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丛书收录了包括邵燕祥、柳萌、鄢烈山、朱铁志诸先生在内的读者熟知的杂文大家。他们的杂文共同点，起码有这四个夫字：“岂有此理！”笔伐政界、学界、文化界……岂有此理之人、岂有此理之事，不管是多么形形色色、光怪陆离，有着怎样闪光的头衔、动听的言辞、华丽的外衣，都让其显示出本来面目：或狰，或伪，或脏，或丑。

高为编写的《书缘与人缘》则为“岂有此理”丛书之一，具体内容包括《鹤坪印象》《谁的悲哀》《不可小觑的旧版书》《伪书盛行谁之过》《传记只读前半部》等。

《书缘与人缘》是由高为编写，《书缘与人缘》共分3个章节，旨在警示国人，大力提倡读书。具体内容包括《鹤坪印象》《谁的悲哀》《不可小觑的旧版书》《伪书盛行谁之过》《传记只读前半部》等。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第一辑：书评集萃

 谋道者的悲哀——读《吴宓与陈寅恪》

 凡人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短简缀编》读后

 告诉你一个真“天国”——读《太平杂说》

 “屁话”连篇——读《改正了也是坏同志》

 藏策及“藏氏理论”——读《超隐喻与话语流变》

 雾里看“贼”——读“小女贼系列”

 “大师”“小贼”相得益彰——读《历史的脸谱》

 双面人钱海燕及其新著《淑女教唆书》

 两个郑袖的PK——读《郑袖的梨园》

 取精用弘烛幽照微——《打捞历史的碎片》读后

 说不尽的晚清道不完的民国——《倒计时》《烽火智囊》读后

 文理打通精彩纷呈——读《中国景色》

 真情博爱之歌——《生命如歌》编后赘语

 喧嚣尘世的一泓清泉——读《寂寞烟花》

 欲望时代的残缺人生——李绵星小说印象

 白丁惊艳——《朱颜别趣》编后记

 “向沙漠进军”——重读《看风云舒卷》

 “猛人”刘杰及其《纸醉金迷多忧愁》

 寻找奇石魂——张传伦及其《柳如是与绛云峰》

第二辑：书人书事

 鹤坪印象

 百花同人

 谁的悲哀

 专业、业余及散文——从《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谈起

 《徘徊在门外的感觉》后记

 书名、后记及其他

 不可小觑的旧版书

 拒绝初版本

 伪书盛行谁之过

 书何以畅销

 畅销书与垃圾食品

 开卷未必有益

 渐行渐远的欢乐

 马凡陀山歌二首

 如何看待书价

 书不赠人

 书的形式与内容

 书友

 版本闲话

第三辑：书生意气

 扯淡对点烦

 研讨会刍议

 传记只读前半部

 第一口白酒

 谁比谁傻

 亡国之主多有才艺

 官大××长

 坏事变好事

 头大未必体长——从领导的身高说起

 喜剧，还是戏剧

 亦是亦非“相当于”

 西方的忏悔与东方的隐讳——以德国和日本为例

 震惊：300多万右派！

 和谐就是妥协

 越“堕落”，越“快活”

 切忌“走近”大师

 第四辑：书外闲话

 做还是不做，这是个问题

 老儿送的外号

 交情

 闭上眼睛赶路

 日读一万与夜写三千

 距离产生爱

 收藏或投资

 书缘与人缘

 午午时午夜

 做题目

 最怕电话入梦来

 补偿与代价

 三种气节

后记

《谋道者的悲哀——读〈吴宓与陈寅恪〉》

思想超前的是疯子，行动落后的是傻子。反之亦然。社会消灭疯子，消遣傻子。相比较而言，疯子的命运更悲惨(疯子的几种—_先知、维新、变法、改革、改良者，绝大多数没有好下场)。他们都是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人。他们不懂得因人而是非，随世而浮沉，只知道死守着自己的“道”，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甚至以身殉“道”。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对于2200年前的屈原，他当然是后觉，而对于40年后的老舍，谁能说他就不是先知？

王国维在遗嘱中指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此处，“陈”指陈寅恪，“吴”指吴宓。陈、吴二先生对王国维这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之自沉原因，各自表示了看法。陈寅恪在那篇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思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吴宓在王国维自杀的当天(1927年6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对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吴宓在晚年写道：“此序陈义甚高，而至精切。寅恪在1927年，已看明1949年以后之变，可谓先识之士矣。”

陈寅恪所“先识”的，远不止这些。1950年9月18日，陈寅恪致函吴宓：“现已将拙著《元白诗笺证稿》约16万字11月底出版。当寄呈一部求教，并作为纪念。因以后此等书恐无出版之机会故也。……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1961年9月3日，陈寅恪在《赠吴雨僧》的四绝句的第一首中有“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的诗句。1962年，因旧稿交付书局后长期无音信，陈寅恪对来访的胡乔木嘲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应验了。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吴氏园海棠二首))1936年)”“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还忆去年人。(《残春》1938年)”可是，有先见之明又能怎么样呢？知易行难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史学家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既是史学名著又是文学名著的前四史，其作者皆为一时之俊杰，鉴往知来，他们本应更懂得避祸保身，可他们的结局却都很不妙。如果说他们的不幸是由于卷入了当时的政治，那么，陈寅恪、吴宓的悲惨遭遇则完全是无妄之灾、飞来横祸。

