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友》的书写来自亲历者和亲见亲闻者。它传承《良友》画报精神质地，以新生代幕容书的形态连续出版，提炼芸芸众生的生命过程，在人生的意外事件、特殊经历中展示历史的真实性。读这本书的人，口味要比“清高”多几分“挑剔”。

《良友》至今已出版发行10辑。本书为第11辑。这里重点推荐厉放女士的《一个永不消逝的精灵》一文。该文是写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的。

良友书坊，书写个人史。

真人真事，真情真心，真知真见，以求真的精神和勇气，重返真的散文美学，摒弃粉饰与虚假，扔掉骄躁与滥情，以民间视野串起自我或他者的经历，营构社会生活和历史真相的长卷……

一个永不消逝的精灵·历放

从狂热走向沉思·丁东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吴彬

彭伯伯和彭妈妈·李南央

我所了解的冀贡泉·智效民

我青春的分水岭·谢湘南

狱中杂记·廖克

我的山村，我的1978·丁伯刚

《致右派儿子》中的“浑天一号”·周烽烽

—个新中国政法工作者的日记·1951·田杰

“建国十年大庆”个人回顾·1959·田杰

据说我小时候非常“烦人”，只要逮到一个大人就要缠着人家给我“讲书”，而且要没完没了地反复讲。其实我记忆力不错，不管什么书，只要听一遍后，就可以几乎一字不错地复述内容。可不知是什么毛病，就是非要听别人“讲”不可。有了这个毛病，自然是唬得家里所有的大人见了我都望风而逃。自愿给我“讲书”的，只有我的外公。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把连环画放在膝盖上，用一只手吃力地翻开书页给我“讲”的样子。其实外公在我出生以前就已经中风偏瘫，丧失了说话的机能。看着嘴里发出“呜呜呀呀”声音的外公，虽然年纪很小，我却也懂得迎着他满脸的焦急连连点头，反正书里的故事早就滚瓜烂熟，就是喜欢有人在给我“讲”——真是怪毛病。

大概是因为家里识字的人都躲开了我，所以我早早地被逼上了“自己看”的“梁山”。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看了第一本真正的“书”，那是从家中书柜里偷出来的((西游记》，因为实在心痒痒地想知道，孙猴子对付众多妖怪，施展的都是些什么神通。书里不认识的字当然多得不得了，还有许多诗词歌赋等等“累赘”，好在把这些都闪过去，上窜下跳、隔三差五地看下来，倒也不耽误把师徒四众和妖精们的故事都看明白了。从此一发不可收，那个时候见得到的大大小小的书，从儿童读物到大部头的中国外国文学作品，只要弄得到手，都被我当成“枣儿”囫囵吞了。

那个年代也很奇特，现在做家长的，如果看到自家孩子读书，高兴都来不及。可在我少年时，家长除了课本以外并不赞赏自己的孩子看“课外书”，说是会使“思想复杂”。这在那个时代也是个吓死人的负面词，跟“思想肮脏”以至“思想反动”就算不是同义词，差别也也不过是几步之遥。我家父母也不例外，他们防我看书就跟防贼一样，不但书柜上锁，放书柜的房间也上锁。可书柜里那些总在我眼前晃的古里古怪的书名——什么《水浒传》、《红楼梦》、《阿里斯托芬戏剧集》、《华伦斯坦》、《普希金文集》、《威克菲牧师传》、《贵族之家》、《磨刀石农庄》、《日日夜夜》，更不用说还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千零一夜》、《克雷洛夫寓言》、《安徒生童话》、《瘸腿魔鬼》……没法拿到手，实在急得人抓耳挠腮。

也是迫于无奈，为了取得这些让人眼馋的书，只好做涉险犯禁的勾当了。我想出的办法确实也是“做贼”的行径，接近现在说的“溜门撬锁”。当然撬锁的本领是绝对没有的，但那时没有现在这种三防、四防的门锁，锁门就是在一个带合叶的扣袢上加把锁。锁虽然打不开，但扣在扣袢上的合叶是可以动脑筋的。合叶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固定在门框上的部分，另一个是可以转动的部分，两部分的连接是靠中间穿着的一根“轴”，就是这根“轴”成全了我。我用·根小钉子对准“轴”，再用锤子砸几下，那活动的轴就脱落下去，两个部分就此分离，于是房门洞开，任我长驱直人——至于书柜的钥匙，不管我妈妈藏到哪里，绝对逃不过我的搜寻。

