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把十几篇有关佛教文化的文章汇集，取名为《境界与智慧》，试图对佛教提升境界与开发智慧的宗旨以及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本书中的文章，大多发表在《社会科学评论》、《五台山研究》、《南山梵音》等刊物上。

现在的中国，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社会转换，与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必然也要取代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由皇权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过渡到民主法治的制度理念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本着这一体认，本书对佛教与和谐社会，佛教与慈悲、博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佛教与提升精神境界、佛教文化交流以及各宗教的对话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自序

第一编 提升境界

 关于观音信仰的探讨

 佛法和中国文化的过去与未来

 以提升精神境界为旨趣的佛教

 人间佛教应把忏悔普及化

第二编 促进和谐

 弘扬佛法促进和谐

 佛教圣地与旅游胜地

 不依民主法事难立

 以信仰除心毒防止食品掺毒

第三编 汲取智慧

 无挂碍心即佛——读佛经所感点滴

 诵《地藏》明因果打好学佛基础

 佛教与理性非理性

 读《性寂与性觉》之疑

 《楞严百伪》在论证方面的问题

第四编 贯通圆融

 评《观世音菩萨真相》

 评《阿弥陀佛的真相>

 评《释迦牟尼真相》

 鉴真东渡空海西来——南山，见证中日佛教交流盛事

第五编 前因先缘

 以实践人道主义为指导建设和谐社会

 评“儒教救世论”

 读经要读德赛经

观音信仰在古印度由来已久，在佛教产生之前的公元前7世纪，婆罗门教中就已流传观世音故事。公元前5世纪，佛教创立，有的婆罗门教徒转而信奉佛教，观世音就被带进了佛教而成为一位大菩萨(这都是所谓学术考证的说法，随着接触佛法的深入，我以为学术研究无关乎信仰。如果从信仰出发，佛教中的各个大菩萨，应该是释迦牟尼成佛之后，“一佛出世，众佛拥护”，为协助佛传法教化众生而来，而不是从婆罗门教带进去的)。

印度佛教认为，观世音菩萨原为转轮圣王的王太子，因见众生遭受许多苦恼、恐怖等灾难，就在宝藏佛前发下宏愿，愿行菩萨道以救苦救难。他说：“若不能免除众生一切苦恼，我终不成正觉。”于是，宝藏佛就替他取名为“观世音”，意思是“观”到声音即能去救难。

而有的佛经上说，。观世音菩萨其实早在过去的无量劫中，已经成佛，名叫正法明如来。因为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五恶浊世的众生苦难深重，为了发起所有的菩萨一齐来娑婆世界救苦救难、普度众生，所以投身人世仍然作菩萨。

在净土诸经中，观世音菩萨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胁侍，协助阿弥陀佛演说妙法，接引众生。《无量寿经》中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干世界。”“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不过观世音菩萨虽然是极乐世界的一位首席大菩萨，但出于慈悲救世之心，经常来往于娑婆世界，“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

所以，观世音菩萨是集中体现佛教慈悲精神的菩萨。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把有苦有难的众生从苦海中解救出来，或者满足祈愿者的种种愿望。

观世音菩萨是在西汉末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历史记载是三国时期，魏国译师唐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五年(253)到洛阳，首译《无量寿经》二卷，其中有介绍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的内容。而信众对观世音菩萨有详细了解和广泛信仰却是在《法华经》译出之后。《法华经》是最早对观世音菩萨做详细描述的菩萨乘佛教经典。在西晋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后，就有一个单独流通的《光世音经》(《普门品经》)，而鸠摩罗什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出来之后，其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以《观音经》之名单本广泛流行。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中国观音信仰传播和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这部经，对在古印度占主流地位的观音救难信仰进行了完整的表述，而这就成为后世中国观音信仰最基本的信念依据。在这一经文中，说明了此菩萨为什么被称为“观世音”：“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观世音”，是寻声救助世间苦难的意思，就是说他能观其声音，救度大众。经中还介绍了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法力的具体表现：“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遇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刃段段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这就是说，不论人们遇到什么灾难，只要能够念诵观音菩萨的名号，就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观世音菩萨不仅救难，而且解忧，有求必应，实现人们在生活中的种种愿望。其中特别提到：“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不仅如此，经里还说到，观世音菩萨还能够随愿众生，“随类化度”。即为了教化不同类的众生，观世音菩萨常因时代、环境、风土人情、文化传统、众生根器的不同，而显现各种不同的形象：为官吏说法，就显现官吏身；到婆罗门说法，就显现婆罗门身；为妇女说法，就显现妇女身；为小孩说法，他就显现小孩身。无量化身，随机而现。

东晋时佛驮跋陀罗译出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介绍的观音菩萨所修持的法门，也被称为大悲行解脱法门，善财童子参访观世音时，询问应学何菩萨行，观世音对他说：菩萨应学的法门无量无边。但在这无量无边的法门中，我是修学大悲行解脱法门。所以，观世音被称为大悲观世音，与他有关的咒语、拜忏也简称为大悲咒、大悲忏。