陈寅恪“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而吴宓解放前就“绝口不谈时事，学生登门求教，他先宣布戒律：只准商讨学术和爱情问题，而决不允许触及时事”(郑朝宗)。虽然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坚决不往；因平生鄙视殖民地的生活，也不去香港而愿留在大陆。吴宓谢绝了老友钱穆的邀请，没有去香港。“快到解放时，宓自己决定，不问祸福如何，我决定不到外国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寅恪、吴宓决定留在大陆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他们心无二用，一心谋道。

陈寅恪、吴宓所谋之“道”，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一种“不可道”之“常道”，用陈寅恪的话来说：“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吴宓对法国著名考据学者伯希和的评价是：“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他们不知道，“天”已变，“道”肯定也会变。他们以不变应万变，必定同时代格格不入。

对“道”的虔诚，又使他们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1921年，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提前一年回国。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他辞去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的聘约，而接受了南京高师的聘约，月薪160元。1927年7月18日，陈寅恪、吴宓等教授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清华校长违背校章，妨碍全校发展的决定。同年11月10曰，在教授大会上，陈寅恪当面要求校长曹云祥辞职(曹云祥深恐梁启超代之为校长，搞了些阴谋活动)。陈寅恪很少涉及行政俗务，而在1927年的两次风潮中却颇积极，其本意在于维持和营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学术氛围。

陈寅恪在30岁的时候曾经说过：“吾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在这里，陈寅恪表达了对学术自由的向往，他不愿意使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

在晚年，陈寅恪写道：“默念生平，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陈寅恪自己曾“痛斥周扬”，有“当仁，不让于官”之气节。

正因为陈寅恪不用学问做交易，更不靠道德谋生，所以，他的学问、道德受到了海内外朋友、学生的景仰、推重。“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以是和平收取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酬，李一平答以二事：(甲)请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葵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派李一平来迎。(143页)”1967年底，红卫兵要抬78岁又盲又跛的陈寅恪去批斗，陈夫人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替陈寅恪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替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蒋天枢)”

最令人感动的是吴宓先生。1964年曾计划请假去广州(吴在重庆)住半年。“为寅恪兄编述一生之行谊、感情及著作，写订年谱、诗集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吴宓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批斗，但他更担心陈寅恪的安危。1971年9月，吴宓实在按捺不住对陈寅恪的系念之情，甚至冒着加重惩处的危险，径直给广州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写信，了解陈寅陪一家的状况(152～153页)。每当读到此处，我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1969年5月5日，陈寅恪以八十高龄，被迫作“口头交待”，直至不能讲话才罢休。讲话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同年，陈寅恪有《挽晓瑩》一联：“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从1969年上溯40年，正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兴办、繁荣时期。那时，陈寅恪生活最安定、心情最舒畅，月薪400元大洋。美元与大洋之比是1：1.76—1.78(3页，31页)。一块大洋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只鸡蛋(王映霞)。到了1961年，吴宓欲从重庆到广州拜访陈寅恪，陈写信嘱吴：“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1929与1969，对照读来，似有隔世之感。

破坏容易建设难。陈寅恪在国外留学18年，与玄奘西天取经的时间相同，但二人的遭遇简直无法相比。我们再也不会拥有陈寅恪这样的大学者，因为难得有人去国外花那么长的时间学习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学问，崇尚物质的社会不会产生崇尚精神的人杰。清华前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我的母校吉林大学扩招后据说成了中国第一大高校，大楼不少，但大师呢？

曾有人撰文公然为脑体倒挂辩护，声称搞文史的人要更新知识，否则就得受穷。在教授卖馅饼被作为时髦而宣传的时候，陈寅恪是否也会“下海”？卖货眼睛看不见，卖唱力气又不足，看来只能卖卦测字了。我们也不会再拥有吴宓这样古道热肠的教授了。今日的“吴宓”会因为唯一的教授名额而与“陈寅恪”争得不可开交。因“吴宓”工龄长，代理过系主任，当过院长，十有八九能夺得那个名额，把“陈寅恪”气得发昏。

1925年，因为赵元任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哈佛大学指名要陈寅恪接替赵元任，并且许以高薪。赵元任写信征求陈的意见，陈回信说：“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黄延复)”信写得多么潇洒，多么自信！

1973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硕果仅存的赵元任偕夫人杨步伟回国访问，受到了人民共和国总理长达三小时的接见。九泉之下受尽折磨死不瞑目的陈寅恪夫妇，此时此刻，对这两位老朋友又想说些什么呢？又能说些什么呢？

P3-7

我想很多人都看过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在银幕上再现，一个个悲惨的镜头，让我们的心头滴血。《南京！南京！》的二个惊叹号，分明象征着警世钟，紧迫地告诫国人，毋忘国耻！振兴中华！我替北方文艺出版社主编的这套读书随笔文丛，起名《书声！书声！》，决非跟在陆川身后“东施笑颦”，而是受其启发，在“书声”后加上惊叹号，旨在警示国人，大力提倡读书，是到了确有紧迫感的时候了！

