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传奇的情恨男女，演绎1931年上海无间道；乱世之中的阴谋杀伐，谍影重重的暗黑政治小说；中国首部基于纯历史细节的想象文本！贾樟柯、麦家、张大春、梁文道联袂推荐！

提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租界，我们想到的不仅有巡捕房、工部局、买办，还有青帮大亨、工人运动领袖……在光怪陆离、充满神秘色彩的背景下，各色人等为了各自的理想在此拼搏、角力。

小白的新书《租界》的背景始于民国20年3月份，结束于次年2月，也就是1931年前后。这一年是共产党建党十周年，已经开了六次代表大会，距离辛亥革命也有二十年，离日本人全面进入华北还有六年时间，这一年9月份已经发生了“满洲事变”。

《租界》由小白编著。

几乎每个细节，场景都经过反复推敲、仔细查证的传奇故事！

《租界》是以考古学家的周详以及诗人的偏僻趣味构建的知识分子小说！

一九三一年的上海租界，革命、爱情、金钱、冒险并存的迷人时代。摄影师小薛是中法混血儿，为租界的各种小报提供新闻照片。而特蕾莎是他的白俄情人，表面上的珠宝商，暗地里倒卖军火。在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宝来加号邮轮上，小薛偶遇群力社革命女青年玲小曼，为随后接踵而来的刺杀、追捕、计中计埋下了意想不到的契机。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经济利益的争夺。

乱世背景，误人红尘的男女英雄，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不是因为他们有谋略，而是由于偶然。惊心动魄、环环相扣，一半出自于算计，一半却是被命运推动。一场又一场的惊天大劫案，虚实难辨，谁说得清楚传奇这回事儿呢……

民国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午夜二时二十四分

舱壁剧震，汽笛声短促两响，小薛睁开眼睛。床单蒙在他头上，潮音宛如另一个世界的雷声。而床单下的这个世界仍旧暖和，仍旧……只是轻轻晃动，特蕾莎赤裸的脊背也在黑暗中颤抖。好一阵他才明白过来：船在重新启动轮机。

舱外浓雾弥漫。看不见星光，此时若是踏足甲板，多半像一脚踩到梦里，眼前漆黑飘渺，身体冰冷，可疑的湿滑地面，身体方位感失灵，甚至对身体本身都不敢说很有把握……听得见海水涌动，却看不见它在哪里，黑暗无穷无尽地向外延伸，一直延伸到几百米外的那只趸船浮标上，隔着一万层黑纱，灯光微弱闪烁。

正涨潮。领航员已登船。宝来加号右舵十五度调整船首，船尾向左侧微摆，险些碰到那艘意大利巡洋舰利比亚号几小时前刚刚放下的深水锚索。邮轮昨天夜里停到长江口这片临时锚地，位置大约在北纬31度和东经122度32分附近的舟山群岛海面。

轮船全速驶离锚区。两小时后，长江口潮汐会涨至最高点，要抓紧时间通过“公平女神”航道。航道北侧是一大片隐藏在水底的沙滩，航道底下也全是泥沙。退潮至最低时，某些水域深度不足二十英尺，宝来加号重达七千五百吨，吃水将近二十八英尺，必须在涨潮时抵达吴淞口的另一个临时锚地。

这条航道刚开始通行巨轮。从前，大型船舶从长江口进入黄浦江走最北面那条航道，绕过暗沙和长兴岛，水域更加诡异莫测。前年，宝来加号差点在那一命呜呼，宣告它十五年海上服役生涯的终结。在冬日的浓雾中，它一头撞上阿默斯特暗礁，这段暗礁丛生的海域曾让无数船只遭难——“阿默斯特”这名字本身就来自一艘在这里撞沉的英国小型巡洋舰。

