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英文集（迎春花）》根据冯德英同名小说的部分章节改编。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胶东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同反动派进行曲折、复杂斗争的真实情景。一九四七年春，当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犯的时候，胶东乳山县山河村的反动地主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便乘机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挑拨离间，陷害村干部，千方百计地破坏支前工作。尽管狡猾的敌人怎样行动诡秘，但是他们并没有得逞，终于被革命的人民所消灭。这本连环画所选的是原书的前半部分。为使情节完整，在后面附有原书后半部分的故事梗概。

《冯德英文集（迎春花）》是冯德英“三花”系列的第二部。《冯德英文集（迎春花）》反映了解放战争初期蒋匪军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时，胶东根据地人民英勇斗争的生活情景。为了胜利，全村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排除万难、发展生产、进行土改，为支援前线献出全部力量：而一切反动地主、封建势力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却都在蒋匪军大举进攻的形势下，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暗杀、放毒、纵火、决堤……和前线一样，后方的农村，革命和反革命力量，也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小说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动人形象，有至死也不肯向敌人说出一句实话的儿童：有想尽一切办法鼓励未婚夫参军的农村姑娘：还有抱着被敌机打燃的弹药箱奋勇跳江，保全了前后方交通要道上的大桥，挽救了大量生命和武器的残废军人……而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被敌人称之为“要软像棉花、要硬像钢铁”的村支部书记曹振德。小说深刻地描画出了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是一首高亢的颂歌，优美的史诗。

第一章

山河村成长方形坐落在一幢小山跟前，总共有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每家正房的门都朝南开，真所谓开门见山了。村后面是一片平原，其实也只有里把宽，就挨着黄垒河了。像这一带几乎每个村庄边上都有条小河一样，山河村西头也有一条从南至北流进黄垒河的小沙河。人们都很少叫河的名称，实际上密如蛛网的山水河也大多没有名字，全以它们和村庄所成的方向来叫。山河村的人呼黄垒河就叫北河，村头的小河则唤西河。

清明节这天上午，一个九岁的男孩子，跑到离村百多步远，靠近西河堤的一幢独茅草屋门口。他推门，门从里插着，就叫道：

“二姐，玲姐呀！开开门哪！你闩门做什么呀？”

门开了，一位少女出现在门口。有话道，人是衣服马是鞍，意思是人穿戴的好才美丽。这话不见得全对吧？这位姑娘的装束很素气，一身粗布的蓝褂黑裤儿，但是她一出现，不由地使人眼睛一亮，非留意端详几眼不可。她那在女子中数上中流个的细苗苗的身躯，结实而柔韧，黑黑的柔发达到耳朵下梢，陪衬着长圆形的脸庞，面色微黑里透着红晕。而最令人耀眼的，是她那双黑得像涂着墨一样的眼睛，眸里似含着泉水，眼瞳闪动得灵活、神速。这对眼睛平时像桃子形，安静地藏在不算黑的细眉下；但当眉毛向上一挑，它立时变得和杏子一样圆了。

她，姓曹，名春玲，加起来就是大名——曹春玲。不过姑娘已过了十八个生日，这个名字才有七年的历史——是解放后上了学才有的。那些年都叫什么呢？按乡下的老规矩，女人不上学一般是没有大名的，除去财主家的小姐以外，哪有女子上学的呢？谁家生个男孩子，哪怕只有三斤重，邻人们都奔走相告：“人家添大小子啦！”可是要生个女孩子，尽管婴儿有十斤重，也都轻视地哼一声：“添了个小闺女。”给闺女起名没有两字的，都是一个音，也自然而然前面加个“小”字，只有到快好出嫁了，再在名字下面添个“子”字，客气点的人才在加“子”字后把“小”字去了。春玲当然也不例外。解放那年春玲十一岁，她上了学。先生给新入学的女生起学号，也和给男学生一样，原名冠上姓。结果女学生的名字就成了：江小妞、江小英、江小红、孙小情、蒋小花、曹小玲……总之，中间那个字都是“小”字。曹小玲很不高兴，逼妈妈将中间的字换换。但是母亲说不好换，她起不了。小玲自己在书皮上把“小”改成“大”，成了“曹大玲”……后来她的大姐自己起了名，叫曹春娟，二姐随着叫曹春梅，小玲高兴地立刻跟姐姐学了。……

