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文坛颇具声誉的大学者，凭着他的满腹才华和一腔热血，如何去影响当局执政者？

一个口头上标榜“不谈政治”却有着浓厚政治情绪的文人，在宦海如何浮沉？

合作、斗争、再合作、再斗争……

强权之下，自由主义思想能走多远？

且看蒋介石和胡适之间权力和思想的较量。

胡适与蒋介石：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的人物，一个是1928年至1949年10月以前中国大地上的最高执政者。他们虽然在反共上持共同立场，但由于一个执着地宣扬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一个逐步强化中国式的独裁统治，所以双方的关系时密时疏：有时促膝长谈，有时剑拔弩张，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演绎出很多意味深长的故事。

第一章 交锋：未曾谋面的迂回战

 蒋介石的发迹史

 国民党执政前的胡适

 “无法无天的政治”

 万难缄黑的胡适

 与改组派在人权问题上的合作

 为罗隆基申辩

第二章 初见：交浅言深

 胡适初见蒋介石在何时

 胡适初见蒋介石

 交浅言深：胡适初见蒋介石送《淮南王书》

第三章 思想的冲突

 “知”与“行”的辩证：以孙中山、蒋介石、胡适为中心

 从“边缘”走向“中心”

 ——胡适与《独立评论》

第四章 批评还是拥护

 “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热河失守时胡适对蒋介石的谴责

 小骂大帮忙

 ——从“西安事变”看胡适对蒋的态度

第五章 出使的悲剧

 出山要比在山清

 书生大使的外交理念和策略

 “忠而获咎”：被抛弃的“过河卒子”

 制衡还是驱逐

 ——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的龃龉

 胡适的离职和蒋介石的用人

第六章 竞选的闹剧

 胡适坚辞各种“官职”

 “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胡适在“行宪国大”上的表演

 蒋介石说：“这不是官”——解读蒋介石给胡适的一封信

第七章 祝寿风波：学者与政客之间的隔膜

 蒋介石借生日之际抛出“婉辞”

 胡适祝寿文章惹蒋“烦”

 且看政客的“祝寿”招术

 胡适和《自由中国》遭攻击

第八章 三连任的漩涡：胡适反蒋三连任

 胡适给蒋介石提的四点意见

 “宪法”是蒋介石连任路上的障碍

 关于投票记名与否的争端

 蒋介石：于无声中修“宪”

第九章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胡适和《自由中国》的渊源

 不组党，但鼓励雷震组织一个反对党

 愿为雷震出庭

 和蒋介石就雷震案谈话

第十章 晚年：归于寂静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王志维谈晚年胡适

 以“革命”的名义独裁到底——蒋介石的晚年

第十一章 盖棺：难以定论

 结语：当学者遇上政治

 附录1

 附录2

 参考文献

蒋介石的发迹史

在介绍胡适跟蒋介石未曾谋面之前发生的这场交锋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蒋介石的发迹史和1928年之前胡适的经历。

在中国现代政坛上，蒋介石(1887—1975年)曾经是一位声名显赫、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的一个盐商家庭。生母王采玉是父亲蒋肇聪的填房。在奉化蒋氏家谱上，蒋介石的名字是蒋学泰，上学时的名字叫蒋志清。“介石”原是他1912年办刊物时使用的笔名。1918年到广东投奔孙中山之后，他才正式起用蒋介石这个名字。“介石”，出于《易经·爻辞》：‘价于石，不终日，贞吉。”

蒋介石童年性格顽劣，经常惹祸，所以自撰一副对联刻在母亲墓前，写的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他9岁丧父，一门孤寡，常受吏胥势豪欺凌胁逼，荼毒之菩，难于言表。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主要在私塾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903年至1906年，他先后人县城凤麓学堂，宁波箭金学堂，奉化龙津中学，多少涉猎了一些新学。19岁那年，因身受土豪劣绅之害，萌发了学习军事的念头。

1906年4月首次东渡日本，因无清政府陆军部保送资格，未能进入军事学校，仅结识了陈其美等革命党人。

1907年夏考入“通国陆军速成中学堂”(即保定军校)。在这所中国最早的正规军校里，蒋介石主修炮科，同年冬经考试成为留日习武人选。

1908年3月，蒋介石进入日本东京的振武学堂——这是清政府为留日学军事的学生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同年夏，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

1910年11月下旬蒋介石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实习，丰富了军队的生活、管理、训练知识。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蒋介石秘密回国参加起义，在杭州组织先锋敢死团，并于11月4日发动起义。11月7日杭州宣告光复，蒋介石升为沪军第5团团长，维持上海治安，成为立有战功的军事强人。“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积极参与了反袁斗争，多次亡命日本。

1917年7月，孙中山为了发动护法北伐，南下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于9月1日出任大元帅。蒋介石出谋划策，予以支持，先后呈递《对北军作战计划》《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这两份军事计划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1918年3月15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出任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

