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间大学，他在教育和翻译成就上远超过一般的来华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阅读他的传记对我们而言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翻译史的一种回放。

本传记作者在资深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传主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以及令人钦佩的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写就。书中除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外，还通过引用狄考文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文章、著述等，透过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使我们对传主本人和晚清中国社会以及百姓的真实生活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为我们从多个角度去了解狄考文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提供了可能。

本传记由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时的同窗好友、后任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费舍博士撰写。作为狄考文的同学和终生的知己，他站在资深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对传主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书中除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外，还通过引用狄考文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文章、著述等，透过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使读者对传主本人和晚清中国社会以及百姓的真实生活有了全方位的了解。

序

前言

第一章 家乡

 出生──坎伯兰谷地──家庭出身──弟弟、妹妹、父母、外祖父──迁至“隐居处”──农场生活──在家里──青少年时代的故事

第二章 长大成人

 家乡的滋养──家庭的影响──结识一位乡村小学校长──在亨特斯敦学院──在镇区小学任教──在邓拉普河学院──公开发表入教誓言──在杰弗逊学院──我对狄考文的回忆──杰弗逊学院的教师们──1857年的毕业班──一封纪念毕业50周年的来信

第三章 选定终生事业

 母亲与国外传教事业──比弗学院──决定做一名牧师──西方神学院──教职员工──宗教奋兴运动──对传教事业的兴趣──获准传教──考虑将传教作为终生职业──做出决定──俄亥俄州特拉华镇──延迟出行──圣职授任──结婚──终于启程

第四章 开赴一线

 确定前往中国山东省──海上航行──一路上的艰辛和考验──到达上海──乘船前往芝罘──船只触礁──在海滩上迷路──获救并到达芝罘──坐搧子到达登州

第五章 新家

 狄考文夫妇的居所──当时的登州──在登州开始传教工作──观音堂──制作炉子和煤球机──独自住在观音堂里──观音堂的缺陷──建造新家──家庭生活

第六章 精神生活

 并非一个梦想家──慈悲之心──获得重生──转意归主──有关宗教体验的记录──痛苦和解脱──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宗教生活的尽善尽美──忠诚于自己的信念

第七章 从事福音传播工作

 学习汉语──障碍──开始说汉语──登州的小教堂──山东省──出行方式──几次出行经历──第一次乡下之行──中国的旅馆──一次为期四周的巡回传教──到潍县──对外国人的敌意──骚扰行为──与狄邦就烈一起进行巡回传教──中国的皈依者──到省会和泰安──减少巡回传教的次数──后来的几次旅行

第八章 登州蒙养学堂(文会馆)

 蒙养学堂的创建──教育和传教──首批学生──资助的手段──不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学校的发展──一天中的课程安排──对学生的关爱──校规校纪──一次自杀未遂事件──第一位学生转意归主──首届毕业生──休假归来后受到的欢迎──进一步的发展──学校2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第九章 负责美华书馆事务及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为期刊撰稿──英文书籍──上海美华书馆──担任美华书馆临时负责人──约翰?马蒂尔──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早期完成的中文书籍──学校用教科书──《北平官话字典》──《官话课本》──对出版物严谨的态度──金钱上的回报

第十章 对当地基督徒的关爱

 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登州的教会──教规──登州蒙养学堂的男童转意归主──在登州担任临时代理牧师──被推选为牧师──作为一名传经布道者──荒野中一群离散的绵羊──招远的苗先生──聚会──最后几次乡村之行──《传教方法》──长老会山东教区──在乡村召开的长老会教务评议会──中国宣教大会──担任宣教大会会议主席──出席长老会大会

第十一章 山东大学堂

 “山东大学堂”──学校的设施──物理和化学仪器──筹集仪器设备──从监督的职务上卸任──格致书院──校址和捐款资金问题──登州文会馆迁址到潍县──新一任监督──“广文大学”──狄考文本人搬迁到潍县──担任临时监督──辞去所有职务──学校的现状

第十二章 仪器设备及机械的制造和使用

 在制造和使用仪器设备和机械方面所做出的成就──早期的天赋──自学成才──工作间──早期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对福音传播事业的帮助──参观者──帮助当地人自食其力──争取订货单──一道数学题──演示

