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综合反映三国时代政治、军事斗争生活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所蕴含的社会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既包含着政治、军事斗争的谋略、经验和智慧,也包含着识人用人、实现人的价值等多方面的人生体验。毛泽东是从哪些方面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呢?董志新编著的《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为您解答!
立足于今天的竞争需求,以现代的眼光回头重新审视《三国演义》,沉吟慷慨激昂的英雄史诗,回味扑朔迷离的智谋绝唱,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智慧成为了从个人到国家迎接新挑战的重要武器。总结荟萃了数百年中国人政治军事智慧的《三国演义》,毛泽东半个多世纪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丰富经验,在任何时代都有借鉴意义,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很值得后代子孙光大弘扬!
董志新编著的《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是一部研究和介绍毛泽东解读《三国演义》,应用“三国智慧”,弘扬“三国文化”的新著。
在有关研究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著作十分丰富的情况下,本书从“毛泽东读《三国演义》”这个具有诱惑力的课题切人,广泛搜求相关专题资料,全面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阅读、欣赏、评论、运用《三国演义》的众多十分精彩、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片断,条分缕析地总结了毛泽东解读、运用《三国演义》小说于人生道路和革命生涯,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的宝贵经验,展示了毛泽东对于读书,对于做人,对于干好事业的有现代意义的人生观念,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博大精深;看到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军事韬略、组织才干、外交风度、人才理念、人生感悟……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内容划分为五个单元:第一单元是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的评论,对《三国演义》出版的关注;第二单元是毛泽东对《三国演义》哲学思想的借鉴,对唯物论和辩证法的阐扬;第三单元是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政治经验、人生价值的挖掘:第四单元是毛泽东对《三国演义》战争指导经验、军事谋略技巧的吸取和运用;第五单元是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人物形象的漫议、鉴赏和征引。全书整体上是毛泽东对“三国文化”的批判继承,对“三国智慧”的吸纳弘扬。
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本智慧的书,那么本书则把毛泽东巧取活用“三国智慧”的情况和经验,全面系统地展示到了读者面前。
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有力证明后,毛泽东把自己的话引向问题的实质,话语中透出严肃和力度:
“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o,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日斗,二日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毛泽东这番话,是针对当时国际共运中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而言的。
斯大林1953年逝世以后,到了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不同意他们的做法,认为斯大林是有重大世界影响的领袖人物,斯大林的功过只能二八开或三七开。比如,毛泽东早在参加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前一个月,就在中共八届三次会议上说:
“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他七分,错误算他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中共中央在与苏共领导会谈时,曾多次表明了这种意见,但赫鲁晓夫等人仍顽固坚持自己的错误做法。到了当年的11月份,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如何评价和对待斯大林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会议的一个焦点。毛泽东的讲话,出于策略考虑,没有直接点苏共在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而是正面讲党内团结的方法问题,即共产党内部团结的辩证法。
谈团结的方法,毛泽东的重点在于谈“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什么态度”,他强调应该采取团结的态度,辩证的方法。因为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任何人都需要支持。“诸葛亮”(在这里应该是指斯大林)也需要别人帮助和支持,单独一个总是不完全,总是有缺欠,他犯错误应该具体分析,不应该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这种态度和方法与赫鲁晓夫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多么不同!