回顾蒋介石的政坛发迹史，不能不涉及江浙财团。

江浙财团以‘南三行’(即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为核心，控制了江浙一带的工商业，其主要人物有张静江、虞洽卿等。张是浙江吴兴南浔镇的巨富，虞是浙江镇海’龙山出生的买办。关于蒋介石跟张、虞二人的交往以及他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活动，过去发表的回忆录和野史中多有涉及，但往往粗疏谬误，不足征信。据《孙文等上北京政府农商部呈文)×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创办上海交易所原是孙中山、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的倡议，表面陈述的理由是为大宗物产交易提供适中的价格标准，避免各业商人任意买卖，造成市场混乱，同时也防止外国经纪人自由操纵市场，“病商病国”，实际上是想以盈利所碍资助革命活动。所申报的业务范围除证券交易之外，还有花纱、金银、中外布匹、油类、粮食。该交易所于1917年月22日正式向北京政府农工商部提出呈请。

1918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与戴季陶、张静江等参与筹办，先后成立过友爱公司(资本由蒋介石垫付)，茂新公司(由陈果夫、朱守梅出资)，恒泰号(与张静江等17人合资)，但经营大多亏本。1919年6月27日，农工商部准予吸收日资合办。1920年2月1日，交易所正式成立，公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蒋介石的同乡友人周骏彦为监察人，张静江为候补理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始营业后，半年内盈利50余万，鼎盛一时。1921年5月31日，张静江等人又合资创办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在30股中蒋介石占了3股。蒋介石的个人证券活动大多以大亏本告终，因而使他认识到奸商心计险恶，同人利己忘义，民族资本困境重重。但在北伐战争和“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得到了江浙财团的资助；也可以说，蒋介石后来是被江浙财团推向了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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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蒋介石：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的人物，一个是1928年至1949年10月以前中国大地上的最高执政者。他们虽然在反共上持共同立场，但由于一个执着地宣扬西方民主政治理念，一个逐步强化中国式的独裁统治，所以双方的关系时密时疏：有时促膝长谈，有时剑拔弩张，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演绎出很多意味深长的故事。

然而，对这两位声名显赫、家喻户晓的人物进行准确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判断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漫长岁月，在海峡两岸相互隔绝、对立的状态下，胡适和蒋介石的形象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或“神”或“鬼”，趋于两极，难于以史实为依据平心静气地进行学理性评价。今天，随着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政治理念的提出，随着两岸关系的日趋正常化和学术交流的日趋频繁，特别是有关胡适、蒋介石文献档案的逐步开放，把胡适研究和蒋介石研究纳入健康的学术轨道时机已趋成熟。

胡适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在这场拉开中国现代化帷幕的运动中，他树“批判”旗帜，取“反省”态度，首倡“文学改良”，提出重新评估旧制陋俗、圣贤古训和传统信仰的价值，力主从外来文化、社会文化、民俗文化中汲取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滋养。在文学、史学、哲学、经学、禅学研究、传记研究乃至《水经注》研究等诸多领域，胡适都作出了开拓性的学术贡献。

但是，胡适又是一个口头上标榜“不谈政治“但实际上却有浓厚政治情结的人。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和擎旗人物，他热衷于在经历了数千年封建专制且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旧中国移植美国式的民主宪政和议会政治。他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把政治清明的希望寄托于舆论监督。他认为，与其参政，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所以，他所争取的“人权”主要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而对在贫困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中国民众的“生存权”则相对忽视。

胡适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主张一点一滴的渐进式的改革，反对带有破坏性的激进的革命，因此跟武装夺取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势同水火，无法调和。但基于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一度以包容异己的态度拒绝参加“反赤化”的大合唱；又基于实验主义的立场，他也曾把“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作为一种“政治实验”予以肯定。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对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希望就是交出军队，走议会政治的道路，在中国做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胡适如此昧于时势，他的呼吁自然会以碰壁而告终。由于胡适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罪大恶极的帮凶”。

胡适跟蒋介石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1927年4月至1930年5月。由于胡适佩服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见识与人格”，认为他们是“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论者”，所以胡适跟他们取同一步调，对于发动“四一二政变”、在清党血污中建立的蒋介石政权表示同情，甚至误认为蒋介石政权的奋斗目标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取同一方向。这种态度到1928年五六月间开始变化。他目睹了当局维持古文骈文、扼制言论自由、抵制世界文明的倒行逆施，认识到国民党政权背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宗旨。1929年5月，胡适因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受到国民党舆论工具的围攻，甚至被扣上了“反动”的帽子，被迫辞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之职。

二、1930年5月至1937年9月。在此期间，发生了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和导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之后，鉴于中日两国实力的悬殊，胡适跟蒋介石一样主张妥协、退让，幻想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国际联盟的支持。胡适甚至希望中国能学习被德军蹂躏4年之后才复国的比利时，学习被普鲁士占领国土长达48年才收复失地的法国。1937年7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庐山谈话会”：同年8月，又被聘为“国防参政会”参议员。他逐步调整了“准备好了再打”的心理，接受蒋介石的委派赴英、美从事非正式的外交工作，决心变妥协为抗争，“虽步步败而步步战，处处败而处处战。”