第十三章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

第一次在华传教士大会──汉语──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商议《圣经》新译本的问题──制定计划──遴选《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译者──译者们开始工作──遇到的困难──翻译风格──《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修订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圣经?新约全书》官话和合译本的修订工作完成──总结经验与教训──1907年召开的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圣经?旧约全书》官话和合译本的译者

第十四章 生活轶事

 考验──亲人的逝去──“起义”组织──天津教案──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饥荒──争论──在登州文会馆使用英语教学的问题──感到欣喜和满足──声望和荣誉──旅行──休假──再婚──西伯利亚之旅──重返早年生活之地

第十五章 面对新的中国

 解冻──过去的期望──新的中国的缔造者──传教士的影响──目前的预示──面临的危险──应尽的职责──基督教的未来

第十六章 荣归上主

 最后的那个夏天──病情加重──被转送到青岛──弥留之际──祈祷──在青岛举行的告别仪式──在芝罘举行的葬礼──郭显德博士、赫士博士、富善博士、鲍康宁先生、狄文爱德以及鲁西布道会、英国浸礼会、美国长老会差会部、美国长老会差会部执行秘书布朗和本传记作者所写的悼念文字──“卫真先生”

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据说，而且也应该是事实，一个人只有当他从一所普通大学毕业之后，才会足以认识到自己的无知。

——摘自狄考文博士1857年1月15日写给他母亲的信

本章开头的这句话引自狄考文2l岁生日后一周，在他升入大学四年级快半年时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他接着写道：“发展和提高不可以也不应该随着大学生活的结束而结束。我们应该活到老学到老。”基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可以略带武断地把他的大学毕业看做是他一段人生经历的结束，我把这段过程称为“长大成人”。

在背后支撑所有其他东西的是家乡慷慨赠予他的身体和智慧。从体质上来说，他既没有遗传的缺陷，也没有后天的缺陷。他在17岁时给国内一位近亲的信中写道：“我不仅享受了生命，而且还为拥有着格外健康的体魄而欣慰。”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因久病不愈而卧床不起、无法工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绝不可以认为那就意味着他有着铁人般的体质——这种体质能够抵御自然界的任何恶劣环境而不受到伤害，除非它是致命的。在涉及大学和神学院生活的日记里，他经常谈到一种他归咎于精神方面的问题而带来的疲劳感，但是一位内科医生却会把这看成是一种体质虚弱的症状。在他首次前往中国的航行过程中，糟糕的食物、缺乏锻炼和治疗手段的不完备使他患上了短暂的消化不良症。他偶尔也会得痢疾，而且有一次还患了丹毒。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从来就没有认为自己的体质强健到了可以不适时增减衣物的程度。不过，正是因为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健康的体格和早年乡村生活对他的滋养，他才能够忍受住在中国的45年时间里经历的生活的困顿、艰辛和烦恼而没有彻底地垮掉。

至于家乡赐予他的精神财富，恐怕谁都不会像他那样从内心里拒绝承认自己是一个“天才”，这里的“天才”是指他随时拥有对于他人来说需要学习和努力才可以完成大事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如果说应该有什么例外情况会使他感到欣慰的话，那可能就是与应用科学、机械或许还有数学相关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应用科学上，他有着超凡的天赋。而他自己则把在汉语官话方面取得的成果看做是差不多最巨大的成功，因为他本没有那种不需要时间、努力和耐心就可以学会、掌握一门外国语的天赋。在大学里，他成绩最好的科目并不是拉丁语和希腊语。在中国，其他传教士能够经过短时间的预修就用当地的语言进行布道，而他则是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才熟练地掌握了这门语言。

这就是家乡带给他的体质上和精神上的天资：良好、健康但又非超常强健的体质；在所有学科领域都表现出旺盛的精力和过人的才智——这虽然还没有使他达到出类拔萃、傲立群雄的程度，但也足以使他大大地领先于一般的人，甚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有关他心灵和意志的品质最好还是放到本书的后面章节里再详加叙述吧。

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家乡的馈赠仅仅是他成长和发展的源泉。除此之外，我们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取决于机遇以及如何抓住这些机遇。家乡的氛围与他日后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有很大的关系。他的领导能力成为他的个性特质。