毛泽东这次引用,突出了“三个”与“一个”的比较:三个臭皮匠完全,没有缺陷;一个诸葛亮则不完全,总是有缺陷。这种比较体现了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的思想,强调了在党内团结上总是要依靠大多数,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对他们要做具体分析,要善意帮助。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
1960年,应我国工、青、妇等全国性人民团体分别邀请,60多个国家的700多位朋友到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
5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熊向晖等人的陪同下,分别会见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朋友。
送走非洲朋友,毛泽东叫来杨尚昆、刘宁一和熊向晖,说要发表消息。
毛泽东说,5月3日在济南,我同拉丁美洲和非洲十个国家工会和妇女代表谈话,我说,要发表简短消息。我有些“官僚”,没有看稿子。第二天报上登出来,虽然简短,内容有些不妥,写了人家唱《东方红》。写这干什么?大国沙文主义!今天再发表一次消息,写上非洲朋友讲话的要点,写上我讲话的要点,要表明我们的反帝立场。不要长,要快,半个钟头够了吧。
熊向晖说,我就试试。他稍微考虑一下,用圆珠笔在白纸簿上写。写完后看了一遍,作个别增删。刘宁一和杨尚昆传看后,改了几个字,请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审阅过程中说,对非洲朋友的讲话,概括得还可以,有一句要不得。他让卫士递给他圆珠笔,划去几个字,又加上几个字。
熊向晖说,主席真细致。毛泽东说,在济南做了一次“官僚”,现在“辞职”了。
毛泽东要熊向晖从头到尾念一遍。熊向晖发现,杨尚昆、刘宁一把原稿最后一句的“祝贺”改成“并且确信”,“彻底”改成“最后”;毛泽东把原稿第二段的“中国人民伟大领袖”划掉了;在第三段最后一句“并且确信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后面加了一个逗号,在“取得最后的胜利”前面加上“一定会”。
熊向晖念完后,毛泽东说,就这样,下点毛毛雨,捅出去吧。
熊向晖去发稿,过了一会儿,刘宁一赶来说毛泽东还要再看看稿子。P102-103
毛泽东与“三国智慧”
(自序)
试问:《三国演义》问世600年,有哪位读者,有哪位学人,有哪位小说史家,有哪位政治领袖,像毛泽东那样对这本小说终生喜读,历久弥坚;热情推荐,大力普及;多有评论,妙语连珠;灵活运用,无所不在!遍寻其间,可谓世所罕见,无出其右者。
解读《三国演义》,运用“三国智慧”,弘扬“三国文化”,是世纪伟人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和文化遗产。
(一)
毛泽东辞世之时80余岁,而他读《三国演义》的历史超过70年。在乡村私塾读,在城镇学堂读,在井冈山上读,在中央苏区读,在长征路上读,在延安窑洞读,在转战途中读,在西柏坡民房读,在北平双清别墅读,在中南海书房读,在视察的火车上读,身体好时自己读,患目疾时请人读。他读《三国演义》的脚印,踩到了生命的终结:直到1976年1月,他还以赞赏的口吻谈到曹操的自学成才。(《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3册,第489页)
读《三国演义》持续的时间长,评《三国演义》涉及的范围广。毛泽东对《三国演义》一百二十回,解读评点时几乎回回点到;从黄巾起义到三国归晋,重大事件全在他的评说视野之内;三国人物,仔细评论者达三十人。曹魏集团的曹操、郭嘉、夏侯渊、许褚、刘晔、蒋干、华佗;刘蜀集团的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黄忠、廖化、刘禅;孙吴集团的孙权、周瑜、吕蒙、陆逊、黄盖、鲁肃、张昭;司马氏集团的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东汉末年割据军阀及其幕僚董卓、袁绍、刘表、张松……几乎囊括了三国各派政治势力的主要人物。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的评论,多达十几次,甚至几十次。
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熟烂于心,用起来几乎到了张口即出信手拈来的程度,著书立说,报告演讲,漫谈闲聊,都少不了提到三国故事与人物。笔者收集到的有关毛泽东与《三国演义》的资料,即多达260多条。毛泽东懂得,在《三国演义》里面有波澜壮阔的战争,有斗智斗勇的激战,有此长彼消的竞争,有哲人叩问天地,有武人杀伐决断,有政治家纵横捭阖,有诗人壮怀激烈,有伟人彪炳史册,有小人遗臭万年,小说里面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积淀着许多世纪不同时代人民的生活理想与审美情趣,凝聚着数百年圣哲贤才的聪明智慧。阅读《三国演义》打开了毛泽东的智慧之门;运用《三国演义》,使毛泽东的著述文采斐然,讲演余香满口,举措进退有据,人格增添魅力,他使政治领袖、军事统帅的人生道路流光溢彩。
《三国演义》是“三国智慧”的载体,是“三国文化”的母体之一。在毛泽东的人生道路和革命生涯中,因读《三国演义》而在精神、学识、才智方面更加富有;《三国演义》的传播史、接受史,因毛泽东的解读和运用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增添了亮丽色彩和生命活力。
(二)
作为一部综合反映三国时代政治、军事斗争生活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所蕴含的社会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既包含着政治、军事斗争的谋略、经验和智慧,也包含着识人用人、实现人的价值等多方面的人生体验。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不同侧面去阅读、欣赏《三国演义》,、从中汲取吸纳有用的知识。
毛泽东是从哪些方面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呢?先来看看他的阅读体验。他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苏扬:《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4月第l版,第230页)他还说:“文学方面的书包括很广,知识很丰富,里头反映社会情况,里头有历史,有风俗习惯,还有各种人物。你要多看嘛!多看,会使你聪明,对社会的了解更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光明日报》1977年9月6日)应该说,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接受,是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进入的,呈全方位的态势。作为军事统帅、政党领袖和国家元首,其主要视角和基本坐标还是经国治军,还是军国大事。从1927年他率领秋收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一直到1976年他逝世中南海,这个主流倾向一直没有离开他。
当然,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借鉴经国治军的经验和智慧也是多侧面的。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看”到了什么?