宝来加号被送到上海的船坞，今年一月刚出厂，首航马赛港。回程停靠海防，然后是香港，现在它又再次回到上海。

邮轮在吴淞口外再次停机。一小时前，它差点又碰上麻烦。一艘德国货轮朝长江口外驶去，与它擦身而过——pass port to port，领航员会在当天的日志上写下这句。江面浓雾笼罩，他没有听到对驶船只桥楼喇叭的呼叫声，等他看到对方左舷红灯时，两船几近擦碰。右舵十五度，宝来加号紧急实施避让动作，险些被挤出航道，陷进导沙堤侧的淤泥中。

门缝透入微弱红光，小薛拉开舱门，他吓出一身汗，对驶巨轮像座移动的大厦，陡然向他倾覆过来。

他钻回到床单底下。特蕾莎睡得像头母兽，鼾声绵长，偶尔抽搐两下。他用指甲搔刮她的脊背，掠过那两块肩胛骨中间的一大块紫色云雾般的斑点。

他陪她旅行。他知道她的名字，可除此以外他搜肠刮肚，也只能找到一些含糊的词句—那又怎样？人家只不过希望他是个称职的情人，又没让他当情报人员。

“她对古董珠宝具有丰富的知识”，“她有一块墨绿色的翠石榴石，马尾状的花纹泛着黄金般的色泽”，“她喜欢一根接一根抽香烟，尤其是在床上”，“她在香港和西贡认识一些神秘的人物”。其中有些说法纯粹出自他的职业想象——陌生人总会刺激他的想象力。他是个摄影师，靠向上海租界里大小报纸杂志零星出售作品为生。运气好的时候，一张抢劫杀人案现场的照片可以卖上五十块钱。

初次相遇是在一个枪杀现场，边上就是尸体。第二次是莉莉酒吧，招牌写着“Lily”，就在虹口，隔壁是挂着灯笼的按摩室一当时他觉得她跟按摩室里那些“巴黎女子”没什么两样（“巴黎女子”在灯笼上）。  其实连这名字他也刚知道。在河内的大陆饭店，他听到别人这样叫她——特蕾莎。在这之前，他只知道大家都叫她梅叶夫人。他渐渐猜想她是个白俄，人家都说她是德国人。可他被她迷住啦，在上海的礼查饭店，在河内的大陆饭店……那些阳台和回廊有多宽敞，还有吊扇，挂得那样高，你都找不到风是从哪里吹来的。空气里全都是腐烂的热带水果散发出的淫荡气味，风会吹开浅绿色的窗帘，吹干身上的汗水。他差点就会爱上她，要不是……

现在是退潮时分，船要在临时锚地停上十二个小时，等下一次涨潮才能继续航行，进入黄浦江。到时候会有另一位领航员登船。

 他掀开床单，跳下床，穿上衣服走到舱外，这才发现离靠岸还早。天际线渐渐露白，寒风直往他的领子里钻，他扭头往餐厅走，他需要喝杯热茶。

右侧船舷。另一个大菜间。冷小曼也打算悄悄起来，不要惊动枕边的曹振武。按照计划，她这会该去电报室，有条紧急电文必须发送。

曹振武是她的丈夫，此去香港身负机密使命，为某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安排行程。他如期回上海，是要在租界里等候那位党政要人，陪同他绕道香港从新圳回广州。

曹振武的鼾声忽高忽低，如同他的脾气，时而暴躁时而温顺，捉摸不透。冷小曼此刻望着他，滋味复杂。她有些伤感，可不是为他。她也曾试图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理由，她作出努力，想要憎恨他。她把他身上让她讨厌的地方全都想个遍，从中却得不到什么决绝的力量。可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是那些更崇高的理由，更耀眼的词句，难道不对么？

P1-5

摄影师、炼金术士及重建一个上海

李敬泽

窗外右下方是外白渡桥，窗子对面是俄罗斯领事馆绿色的圆形屋顶，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惊恐奔散的人群，鲜血，照相机镁光灯闪动，警笛长鸣……

