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痛切反思，一个旧知识分子的顽强拼搏，一个理论工作者的不懈追求，一个老人七十年历史的见证……

胡大成是政治活动家、文化名人胡愈之同志的侄子。这本回忆录记下的是胡大成个人七十多年的曲折经历，同时也正好反映了我们国家那段动乱的历史。

在战争动乱年代，一个家境贫寒只读过十年书的小知识分子，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义论》，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革命道路，把建立独立、民主、平等、富裕的新中国作为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礼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感到现实的社会与理想的社会并不相同，在信仰、事业、婚姻等许多问题上不断发生碰掩，成为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批判重点，还通过下放“北大荒”等手段强制改造，时光在迷茫、痛苦、挣扎中流失。到了改革开放年代，强制思想解放、社会和谐，虽然不再有人对他强制改造，他仍然认真反思70年，尤其是参加革命工作后的曲折历程，豁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拥有共产党员称号的民主主义者，但不是旧民主主义者，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的新民主主义者。

序

第一章 生不逢时

第二章 白马湖畔

第三章 新旧交替

第四章 风云莫测

第五章 功臣与罪人

第六章 “向地球开战”

第七章 生产战线报

第八章 人大三年

第九章 风雨欲来

第十章 炼狱求生

第十一章 难忘的128

第十二章 突破理论禁锢

后记

1943年的秋天，驻守宁波伪军的一个团起义，传说起义时还杀了一些日本军官。这个团团长姓田人称“田胡子”，“八·一三战争”时是上海的保安团，战败后向日军投降被编成伪军，此时反戈一击举起起义大旗，对我们这些在日军统治下忍气吞声过日子的老百姓来说，确实感到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田胡子”起义后把部队拉到四明山区，四明山位于上虞、余姚、嵊县三个县的交界处，方圆百余里地，是一个打游击战的好场所。起义部队到了四明山后，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和国民党政府都想把它拉人自己门下。

第二年的春天，我们几个年轻人上山到田胡子部队主办的锦报社工作，社长是我的四伯父。上山之后知道，报社的总编是新四军派去的一位女同志，我们都叫她卢小姐。《锦报》是一张八开大的小报，我是译报员兼校对。报务员姓戴，背弯得像弯弓，走路时脸朝地，背朝天。老戴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了多年的报务员，技术是一流的，只要他高兴，收报不用翻译可以直接写成中文。相处一段时间，见我对他比较尊重，说：

“小胡，这里没有你的事，你爱干啥就干啥！”

“你一个人行吗？”

他不吭声，低头收报，一会儿，一张写满汉字的收发报纸出来了。

他既收中央社的消息，也收新华社消息，至于怎么用是编辑部的事。小报每周出两期，有两天时间校对足够了，老戴又不要我译电，剩余时间多看些书。那时能看到的尽是那些加点爱国内容的言情小说，看多了我模仿这些文章的体裁，写了一篇取名《南国之春》的中篇小说。文章是写—对有报国之志的男女青年在日军占领上海时，离开学校参加南方山区的游击队，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两人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以男的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给人留下无限遗憾作为结局。大凡小说都有作者生活的影子，我也不例外，把那位高中女同学作为文中的女主人公，把山区的生活作为背景，再把平时看书时抄袭下来的把那些优美词句改动一下用到自己的文章中。写好后有二、三万字，拿给卢小姐看，出乎意外这篇处女作居然受到她的赞赏。可能稿源实在缺乏，她决定在小报上连续刊载，每期七、八百字，用的笔名是“晓钟”。无论是文章的内容还是笔名，显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性格：富于幻想，憧憬爱情，又自命不凡。总的来说，这张小报在当时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还是起到了宣传抗日的作用。