三、1937年9月至1945年8月。这一时期的前四年，是胡适为蒋介石当“过河卒子”的四年。胡适不但抛弃了“不谈政治”的承诺，而且抛弃了“不入政界”的承诺，于1937年7月接受蒋介石的委任正式出任驻美大使。胡适虽然竭尽心力，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一度暖昧，蒋介石对胡适的政绩十分不满，以至于1942年9月免去了胡适的大使之职。此后，他滞留美国，讲学、讲演，从事学术研究，苦撑待变。

四、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政府推定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并宣布他为伪国民大会代表，胡适于1946年6月离美返国。这一时期，他仍不遗余力地宣传民主宪政，希望国民党政权不致崩溃而从自身谋求改进。在三年解放战争中，胡适力求以在野的身份充当蒋介石政权的诤臣诤友，“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1947年2月6日致傅斯年信)。他拥护蒋介石为消灭中国共产党而制定的“勘乱动员令”，并于1948年3月一度同意蒋介石提议，出任总统候选人。胡适这一时期的拥蒋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说：“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1947年6月至邓世华信)

五、1949年4月至1962年2月。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4月之前胡适在美国做寓公是第一阶段，此后回台湾定居是第二阶段。

1949年4月6日，胡适受蒋介石委托，从上海乘威尔逊总统轮去美国寻求美援。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都认为蒋介石是“扶不起来的天子”，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学者也力主放弃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但是，胡适对美国记者明确表示：“我愿意用我道义的力量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而对于旭日初升般的新中国，胡适则继续保持敌对的态度。1952年4月2日，在美国远东学会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华裔教师王浩质问胡适：“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大了吗？”胡适说：“No！”王浩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胡适更大声回答：“No！”

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当时副国务卿鲁斯克(Redn Rusk)的旧档案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1949年6月23日，鲁斯克跟胡适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希望由胡适出面领导中国的反共事业，以取代蒋介石政权，但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他深信以个人的身份说话，对蒋介石政权或更有益。也正是在此前后，宋子文又密电蒋介石，推荐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进行面商，但胡适坚决表示他对此议“从未赞成，也决不赞成”。宋子文跟胡适之间的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他出面推荐胡适，显然也是出于美国政府的旨意。只是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才不得不继续采取援蒋的政策。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844-1949》白皮书。这份白皮书除了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攻击之外，也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虽然美援占了国民党政府货币支出的百分之五十，美国还为国民党军队供应了武器装备，但蒋政权的崩溃之势仍超出了美国政府的控制能力。胡适对这份白皮书十分反感，他发愤撰写了《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这篇政论，反驳艾奇逊等人关于“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便不战而溃”的说法，想让人知道蒋介石的失败“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参阅胡适1950年9月6日至傅斯年信)，而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史达林的策略”。这篇文章显示的就是胡适对蒋介石的“道义上的支持”。

对于盘踞于台湾一隅的蒋介石政权，胡适寄予的希望主要有三点：一、延续宪政法统。他于1951年3月30日、31日和1952年9月14日，三次给蒋介石写信，规劝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总裁”，听任“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慑于胡适在美国的影响，蒋介石表面对胡适的谏言表示宽容，但在实际上丝毫没有让步。二、保证言论自由，包括批评蒋介石父子的自由，批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自由。他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就是他争取言论自由的阵地。三、维护学术独立，特别要使“中央研究院”独立于政治之外。1957年8月，蒋介石逼迫原“中研究”院长朱家骅辞职，依照规章，“中研院”评议会推出三位院长候选人，最后由蒋介石拍板敲定。胡适对朱家骅被迫去职一事表示愤慨，他委托王世杰代他投票时，仍把第一票投给了朱家骅，以示对政治干预学术的抗议。后来经过四轮投票，胡适、李济、李书华三人被选为候选人。蒋介石选定了胡适，他先回电不就，但李济、李书华表示，胡适不就，他们也不就。这样一来，“中研院”的大权就可能由属于国民党派系的张其昀执掌。基于这一状况，胡适才改变初衷，于1958年11月5日到台湾定居。

回台湾定居的三年多，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最为暗淡的岁月。因为支持《自由中国》杂志，赞扬作为言论自由象征的杂志负责人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洽，不要再连任“总统”，更激怒了不惜采用修“宪”手段恋栈的蒋介石。

1961年11月18日蒋介石跟胡适的对话，可以说是他们“君臣”关系破裂的标志。蒋介石居然说“雷震背后有匪谍”，责备胡适只相信雷震，“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则因雷震由言论获罪而对台湾政治表示“大失望”。此后，胡适在台湾受到“围剿”，被拥蒋学者扣上“七不懂”的帽子，即：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参阅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台湾《民主评论》1962年2月20日)。这就是胡适71年生涯的悲惨结局。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胡适研究已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逐步开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随着台湾蒋介石“大溪档案”的解密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对外开放，对作为历史人物蒋介石的学术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从对胡适和蒋介石进行认真的平行研究和影响的研究方面来说，本书的写作可谓是一个艰难的起步。

由于笔者掌握史料的局限和水平的局限，书中无疑会存在若干缺陷，但如果多少能有助于读者了解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所提出的政治见解，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以及他们个人的政治遭遇，那就不违笔者写作的初哀了。

陈漱渝

 2010年9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