东晋时期的法旷大力推崇《法华经》和《无量寿经》，“常念咏二部”。由于他的宣传，观音信仰开始在民间流行。隋唐以后，随着密教的兴起，汉译佛经中以观音菩萨为名的经典数不胜数，特别是那些以“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称号的经咒更为繁多。

正因为观音菩萨具有无量的化身，观音的形象在中国也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向往重新塑造了观音的形象。

在中国，早期的观世音菩萨为男身，如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南北朝的木雕都为男性造像，造像的嘴唇上还有两撇小胡子。《华严经》也说，善财童子参拜观世音菩萨，到了补怛洛迦山，见“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

但到南北朝末朝和隋朝初年后，中国寺院里的观音造像出现了女身。后来观音又汉化、儒化为妙善公主而被固定为女身。在河南宝丰县香山寺的宋代蔡京所书的《大悲观音菩萨得道远征果史话》碑和元朝皇亲管夫人精心编纂的《观世音菩萨传略》，都记载了妙庄王的三女儿妙善由于从善尽孝、舍己为人，而成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刊于元代的《三教搜神大全》也记载说，北阙国妙庄严王的三公主，叫做妙善，修成正果，玉帝封她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就又把观音菩萨道教化了。因为在印度佛教的传说中，天帝是佛教的护法，而在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国，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教权、神权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观念上都不可能高于皇权。许多神仙和高僧大德的封号都是由皇帝御赐的。观音的称号要由玉皇大帝赐封，就完全是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政治观念的体现。P5-7

我把十几篇有关佛教文化的文章汇集，取名为《境界与智慧》，试图对佛教提升境界与开发智慧的宗旨以及与现代社会相契合的问题作一些探讨。但是我深知以自己的水平来探讨佛教文化，只能说是“门外窥佛”而已。

所谓“门外窥佛”之“门外”，当然是指佛门之外；“门外窥佛”之“窥”，取自几句讲不同年龄的人读书体会的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亦取自成语“管窥蠡测”，源自汉书“以管窥天，以蠡测海”——用管去看天，用瓢去量海——比喻所见太小。有学者把学佛修佛称作“登月”工程，“佛之所证”就是佛法修证这一登月工程的“月亮”’。一个人即使常年深入经藏，也只能获得“佛之所证”智慧大海中的“毛尘水”而已，作为一个佛教的门外汉，就只能窥到一点佛的影子，“望月”、“玩月”就根本谈不上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要真正认识庐山的本来面目，不仅需要深入其问的感受，而且需要跳出庐山的远望，才能使其横看成岭侧成峰的雄姿呈现于前。对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佛法或佛教亦复如是：先在门外窥视一番而后进门、登堂、入室、见佛，或许会获得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我是山西大学的教师，从事形式逻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受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或实践辩证法的感染，我更为关心的是现实的社会问题。也是各种因缘的聚合，我于2007年6月来到海南三亚南山功德基金会的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筹备处，参与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

经过阅读和思考，我真切地体会到，人是有限的存在，因而是需要信仰的存在。正如周国平所说的那样，人生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作为瞬息和有限的存在物却向往永恒和无限。马克思说过，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是有道理的，为我们结合社会经济基础探讨宗教的历史性特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但是这并不是真理的全部。宗教信仰除了与生产活动有某种联系外，还有其更为深刻的人类精神性的根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人生到底有何意义？这是很多人会经常想到并企图获得答案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科学是无能为力的。根据思格斯的论断，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一命题也许是符合科学的，但是这一命题并不能回答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也不能告诉人们何为人生的目的。同样，作为所谓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概括与总结的哲学，也不能很完满地回答上述问题。根据康德的观点，这些问题都超出了人类感觉和理性所能够把握的范围，应该由信仰来解决。

根据这一认识，我形成了应该区分人类不同实践领域的观点。人类的实践活动，应该是包括物质生产活动、科学研究活动、社会管理活动、审美及艺术创作活动、信仰践履活动等几种虽有种种联系但却有明显区别的不同领域。宗教作为信仰践履，既不同于生产活动、科学实验，也不同于社会管理、审美艺术创作。人类的不同实践领域，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目标追求、操作方式和评判标准。我们既不能用信仰践履去取代或否定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社会管理和审美艺术创作的实践，也不应该用生产活动、科学实验、社会管理和审美艺术创作的实践去取代或否定信仰践履的活动。给宗教信仰活动贴标签、戴帽子、打棍子或者将其纳入其他领域而进行管理的做法是极其不妥当的。

从释迦牟尼佛之后印度各代祖师到菩提达摩，从慧可、慧能到虚云，从慧远、善导到印光等中国那么多聪明睿智的高僧大德，义无反顾、孜孜不倦、百折不挠、终身不渝地投入到信仰践履中去，那绝不是如有人所说的是值得同情的耗费生命和精力的愚昧之举，而正是说明信仰践履活动的魅力和动力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精神或生命的内部。他们不是值得人们同情，而是值得人们由衷的敬佩。在他们看来，那些沉湎于六道轮回的凡夫众生才是可怜悯者。