深秋的一个晚上，听到远处响起迫击炮和机关枪的声音。司令部通知我们，日军进山清剿已与部队发生正面冲突，要报社人员迅速转移到后山。我们把印刷机、铅字等无法带走的东西藏了起来，急急忙忙地往后山走去。深山中的夜色，只能看清脚底下的小路，为了不掉队，一个紧挨着一个走，走在前面的不断轻轻地叫唤着后面人的名字。突然听到前面有人喊：“当心，要过桥！”我也没有多想，三、五步就从“桥”上走了过去。最后在山凹里的一间茅屋中住了下来，房主可能是听到“丘八”要来不知躲到哪儿去了。进去一看，没有一样家具，只有一堆稻草和还有点余热的土灶，证明原先这里是住过人的。后来在墙上发现一个小洞，插着一根点燃过的松树根子。松树根子油性大，容易点燃，可以代替照明用的灯。原在上海用的是电灯，回到乡下最初用的是带有玻璃罩的煤油等，后来因煤油太贵，点起了用灯芯草的灯盏，像火柴那样小的一点亮光，没有想到这里还有比这更原始的树根灯。

秋天的深夜，寒气袭人，不分男女老少挤在稻草堆中睡了一晚。第二天中午，司令部又来通知，说日军已撤退，要我们返回原地。我们留了一点口粮在老乡家里就往回走，只见四周景色迷人，大家说说笑笑忘掉了昨夜的恐惧。很快到了小桥跟前，我一看吓呆了，那是什么桥？一棵大树干架在两块突出的岩石中间，虽然只有两三米距离，可是往下一看是几十米深的沟壑。我的腿已发软，再也不敢走了。这时在前面的老戴边走边说：“小胡，过桥，当心！”抬头见老戴的驼背上捆着他的宝贝一一收报机，稳稳当当地走在独木桥上。我喊道：“太吓人了，我不敢走！”他往后退了两步，把一只手伸向后面，说：“别怕！拉住我的手，朝前看。”这时在我心中，走在我前面的不是国民党的老报务员，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几十年过去了，这景象历历在目，解放后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一定会遇到许多说不请的麻烦事。

P14-16

三十多年来，我读过许多朋友的回忆录，加深了我对那些教训独多的年代的认识。胡大成同志的这本《改造》，就是给予我深刻印象的—本。

大成是政治活动家、文化名人胡愈之同志的侄子，1926年出生于上海，1941年底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回故乡浙江上虞避难。抗战胜利前夕，接触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读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自觉走上改造旧社会的道路。在上海加入地下共产党，解放后当了团市委的干部，朝鲜战争爆发调入军队，成为政工干部，有过一段顺利的经历。可是往后不久，到了那个“社会主义改造”的年月，同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一样，他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党的主导思想经常发生碰撞，开始落入了意想不到的逆境。这本回忆录记下的是大成个人七十多年的曲折经历，同时也正好反映了我们国家那段动乱的历史。

特别是在我们共和国盛行极左路线的年代，大成同志作为一个受到怀疑的军队干部，被整的过程就十分严重，参与了十万军官“向地球开战”、“征服北大荒”，历时一年，然后又转业到新疆。在那里，大成本人和妻子遭遇到新的严重罪名，一家的困境自然更难于经受。

由于大成从来认真学习，具有较高的理论认识，而且又有写作的素养；他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把自己经历的往事如实地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这本内容丰富和意义深远的回忆录。

我有幸较早读过大成的这本回忆录的初稿，深感此稿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第一，它记录的年代较长，作者从他幼年—直写到了晚年，他70多年的经历反映了从旧中国到今天新时代的历史，书稿的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这些年我国巨大变革的经过，取得比较丰富的当代史的认识。

第二，这本回忆录记事十分具体。常言道，具体产生生动，大成的这些往事的记录很像一部长篇小说。那里主人公早年成长的经历是可喜的，他本人的政治认识主要是在同苦难斗争中得来。他关于在东北和新疆境遇的叙述可比文艺作品《蹉跎岁月》；作者回忆自己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也记下了不少感人的恋爱情节。他在回忆录里常把共同遭难的夫人称为“上海小姐”，美好的记忆也流露在这个称呼里面。在那个年代，本应幸福的事，却成了厄运。

第三，作者晚年已是一位理论教员，对往事的回忆已经不是简单的表白，特别在苦难遭遇的叙述中都透露一些感悟心情，因此读者对那些史实有可能得到一些较深的理解。常言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今出版的那些有所反思的回忆录，都是帮助读者的最合适的读物。

应该补充说明一点：我仅仅初读这本回忆录的书稿，所得感受还很粗浅；待到这本书稿出版时，一定要再仔细地诵读一遍。我有一条学习的经验：好书应该至少获得一个复读的机会。

于友(时年94)