春玲提着盖有白手巾的小竹篮，脸上显出惊讶的神色，看着门外的男孩子说：

“咦，明生！你不去给烈士扫墓，回来做什么呐？”

“谁不去来？是老师叫俺回来的，要我帮你给妈上坟，学校里少我一个没关系。我就到北河树林里拔棵小松树，好给妈栽上。玲姐，你看，这不是？”明生把手里的小松苗，炫耀地在姐姐面前晃了晃。

春玲那桃形的黑眼睛忽闪几下，眉尖一颦，说：

“那好。”又问道：“你怎么这长时间才回来呀？”

“我看了会打仗的。”

“谁打仗？”春玲关心地问道。

明生顽皮地笑着说：

“是老东山大爷，他又在村后骂人。”

春玲皱了下眉毛，脸色变得更红了：

“为什么事？”

“谁把他的麦苗踩坏了几滩。”

“唉，这也犯得着？”春玲叹口气，“还有谁？”

“就他自个呗。”

春玲禁不住笑了：“没有对手，也算打仗？你净糟蹋人家。”

明生翻着大眼睛，兴致勃勃，又比又划：

“我是说，他又吹胡子又瞪眼，嗓子扯得惊得南山响，比几个人打仗还热火哩！”

“他还在骂吗？”

“不骂了。想是没人理他，自个也骂累啦。姐，他要来找咱爹，给他抓踩庄稼的人。我说俺爹上区开会了，妇救会长在家，他撅着胡子找她去了。”

春玲看着门外一步一颠的老母鸡，自言自语地说：

“唉，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真不知他的脑子怎么长的，就那样没缝子。”

“姐，你说谁？”明生很奇怪姐姐的认真表示，“是老东山吗？”

“又是，老东山，老东山人家那么大年纪，名是你叫的吗？”春玲教训弟弟道：“我嘱咐过你几次啦，老不听话。”

“我又忘啦！接受姐姐的批评，下次改。”明生笑着，又问道：

“哎，姐呀！我听人说老东山大爷和咱家还是亲戚，是吗？”

春玲脸露羞赧的红颜，支吾道：

“谁瞎说？”

“人家都说，说姐是他儿媳妇。姐呀，我可不同意你到老东山大爷家去当媳妇，他那样顽固……”

“明生，快不要乱说。”春玲打断他的话，若有所思地说：

“姐，谁的媳妇也不当，永远在家当你的姐姐……哦，”她理了把头发，“天不早啦！走，兄弟，给妈上坟去吧！”

原野上，一片早春的景象，草木在发芽长叶，麦苗试图离开地皮，向上拔节；而最显眼的是分布在各处的一簇簇的坟丘。三三两两的人们，都在忙着向坟上挂纸，燃着的打着青铜钱纹痕的黄纸和香的轻烟，懒洋洋地缭绕着。在平原最西边的山麓上，有一片苍翠的松柏，那里面躺着十九名八路军战士的遗体，烈士们已长眠五个年头了。这时烈士的墓地上响起呼口号的声音，每年的清明节一到，除了有组织的学生给烈士扫墓：献花圈、修整墓地、植树、栽花……许多人自动地、络绎不绝地去给烈士上坟。

春玲姐弟俩，在一块黄土地边的茔盘前停住了。

墓，母亲的墓，还有些新。那上面长着的几堆蒿草还没全发青。去年插上去的几枝迎春，大概是因为它们的生命特别健旺的缘故，已经活跃地长起枝藤翠绿的叶儿陪伴着形像星星一样的金黄的花朵。花瓣上滚动着露珠，在艳阳下闪烁着美好的闪光。

