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世纪的最后一年，王蒙《狂欢的季节》出版了，为他此前断续绵延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这是他《季节》四部的最后一部，前面的三部分别是《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和《踌躇的季节》。《季节》四部无论对于王蒙本人，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都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

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系列长篇小说《季节》，包括《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四部。作品以主人公钱文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展现新中国最初三十年的风云变幻，描写一代人与国家命运血肉相连、为革命事业忘我献身的真挚情感，以及他们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狂热、迷失、扭曲、彻悟。作品大开大阖、汪洋恣肆、酣畅淋漓，寓庄重于诙谐、见真实于荒诞。

《季节》是一代人的心灵传记，是共和国那段历史的小说文本。

恋爱的季节

失态的季节

踌躇的季节

狂欢的季节

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够爱了，觉得爱正在向自己走来，觉得幸福的花朵已经在每个角落含苞待放，幸福的鸟儿已经栖息在每间房屋的窗口。

周碧云从小长成一个大个子，大头大脸大脑门——光滑而又凸起的前额。大脑门本来是聪明的征兆。大个子——不知为什么——又很容易被视作愚傻。“傻大个儿”，从上小学就有几个女同学这样称呼她。她一生气就瞪眼、噘嘴、憋气，一副呆样儿，更证明她自己确实是个傻大个儿。只有在和男孩子一起做游戏的时候，她才充分体味到自己的大个子的优越性，她稍稍一跳，就可以从空中把球“断”走。她从小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她不喜欢女生的一切——小剪子、小镜子、小梳子、抓子儿、头绳、胸针……也不喜欢她们从早到晚的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老师偏向谁老师讨厌谁、谁谁爱显摆谁谁太窝囊的喁喁私语。

周碧云的祖父好像是北洋军阀时期的一位部长，为官不足一年就下了野，移居津门，吃斋念佛，但短短的任期仍然创造了最佳的效益，他在天津超度灵魂的同时拥有三处房产、两处铺面，家中保险柜里放着黄金银元，据说他还有一些外币和外国公司的股票放在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去处，而他是在四十八岁时突然发作心脏病死去的，他的秘密私房财产究竟躲在哪里等候发现发掘，至今是一个谜。

周碧云的父亲周大纲年轻时无所事事而又风流倜傥。他会唱英语的流行歌曲，又会填词做赋。“学书学剑两无成”，他工科大学没有上完，商科大学也功亏一篑，说是因为患肺结核而辍学——肄业了，虽然此后的多次透视和x光照相都说他的两片肺叶干干净净，不但没有病灶，也没有钙斑。他爸爸给他找了一个铺面上的差事，他出现在铺面时更像一个梦游者。倒是他的妻子，南开大学国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既是贤妻良母，又是商务社会事务的自来通，还弹得一手钢琴。她长得方方正正，有点男相，个子也比较高。显然，周碧云更多地继承了她母亲的遗传。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周碧云的父亲变得热心于政治，热心于左翼文学。他从巴金读到鲁迅，又读到叶紫、柔石、胡也频、蒋光慈，最后迷恋于夏衍、丁玲和艾青。他通过自己的旧交和中共的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他甚至要求到解放区去、入党、打游击。党的领导人告诉他他应该保持他的上层身份，党外人士身份，从长远看，他能起别人起不到的作用。他掩护了、资助了不少重要的党的领导人。解放以后，他以一个民族资本家与民主人士的身份被请到北京担任一个局长并兼一个民主党派的中常委。碧云是随父母到北京来的。

碧云上到小学五年级，一九四二年，妈妈发现了她的男孩子气，便禁止她再与男同学一起野跑，下课以后要回家练钢琴与做女红。她又哭又闹，但母命是不可违背的，她学会了钢琴，却没有学会任何手艺。舒亦冰是碧云在钢琴老师那里结识的，碧云的母亲对亦冰也很青睐，他的文质彬彬谦恭有礼只会带着碧云变得更雅致也更闺秀。母亲的下意识里不是反对而是欢迎碧云与舒亦冰相好。

舒亦冰的父亲是一个留过洋的教授，他母亲(继母？)是棕发碧眼的外国人血统。是白俄？北欧人？盎格鲁撒克逊人？舒亦冰说得吞吞吐吐，他和他的母亲似乎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他不喜欢回答任何人对他的母亲的血统问题的提问，他宁愿回答：“她是中国人，她是我母亲。”这种回答使你无法再问下去，再问下去似乎就是怀疑其母“不是中国人”，而许多许多年以来“不是中国人”似乎是一句骂人的话。如果你问：“是你亲妈吗？”舒亦冰也仅仅回答：“她是我母亲。”而且脸上显示不悦的神色。不知道是因为想起了她并非“亲妈”，还是因为她的“亲妈”身份竟屡受怀疑。

舒亦冰家里并不阔绰，他们和一位制碱工程师合用一幢二层小楼，室内的陈设都相当老旧。有一个古老的落地式座钟，坠着好几个铜钟锤，每半小时打一次点，打点的时候从钟的上方的小木房子里跳出一只杜鹃，几点就叫几F。他们家的百叶窗也使人觉得幽然，打开百叶窗，依稀看到窗外的一棵梧桐，梧桐的丰茂的枝叶的影子与百叶窗的窗叶相重叠，相嬉戏，相分隔，使房间变得清凉、静谧，似乎远离了嘈杂的城市。他们家的窗台上还摆着一个圣子像，圣子躺在一个藤条编的篮筐里，铺着的紫褥子面上有矢车菊花图案，褥子有破洞还有缝连的痕迹。圣子的右拳拄着嘴巴，左臂放松地放在自己身上。即使他代表的不是耶稣，也给周碧云一种又平和又纯洁的光辉感觉。