2009年8月13日

回顾一生的改造过程，是对自己思想的反思和清理，至于对别人有什么价值很难说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书稿中讲的是真话，是心里话，不想用那些美丽辞藻装饰自己，也不想用那些违心的话迎合潮流，只想给80年后出生的，新中国诞生以来最幸运的一代人，留下一点真实的东西，让他(她)们珍惜现有的发展和民主，把改革大业进行下去，千万不要走回头路，走回头路是死路一条。我是一个有六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把“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但是我更看重生活的每一天，只要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的自由，就为之高兴，为之努力。

宋代哲人张载口出狂言：“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我不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狂人，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我也不同意什么“社会自发扩展论”，社会是不同人群的聚合体，不通过众人的努力，让它自在地发展，天上就会掉下民主、平等、财富的馅饼？关心国家安危，参与公共事务，是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我还是赞成恩格斯的观点，社会的发展是各种不同力量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不管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企业家，能力有高有低，作用有大有小，都应该为国家的独立强盛，政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共同富裕尽力，而不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作为一个对不民主有切肤之痛的知识分子，在有生之年要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尽其全力，这是我给自己立下的心愿。回到南京不久，传来小平同志关于恢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的讲话，于是把开展对政治学的研究、教学和有关活动，作为实现自己心愿的途径。在苏州大学丘晓教授创导下努力筹建江苏省政治学会，学会成立于1985年，丘晓任会长，我任秘书长。丘晓是红色根据地的老教授，在政治学界有很高的声望。上个世纪最后十多年的时间中，先在丘晓教授，后在南京大学张永桃教授两位会长主持下，我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政治学会的具体工作。开展学会工作，是为了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是搞什么纯理论的“清谈馆”。

改革开放之后，再没有人对我进行强制改造，还给了一些自由，至少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说，自由地写。自由地想，本来思维活动是每一个健康人的本能，可是过去思考任何问题都要在毛泽东语录中寻找根据，稍不对头还得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现在这些束缚解脱了。自由地说，这个自由是指在家中，在朋友中，在学术讨论会上，不管我说什么，不会再有人上纲上线，乱扣帽子。自由地写，我正在写的自传体文稿，就是怎么想怎么写，不再担忧被人拿去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至于想的、说的、写的能否公示于众，公开之后会带来什么麻烦，那是另一回事。

1988年，在华东师大石啸冲教授指导下，几个人合写了一本《政治学大纲》。我在书的绪论中，阐述了国家的两面性，既有阶级性一面，又有公共性一面，在一个已经消灭对立阶级的国家中，其公共性一面将日益突显。这本书出版后，被具有政治学权威之名的东北某大学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事例。在参加全国政治学系主任会议上，看到这一“黑名单”感到非常惊讶。我在会上引用恩格斯相关论述为自己辩护，最后这个学校的著名教授当众收回这一错误看法，使我感受到学术的民主，再不是某一个权威说了算数。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有些人以“稳定”为挡箭牌抵制改革，如何正确理解稳定与改革的关系，是政治学者应尽的责任。1991年，“政治稳定”的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赞助，与桑玉成、夏文信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了—本关于政治稳定的专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投石问路，我为这本书写的导言《建立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先在《江海学刊》上发表，文中提出动态持久的稳定观，要建立持久稳定的政治环境，必须推进全面改革，我国所有的改革能否成功，最终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文中最后写道：“有政治经验的人认为写这方面的文章是坐而论道，无济于事，弄不好还会引火烧身。这些想法不无道理，但政治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有它的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总得有人去探索，去研究，就是错了，也可以晤出一个错的道理来”。

