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随手翻阅的图书，你熟悉的每位企业家都将自己的思考写入了其中。柳传志、刘积仁、王文京、张跃、任志强、田溯宁、陈东升、王梓木、王维嘉、张树新、王中军、冯仑等众多中国企业界顶尖人物将于此与你进行亲密对话以及给予你深刻的思考。

中国企业家论坛是企业家的思想盛宴，如今，我们忠实记录了这场盛宴的全过程，与众多读者分享，更希望能凭借本书为中国企业界的领导者群体提供参考和启发。

从创业到扩张，从经营模式到产品细节，从人力资源到行政架构，中国企业家关注并思考着企业发展的每一个细节，也从宏观层面注视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在这里，我们将分享到柳传志、刘积仁、王文京、张跃、任志强、田溯宁、陈东升、王梓木、王维嘉、张树新、王中军、冯仑等众多中国企业界顶尖人物的对话和思考。

作为中国企业家的代表人物，他们不仅常年活跃在企业经营的前沿，更思考着企业发展与变革的诸多重要命题。

而本书将这些思考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每位读者面前……

序言 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第一卷 他们的经验

　柳传志：联想要一直走下去

　张跃：远大的商业美学

　刘积仁：跨越“中国制造”

　王文京：企业是最高效的社会事业

第二卷 他们的梦想

　任志强：我们一定不要盲从

　田溯宁：创新将引领中国转型

　陈东升：行走在历史的框架里

　王梓木：冬天去“滑雪”

　王维嘉：开创人类全新的生活方式

第三卷 他们的视野

　毛振华：中国经济前景尚不明朗

　张树新：自由对我太重要

　王中军：电影是百分之百的商业

　冯仑的魏晋风度

后记

柳传志：联想要一直走下去

对联想、对我，一直有人打抱不平。他们认为，联想一直立足于一个没有任何垄断的行业，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而且这种竞争不仅仅出现在国内，甚至遍布全球，但直到今天，联想依然不是一个产权清晰的、完全的私营企业。它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国有股占到大头，这在制度上无疑会影响到创始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它的未来发展。

联想的制度建设有点歪打正着

其实，在中国，这些都得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企业创办之时，如果国家投资20万，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百分百的国企，而如果这个国企本身恰恰又属于国家资源，国家进行了大幅度资金投入，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层、企业的技术人员想要实现个人持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这个企业是以高科技企业性质起家，又属于轻型结构，国家对它的投入很少，那么企业的发展就得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什么“是靠自己”呢？1984、1985年的时候，人们给民营经济下了个定义，大概叫“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是“靠自己”的内涵。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筹资金，那为什么叫自筹呢？那个年代，谁都没有钱，企业要想发展都得自筹资金。

在联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只在创办之初投入了20万，之后再也没有追加过投资，但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20万，而缺口部分就得自己想办法，包括贷款，那时的贷款完全是信誉贷款，其中也有很多偶然机会，我们向银行展现了自己的信誉，有鉴于此，银行给我们的贷款数额越来越大。另外，完全自负盈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以股份的形式奖励这一批历经千辛万苦的员工也是应该的。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事情无法说清楚。1987、1988年的时候，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四通进行考察，希望将四通作为股份制改造的一个典型，若干个今天的大牌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教授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做到。1989年“六四”风波发生，对四通的考察结果是被定位为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四通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因此，这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对此根本没有理会，只是忙着干自己的活，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1993年前后，企业发展逐步走上规模，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坎坷，除商业风险之外还包括一些政策风险。什么是政策风险？当时，中国依然采取计划经济下的法律制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办市场经济的事，难免要打一些擦边球，这就承担了一定的政策风险。以人民币和外汇为例，如我们联想这类企业，需要购买海外的某些元器件才能组装机器，但我们又是计划外的企业，没有国家分配的外汇额度，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物品价格高昂，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还属于犯法行为，但企业如果不冒险的话，它也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国家不给现款，但当政府过问此事时，你就必须承担责任。比如贷款，就要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现在的人都很清楚自身的价值所在，因此对我们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根本无法理解，在科学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做出的科学成果无法实现生产化，心里总觉得憋屈，当这样的机会出现时，就只想着如何做的更好，其它的东西，如所有权问题则根本未曾想过，当时我拥有的仅仅是管理权，而我也有着一种强烈要干活的愿望，联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起来的。