拿走书时当然也要在书柜里做做手脚，有包封的，书拿走，封套原样立在书柜里，没包封的，把书放松动些，看不出少了一本就行。出房后，把合叶上的轴再用锤子敲回去，原封不动、不留痕迹不说，还可以反复作案，不愁被发现。自那以后，整个柜子里的书，凡是中国文字的全被我读遍了。奇怪的是，以我小学生的文化程度，居然没有感觉到读竖排繁体字的障碍，甚至也根本不知道还有简体字和繁体字的区分一不都一样看嘛！现在想想，那时认识的简体字本也有限，繁体字顶多也就是同样不认识，但靠了书本里故事情节的牵引连接，我居然闪展腾挪地暗度陈仓，不知不觉通过了这道关口。

可是最后母亲还是发觉我动了她的书，她拿着一本《红楼梦》审问我，是不是拿去看了，我当然矢口否认，妈妈一声不响地翻开一页用手一指，我顿时目瞪口呆——无法抵赖了，那页书上有几个清楚的脏手印……

我虽然堪称酷爱读书，但称不上爱惜书，被我看过的书经常是破破烂烂的。一是因为喜欢三遍五遍以至十遍八遍地看，书本耗损严重；二是吃饭看书，书上菜汤油渍不免；三是睡觉时看书，又要避人耳目，书经常被压在枕下、塞在被中，以至破坏了品相；至于刚在院子里、胡同里与同学伙伴们疯跑后回来，趁父母没下班，抓起书就看，更是家常便饭，满手的灰土自是要留在书里。凭这个证据破案，一抓一个准。

母亲为了确保我品行“端正”，思想“单纯”——这是那个时代优秀儿童的必备条件，认为在寒暑假期间，应尽量不让我单独在家，所以上班时把我带到她的单位亲自管理，监督我完成我最厌烦、经常不能按时完成的假期作业和她规定的其他功课，比如写日记、写大楷小楷等等。正在百般无奈、无计可施之际，不想天无绝人之路，又一处新大陆竟被我发现了。母亲以为机关的资料室里都是业务资料，没有我会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放心地把我放在那里做作业，哪知我在书架间乱窜了一阵后，看到一大架子《文史资料》。开初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翻了几本，越看越有趣，于是随妈妈上班的日子也不枯燥难熬了。

那个暑假，从这些东一本西一本的“资料”里，我知道了藏传佛教的好多故事，知道了班禅、达赖的传承规则，知道了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是怎么实施的，知道了几代达赖为什么没有活到成年；也知道了极斯菲尔路76号里的阴森可怖，有个叫吴四宝的家伙在那里任意杀人；知道了李士群是吃一盘肉丸子里的青菜被毒死的，至于他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被毒死，却是没有搞得清楚；还知道了有一位关在集中营里叫张露萍的女子被特务杀害了，她是被骗说要释放，在路上中弹的，当时她身穿自己刚领回的薄呢咖啡色连衣裙，戴着红宝石戒指，死后的表情是“满脸怒气”，这个形象留在我脑子里好多年挥之不去。

只要有心，找书看的机缘还是随处都有的。当年我家住在北京内城边上，背靠城墙，前临护城河，一个三合院里住着四家人。三家都是“干部”，只有一家是工人，这家的主人是个扳道工，据说在这个院子分配给各家以前，他就跳墙进来，自行做主打开了一间耳房，自己搬进来后又从农村接来母亲和妻子儿女。可能是有关管理部门要让他们搬出占用的房间，我记得他家的老奶奶曾站在院子中的大槐树下拄着拐杖声明，谁让他们搬出去就死给谁看——那老奶奶是裹过脚的，一双小脚肯定小于三寸。他们最终没有搬出去，他家的女儿后来也成了我的同学。这位敢做敢为的大叔有把小提琴，有时会听到他拉当时的流行歌曲，他还经常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借书，书上都盖有公章。我以与同学做作业、温习功课为名，躲在他家的小板凳上看他借来的那些书，《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以及若干长篇小说如《黑凤》、《晋阳秋》、《枫橡树》、《前驱》等等都是这么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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