看哲学。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哲学大师,他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把“锄头”来铲除《三国演义》中封建思想的杂草,而且宣言要从这部古典小说中汲取“中国古老哲学方法论”的营养。从延安时期开始,他更是有意识地从哲学的角度来解读《三国演义》。在《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头两句话中,他看到了“符合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用以阐述统一战线、党内斗争、战争与和平的转化等政治问题;在周瑜和诸葛亮引用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俗谚中,他读出了“自然辩证法”,用以解释生与死、祸与福、忧患与安乐、必然与偶然的对立统一;在三国时代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和彝陵之战这“三大战役”中,毛泽东读出了军事辩证法,正确地揭示了优势与劣势、强大与弱小、骄兵与哀兵、进攻与防御、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客观条件与主观指导、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的三国谚语中,毛泽东看出了真知来源于实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发掘这些哲学思想资料,不在于佐证自己所掌握的哲学观点,而在于运用生动活泼的文学与典故,来阐述革命道理,指导工作实践。
——请参看本书第二单元各篇以及《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刘备没有处理好主次矛盾的关系》《没有先知先觉的诸葛亮》等节。
看战争。《三国演义》是一部活的兵法,是一部形象的战争史,充分地反映了从三国时代到《三国演义》成书时代的古代战争经验。毛泽东宣称它是自己读过的“第一本军事教科书”。中央苏区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批判毛泽东“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给他安上“三国主义路线”的罪名,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三国演义》与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密切关系。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指挥战斗、指导战争长达二十四年,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三国智慧”时常萦绕于毛泽东的大脑屏幕上,可说无役不与。毛泽东对三国著名军事家的治军艺术和指挥艺术均有所借鉴,对其驭将统军、设计用谋、行兵布阵、国防战备的经验都有所领会,对三国“三大战役”的战略指导更有深入详尽的研究。在他的军事名著《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对三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他与麾下将帅谈兵论战时,《三国演义》战例更是常被引用的内容。
——请参看本书的第四单元各篇以及《与张绣曾于此城发生争夺战》《董卓毁灭了洛阳》《感情用事负气用兵》《运筹帷幄比较出色》《关云长杀了河北名将》《取上将头如探囊取物》《善用兵能攻心》《有几手比曹操高明》等篇等节。
看政治。《三国演义》一书充满着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都是推动了国家统一、推动了历史进步的杰出的封建政治家。曹操剪除封建割据势力,力图实现天下一统的政治胸怀、政治气度和政治眼光;刘备的尽占人和,推恩部下,体恤民众,团结干部,以兴复汉室相号召的民本思想和政治策略;诸葛亮的重视统一战线,巩固联盟力量,维护民族团结,严明政纪军纪;孙权的巩固江东根据地,善于使用年轻人才,从谏如流,信赏必罚……对这些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宏韬伟略,毛泽东都有所领悟,有所借鉴,有所继承。
——请参看本书第三单元各篇以及《打下统一的基础》《为西晋统一铺平道路》《刘备这个人会用人》《撤退舍不得丢下老百姓》《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不要把我当曹操》《国共两党没有不合作之理》《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关云长不懂统一战线》《单独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不要再把老百姓看成“阿斗”》《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孙权是个很能干的人》等篇等节。
看组织。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青年毛泽东即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3月第2版,第186页)毛泽东谈组织路线,论人才使用,批判论资排辈旧观念,提倡老粗读书自学成才,赞赏杰出人才的作为,号召“外来干部”与“地方干部”搞好团结,常举《三国演义》中的例子以为佐证。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能团结人,孙权敢用年轻干部挂帅,袁绍不会用将,诸葛亮用错了关羽和马谡,三国都有知识分子……这些正反经验都被他卓有成效地运用到实践中去了。