到了1993年、1994年，国家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放宽，联想也越做越好，但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挫折。那个时候，也开始思考所有权的问题，觉得这确实有些不合理，责任与压力都由经营者承担，利润则全部上交国家。因此，我们找了科学院的周院长，周院长是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坚决支持员工持股的做法，也希望员工能拥有股份，但科学院只是股东，不能对此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在国有资产管理局手中。对这，他们肯定不会答应，因此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是奖励你们35%的利润，即每年利润的35%归联想的员工。对于这个建议，我表示赞同。那这个比例为什么是35%呢？其实这也是之前我们自己提出的，30%太少，40%或50%又怕通不过，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黄金分割最好，35%也就定了下来，而这一35%的利润分红也持续了8年。每年赚得的利润分红都被存了起来，到了2001年，国家进一步明确同意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由北京市财政部决定，将联想的净资产按1997年时的净资产做了个评估，其中的35%打折后，卖给员工，我们也就买了下来。这样我们就拥有了联想35%的股份。

这35%股份的分配对象包括我和所有的创业元老，共十个人左右，我们将这35%股份中的35%，也就是占整个股份的10%左右，分成15份，我得三份，其他的人有的得一份，有的得一份半，有的则是半份。35%中的20%，也就是整个股份的6%、7%，分给了公司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所得股份的多少则按他们的工龄和贡献、担任职务、所受奖励打分而定，另外的45%则留着分给后来的人。如此的话，我们所占股份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但毕竟我们已经拥有股权，股权的有与没有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经过股份的分配，年轻同事可以进入管理层，老同志也因此可以退居二线，公司也越做越好，创业元老中拥有一份、一份半股份的，一年就可以分到100万或200万利润。这样，大家才觉得没白干，这么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一个盼头，退休的200多人中，最低的也拿到7、8万的年利润分红，高的则能拿到20、30万。这些年，联想越办越好，按年分红，按年上缴利润。如果不这样，你就难免屁股决定脑袋，在扩大了营业范围的同时加大费用，谁也分享不到公司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实施员工持股后，不仅员工能分得公司利润的一杯羹，而且国家也能从中获益，这实际上是非常好的双赢，甚至是多赢。

为什么其它的公司很难仿效这一做法呢？原因是谁也没有办法积攒起公司八年的所得利润，而我也是歪打正着，提前有所考虑。但在当时，国家无法想明白这件事，从我的角度来说，35%的奖励是理所应当，但在国家看来，奖励就等同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它并未弄懂怎样才更好。联想的发展凭借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政府最初所投入的20万，并且联想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它不是石油，也不是铁路，不受国家的垄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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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1984年，我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时任国务院领导曾经在中南海专门召集办公会议，听取我和另外一位当下任职高位的朋友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汇报，由于汇报的建议具有相当的可行性与操作性，领导同志认为我们的看法对于解决当时中国的价格改革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决定用“两代人”对话(即具有实践经验的中央部门领导和具有新知识、思维活跃的一批年轻经济工作者一起就中国经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展开务实性、战略性研究，向国务院领导提供改革建议。)的方法，由张劲夫同志牵头，组织队伍深入研究价格改革思路和战略。这是第一次正式启用年轻一代参加价格改革宏观决策和政策研究。在这个时期的前后，一大批崭露头角的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进入经济改革和宏观决策的核心层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后来担任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价格组副组长，王岐山担任农村组副组长，周小川担任外贸组副组长，楼继伟担任财政组副组长，宫著明担任金融组副组长，还有一些年轻人担任了其他职务。这批年轻人干劲十足，废寝忘食地工作，在中国改革史上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工作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与赞扬。

就在我做过价格改革汇报后不久，著名的“莫干山会议”召开。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为了使会议能够聚焦到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价格改革，我在会议上作了系统发言，全面分析了中国价格改革在经济改革中的中心地位，介绍了当时国务院领导在价格改革方面的忧虑与思考等高层内部信息，以及解决价格改革问题的几种不同的思路与战略选择。由于我当时的地位接近决策层，我的发言成了莫干山会议中重要的信息来源与讨论背景。在夏日的晚上，讨论热火朝天，极其有创见，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很好的思路和建议。这次讨论恰逢好的时机，再一次引起了领导同志的重视。至于后来有些朋友之间就某些问题的争执，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其实我认为这些朋友都做出过各自不同的重要贡献。我对莫干山会议的最深刻印象不是来自上述争执，而是来自会议结束后我听到的一段话。当时，所有参会代表聚集一起准备照相，我记得现任一位领导同志当时在农口工作，他若有所思，乐呵呵地说：“这些人都是人才，但是过多少年，也许与五四运动后差不多，有的做了大官，有的经商去当企业家，有的到了海外。”我当时听后深以为然，对此话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这位朋友的玩笑之词，恰恰预言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历史命运。二十年之后，我目睹一代优秀青年才俊在改革大潮中走上了各自选择的不同道路。其中的一支，历经大风大浪，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这就是本书所要推出的十三位企业家的故事。