这里是浦江饭店，哦不，是礼查饭店，深褐色的柚木护壁和粗大屋梁，拱形窗，这里的房间让人想起森严的城堡，或者，这是轮船的舱室——窗外，轮船正在浑浊的黄浦江上缓缓驶过。

小薛和特蕾莎，一前一后走在这幢深奥的大楼的阴暗的走廊里，十九世纪的地板吱吱作响，步步惊心。小薛精巧、瘦削，有时你会觉得他像一只漂亮的动物，机灵、警觉、惹人怜爱又让人不放心，而特蕾莎，那个俄罗斯女人，她高大、丰饶，她有一种沧桑之美、废墟般的美、险峻的美，她在前边走着——

他们消失在礼查饭店的外面，外面是一九三一年的上海，这两个人走进了一本名为《租界》的小说，这是一个万象杂陈的世界，构成这个世界的元素是：革命、反革命、暴力、恐怖、恐惧、阴谋、爱情、背叛、权力、信念、谎言、仇恨、同情……还有枪、钱、鲜血、奔涌的体液、颤栗的神经、照相机和摄影机……

一切都是如此紧迫、关乎生死，疾风暴雨摧迫着人们。

读《租界》，翻到仅仅三四十页，我就知道我看到了什么，那是一部卓越的虚构作品的气息，你看到一个或许并不存在的世界以不容置疑的气势扑面而来——详尽、浩大、气象万千，乱世中的大城如热带雨林，密集的、腐烂的、生殖与死亡的、华丽妖邪的、幽暗的、壮观的、琐屑的，这大城或许就是一九三一年的上海，而这一九三一年的上海属于一个名叫小白的作家，小白从历史档案中、从缜密的实地考察中，以一种考古学家的周详（当然不是挖掘曹操墓的考古学家），和一个诗人的偏僻趣味，全面地重建这座城市。

这样一座城市注定与另外的城市形成比较关系：张爱玲的上海、王安忆的上海、中产阶级想象中的上海……

小白的上海有一种“魔性”，上帝与撒旦在这座城市博弈。 小白为人类活动的巨大规模所激动，他即使不是宏大的，至少也是爱热闹的，他至少是有一种审美上的趣味：把所有的景象放进大些、再大些的“世界戏剧”的舞台；我们知道在这一九三一年的上海红尘浮世的远处，南京政府正在经历内部分裂的危机，从屠杀中站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志在摧毁这个世界的顽强斗争，日本军人的军刀已经出鞘，在这小说的故事结束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在上海，十九世纪殖民主义冒险家们的后继者在疯狂地囤积地皮，他们坚信他们的经验、逻辑和运气，坚信一个“上海自由市”的出现，那将是一块更大的西方飞地，永久繁荣、遍地黄金。

站在文学的立场，小白深刻地理解政治与历史，至少他深知，政治不是人性中的异物，政治就是人性，是人性中最深邃、持久、最具爆发力的成分。小白的一九三一是政治之年，各种政治的叙事、话语和修辞，相互冲突、混杂，有时是润物无声、有时是明刀明枪地规划和推动着人的生活——直到最隐秘、最私人的经验；小白或许知道，在这个城市持续演进的神话中，一个执着的想象方向就是穿越历史与政治，如同一艘幽灵船，在黑暗的时间之海中负载着某种恒常秩序，从过去驶向现在和未来；而他重新确立起一种想象基准：很抱歉，没有什么不是政治，文学化的政治：在此时、在这个城市里，每个人对他人的回应，都注定是在政治压力下做出的人性反应，都是在寻求和确认敌人与同道；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情感和话语的尽头，就是暴力，是刀子、枪和子弹。

所以，小白的上海一九三一不是让中产阶级感到温暖而浑浊的下午时分，天地不仁，生命因危险的激情而战栗，这部小说一直保持着极高的肾上腺素分泌水平。小白知道这个世界是残酷的，在一种淑女世界观里，这种残酷化为了自怜自叹的苍凉手势，而小白并不为此哀叹，他像一个疯狂的摄影师—对，这是这部小说里一个根本意象，这个摄影师在镜头后面，恐惧、狂喜地捕捉着眼前的一切：人的挣扎、世界在倾覆，人的美和不美、生命在污秽中壮丽地展开——这是炼狱般的人间。

