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侧重从审美视角来品味传主的浪漫气质，赏评传主的艺术成就，通过人格与风格之互释，来体验并沉思某种生命状态，进而感悟并关爱某种人格所表征的精神高度与心灵境界，期待在追寻自我生存价值的同时，也汲取先贤的思想资源以继承并发展重在“立人”的五四传统。这种对人物心灵气质的直觉与妙悟，正可让人领略到《世说新语》的流风余韵。

李长之先生《韩愈传》的独到之处，在于其非常注重从人格层面上来阐释韩愈的平生所为。

他认为古文运动之所以成功，与韩愈好群的性格有关：“……韩愈永远是有群的生活的人。所以他能有号召，能成派，再加上煽动的笔锋，雄辩的辞令，古文运动之成功于韩愈之手，不是偶然的。”

用浪漫的笔触写韩愈的传记——说长之先生的《韩愈》

自序

 一 导言

 二 籍贯和先世

 三 嫂嫂·侄儿·乳母

 四 游学京师

 五 考场失败

 六 挣扎

 七 东行

 八 初人仕途

 九 徐州小住

 一○ 再度西上

 一一 四门博士

 一二 《送孟东野序》

 一三 阳山之贬

 一四 郴县著书

 一五 北行途中

 一六 国子博士

 一七 分教东都

 一八 进学解

 一九 淮西用兵

 二○ 《谏迎佛骨表》

 二一 宣抚镇州

附录

 编者按

 一 原道

 二 原性

 三 原毁

 四 读苟

 五 师说

 六 画记

 七 重答张籍书

 八 答李诩书

 九 送李愿归盘谷序

 一○ 祭河南张员外文

 一一 祭柳子厚文

 一二 祭十二郎文

 一三 平淮西碑

 一四 毛颖传

编后记

韩愈考中了进士，为什么还不能立刻进入仕途呢？原来按唐朝的规矩，在礼部登了进士第后，还要经过吏部的考选，按程度高下，才给官做。但是吏部的甄别试验，韩愈却受了一些挫折。

在吏部里，有一种“博学宏辞”的科目，假若考取了，尤其可以得到较好的位置。韩愈在他考取进士的第二年，就又应考博学宏辞。

在考试时，有《上考功崔虞部书》，他说本不赞成现在的考试，因为大家都是只在“取名致官”，谈不上“事业功德”，而且古人四十而仕，他说离这也还有十四年，不过实际生活太压迫了，“今所病者，在于穷约，无僦居贽仆之资，无僦袍粮食之给”，所以也就逃不了这一关。他那时躁进烦闷的话，是有这些：“始者谬为今相国所第，此时唯念，以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趋时，而偃仰一室，啸歌古人，今则复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

同时又有《应科目时与韦舍人书》则在锐进之中而仍表现他的倔强。他自己承认是一个“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的怪物，如果得水，可以上下于天，风雨变化，否则就将困于穷涸，为狺獭所笑，可是接着说：“然是物也，负其异于众也，且日：‘烂死于泥，吾宁乐之，若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视之，若无睹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虽求援，但援不援不在乎，这是他的倔强。

这次考试的题目是《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和《颜子不二过论》。在后一篇文里，他解释所谓“过”，并不是发于行，彰于言，而后为过，凡是生于其心，即为过。圣人根本没有过，颜子则比圣人差一等，但能止之于未萌，绝之于未形。不二过者，就是不二之于言行而已。这说法颇新奇，可代表韩愈早期的哲学思想。他后来的《原性》，把人性分为三等，未始不是进一步的发挥和修正。

但是这次考试却失败了，第二年，二十七岁了，再参加博学宏辞考试，那次的题目是《学生代斋郎议》。学生系指国子监的学生，斋郎是奉宗庙社稷的小官，翰愈主张不能代，因为“宗庙社稷之事虽小，不可以不专”，学生也有学生的本业，他们是要赞教化、成德艺的，不能分他们的心，耽误他们的功夫，结论是：“考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文采虽不见丰富，但是颇有条理。

可是仍然失败了。这一年，他曾回沁阳省墓，在郑州曾作有《赠张童子序》，勉以“夫少之与长也异观。少之时，人唯童子之异；及其长也，将责成人之礼焉。成人之礼，非尽于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则童子宜暂息乎其已学者，而勤乎其未学者可也”。

次年，他又作第三次的尝试，这时是二十八岁。谁知道，还是失败。

难道博学宏辞的考试，竟与进士的考试有什末大不同吗？并不然。“或出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答崔立之书》)，哪里有什么不同！

韩愈为生活所迫，而去求仕，因而走上了考试的路。这是职业，而不是事业。他心目中的文章，也岂是考场中所需要的，因而他的苦闷来了，看看自己考场中的文章吧。“退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于是“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了。

他愤慨地说，就是让坟墓里的大文学家出来应试，也一定失败：“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辞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设使与夫今之善进取者，竞于蒙昧之中，仆必知其辱焉。”

然而就是这五位豪杰之士考试失败了，也何损于他们的成就？他们的自负，也岂能和一时的得失相较论？韩愈的真正抱负也的确不在此。他说：“方今天下风俗，尚有未及于古者。边境尚有被甲执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为忧。仆虽不贤，亦且潜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荐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犹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犹将耕于宽闲之野，钓于寂寞之滨，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二者将必有一可。”他的意思是：愿意贡献于教育或军事，救国家之急，否则就将从事历史著述，学《春秋》的褒贬。