在中国企业家代际划分的问题上，有许多代表性的观点，我认为陈东升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三代企业家的观点是很有见地和道理的。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包括本书推出的十三位企业家均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很多新企业成立，但是，这些计划经济下成立的企业，各种资源是由国家计划配置的，企业负责人既无个人利益，也非自己调动市场资源创立企业，因此，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企业家，应该称为企业经理人。关于这一点，似乎早有定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真正的企业家阶层，应该产生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迄今为止的所有企业领导人，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代企业家：其一，其本人为企业创始人或创始人之一，其二，其所创立的企业持续存在并为社会做出贡献。按照上述标准，我认为从鲁冠球、柳传志、到马云与李彦宏均为第一代企业家。在这些企业中，当第一代企业家真正退出决策层，不再发挥任何决定性作用，在新一代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中，将会产生第二代企业家。这种第二代企业家可以来自有血缘关系的子女，也可以来自公司内外的职业经理人。目前整体来说，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正值壮年，他们的历史使命尚未完成，绝大多数第一代企业家中的领袖人物有足够的潜能和机会带领企业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成为世界级企业，创建全球化经营体系。这种使命不仅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第二个梦想，(在国内成功创建企业是他们的第一个梦想)也应该是中国人的第二个梦想。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他们。如果人们曾经疯狂地为姚明和刘翔们喝彩，为哪怕一个小项目的奥运冠军喝彩，为什么不能为柳传志、刘积仁、王文京、陈东升、毛振华和冯仑们大声喝彩呢？

本书的作者们都是我熟悉的朋友，我得以认识他们是此生的荣幸。我从心底里钦佩他们，此所谓惺惺相惜也。我从自己创建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刻骨铭心地经历中能够找到与他们相通的地方。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每句话背后的真实背景。这些人，在我的眼中，无一例外是民族功臣，但也是幸存者。比较中国政商两界，当年同层级者或同经历者，在政界成功者十之有四、五，在商界，成功者百不及一、二。依中国市场之大之复杂，不到第二代顺利接班，恐难言之成功。时下的中国，一方面改革开放创造了无限商机，另一方面，也有足够多的原因导致企业家成功犹如走蜀道之难。一些从事文字工作的同仁，少有魄力批评官员之弊，却有动力难堪创造就业和税收的企业家们。此情此景，令人不解与扼腕。

中国企业家论坛汇聚了一代优秀企业家的代表，本书将这些人还原成普通人，请他们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讲述自己的万丈雄心与历经的磨难，讲述自己对国家、对企业、对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思考。我们从中可以管窥他们的一部分内心世界，发现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正是我们民族对于优秀人才的期望所在。如果社会能够为他们进一步敞开空间，他们将可能是带领中国军团走向世界的将军。他们将会把中华民族的旗帜和自己的名字融入世界民族之林。在和平时期，军人做不到的，企业家们可以做到。为什么不呢？！

田源

2009年7月

企业家，一个普通人眼中既爱又恨的群体。在这个群体身上，人们看到了不屈不挠、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等人性的美好，这让人们相信存在人定胜天的可能，相信一切都事在人为。但在他们身上，人们也看到了贪婪、自私、自利等人性的丑陋，而这让人们质询企业资本积累的原罪，质询他们一切言行背后的动机。

这样的爱或这样的恨，对企业家群体来说都有着无法承受之重。

作为一个服务于企业家群体的组织，除为企业家群体搭建有效的交流平台之外，中国企业家论坛始终坚信，为广大受众提供一个平等、全方位的观察视角，从而使他们可以站在一个最恰当的位置接受全方位的企业家信息，将是使企业家群体走下神坛、走向大众，进而拉近彼此之间距离的有效途径。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中国企业家论坛组委会相关成员陆续走访了十几位国内知名企业家，就一些深层次的话题与他们展开了一场灵魂与思想的对话。

每次走访中，我们发现，抛开世俗的名与利，他们或许都如你我般普通与平凡；但在他们身上，有些东西又无关乎名与利，比如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感以及感恩之心。而我们也有趣地发现，同为企业家的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关注点与思考点：有人心系家国，有人反思体制，有人拷问人性，有人热衷环保，也有人痴迷于技术。在这相同与相异之间，我们望见了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也望见了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变迁。

在走访过程中，某些企业家的“各色”也令我们记忆深刻，比如陈东升近似狂傲的自信。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我们充当了一回真正意义上的听众，任何希望改变话题走向的行为都变得徒劳。在讲述那段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辉煌时，在运用理论解释中国种种光怪陆离的经济现象时，我们从他的语气里听到了某种指点江山的味道。而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与自信，即使面对我们，他依然如此，“经济理论在我这里是融会贯通的，任何经济现象都能找到依据，没有什么是不能解释的”。这样四溢的自信不由得让人产生疑问：它究竟是源于一种怎样的认知？财大气粗，还是学以致用？事实上，走近过陈东升的人都知道，他的自信源于后者，源于实际操作过程中对理论的运用以及不断的思考与总结。

