。柏蔹不能说无罪，任兆坚御史要求昭雪，有些用词失当。考虑柏茯受恩于道光、咸丰两朝，在皇宫内办理国务多年，平日里也没什么过错又勤于政事，虽然已经严刑处死，现在我当考虑当初父皇要法外开恩的仁慈之心了！

这道诏书下得很有水平。其一，先说柏茯这事儿有点冤，处理过重，老皇上当时是有心留他一命的；其二，他不是任何问题都没有，用“昭雪”二字来表达重新定性还是有问题的，但是，功过两分嘛，我皇上还是肯定他的历史地位的。结果呢，说平反，不是平反；说不是平反，又像平反。

很简单，是变相平反。

既然是变相平反，身后的荣誉就别涉圾啦，什么恢复旧有职衔、谥个“文勤”、“文恪”之类_的就别想啦。但是，给你儿子做重大补偿还是很现实的嘛。很快，操作程序启动：把身为候选员外郎的柏莅的儿子钟濂破格提拔为四品卿衔，进入高干序列，具体使用按六部郎中来。各部郎中是正五品，与四品卿衔还差一品两级。但是，在九品十八级的大清官员体系中，正五品是个分界线：正五品以上，是高干；正五品以下，是中低层干部。

对钟濂的安排确实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套用评职称的话来说，叫“高评低聘”。正是这个“高评低聘”，钟濂日后做到了从二品的盛京兵部侍郎。

咸鱼翻身是帝国大衰败时代的“超奇迹”，也是它行将灭亡的一个重要信号，尽管此后它又维持了五十一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五十一年的时间里，腐败的大帝国让外人欺负得到了除了赔钱还是赔钱、除了割地还是割地的地步。今天人们常说的琉球群岛问题就是在那时产生的。琉球王国本是明代的中国藩属，清朝继承了这一关系。光绪初年，日本灭了琉球，其南部地区（即今宫古群岛与八重山群岛）按照调停国美国的意见将划归大清帝国所有。但是，由于国家腐败而经营不起一支远洋舰队，无力维护，只好弃而不取。而等有了比较像样的舰队后，由于最高权力人士慈禧太后只顾个人享乐，而主管财政的大臣拒不拨付经费，结果又在与日本的对抗过程中被打败。

腐败，可让咸鱼翻身，有它的体制道理可讲。这是一项帝国治策。这个治策的目标就是以腐败换取团结。但是，在对外关系上，也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腐败就得受气。不妨让我们看看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战前后的国外舆论：

其一，7月份（应当是中旬），在清帝国的请求下，美、德、法三国表示愿意劝阻日本对朝鲜的侵略，不再对中国的尊严进行挑战，但是，英、法两国驻日公使却私下里对日本外相陆奥重光表示：“欲使大清帝国觉醒古来迷梦，决不可不加以打击。”

其二，9月30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大清帝国已经不值得我们对它的妄尊自大和骄傲心理给以稍稍迁就，来换取和它的友谊。关于它的潜力的神话和对于它的觉醒的梦想，已被这次中日海战打碎了。”

其三，10月份（应当是上旬），美国驻大清帝国的代办田夏礼评论中日甲午海战时，公开说：“唯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帝国和世界融洽起来。只要王朝的统治不致被颠覆，它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

没有一个国家甘愿受外来势力的欺负，但是腐败导致了那样的事实。而且，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腐败，使一些高级官员产生了过分的盲目自大情绪，以致对外部世界产生严重误判。早在甲午海战发生的二十三年之前，安徽巡抚英翰就对日本派专使来大清帝国要求与西方一样待遇的一事表示轻蔑，认为日本向来是臣服朝贡之国，不足以虑。多亏主张洋务的李鸿章等人有“日本离大清很近，恐怕会造成长期祸患”的意识，才在保持帝国尊严底线的前提下与日本签署了《修好条规》与《通商章程》。而英翰又是个什么样的官员呢？他贪污受贿所得的银子花不完，就将大锭银子剪成小丁儿，往地下撒，像喂鸽子那样，让身为仆人的美女们去抢。他看着美女们扑抢碎银子，心里好舒坦，以至于这项游戏成了他业余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项目。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在书中会提到，在序中就不多讲了。

写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著《罗马自建城以来的历史》一书中的一段话：

研究历史是医治思想疾病的最好药方，因为大家在历史中可以一下见到各种各样的人类经历记录。在这些记录中，人们可以给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找到经验和教训，把好的事情当作典范，而防止卑鄙、腐败、堕落的事件产生。

好了，就让我们用这段历史名言结束本序吧！更有趣的内容将在本书正文中慢慢展示出来。

2010年7月25日初稿，

10月8日改定于绵逸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