春玲看着母亲的墓，感情在全身激烈地翻腾起来了。她的手颤抖着去掀盖篮子的手巾，但又停住，吩咐明生道：

“兄弟，你不是要给妈栽树吗？哪，你到那边湾里提点水来，我在这挖坑。”P11－14

人们习惯于把拙著《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上、下）统称为“三花”，向我索书定要“三花”，认定“三花”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其实并非如此，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是独立成书的。当然，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时代的连贯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结合紧密，书名都有“花”字，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如此便是“三花”的由来吧！

《苦菜花》是我的处女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为了这本书的创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构思、练习钻研，到一九五五年写成初稿，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同年秋天，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大意说，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共青团员，利用工作之余，写了一本小说稿子，自知水平很低，达不到出版要求，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很快来了信，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都已转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然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这怪不得编辑部，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文艺界是重灾区，一切正常业务2T＿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我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不然，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

《苦菜花》初版于一九五八年一月，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而之前该社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的书，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之后，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我趁机对入选的《苦菜花》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收作后记，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包括外文译本，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直到“文革”之前，没有再修订过。“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迫于当时的形势，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本子。

《迎春花》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于一九五九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迎春花》，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一期全文登出，新华书店征订要一百万册，因为纸张紧缺，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但是，《迎春花》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失于色情，有副作用；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苦菜花》也存在这个问题，值得作者警惕！于是，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对《迎春花》作了局部的修改，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于一九六二年再版；“文革”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干净”；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原来就不赞成这种“干净”的同志，反对修改，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迎春花》，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我也同意了。这次也按初版付梓，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孰对孰非，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入愿一帆风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乍起，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就被“文艺革命旗手”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迎春花》的作者，而且抗拒她的指示……很快，《苦菜花》和《迎春花》及尚待出世的《山菊花》，便遭到无情地批判，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成为禁书。

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山菊花》的出世过程，即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脱手，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安危多舛，可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充满戏剧性。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曾明言超不过前“两花”就不要出版的。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阅完书稿后，感动得泪下，赞赏有加，批准出版。可是没有多久，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温，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日益浓烈。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要出，得修改；而要改掉的，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我选择了宁不出，也不改，书稿搁在那里。但书虽然没有出，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将手稿交出去批判，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我极感悲惨，《苦菜花》、《迎春花》也遭厄运，可它俩总是出生了，发行遍及全国，国外也有翻译，也算风光了好几年；而这个《山菊花》，还没见面于世，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连“寿”都没有，就和它的“两花”姐姐一起“正寝”了，岂不更加哀哉！然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一九七二年，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复查”落实政策的日子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一直没人问津，不知是不是你的……一见到那熟悉的白布旧包裹，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泪水夺眶而出……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坚贞不渝的炽烈情爱的书稿，竟能在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铁掌中逃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转念一想，这部《山菊花》稿子，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斗，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谁还会顾及带上这已经惹了祸的“惹祸精”？那样一来，惊恐万状的家人，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如此，也就不会有一九七九年上集、一九八二年下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山菊花》了。这可真应了那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老话。

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这是因为，作者为什么要写——创作的动机，写什么——创作的题材，怎么写——创作的方法，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个性爱好、立场观点、周围环境密切相关。而这些方面，很难是人人相同的。

像我，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十三岁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人，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我那么年轻，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这是迄今为止，常常有人寻问的两个问题，甚至还听到过《苦菜花》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

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且能比较早的“少年得志”、“一鸣惊人”，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而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我接触过、看到过、听到过、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人和事，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我周围的亲人，村闾邻居，不分男女老少，同仇敌忾，为正义的斗争，献出自己的所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群众，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其英雄的壮举，崇高伟大的精神，惊天地，泣鬼神！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耳濡目染的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优美情感、善良性格、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为此，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嵛山，爱那里的人民、风俗语言、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爱她的过去和现在。

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才具有时代精神，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如上所述，“三花”的产生，很大原因是有赖于客观的因素，也属作者年轻之作，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可称屡见不鲜；还有，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也是在所难免。不过，尚可聊以自慰的，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是用一颗炽热的心，去爱去恨，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而这些，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恐怕也难办到了。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三花”，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  以上是我想向关心“三花”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