然后，我们看到了那几个人：小薛、特蕾莎、冷小曼、顾先生……我相信，那是你从未看到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经历和命运的特殊性，而且，相对于中国小说的人性想象域而言，他们具有一种确凿的原创价值。也许冷小曼会让你想起《色，戒》，但相比于简略的王佳芝，冷小曼有更为丰沛的内在性。

小白在《租界》中对人性的了解有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不是了解，是一种深入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源自于宽阔幽暗的心，这心里，有一个炼金术士的密室。

很少看到现在的作家如此耐心大胆地跟踪审查每一个人物，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他身上混杂着小报娱记的八卦趣味，私家侦探玩世不恭的黑暗眼光、心理学家的解释癖、革命家的决断冷静和一个杀手、一个打手的邪僻激情，等等……也就是说，小自理解力和想象力其实是来自于角度的跳跃、重叠、混杂，来自于他对现代都市中纷繁的感知方式与路径精确、广博的掌握。

让我再说得清楚一点：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作家，他有成竹在胸的目光和角度，他选好了地方，架起摄影机，然后观察、想象和书写。但也可以假设有另一个作家，比如小白，他同时操纵十几台摄影机，小白是一个民工，小白是一个律师，小白是一个明星，小白是一个证券交易员，小白是一个厨子、一个刺青技师……每个小白都有一副独自的内在眼光，都在自身的边界之内包罗万象。正是这种孤独的、隔绝的内在性使得现代都市成为了无数微小的孤岛和荒漠，而中国当代的小说家对此几乎无能为力；而现在，这个小白，他是夜幕下的拾荒者，他灵敏地穿越于孤岛和荒漠之间，最终回到他的密室。

——他细致地设定和玩味每个人的独特条件和境遇，但同时，他坚信，在最为具体逼窄的境遇中，人性存在着无穷化合的可能。当然，实际上这几乎是文学存在的根本前提和小说继续存在下去的唯一具有说服力的根据，但是，很少有中国作家像小白这样真正牢记这一点并为此而着迷，这个炼金术士，他在每一个人物身上试验着各种元素和各种组合，考验人类生活的各种价值，他力图精确、有时是精确到纤毫毕现地展示这种化合过程，它的构成、它的趋向。

小白有一种甚至令人羞愤的人性鉴赏家的气质，他的热情几乎无目的，不是为了说明什么，只是为了证明人是如此神奇，人的身上潜藏着无穷变幻的可能。

对人性之丰饶的巨大兴趣使得《租界》获得强劲的戏剧性：悬念叠起，意外频生，紧张、激越，如同复杂地形中的赛车；支持这种速度、支持事物向不可预料的方向不断蔓延的，并非某种给定的、需要人类理智去攫取的东西，你不知道下面将要发生什么，那不是知识和信息问题，不是叙事技巧问题，而是，你真的不知道人将要怎样，怎样选择和怎样行动。

这小说常常让我想起格雷厄姆·格林——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我所喜爱的岛屿》的短文，在文中，我表达了对英国小说传统的倾慕。而小白是目前为止我所见过的唯一具有英国风范的中国小说家，这倒不是指小白本人精通英文，熟读西典，而是那种广博甚至享乐的经验主义气质，那种阴郁、那种克制的狂暴。正如在格林的小说中一样，人性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在偶然的灵机一动和虚妄的深谋远虑的推动下备受考验，在小说中汇集成加速度的洪流——事情没有也不可能如某个人的计划、预想或信念、知识般前进，每个人在事件中倾尽全力，但最终，每个人都发现，这并非他们想要的结果。