——请参看本书《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这个人会用人》《“青年团员”周瑜挂帅》《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年轻》《还是老头子挂帅》《“中级军官”成长起来的统帅》《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华佗读的是几年制?》《三国都有知识分子》《主和·主战·读书》等篇等节。
看外交。三国时期外交活跃频繁,外交斗争与政治、军事斗争交织在一起,小说中描写外交的故事精彩绝伦。成功者如孑L明舌战群儒,失败者如蒋干过江盗书。毛泽东一生外事活动众多,其中最著名者为重庆谈判。指导外交斗争,亲历外事风云,得益于《三国演义》者为数不少。赴重庆谈判之时,就带着《三国演义》这部书。毛泽东说从《三国演义》中“看外交”,可谓经验之谈。
——请参看本书《叶参座舌战群儒》《我是诸葛亮到东吴》《到东吴办了一件大事》《会像蒋干一样抱怨》《看战争、看外交、看组织》等篇等节。
看经济。《三国演义》写政治,写军事,写外交,却不怎么写经济生活;偶尔涉及点经济内容,也主要是军事上的后勤保障之类,可谓军事经济。这很可能与小说是演义历史有关,《三国志》就基本不谈经济。但是,“隔行不隔理”,这不妨碍毛泽东运用“三国智慧”来指导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在经济体制的确定、经济模式的采用、经济人才的选拔以及经济工作的领导作风诸方面,都有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借助。
——请看本书《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高不高兴搞大社》《给我参谋参谋》《三顾茅庐看出铁》《在汉中搞过屯垦》《陈云理财可称之为能》《诸葛亮修庙我们修坝》《要学张飞粗中有细》等节。
看人生。《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是战争小说,也是关注人的价值的人生小说。重视写人,写事件突出写人,是它的成功之处。对于怎样做人做事,怎样实现人生价值,小说有大量描写。毛泽东臧否三国人物达30人,无论肯定的人物,还是否定的人物,都给人生以启迪。曹操的政治风度,刘备的仁德爱民,诸葛亮的鞠躬尽瘁,赵云的浑身是胆,周瑜的年少有为,关羽的忠贞不贰,张飞的果决勇猛,吕蒙的自学成才,黄盖的自觉献身,郭嘉的足智多谋,以及董卓的凶暴残忍,袁绍的优柔寡断,刘表的虚有其表,张松的卖主求荣,蒋干的愚昧痴呆,关羽的骄傲轻慢,张飞的苛暴寡恩,马谡的死搬教条,刘备的感情用事,曹操的专权霸道,廖化的才不胜任,司马昭的险恶用心等等,涉及到人品人格人才人气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人为镜”。毛泽东赞扬叶剑英有诸葛舌战群儒之智,彭德怀有临危受命之勇,陈赓有提兵退敌之胆,陈云有将军向宠之能,杨成武有虎将赵子龙之风,周世钊有吕蒙之学,警卫战士有赛过许褚之诚,以及痛斥蒋介石怀司马昭之险恶用心,揭露汪精卫步张永年之卑劣行径……皆是着眼于人生大节。
——请看本书《我也要鞠躬尽瘁》《彭老总临危受命》《黄盖的革命自觉性》《不做把许褚比作樊哙的蠢事》《非子龙不可行也》《做个当阳桥上的猛张飞》《也算是司马昭之心》《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等篇等节。
毛泽东从《三国演义》中读出看出的远不止这些方面,但是,这些内容足以说明他是怎样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人们看到了他所提倡的古为今用的实际成果;看到了他的好学深思,博大精深;看到了他的哲理思辨、政治智慧、军事韬略、组织才干、外交风范、人生顿悟;看到了他的大智慧、大手笔、大作为。
(三)
毛泽东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有其独具的个性和鲜明的特征。
倾心热爱优秀传统文化。《三国演义》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奇葩。毛泽东基于对五千年祖国文明的热爱而对《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无比钟情。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对部分将领开玩笑地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个中国人。”(《毛泽东提倡读中国三部小说》,《山西日报》1984年1月9日)毛泽东虽然说的是玩笑话,态度却是认真的。在不经意中,他把读不读《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提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有没有基本修养、有没有基本素质的高度来看待。这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身上谁没有一点“三国气”?也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总结我们的历史遗产的著名论断。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533—534页)毛泽东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是他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总结历史遗产的具体实践中的一个光辉范例。