再如张跃的“偏执精神”和“专注精神”。他能够在任何场合谈环保，批判那些在他眼里不合理的事物，始终坚持着自己做企业的经营方式和道德准则。在我们的访谈中，他将非电空调的原理和种类讲得头头是道，“在这个领域，无论是本质层面的技术，还是应用方面的外在技术，无论从工艺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我都非常清楚。我是这方面的专家”。在他发现建筑节能这个更环保的产业时，他并不担心自己的空调市场会因此消失，他自信道：“如果建筑节能真的普及开来，也不用担心远大会没有产品可卖。我的产品很多，我可以在任意领域里做产品。我很狂的。”英特尔公司创始人安迪·格鲁夫曾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这句话用来形容张跃最合适不过。

透过这些“各色”的表象和个性化言语，我们望见了思想、理念等无形价值的流淌，望见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世代传承。相信多年后，张跃的不贷款、不搞灰色交易等准则终会成为他人的标榜。而时下，陈东升的“创新就是率先模仿”等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在这样的层面上，企业家已并非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素质。企业家的思想是历史的沉淀、时代的沉淀，同样更是整个中国当代企业经验、历程的沉淀。

这一思想成果的形成，首先要感谢中国企业家论坛主席田源先生的支持，感谢他在仔细阅读完书稿后在大洋彼岸为我们作序。同时，还衷心地感谢与我们坦诚相见的企业家们：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柳传志先生、远大空调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张跃先生、东软集团董事长兼CEO刘积仁先生、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文京先生、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先生、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先生、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陈东升先生、华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梓木先生、美通无线公司董事长兼CEO王维嘉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先生、联合运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女士、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兼CEO王中军先生、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先生。感谢他们的信任与支持。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芙蓉王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在公众的眼里，芙蓉王一直是一个低调、不事张扬的品牌。经过多年的潜心运作，芙蓉王已成为烟草行业的中式卷烟代表品牌。其品牌理念“传递价值，成就你我”与企业家的精神以及我们的宗旨——“让企业有思想，让思想能流传”不谋而合。如果将人喻为书，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人，他的封面朴实无华，但翻开内容，他的思想令人震撼，他不事张扬、稳健务实而内敛。芙蓉王所推崇的正是这种社会中坚力量，我们书中的企业家亦是如此。

企业家是商业世界中充满活力的催化剂，是敢于求异的独立思想者。企业家们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与我们分享他们创业的辛酸和成功的喜悦。放眼全球，任何成功的企业都是有思想的企业——思想的力量，可以让企业为公众所长期记忆，实现高速成长，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历经百年依然基业长青。

思想决定着企业的未来，我们希望这些企业家的思想能够流传到更广的范围中去，实现成功经验的共享。芙蓉王的理念“传递价值，成就你我”与本书的最终目标也是一致的——“传递”是共同价值观的互动型感染，而“成就你我”则将“成功”的理念由窄拓宽，由追求个人的成功，扩展为追求共同的成功。这正是我们将“亚布力的光芒”系列丛书呈现于读者面前的全部意义所在，感谢“芙蓉王”愿意与我们的企业家一起成为传递思想、分享成功的使者。

编者

2009年8月

经由这些企业家的陈述，我们得以透视他们在巨大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不懈求索。从中呈现了中国企业屹立于世界之林的希望。有思想的企业，就如同插上了翅膀，会飞的更高更远。

——杜宇新 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他们是企业家的思想家，和他们交流或阅读他们的文章就是和思想拥抱！

——艾宝俊 上海市副市长

30年来，中国企业家队伍为中国社会创造了财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企业家队伍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未来30年中国能否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很大程度上要看中国企业的表现。这本书收集了十几位中国企业家的所思所想，是值得一读的书！

——张维迎 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有机会能分享这么多企业领袖的思想是读者的一件幸事。他们中的大部分我都很熟悉，即便如此，每每听到他们道来，都倍感震撼与受益。今集成一册，是为中国企业界的好事。

——郭为 中国企业家论坛理事，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企业为什么要有思想，企业家为何要思考？因为这个国家的转型与这个世界的急剧变化叠加在一起，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角色感，企业亦如是。

——刘洲伟 《21世纪经济报道》创始人

有思想的企业家往往会有更多的精神上的矛盾、痛苦和挣扎，但他们也因此展现出更丰富的人性的光辉，他们领导的企业也能走得更远，更真，更善。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企业家们的思考体现了他们对行业的深刻了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敏锐判断，以及他们坚持不懈的创新精神。

——陈彤 新浪执行副总裁、新浪网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