《租界》由此达到了对一般人类事务、特别是大规模人类事务的洞察，对此，另一个英国人以赛亚·伯林曾经做过精彩的论述，他在谈到自维柯开始的一种宇宙论模式时说道：“这些模式倾向于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习俗不仅来自人类有意识的目的或欲望；在适当承认这些有意识目的——无论是属于制度习俗的奠基者、运用者还是参与者——的作用之后，他们强调的是个人及群体方面不自觉或不完全自觉的原因，尤其强调不同的人未经协调的目的相互碰撞产生的出人意料的结果，每个人的行为都部分地出于清楚连贯的动机、部分地出于他自己与别人都不甚了解的动机或原因，导致事态发展成了可能谁都不想要的样子，然而它却制约着人的生活、性格和行动。”

小薛最终消失在远处。在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中，只有他走出了小说的时间边界——小白认为有必要交代他的下落，他在二战结束后到了法国。为什么小白对他如此关照？当然，他是最关键的人物，就像化学实验中最关键的那滴溶液，当他进入烧瓶的一瞬间，平衡打破，世界沸腾；但这不是原因，原因可能在于，小白甚至在下意识里焦虑于这个人物的内在状态：他在根本上不属于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观念，他在这世上最难安顿、永难安顿。

我承认，我渴望细致地分析这个人物，他的身上有奇特的魅力：他是历史、政治和道德除不尽的一个余数，他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本能的肤浅，但恰恰是这种逃脱一切判断的肤浅把他带进了生命的深处，深渊般的深处。

但是，考虑到本文仅仅是一篇序言——印在小说前头，我想我必须克制我的兴趣，把此人的盛大冒险完整地留给读者。

我要说的是，二○一○年的某一天，我站在浦江饭店—礼查饭店的窗前，凌晨，外白渡桥上空无一人，然后，我看见小薛从远处走来，他依然年轻或者老态龙钟，他在桥头停住，似乎在等待什么，许久之后，他抬头，注视这座饭店的某个窗户。他这时在想什么？他在等待什么？他的眼里或许有一丝泪光闪烁：从这里开始，这个浮浪、幸运的人，这个注定无所属的人经历了比他所认识所遭遇的任何人都更为强劲、深邃、幽暗、宽阔的生命。

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子夜

这故事在其雏形时——也即在其尚处于一个模糊的、雾状的，只有隐隐约约几个黑影在背景里晃动的阶段——一个八月的炎热早晨，一个没头没脑的、连我们自己都尚未察觉其含义的句子跃然纸上（如同从黄浦江东岸穿透江面浓雾照在上海档案馆阅览室东侧靠窗口桌位上的一道光线）：

起初，引起萨尔礼少校注意的是那个白俄女人。

我们绝无自称自赞之意，这不过是一句大实话。一九三一年，警务处政治部的萨尔礼少校面对法租界纷繁复杂的局势，试图理清头绪，抓住破解悬案之谜的蛛丝线索。他通过阅读旧档案，找到这个白俄女人。将近八十年后，我们坐在档案室内，（与少校一样）尝试构建发生在一九三。年代初上海法租界的一系列事件的轮廓模型，同样通过阅读历史档案，我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女人。

法租界警务处政治部的文书确曾为她建立起一份卷宗（尽管它显然带有殖民地法国官员那种懒散的、马马虎虎的风格）。 日军侵入上海后，该卷宗仍保存在理论上归属法国维希政府管辖的法租界当局手里。直到一九四三年，汪伪政府正式宣布收回法租界管辖权，卷宗当然随同法租界警务处的其他所有重要文件一起，转到伪警察局档案室内。我们相信，日本侵略军驻上海的特工部门（即我们常常说的特高课），以及汪伪特工总部（即人们常说的“76号”）一定曾抽走该档案内的一些关键文件，以配合他们随后对该女军火商人展开的复杂而成效不彰的调查。当然，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总会有另一种可能的），我们的薛维世先生（无论此前还是当时，此人一直在该部门位居显要），出于他私人的各种目的（或者国家利益），同样很有机会把卷宗内的重要文件秘密取走并销毁（即便他有收藏的意愿和可能，我们大概再也无法找到）。