可能是由于“洋气”，周碧云每次到舒亦冰家来，都觉得他们家有一种不I司寻常的“正规”劲儿。连喝茶也要叫在一起，按固定的位置坐到茶桌边，摆上一碟小饼干，一碟坚果，一碟方糖。吃饭的时候更是程序井然，汤、菜、饭、馒头、面包、筷子、勺、削果皮刀直到凉开水与茶水摆在什么地方，是固定的，先吃什么后喝什么，吃哪样或者喝哪样用什么餐具，都有死规矩。这里的吃饭是一种仪式吗？碧云想。在她家，即使爷爷给观音像烧香叩头也没有这样郑重和一丝不苟。

在碧云跟随父亲变得愈来愈左倾，而且很快她与学校地下革命组织建立了联系，变成了地下党的一个“进步关系”，不久又成为青年革命组织的一员，从而比她父亲更左倾以后，她曾经以轻蔑的口气发问：“你们家哪儿来的资产阶级的一套臭讲究？”舒亦冰则是抱歉地一笑，慢吞吞地解释说：“我们也惯了。不这样，茶和饭好像尝不出滋味，也消化不好。”“什么消化不好？”周碧云大声反驳，豪爽中不无撒娇的意味，“如果是打游击，打反动派，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要这样摆来摆去地吃饭喝水吗？”“你总不能在我们家里打游击嘛。”舒亦冰忍不住辩解说。于是周碧云不高兴了，转过身背对着舒亦冰，任凭亦冰说什么也不答理。等亦冰说得口焦舌燥心烦意乱几乎要哭出来喊出来却又哭不出来喊不出来的时候，周碧云会突然转过身，站起来，哈哈大笑，用连珠炮般的速度提问：“快说，原始共产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的那个社会是什么社会？三个小和尚一顿吃米饭半碗，两个大和尚每顿吃米饭三碗，一个老和尚每顿吃米饭两碗，小和尚一天吃四顿，大和尚一天吃三顿，老和尚一天吃两顿，十天他们总共吃了多少饭？还有，克雷蒙梭是哪国人，生卒年月，主要事迹，你知道吗？”刚一顿，她拍手说：“哈哈，你不知道。你只会唱rose rose I love you。”然后她唱起解放区(至少她以为是解放区)的歌：

她的确傻，顶顶有名的傻大姐，

三加四等于七，她说等于八，

……有了文化就不会这样傻！

然后她扶着椅子弯着腰笑，越笑越直不起腰，笑得脸也红了眼泪也流了头发也乱了，她扬起她通红的脸庞，用含泪的眼睛无限爱怜地直勾勾地看着亦冰。她笑的容貌不美，她笑的样子好像缺了根弦，她笑的声音有点刺耳，但所有这些都因为纯洁、热情，因为青春的初恋的无忧无虑无拘无束而升华，她变得更加楚楚动人。亦冰拉住她的手，他沉浸在一种陶醉和虔敬的情绪里，他的眼泪也在一点一点地涌出。碧云拔出了自己的手，理一理自己的头发，她说：“我该走了。”

下次见面的时候，他给她看了他写给她的诗：

你欢笑的天使，快乐的精灵，

好像唤醒世界的春雷的是你的笑声，

无端的忧愁踩踏在你强健的脚下，

注视我吧，我等待着你目光的深情。

“好吗？”他问。

“不好。天使精灵不好。无端忧愁不好。目光等待也不好。又不是排队兑换金圆券，你等待什么？”碧云不悦地说。  亦冰默然。良久，他说：“我再给你看一首。”

“不！为什么是看？你要给我念。你要给我朗诵。”

“可我的诗不适宜朗诵。我的诗，无法出口。”

“那我就不看。”碧云闭上眼睛。

“那好，”亦冰无奈，“那我就念吧：

秋天的太阳落入了深沉的黄昏，

墙角的蟋蟀回忆着夏日的纷繁……”

“不好，不好，不好！我不听！”碧云站了起来，把舒亦冰手中的他写诗的笔记本夺了过去，推到桌子一边：

“你为什么写得这样狭隘，这样空虚，这样消沉！我真不懂，你这么年轻，这么健康，你的血应该是热的，心应该是红的！在咱们国家，光明正在和黑暗搏斗，自由正在和奴役搏斗！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四平，在华东，粟裕将军的部队七战七捷，在陕北，国民党的军长已经被俘！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给蒋介石的新的军事援助项目，那些个子弹炮弹炸弹是对着我们的，是屠杀人民的，是屠杀你和我的！我们要建立的国家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民主的、独立的、繁荣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乞丐妓女也没有百万富翁，没有小偷强盗也没有半夜抓人秘密处决的特务警察，没有饥饿也没有大腹便便的官僚，没有麻风病也没有人吸鸦片……这是人民的事业，这是革命的事业，这是我们的人生！那些书我不是也都给你看了吗？你怎么无动于衷？你怎么总是落日、蟋蟀、秋天、眼睛、天使……世界上哪里有天使？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靠我们自己，一切靠我们的斗争！我们已经牺牲了多少烈士！烈士的鲜血流成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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