毛泽东重视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在文治武功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绩。他鄙视秦皇汉武的“略输文采”,不屑唐宗宋祖的“稍逊风骚”,努力在实践中使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再生和新生,这正是他爱国情愫的映现。挖掘民族精神宝库,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延续发展。正是出于这种自觉,他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顺境和逆境、得意和失意、卑贱和高贵、胜利和失利,都矢志不渝地勤奋阅读和全力应用《三国演义》,表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
现代意识贯注于古代典籍。毛泽东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基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至迟在1926年他就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131页)毛泽东正是用这个全新的思想方法之光照亮了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道路。他认为《三国演义》评论中的“为曹操翻案”,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形象曹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他用刘备得到诸葛亮说是“如鱼得水”的典故来阐述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充分论述了群众是力量的源泉的历史观;他对三国事件和三国人物做出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考察与分析,不囿旧说,迭出新见,卓尔不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分析《三国演义》,产生了一批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提高了《三国演义》的阅读和研究层次。毛泽东不仅善于用新潮的观念,而且善于用新出的概念来叙述和解释古典小说内容,比如说周瑜是“共青团员”挂帅,诸葛亮“没有当过支部书记”,黄盖有“革命自觉性”,这些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崭新概念与词汇,与古典小说的人物故事嫁接到一起,拉近了历史和现实的距离,消除了隔膜感,产生了贴近性,以为周瑜、孑L明、黄盖等小说人物就生活在人们中间,使古典小说很好地为现实服务。
着眼于实际需要。毛泽东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讲述《三国演义》如数家珍,但他绝不做书奴,绝不当书痴,不以学识丰富自娱,善于把书读活,更善于把书用活。他每一次征引运用《三国演义》都产生了实际效果,使古老的传统文化与新的实践碰撞产生火花,放射出绚丽的光彩。不能说毛泽东有关这本小说的每次谈话都是认真的研究式的,也不能说毛泽东的每次应用解决的问题都是重大的。但是,只要你深入到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去,你会觉得,即便是漫侃闲聊,毛泽东所议的三国话题,仍然如春风暖雨滋润大地那样,使你心智大开。而他在重大历史关头、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常常从《三国演义》中受到启迪,明了对策,绕开暗礁,走上坦途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秋收起义时白沙镇初次用兵,他联想到诸葛亮出山后的第一仗;皖南事变后还要不要坚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他联想到刘备在荆州失守关羽被杀后分不清主次矛盾的教训;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面对气势汹汹的进犯之敌,他提醒全党全军不要像东吴那样在曹操大军临境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新中国建立初期出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他想到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即使在动乱的“文革”时期,针对让他出任国家主席实质是自己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不轨图谋,他用“孙权要把曹操放在火炉上烤”的典故,揭穿对手的司马昭之心……“三国智慧”与毛泽东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的人生历程,已经水乳交融地融合到一起。当我们面对毛泽东那260余条谈及、涉及、用及《三国演义》的资料时,我们已经不能把毛泽东的故事与三国的故事断然分开,后者已经成为前者的组成部分。“三国智慧”和“三国文化”已经化作了毛泽东的思想分子、言行要素和事功成分。