再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究竟如何契时契机、实现佛教制度和弘法方式的现代化的问题。我以为，佛教是精神信仰，是修持践履，关注人的精神生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是其出发点与归宿点。佛教不是科学技术，不是世间学问，没有必要与现代自然科学去类比、看齐、比试高低。用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境界、阿弥陀佛及释迦牟尼佛的神通事迹来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前卫理论相比较是不恰当的。人们总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把科学性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于是就有了所谓“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形而上学”、“科学的艺术”、“科学的宗教”等等与科学嫁接的名词术语。好像不具有科学性的就是错误的或者是无意义的。划清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不同地盘，是康德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所做出的一个重大贡献，我们为什么要从康德那里退步呢？我们很少见到哪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宣称基督教是最高的科学，但是我们遇到不少佛教法师声言佛法是最高的科学或者佛教最符合科学理性。我们倒是需要问一下，如果佛教不具有科学性，佛教徒就不再信仰了吗？让坚持断见的科学家承认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佛教徒就可以因此而放弃这一被称为佛教的“实理”和“根要”的基本理论吗？所以，我以为，不应该把是否符合现代科学作为佛教法师实现佛教现代化的诉求指标。

我以为实现佛教的现代化主要应该在如何契合现代工业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潮流上做文章。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甚至博爱的思想，都是佛教本来具有的理论资源。仅仅净土宗所推崇的五经之一的《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恒顺众生愿”，就可以超过整个儒家经典所表达的思想境界。这一愿，足以引申出慈悲、博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现代理念以及抑制市场经济引发的弊端、救治世道人心的一切药方措施。只需把佛教在皇权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化、本土化过程中丢掉的东西再找回来并在新时期加以随缘发挥就可以了。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三阶段的理论指出，根据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人类社会依次经过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以物为中介的人的独立性以及以人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三个大的社会形态。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是第一阶段，其主要表现就是人对人的依赖性，奉行人治和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是其必然的要求。在中国，皇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在印度，佛是人天师，国王等都是凡夫，也要奉佛陀为师。出家僧人高于在家的俗人。在家的父母见了出家的儿子也要顶礼膜拜，说这不是拜儿子而是拜佛弟子。出家僧人见了国王也是不跪拜的。《法华经》中佛陀甚至还把国王、王子作为不应亲近的对象。但是具有原始民主性质的佛教传到中国以后，就不得不屈从于中国当时的皇权专制主义了。当然也有慧远等高僧大德坚持沙门不敬王者的原则，但总体上佛教是在奉行“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古训的。面对“三武一宗”的毁佛灭佛，佛教徒只能被动地受戮。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佛教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放弃自己的本色，向占统治地位的儒家靠拢。这是不得不如此的。因为农业自然经济是皇权专制主义的深厚土壤，任何思想理论都不能够超越经济制度所规定的道路。从禅宗和净土祖师留下的思想理论资源来看，大都在弘扬佛法的同时大力宣扬儒家纲常伦理。这是他们契合自己的时代所应该采取的合理态度。

现在的中国，农业社会正在向工业社会转换，市场经济正在取代自然经济，人对人的依赖性正在向以物为中介的人的独立性转变。与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必然也要取代与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文化形态。由皇权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过渡到民主法治的制度理念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而正在这一转型之际，社会上却出现了一股由民主法治的新文化向纲常伦理的旧文化倒退的思潮。全面尊孔祭孔、读孔孟古经的活动甚嚣尘上。在此之际，一些现代佛教法师也不甘落后，也在大力鼓吹尊孔读经。我以为，这是不明智的做法。什么是明智的做法？明智的做法应该是恢复佛教的本来面貌，为慈悲、博爱、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做出自己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基督教如果不实行宗教改革，仍然保持中世纪的老样子，肯定不会在现代西方社会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样，佛教，包括禅宗净土宗在内，如果在社会转型之际仍然与维护皇权专制主义的儒家文化纠缠在一起而不恢复自己的慈悲博爱、恒顺众生、尊重个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本性，那佛教就不可能在新时代的中国获得应得的地位。佛教各宗各派的精神领袖是否可以成为有历史影响的新的祖师，就看这些领袖是否能够把佛教长期在中国化、本土化中失去的慈悲博爱、恒顺众生、尊重个性、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本性恢复过来，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需要。

我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道安所确立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古训，应该改为“不依民主，则法事难立”的新规才对。这是“三武一宗”的毁佛灭佛、太平天国的毁佛灭佛、冯玉祥的毁佛灭佛、“文化大革命”的毁佛灭佛历史教训所证明的真理，也必将为佛教在民主法治的宗教自由氛围中得到繁荣发展的未来历史所证明。

本书中的文章，大多发表在《社会科学评论》、《五台山研究》、《南山梵音》等刊物上，这里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表示深深的谢意！

因为各文本是独立成篇，编排在一起就会有一些重复的地方，这些重复的内容均未作删除。这里需要引用唐君毅先生的话：“歌德曾说：‘如真理不重复，则错误将重复。’我希望我所说的是真理，有些话是不能不重复的。”我虽然不认为本书中那些重复的话一定是真理，但是最起码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应该引起一定程度的注意的。

感谢海南三亚功德基金会所提供的研究条件和出版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