至于他现在之参加考试，不过是：“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盖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这时，崔立之因为他三次失败，拿献玉者之“虽两刖足不为病”来劝慰他，他大不以为然：“仆之玉固未尝献，而足固未尝刖，足下无为为我戚戚也。”

古文家的最大的毛病是不说真话，只是装腔做势。所以他们的论文，多半是装点门面，祭文多半是宗教仪式的附属，书札也多半是应酬敷衍。然而这篇《答崔立之书》却是非常真挚的。张廉卿批评这封信是：“自行胸臆，信笔写出，自然郁勃雄劲，真气动人，作家所不磨灭着实在于此。”这话是对极了。

由《答崔立之书》看来，二十八岁的韩愈在考试上虽不顺利，但已经写出不朽的散文，又已经确立不朽的抱负了。P18-22

在我所写的书之中，恐怕再没有比这本更坏的了，我写完了时不禁这样想。因为。我答应写此书时虽然是在今年五月初，但六月一开始，即接到母亲的信说病了，便立刻乘汽车赴绵阳，去看她并接她。来是水程，到达时已是七月。水程是相当危险的，有一次夜间狂风雨大作，船已飘在江心，顶篷都被吹去了，我自忖大概到了生命的尽头，却幸母亲和三弟终于随我安全地到了重庆了。很可纪念的是：一部《韩昌黎全集》却也就在水程中里读了一过。七月中又为安家忙，天也热，竟未能着笔。八月要动笔了，但想到所写的《司马迁评传》还有些头绪急待发挥，因而先抽空写了《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长文。九月的前半，则为要晓得韩愈在整个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以及古文风格的整个演化，乃把《古文辞类纂》又从头到尾一页一页地翻读了一遍。所以事实上本书乃在九月十八日才正式动手，费了十四天工夫，在十月二日写完。照我平常写东西的习惯，是不大预计日程的。只让作品自然地写出：我正在写的司马迁就是如此的，说不定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呢！可是这次却因为几次缓兵计都失败了，交卷期迫，于是只好不暇让作品自然地得到它的面貌。——然而不是有人说文章是逼出来的吗？急就章也不一定比经营多少年的差呀！那么，我又多少可以解嘲了。况且本书至少为韩愈也昭雪——或者发掘了不少，如他之急于求进是在早年穷困之际，虽急于求进，但得仕之后却也未尝不为国为民尽了忠，而且也并不恋栈。《原道》一类的论文，撇开逻辑问题不谈，撇开佛、老之本身的思想是否毫无价值不谈，而在文化史上，以及在儒家的根本人世精神(包括重在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中各分子的职责)上，却自有它不可动摇的价值与意义。他的人格一面是卫道，是严肃；但另方面却又热诚、温和，甚而幽默。他的文章，在根底上是“碑”的精神，所以写那么些墓志铭并非偶然，也并非全为谀墓之作；至于表现在《原道》、《谏迎佛骨表》等中的韩愈固然是真的面目，但表现在抒情诗、不经意的信札，或者遣兴的的滑稽之作如《送穷文》、《毛颖传》、《进学解》等中者，也许更真些。我不能说在什么时候自己再写一部较佳的《韩愈评传》，不过相信，就是写，也还是以这些为基础而已。最后，我却忽然想到司马迁所谓“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以及韩愈所谓“颜回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我自愧是做不到贫而无怨的，更做不到贫而乐，在这衣食不足温饱之际，愁米、愁柴就把精力耗光了，因而还忍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太苛吗？于是，这本可以汗颜的书也就壮了胆子呈现在读者跟前了。——却希望读者多多加以指正！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夜雨淅沥中，长之记。

重校修改过一次，又觉得本稿尚不如想象中之坏，

可笑可笑。

十月四日，再记。

李长之先生的《韩愈》于1945年由胜利出版社首版，收入其《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丛书；200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长之文集》，将其收录在“古典文学研究”部分(见该书第6卷)。此次再版，更名为《韩愈传》，内容亦有所增补：除对所附之韩愈文加以注释外，还选录了《用浪漫的笔触写韩愈的传记》一文，望能为读者理解该书提供一种参考。

在编辑过程中，承蒙于天池、李书二位老师为本书附录加注，在此深表谢意。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讹误之处恐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编者

2010年9月

“在现当代批评家中，像长之先生这样具有诗人气质和浪漫精神的人是颇为少有的。他推崇孟子、热爱司马迁的文章，他的批评文章也便更多地得益于孟子和司马迁的影响，具有一种恢弘而疏朗的奇气，一种极具浪漫色彩和热情的论辩的情调。由于长之先生早年研习哲学，又受德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影响，这使得他的批评文章能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思维缜密，尤能大处着眼而具有一定的体系性。他的批评文字往往把浪漫文采的表达和学者深厚的功力统一在一种理性的明晰表述中而魅力独具。也因此，长之先生的批评文章极具个性色彩和风格特征。”

——于天池：《忆李长之先生》

“民国时期，李长之的传记批评侧重从审美视角来品味传主的浪漫气质，赏评传主的艺术成就，通过人格与风格之互释，来体验并沉思某种生命状态，进而感悟并关爱某种人格所表征的精神高度与心灵境界，期待在追寻自我生存价值的同时，也汲取先贤的思想资源以继承并发展重在“立人”的五四传统。这种对人物心灵气质的直觉与妙悟，正可让人领略到《世说新语》的流风余韵。”

——张蕴艳：《李长之学术—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