熟悉民众文化心理。出身于社会下层,善于在调查研究中了解群众思想、情绪、心理状况的毛泽东,懂得《三国演义》一类通俗古典小说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深厚的根基,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心理。作为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要善于找到与工农群众、工农干部的思想共鸣点和感情联系媒介。美国作家施拉姆教授说,毛泽东懂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他“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19页)施拉姆这句话,道出了毛泽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一个奥秘。毛泽东所面对的听众绝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对中国的通俗历史小说却比较熟悉。因此,运用大家都熟悉的材料,把革命道理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讲出来,能够产生最大的宣传效果和最理想的组织作用。毛泽东讲过:“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44页)活用《三国演义》,正是造成这种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使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有效途径。
(四)
在毛泽东与《三国演义》之间,以“读”字确定二者的关系和联系,也是依据毛泽东的语言习惯。比如晚年的毛泽东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读点历史,读点哲学,读点文学,读点鲁迅。这里的“读”字,已经不仅仅是指阅读和解读,而是包括掌握和运用的含义在内的。毛泽东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81页)就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来说,他的主导方面是应用。
《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在我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兴盛起来的。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应用起点,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的应用范围和领域是宽广阔大的,应用效果是举世公认的,应用经验是众多丰富的。怎样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怎样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发挥《三国演义》等优秀古典文学作品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也就是怎样使传统的“三国文化”“三国智慧”直接与现代化事业挂钩结合,以产生新的实践成果,毛泽东给我们找到了金钥匙。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对《三国演义》的应用,已经扩展到现代商战、企业管理、市场营销、人才竞争、领导艺术、赛场竞技等等领域。这是时代使然。现在,我们正值世纪之交千年之替的历史重要时期,面临众多的发展机遇和各种各样的挑战,人们面对日益激烈波谲云诡的国际竞争和社会竞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令人感受到越来越紧迫的生存压力,更需要人们提高智商、智能和智慧。
立足于今天的竞争需求,以现代的眼光回头重新审视《三国演义》,沉吟慷慨激昂的英雄史诗,回味扑朔迷离的智谋绝唱,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智慧成为了从个人到国家迎接新挑战的重要武器。总结荟萃了数百年中国人政治军事智慧的《三国演义》,毛泽东半个多世纪解读和运用《三国演义》的丰富经验,在任何时代都有借鉴意义,都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很值得后代子孙光大弘扬!
丛书后记
——我这样写毛泽东读“四大名著”
庄子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庄子·人世间》)事情开始的时候比较简单,事情将要完毕的时候比较繁巨,这反映了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我写作毛泽东读“四大名著”也是如此。二十年前,我只是积累了一些毛泽东谈关云长、诸葛亮、孙悟空和贾宝玉的资料,写了诸如《关云长不如彭老总》、《关圣帝君一个土豪也不曾打倒》等几篇短文,那目的也只是写点随笔札记自我欣赏,并没有想到发表,更不用说要写成四大本书了。但从那时起,对此事就很留心,读书看报,每有所得,欣然忘食,不间断的积累材料,日渐丰饶。资料越来越多,思路越来越清,切块扒堆,条分缕析,渐渐地由写几篇文发展到写几部书了。
毛泽东是真正“读书破万卷”的人。有关他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记载,我搜集和疏理到的就有数百处之多,这还仅仅是我目力所及的,没有披露的、我无缘见到的,还不知有多少。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资料众多,经验丰富。那么,怎样把这些资料和经验梳理顺畅撰著成书呢?研究和写作中,我给自己树了标杆,想努力实现一些目标。