“六·四”政治风波之后，社会科学领域的气氛相当沉闷，尤其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文章几乎没有，我预见到这篇文章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政治风险，没有想到这风刮得那么大，那么快，不仅在境内，还有境外；不仅在国内，还有国外。最先发表评论的是法国对华电台，用10多分钟时间转播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认为中国沉默了一段时间的“改革派”又开始活跃；美国加州一家中文杂志猜测此文的作者有政治后台，文章的发表意味着“政治风波”中被罢免的一位中央领导可能复出；公安厅的同志告诉我，台湾一家杂志也对这篇文章做了类似分析。亲友中收听到广播的为我担忧，也有抱着“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冷战思维的人向有关部门揭发和检举，《江海学刊》的责任编辑说，为了这篇文章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总之，一时间闹哄哄，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一个政治开放的国家，根本不会大惊小怪，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对当前形势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何况，我写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和不良动机，只是希望不要因为“政治风波”中断改革开放的进程。有关部门对我这篇文章进行认真审查和讨论，最后得出结论：“观点正确，理论来源于邓小平。”这说明还是接受“文革”的教训，不是见风就是雨。这本书正式出版后，获得江苏省优秀社会科学作品三等奖，奖的级别不高，至少说明“动态的政治稳定观”得到社会的认同。

举例上述两件事，是为了说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的政治民主和自由是有明显的进步。如果这两件事，不要说发生在“文革”之中，就是发生在“文革”之前也会带来牢狱之灾，这对80后的年轻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尽一份微薄之力，我并不是用头着地思考问题，没有低估几千年封建制度、皇权思想的深厚影响；我也不赞成只限于纵向比较，我们所处的是前所未见的信息时代，短短三十年我国经济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两者的不相适应，不仅阻挡经济发展，还为政治的不稳定埋下危险的种子。

60多年前，在国共两党生死搏斗的时候，我选择了共产党，至今无悔。当前我国正处在冷战后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把一个有十多亿人口，五十多个民族的落后国家，建设成为一个高度繁荣、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除了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实体能够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当前，重要的是如何加速我们的党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如何改变党政职能不分的政治体制，如何加强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如何为公民提供一个畅通表达不同意见的政治环境，只有做好这些方面，才能根除为广大人民群众痛恨的腐败现象，才能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

1995年办理离休手续时，年届70，我以“心有所系，脑有所用”始终保持一个年轻心态，作为自己的养生之道。离休后，继续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和写作，每年至少发表两篇论文。76岁学会使用电脑，78岁时与院长周家骧，青年教师王智军、邢盘洲合写《警察政治学》一书，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进入80岁后，感到生命进入倒计时阶段，决定把自己坎坷曲折一生用文字记载下来。这部自传体文稿，最早取名“我是谁？”，听说有人已用此名出书，改为《改造》。“改造”一词往往被人从贬义角度理解，其实改造如同劳动、学习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实践活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都经过改造的磨炼，只是具体的改造历程有所不同。  这部自传体文稿是用我的心和血在写，把过去的伤疤一个一个找出来，再把盖子揭开，让自己的心再一次滴血，这是很痛苦的，有时彻夜难眠，经常头晕，愈是这样愈要在自己头脑比较清醒，手还能使用电脑的时候把它写完。不料，2008年10月在体检中发现右侧肾脏病变，更感觉到生命的时间有限。11月经江苏省人民医院检查，确证为恶性肿瘤。在住院准备手术期间，集中精力修改初稿，吃得下，睡得着，修改稿件成了减轻思想负担的最好方法，半个多月的准备手术时间体重不仅没有减轻还增加了1公斤。完成手术之后，对初稿继续修改，有些地方推倒重写，每修改一次，就是对自己的思想再一次清理。

三年时间能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感谢夫人姚志成，她是我的第一读者，每写完一章请她先看，她看得很认真，我很重视她的意见，由于她使我过上一个幸福的有价值的晚年。感谢北京的于友同志，他是我的前辈，长我10岁，抗日战争初期就在胡愈老筹建的国际新闻社任战地记者，建国后于友老曾在英文版《中国日报》任副总编，兼任《群言》杂志主编。我写好几章总要请他过目，他不断鼓励我把书稿写下去，要说真话，说心里想说的话。

书稿写成后，只有公开出版才有实际意义。为了寻找出版单位，没有想到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最后由北京的群言出版社接受了书稿。该社责编闻立鼎挑起了这副重担。我与闻老师素不相识，相信我们之间有一共同点，就是都愿意为年轻一代留下一点真实的东西。中国今天的成就，经过了一条多么艰难曲折的道路，千万不能忘记历史的教训。

胡大成写于2010年1月

时年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