其他一些重大的影响也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距离他们的“隐居处”约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有一座镇区小学，那是一座小的砖砌建筑，“既没有粉刷也没有舒适可言”，设备极为简陋，每年只在冬季开学五六个月。家务和农活的压力从来就没有打断过狄考文家的孩子们到这所附近唯一的中心学校读书。当然，老师的水平通常只能指导孩子们完成最基本的课程学习，除此之外，他们不提供任何其他的课程。然而很巧的是，狄考文读书的那两个冬天里，在任校长恰好是詹姆斯·达菲尔德(James Duffield)，他的一位目前仍然在世的学生描述他是“这个行业里的天才，他领先于他那个时代，而且也领先于他身前和身后的那些人。从外表上来看达菲尔德先生其貌不扬、羞怯畏缩。他的大手和大脚总是不知该放到哪里好；然而在上课时却不是这样，此时他会突然放松下来，完全沉浸在他讲授的内容之中，充满了活力和生气，为自己渊博的知识而深感得意和自豪，而且用他那知识的力量使得每一门课都生动活泼、兴趣盎然，从而给他的每一个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代数学在当时被正统的教育视为无足轻重的一门课。由普通农民组成的视学团从来就没有想到孩子们还会学习代数学。一天，老师的一位学者朋友来到学校，当时恰逢考试期间，老师突然冒出一个令这位朋友十分吃惊的问题——是否愿意看看他的学生是如何解代数题的。这位老师十分了解他的学生狄考文的数学天赋，在放学后他总是很高兴地为狄考文单独教授一下这门课程。当得到这位来访者肯定的答复后，狄考文走到黑板前，用正常速度一半的时间就解完了一道代数题。这位学者又惊又喜，连续出了几道题来测试他，其中一些题是当时使用的课本中最难的，结果狄考文都一一解决了。很难说测试中的这三方——来访者、老师和狄考文，谁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最满意。然而毫无疑问，是这位乡村教师启发了狄考文的数学潜能——也许还包括其他的天赋，也正是这些能力和天赋塑造了狄考文的男子汉气概并使他受用终生。P10-12

当我应邀为狄考文博士作传时，我已着手开始另一部作品的写作，并已完成了一些准备工作；但我还是立即放下手头的活，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之中。之所以这样做，有几个原因。尽管我和狄考文博士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然而，从我们进入大学和神学院那天开始，我就逐渐走近了他的生活，此后我们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时常和他通信，也十分关心海外布道事业，因此，我对他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我对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所以将神学博士学位正式授予了他，而这也是他当之无愧的。我和另外几位他大学时的同学一致认为他是我们中间最可引以为荣的人。当我辞去神学院院长职务之后，他立即写信来建议我利用退休后的时间作一次中国之旅，用我的口和笔为这些从事福音传播工作的人们做宣传。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给我寄来了有关这次中国之行长期发展方向的建议信。在我十分意外地接到了让我为他立传的邀请之后，岂有推诿不从之理？

我写作此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一个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都真实的狄考文博士介绍给读者：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同时还是一名传教士。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在书中大量地引用了他本人的言词。除此之外，我还尽可能地既不隐瞒也不夸大任何值得保留的情节。在我着手为写作此书进行资料准备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狄考文博士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他的事业是如此伟大。如果读者无法从书中体会到这一点，那就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真是那样的话，只能说是书中叙述的言语有瑕疵和不够准确，而并非书中所涉事情本身的问题。

狄考文博士的许多亲朋好友无偿地为本书的完成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在此，我本不该提及他们的名字。然而，我还是要感谢J.M.柯克伍德夫人(Mrs.J.M.Kirkwood)，本书《家乡》一章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她此前已完成的专著。我更要感谢狄文爱德(。Mrs.Ada H.Mateer)，她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的、多方面的帮助：首先，她把手头已有的资料整理好后交付给我，从而大大减轻了我的工作量；继而她又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切实可行的建议，并且亲自为本书添加了大量补充性的内容。

