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学校之首——燕京大学！

追述中国当年最优高校风采！

重新认识被国人误会近百年的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

《消逝的燕京》(作者陈远)从司徒雷登创建燕京大学开始，讲述了燕京大学的名师风采、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日战争中因身份特殊起到的保护作用以及受到的摧残、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过程、燕大在院系调整后对中国教育界产生的影响等，也追述了许多功绩卓著却受到误解甚至不公正待遇的学者，如傅泾波、吴兴华等。其中关于傅泾波的文章被海内外史学界认为是第一篇系统叙述其人的文章。

燕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仅仅存在了33年，但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对中国教育和人才培养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消逝的燕京》从司徒雷登创建燕京大学开始，讲述了燕京大学的名师风采、著名校友的逸闻趣事、燕大在抗日战争中因身份特殊起到的保护作用以及受到的摧残、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过程、燕大在院系调整后对中国教育界产生的影响等，也追述了许多功绩卓著却受到误解甚至不公正待遇的学者，如傅泾波、吴兴华等。《消逝的燕京》作者陈远历时数年，收集整理燕京大学的资料，在采访大量历史见证这得基础上完成此书，被学者丁东誉为“传世之作”。

自序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的灵魂

傅泾波：人生知己应如是

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

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

齐思和：燕园第一位哈佛博士

贺宝善：燕园里从不休止的琴弦

丁磐石：见证燕大在成都的岁月

王钟翰：酒瓶里喝出史学家

侯仁之：辟密道送学子赴解放区

张大中：燕大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陆志韦是粗暴的

谢道渊：燕京消失的见证人

张芝联：一半是燕京，一半是光华

夏自强：燕园里的政治运动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差等生”

周汝昌：两进两出，燕园留名

吴兴华：天才的命运

翁独健：燕京末代校长的生活旧影

徐苹芳：末代燕京 风流云散

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涯。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也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司徒雷登从来没有想到，他之后的命运会与这所合并而成的燕京大学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合二为一，彼此之间可以成为代名词。然而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的最合适人选，则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斯比尔(RobertE．Speel)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他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他的许多朋友，也认为那几乎是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并且劝他不要去。但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即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创办人享利·卢斯的父亲)却对他表示了支持，但是博士同时也提醒司徒雷登，在他应聘之前，应当仔细审查经费方面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一位燕京老教师的回忆中体会哈利·卢斯博士的提醒的深意。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的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而美国方面属意司徒雷登，也并非只是看中他的声望以及基督徒的身份。“1920年，他(司徒雷登，笔者注)从神学院毕业后，就和两位同学，在南方教堂中旅行了两年，为教会募捐。”包贵思女士在同一篇文章中回忆道：结果是“金钱潮涌到教会来”。。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而且这个任务跟他服务于自己的祖国美国也没有什么冲突。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同年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不是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说，也许是意料之中。

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道：“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有时也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怪不得司徒雷登头疼！也怪不得司徒雷登抱怨：“我接受的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是没有关心的学校。”P4-6

生命中有些事情注定要发生。

中学时代，在语文课本上读到《别了，司徒雷登》时，不知道注定要发生什么；十年前，我写《教育家司徒雷登》的时候，依然不知道注定要发生什么。截至我开始做燕京大学的口述史，我一下子豁然开朗。

因为《别了，司徒雷登》，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美国人的名字，我也是如此。在毛泽东笔下，司徒雷登是这样的：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和多数人一样，我记忆最深刻的同样是文章的结尾：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后来因为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兴趣，开始留意司徒雷登的资料，看过一些资料之后，开始感觉到，“司徒雷登走了”，对于中国来说，也许并非是件值得庆贺的事，至少，对于教育来说是如此。这也是当年我写《教育家司徒雷登》那篇小文章的初衷。

写完那篇小文的两年后，我收到燕京大学校友会寄来的资料汇编《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开始对已经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燕京大学产生兴趣。

创建于上世纪初的燕京大学存在时间虽然只有短短33年(1919—1952)，但是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两个奇迹。奇迹之一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奇迹之二是不长的时间内，为中国各个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在两院院士当中，燕大学生多达52人；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中包含了7名燕京人。

有一次，和北大某部门的领导谈起燕京，他说燕京人总有一种优越：感。让世人感觉有优越感的北大人为什么觉得燕京入有优越感？除了历史上燕京和北大的瓜葛，看看燕京的历史和成就，就很容易得出答案。其实在后来我与诸多燕京老人的接触中，还真没有觉得他们身上有优越感，有时，人们的感觉是出自一种内心觉得不如人的敏感，就像世人常觉得北大人有优越感一样。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不复存在。

我决定开始走访燕京还健在的老人们，挖掘这一段被尘封的往事。不仅仅是为了怀念．更重要的是，燕京大学的存在时期，正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的大变化的时期，燕京人对于学生时代以及相关背景的回忆，可以为中国现当代政治、文化以及学术演进提供更多的佐证。

但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记得我采访黄宗江老人的时候，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小子胆子够大的，敢写司徒雷登，这可是毛主席否定过的。尽管是玩笑话，但是也体现出当时人们对于这个课题存在的疑虑。

后来这些走访的文章能在《新京报》上得以刊出，得力于当时领导的文化眼光和气魄。

但是社会真的是在进步，政治也正逐渐给真相和人性让出更多的空间。2004年我开始搜集燕京大学的资料并且着手做燕京人物口述史的时候，这所曾经鼎盛一时的大学还少被人提及，即便是学术性研究也是凤毛麟角，但如今，燕京大学不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连央视也都已经开始播出关于这所大学的缔造者司徒雷登的纪录片了。

只是，那些给我讲过故事的老人们，张芝联，不在了；张大中，不在了；黄宗江，也不在了……在此书出版之前，想起这些老人，想起他们叫我“小燕京”，心中无限感慨。

还有多少故事，被如此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