对于这个专题的资料占有,我的态度当然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没有全面性是谈不上权威性的。我广泛搜求,查阅了数百种图书,翻阅了难以数计的报刊,日有所积,月有所累,共得毛泽东读“四大名著”资料800余条,在同类著述中大约是占有资料最多的。可毛泽东政治活动时间之长,实践范围之广,决定了他与“四大名著”.发生联系的资料之多,我相信还有相当部分资料没有披露,或披露出来不为笔者所知,“全面”也只能是相对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还会有新的资料披露出来,这方面的情形肯定是“譬如积薪,后来居上”。找到的资料,也并非“剜到筐里就是菜”,还要进行考据的工作。不用说,凡是从《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查到的资料是权威的;党史军史著作中的资料是权威的;严肃的回忆录、纪实文学之类,一般也是可信的;而有些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乃至回忆录中的资料的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有些则明显让人信不过,笔者的办法是尽量查到资料的原始出处。有些资料是可信的,录自当事人的回忆,但传闻异辞,在这种情况下,优先采录较客观、准确、真实的。本书在介绍毛泽东运用“四大名著”情节、人物、典故的背景时,实际上涉及的是党史和军史的历史资料,为保证这些资料的准确性,凡是有可能的,我都与《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等权威性著作做了核校。这套丛书的资料,其实都是史料,都应该有信史的特征。这是上不辜伟人,中不欺今人,下不负后人的态度。
曾经有几位朋友与我侃过一个共同的话题:毛泽东解读古典小说“四大名著”,其他三种资料都很丰富,唯独《西游记》的资料没见多少,能写成一部书吗?内中透出些许的担忧。起初,我也有这样的顾虑。尽人皆知,研究得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否则研究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少资料的全面性谈不上结论的权威性。研究《西游记》当然也是这样。顾虑和担心也有好处,它促使我处处用心寻觅资料,扩大搜索范围,广泛寻求帮助。数年前,我弟弟志先也加盟到这项工作中来,他把我处自备的、外借的、友情赞助的有关毛泽东的全部文献资料重新梳理一遍,所获为数不少,专题资料越来越多了。为了节省我的时间,他录制了后两部书的大部分资料。毛泽东读《西游记》的资料重点挖掘,这个专题的资料虽然较之其他三大名著略逊,但也还不失丰富,仅毛泽东谈孙悟空即达四五十次之多。那么,以前人们对专题资料的顾虑和担忧是怎样产生的呢?我分析原因大略有三点:当时这方面资料披露较少,不为人注意;以前没有关注这方面情况,印象浅淡;小说主要人物形象太少,毛泽东说来说去只有唐僧师徒四人,似乎形只影单。其实,毛泽东对“四大名著”都很热爱,解读和运用的实例都为数不少,只要用心搜集,较为全面地占有资料是办得到的。
占有了资料,怎样结构全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书稿很可能会杂乱无章。这里有两个时空系统,一个是毛泽东读“四大名著”历史过程的时空系统,一个是“四大名著”故事本身发展的时空系统。依据这两个时空系统可以有三种书稿结构:一种是按照毛泽东的实践经历,写出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读“四大名著”的情况;一种是按照四部小说故事的发展脉络,写出毛泽东读“四大名著”的各种情况;一种是把两个时空系统组合交叉在一起,以“四大名著”情节延伸、故事发展、人物形象为经,以毛泽东解读和运用“四大名著”的内容为纬,结构全书。本套书采用的基本上是第三种办法,但又不太拘泥于此。首先,笔者把要表达的内容分为若干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文本的阅读,对小说作者的评论;第二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思想和艺术的借鉴;第三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词语典故和故事典故的运用;第四个单元是毛泽东对“四大名著”人物形象的漫议、鉴赏和征引。《自序》是全景鸟瞰,各篇是个案透视。这样的谋篇布局使结构均衡些。但是,即使这样,有些同类内容,只能分散开讲,比如毛泽东借鉴三国故事阐述人才思想的内容,在《三国都有知识分子》《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年轻》《错用关羽马谡》《曹操懂用人之道》《刘备这个人会用人》《“青年团员”周瑜挂帅》等篇章中都涉及到了。
毫无疑问,写作此套书是为了总结借鉴伟人的读书经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大思想家、大文化人,毛泽东的思想无疑是敏锐深邃的,深挖细察他漫评漫议“四大名著”所包容的思想内涵和人生价值,既挖掘到位,解释透彻,亮出底牌,又不牵强附会,坐地拔高,胡乱引申,使读者有所思,有所悟,有所启迪。要爬上这个陡坡,确非易事,但没有理由不努力去做。当然,这不是要去玩弄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新概念,故弄玄虚。真理是朴素的,深刻是易晓的。这就要求行文生动而不呆板,流畅而不晦涩。语言通俗,段落短小,乃至“背景”几近讲故事,尽量做到寓理于事,理从事出,追求深入浅出浑然天成的行文境界。虽然做起来十分不易,但努力为之。