谁能说得清当下有多少农村儿童失学？多少农村小学关门？以我的切身经历来说吧。1942年，我虚岁六岁，在江苏建阳县(今建湖县)蒋王小学上学。这是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创办的新式小学。无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这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小学，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并有英才出现。但我三年前返乡，这所学校已关门大吉，宽敞的校舍，成了祭祖的场所。如果列祖列宗地下有知，当为子孙的失学而“长太息以掩涕兮”，无可奈何。我家曾请过几位小保姆，都很聪明，却因家贫而早早退学。第一个小保姆只读到初小四年级，我问她知道周恩来、朱德吗？她说没听说过。我妻叹息着说：“这简直是新一代愚民。”另一位小保姆，读完高小，算术、语文、美术的成绩都很好，但未学过地理，一次问我：“伯伯，上海是不是在内蒙古呀？”我忍不住捧腹大笑，夸她真有想象力。其实，这样的女孩，国中又何止成千上万！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愚蠢的民族。大量的学校不断关门，大量的儿童不断失学，如果对这种状况听之任之，发展下去，我们的民族总有一天必遭报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是可以断言的！

文坛耆宿吴江先生已年逾九十，去年书一联语赠我：“人生到老尽归佛，唯有神仙不读书。”何其有味也！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有提倡读书的传统。在农业社会，“渔、樵、耕、读”，是家家户户遵奉的信条。即使在工业文明昌盛的当代，这一传统并未断绝，石在，火种就在，读书的种子始终在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天寒地冻、狂风暴雨，都不能摧垮它。非典肆虐的那年，我在京中谈非典色变、形势严峻的日子里，去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仍有几百位读者在买书、看书；在三联韬奋中心，也看到有几十位读者在买书、看书，而且其中还有几位小朋友。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作为一个学者、作家，还有什么情景，比看到在如此严酷的日子里，读书入仍痴心不改，更让我感动呢！我认为，当今世风浇漓，浅薄浮躁，日甚一日，读书的形势相当严峻。但是，悲观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当然，我们要不断为提倡读书鼓与呼，编这套读书文丛，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加入本文丛的作者，有学者、编审、评论家、作家，虽然岗位不同，但都是毕业于名牌大学、手不释卷的饱学之士，而且都是思想者。显然，他们的作品，是值得读者认真一读的。

20lO年8月24日下午于老牛堂

这是我的第二部随笔集。

本书分四部分：一、书评集萃，收入了我近五年的部分书评，主要是文史方面的；二、书人书事，写的是与书有关的同事、朋友、自己。作为编辑，这应该是自己的主业；三、书生意气，现在这个世道，聪明人越来越多，书生越来越少。既然是“书声！书声！”丛书，总要有意气风发，发言出声的时候，否则，枉为书生，尽管书生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贬义词和不识时务的同义词；四、书外闲话，谈的是书生的日常衣食住行。

我国年出书十多万种，其中许多是可有可无的。编辑最大的悲哀，是在不断地把有用的树，变成无用的书。希望本书能对世道人心有些微帮助，哪怕作用类似于竹头木屑、牛溲马勃。

读别人的书，对长长的鸣谢名单总是没兴趣，或者说有反感，以为俗不可耐。轮到自己写后记了，却发现源自内心的感谢是不能省略的，否则，岂不成了忘恩负义之人？

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王春瑜先生。1997年我组织“说文谈史丛书”，与王先生相识。王先生不仅很快提供了稿件(这就是1998年出版的《漂泊古今天地间》)，还介绍了自己的朋友、中国台湾著名学者苏同炳(庄练)。我先后责编了苏先生的四部书《长河拾贝》《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国古代名女人》《中国历史上最具特色的皇帝》。王先生还为我策划了好几套丛书，并且促成了我第一部随笔集《徘徊在门外的感觉》的出版。就连这部《书缘与人缘》的书名，都是王先生替我取的。

感谢《文学自由谈》主编任芙康、副主编黄桂元两位先生。作为兄长似的老师，不但为我改稿件内容，还替我改篇名，对我帮助、促进极大，使我那些幼稚的短文，能够经常接受读者的批评，这对于重树我的自信心，有非常大的作用。

感谢伍立杨、雷电、徐冰、党明放、刘运峰、罗文华等朋友的鼓励。朋友，是永远的财富。

感谢北方文艺出版社宋玉成社长的大力支持和李玉鹏主任的辛勤劳作。是你们提供了拙作出版的机会，也使这些短文能与广大读者见面。作为同行，你们的辛苦我感同身受。多谢多谢！

最后感谢我的妻子。二十多年来陪着我受苦受累受罪，却很少有怨言，把家庭治理得井井有条。天津市人均居住面积是25平米，我虽然有35年的工龄，却生活在平均值之下，真正是愧对长辈和妻子女儿，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极大的失败。偶尔想起，不禁悲从中来。

什么也不用再说了。

201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