丹尼尔·韦伯斯特·费舍

于华盛顿

1911年

狄考文，字东明，来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36年1月9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1908年9月28日在中国青岛去世，享年72岁。1863年，他受美国(北)长老会差会部派遣，携其新婚不久的妻子，乘坐一艘航速极慢、条件恶劣的帆船，从纽约港出发，经过将近6个月的艰辛旅程，踏上了中国这块土地，从此开始了长达45年的传教生涯，时年28岁。“狄考文虽然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但却是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教育家。他所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所谓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指包括外国教会、中国政府以及私人创办的大学在内的所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郭大松《近代美国北长老会在登州居住和生活过的人员及其著名事迹考释》)。45年间，他“除了办教育，率先为中国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才之外，还为本地商人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了煤球机、麻绳机、织麻袋机、打谷去壳机、磨麦粉机等；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种实验用仪器和设备；先后独自或督率他人译编各级各类现代学校用教科书近30种，宗教著述近10种。中国文学界所熟知的世界著名汉学家、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马悦然(Goran David Malmqvist)，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起了很大作用，而他的老师、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dgren)，则可说是通过自学狄考文的《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过了汉语言关的。狄考文主持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被海内外公认为是最规范的白话即现代语言译本。其语言成就，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中国新文学起到了催化和示范的作用。……诚然，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播上帝之爱，带有浓郁的征服异教的宗教冲动，但也无须否认那时基督教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关切民生和人类所有民族进步的属性，尽管这一属性是基于所谓基督救世和上帝之爱。事实上，就狄考文的一生来看，与其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不如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因之，说狄考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毫不为过”(郭大松前揭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在某种程度上，阅读他的传记对我们而言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翻译史的一种回放。

本传记由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时的同窗好友、后任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费舍博士撰写。作为狄考文的同学和终生的知己，他站在资深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对传主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以及令人钦佩的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写就此传。书中除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外，还通过引用狄考文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文章、著述等，透过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使我们对传主本人和晚清中国社会以及百姓的真实生活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作者又从一个亲历历史的旁观者的角度，对传主所经历的事件给出了自己的分析与评论，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人们对那个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事件的观点与态度。总而言之，本传记为我们从多个角度去了解狄考文及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提供了可能。当然，由于作者与传主的亲密关系，其中不免有些明显的吹捧、奉承之处，又由于其特定的身份。书中个别地方对中国人以及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难免有失偏颇，甚至可能完全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之上，相信读者朋友们自会明鉴。

本书出版于1911年，现在国内已难见到，更无中译本。而且关于狄考文其他方面的情况，国内目前中文资料极少，《登州文会馆志》(王元德、刘玉峰，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国内已很难见到，况且其中关于狄考文本人的资料并不多。同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以及资料等方面的原因，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并没有认真地研究甚至去了解狄考文，对狄考文其人及其一生的事业，有许多问题还不为人知或不为人所承认。这种情况是和这位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极不相称的。这也正是我们翻译本书的缘由，希望通过我们微薄的努力，为中国近现代史及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原始材料，并尽可能地将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给广大读者，或可稍补缺憾。

此书三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具体分工如下：关志远负责翻译序、前言、目录、译名对照表、第一至第九章；苗风波负责翻译第十至第十六章；关志英负责收集文献、资料和与本丛书主编周振鹤教授以及本书责任编辑赵礼寿先生、李琳女士的联络事宜，并参与了译文的校对工作。全书统稿工作由关志远负责，在统一全书风格的同时，对全部译文进行了校订与修改，同时还收集、整理了书中所有的图片资料。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不一一列举。同时对于原文中一些明显的谬误，也给予了保留，但为了提醒读者阅读时注意，我们采用了译者按或随页注的方式进行了说明。译者们补充的很多注释，也都在书中用脚注的方式标示出来，供读者参考。

该书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众多。所以，整个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同时这也给我们的翻译工作带来了颇多的困惑和不小的难度。所幸的是，全部译稿由本丛书主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进行了细致而认真的审校，发现和纠正了很多历史、官职、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和译文的错误，保证了译稿的质量，他那渊博的学识和热情的态度使我们受益匪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礼寿先生、李琳女士和黄婷女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译者保持了经常的联系，并为本书的面世付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与他们的合作对我们而吉是一次难得而愉悦的经历。在此，译者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虽然已经竭尽全力，但译文中不妥甚或错误之处恐怕仍然在所难免。深望海内外方家和各界读者朋友不吝赐教，向我们及时指出，以便再版时予以更正。

译者

2008年10月28日

于北京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