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解读和运用,其特点如同冰山——据说冰山只有六分之一浮出水面,而六分之五是沉在水下的。毛泽东评说“四大名著”,往往言约旨丰,语言少少许而内涵多多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语言环境和接受对象面前,极易理解。而今天人们要明了全部内容,就要给予扩展,给予说明,给予阐发。有朋友说,这是“解释学”的治学方法,或许如此。比如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问身边工作人员:“刘姥姥是什么阶级出身?”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发问,小说中对刘姥姥阶级属性如何描写,对人物做阶级分析是否属于文艺学范畴?涉及到不少社会背景和理论问题;再比如,上世纪60年代他在战备会议上问:“刘备为什么能在这里(四川)立国?”只是一句以问代答的问话,但有些读者可能要问:刘备在四川立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讲?类似的情况还有许多。因此,对毛泽东的评说和征引,本套书力图做到讲清三个方面:讲清评说的具体历史背景,知晓事情的来龙去脉;介绍小说中相关的情节、人物、词语,使读者(尤其是不熟悉“四大名著”的读者)对毛泽东评说征引的小说内容有个完整的把握;在做到前两点的基础上,揭示毛泽东解读和运用的微妙之处,欣赏其智言睿语的丰富内涵和无限风光。至此,毛泽东的读书经验也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地显现出来。当然,这种准确的介绍根基于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客观的态度无所谓准确,更无所谓正确。这里有一个怎样对待毛泽东“讲错了”、“用错了”的问题。把小说的思想内容混淆了,把人物经历张冠李戴了,把故事情节记错了,这个问题并不难办,指出来恢复小说本来面貌也就罢了。毛泽东的评说不少是即兴之语,信手拈来,并没有核对原书,要求征引的内容百分之百的准确,是不实际的。对“用错了”的情况则要多费些笔墨,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背景和原因,指出错误的程度和影响,不“为尊者讳”。这种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的客观态度,是伟人生前所倡导的对待事物的科学态度;坚持这种态度,无损伟人的形象,只能增加伟人的光辉。道理很简单——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训,还在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毫无疑问,要实现上述写作目标,需要个人的艰辛付出,也需要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所谓“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况且,在写作上我从来不是“好汉”,更需要帮助。爬格子的日日夜夜,我荣幸的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鼓励和支持。我的直接领导孙大发中将曾经细心地指出我书稿中的笔误,使我下笔时更加谨慎和用心。战友、文友、朋友刘嘉恩、郭宝山、黄永贤、冯连旗、王群、贾凤山、杜传友、高潮、高光辉、王传荣、苏文愚、张景山、曾福林、韩宝琛、张巨德、张宝印、张传相、蔡书成、王玉华、胡世宗、姜宝才、胡承山、张昌富、白金华,对我的援助和支持,使我永难忘怀。我的同事多年来的理解、鼓励、支持,更使我如鱼得水,勤勉奋力,大得工作和研究的乐趣。
中国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先生、沈阳军区一级作家李占恒、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伯和、技术侦察局副局长任志生、前进报社编辑王任飞、网上经营图书的、“大银鱼家”的经理常红,把个人珍藏的或搜求到红学、毛学和其他古代文学文献资料毫不吝惜地送给我(有的红学图书、红学资料珍藏几达半个世纪或几十年),以作研究之用,令我感动唏嘘,推动我脚步不停笔耕不辍。《刊授党校》杂志社的陈力、刘东来、张炜,早在《毛泽东读(三国演义)》没有全部完稿之际,即抽出毛泽东借三国故事谈哲学的篇章,连载达两年之久,对我的激励和鞭策,如同电池板遇上充电器,代步车出了加油站。辽宁省图书馆的姜猛、刘晓霞、余荣全,沈阳市图书馆的李冬红,沈阳市大东区图书馆的王文风、李天福,沈阳军区图书馆的邹亚琴、唐华,辽宁民族研究所图书室的李琳镐,有求必应,解决了许多资料难题。学校老师赵春阳,学生梁慧颖、董博文、张洁,帮我网上查找资料和扫描图片,出了不少力气。
为写这套书,我几乎投进去所有的业余时间,节假日和双休日更是在所不辞了。头几年,我还不会摆弄电脑,女儿文斐和女婿德龙,经常工作在电脑旁,前两部书稿都是他们打的。电脑的技术故障,一直是德龙在解决。四部书全部写完,又是女儿女婿选配制作了全部插图。我们都上班忙工作,下班忙书稿,家务活自然较多的推给了妻去做。她那时每天教学,学校离家远,很忙,很辛苦。但是,她保障家里的“后勤”,不以为苦,却常以为自豪。一家人为此同心协力,其乐融融。其问,央视数次重播“四大名著”的电视连续剧,漫议“四大名著”就成了家人闲聊时的话题,不用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亲人的支持,也是我持之以恒写作的动力。
此套书的出版,得到了辽宁出版集团万卷出版公司李英健社长、编辑室王会鹏主任悉心指导和全力帮助,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董志新于沈城三八里凯旋楼
200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