众所周知，中国军民的抗战胜利是在一九四五年，这卷宗随即由光复后草草组建的上海市卢家湾公安分局接收。一九四九年以后，卷宗的接管单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卢湾公安分局。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们必须体谅新生的、物资贫乏的国家和政府管理部门对于历史档案的处理方式——有些时候，如何节约利用物资要比合理利用历史信息更迫在眉睫。纯粹是由于纸张供应严重匮乏，共和国的公安人员不得不利用旧档案（那些看来不太具有现实价值的文件）的空白背面，以书写对他们来说更紧要、更须记录的事件。如此一来，这卷宗就被拆散，没有人会关心写在那些纸张背后的、已由（主要由投诚的国民政府军政特工人员组成的）情报咨询委员会鉴定过的，‘并被确认为无用的历史信息。我们相信很多相关文件已被撕碎、卷成一团，消失在纸篓里。一部分信息至今仍藏在主题全然与其无关的文件背后（因为重新装订粘贴归卷而难以被研究者发现）。我们曾发现过一页文件——在一份有关建国初工商业资本家内反动分子的举报记录背后。那页文件被翻折过来重新装订，并用劣质胶水粘合。因为天长日久而脱胶，我们这才有幸发现它。在档案馆严格的调阅规则下，我们不得不小心翼翼从上下两端挑开那页合叠的纸，确保不去破坏装订线，凭借靠窗座位比较明亮的光线，一字一句把这份残页的内容抄录下来。

不过当然，卷宗本身还是保存下来。最后它随大量历史档案一起，被有关方面转交给上海历史档案馆，由该馆的专业人员鉴别入库收藏。而到这时，这卷宗也只剩下残篇断简，案件的相关证据链再也无法建立起可靠的逻辑关系。（卷宗名见附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仍应被视为一部虚构小说。我们相信作者在某个凉风习习的夜晚（风里带着夏日特有的腥臭味），一时兴起，随心所欲就捏造出一起电影摄影棚绑架案。我们更有理由怀疑那些存在于人心深处的欲望、那些还在头脑中酝酿的复杂计划，作者如何能猜得透？我们的确能看到作者用心叵测地转换视角，以使假想出来的人物动机和行动计划欺骗性地带有一种混沌模糊的风格，在这里透露一点，在那里闪烁几下，引诱读者相信他在历史信息不足时的擅自虚构。最难测度的是人的情感因素。薛维世先生和白俄女军火商之间到底有几分是（属于人类最美好最善良的）情感？有几分是诡诈的互相利用？薛和他的另一个更加天真的情人冷小曼之间发生的事，又有多少是出于当事人愈演愈烈的情场表演呢？

假设真的有一个公正的历史法庭，我们要指控作者仅凭五六份相互之间缺乏逻辑关系的文件，妄图向陪审团构想出整个案件的过程。证据链缺乏完整性，由书面的间接证据来推论，缺少坚实可靠的论证基础。法庭将不予采纳。其实，有关薛维世先生（以及他的白俄情妇）的故事随后的发展变化本身也会提供一种例证。如上所述，由于历史档案的人为丢失，薛维世先生在“孤岛时期”处于各种复杂势力逼仄下采取的主动（或被动）行为，在上海光复后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格审查，同样由于档案的缺失，这项审查最后毫无结果，仅凭萨尔礼少校的一份不太可靠的宣誓证明就草草收场。

但人类从来不曾生活在那个魔法世界里，在魔法世界里（就像在那部电影里），魔法师有一部可以无限对折展开的书，他所有的举措行动、所有最微妙的心理变化都将在事发同时记录备份在那本书里。如果有那样一本魔法书，不仅历史学家要失业，小说家也同样要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