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教育人写一本书，不是我想做的事。愿时光赐我皱纹时也尽力予我以智慧，一生关注、记录、谏言新教育——才是我将做的事。

在今天，我只是，只是放声为大地上这蓬新教育的野草歌唱。明日或有烈火，我仍坚信，焚掉旧之后，新的野草以此滋养将更蓬勃。

《那些新教育的花儿》，童喜喜编著。

我已遇到的那些新教育人，甚至是在教室里完整开放新教育之花的山东常丽华，用一位母亲的情怀改变一个地区教育的河南张硕果……甚至是新教育基金会里那些深藏幕后的汇聚者，出谋划策外还不遗余力地落实着的新教育智囊章敬平，慷慨解囊两百万后仍为更多筹款奔波的新教育财神王海波……甚至是新教育研究中心里的那些引领者，沉静豁达的“毛虫与蝴蝶”项目负责人马玲、顽皮直率诲人不倦的网络师范学院教务长魏智渊、有远超年龄的沉稳和强大的后劲的年轻“80后”班主任杨超……甚至是新阅读研究所里，肩负新教育阅读推广重任、憨厚质朴柔韧的朱寅年，甚至是神龙般勇猛、搅动一潭教育死水的新教育杂志主编李玉龙，甚至是新教育初创时只身深入一线推广指导、立下汗马功劳的储昌楼……名单太长甚至无法列完，种种原因，这些新教育人的光芒，我都还没能以文字描摹。

《那些新教育的花儿》这本书那些关于新教育的故事。

《那些新教育的花儿》由童喜喜编著。

序：明天永新

小风是蒲公英的翅膀

谜样人生

路过人间

没有石头飞过河

大山深处的仙子

李镇西打了童喜喜

生命的飓风

王室悲欢录

黄土地上的奇迹

百合花开

教我如何不去爱

青鸟的三次幸福飞翔

从乖孩子到好老师的嬗变

没有故事的故事

我是那种批判新教育的人

生命的拨节，小而慢

没追求的校长有故事

九百天质疑

孩子永在永无岛

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新教育

代后记：我想做个新的孩子

车桥中学承办全县的运动会，需要在室外一面几米长、两米多高的墙上画幅壁画。学校请专人作画，画完效果很差，一时又找不到人。卢志文主动请缨：“我来画吧！画不好不要钱，要是画得好，就……给我奖励。”

卢志文压根没想过能奖多少钱，他只想着多做一件事、多赚一分钱都好。此前从未画过画的他从书上看绘画技法，用最原始也最保险的打格子放大办法，绘出了这幅壁画。校长赞不绝口，给他发了一笔补助：160元。

迄今为止，卢志文仍无法准确形容自己拿到那160元时的心情。他只是永远记得这笔巨款，以及比这笔款项更为巨大的情意。

当然，伸出援手的还有很多同事，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她。

沉默善良、笑得羞怯的她是英语教师，对卢志文还在上学的两个弟弟尤其关爱。后来，她成了他的妻子。是她用自己的工资，和他一起应对他家的难题，这才最终度过了生命中最漫长的冬天。

在车桥中学工作的两年半，是卢志文一生中最初的辉煌，也是他人生中最充实与最艰难的时刻。

1986年3月，淮安中学校长特意向当厂长的学生借来全县仅有的一辆日本皇冠轿车，突然闯进车桥中学，当场用车“劫”走了卢志文。

那是卢志文第一次近距离看轿车，更是他第一次坐轿车。这辆象征着文明、富裕的豪华轿车，大摇大摆穿过车桥镇，向淮安县进发。卢志文的行李箱就装在车的后备箱里。在他的行李箱里，装着被子、席子，另外三分之一的空当里装着石头——他的行李就身上那套衣裳，又担心被人发现行李箱太轻，他就装了些石头充数。

从车桥中学去淮安县城，中间要经过卢志文家所在的村子。在村口，卢志文让轿车停在路边一位邻居身旁。

事隔多年后，卢志文回忆往事仍然忍不住大笑。他仍然记得自己当时坐在轿车里，那种全身轻飘飘、仿佛踩在云端上的感觉。他也记得自己为什么要让车停在村口：一则的确是想请邻居帮忙带个话，告诉家人他去城里上班了；二则是那孩子气的虚荣——看我坐轿车了哦！

当然，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可能是轻飘飘得接近失重所致，他走下车时，头被“咚”的一声狠撞了一下，重新上车时，头又被撞了一下……

淮安中学也是一所初中、高中在一起的中学，卢志文担任初中的化学老师。他一人教初三整个年级、共4个班的化学。他一个人就是化学教研组。如此，一口气连教五届。

与此同时，论文一等奖、实验调演一等奖、优课一等奖……县、市、省化学教师的专业赛事，卢志文成了获奖专业户。

他不仅正业务得精彩，副业也干得漂亮：教学之外，灯谜、书法、篆刻，甚至散文和发明创造，他也大小奖项拿了几十个，发表此类文章十多篇。

因此，到了1990年，关于是否提拔卢志文发生了一次巨大的争议：他教初中，学历不是本科，又不是党员，按常理不该提拔。可他的业务和后劲又有口皆碑……争议到最后，卢志文被破格提拔为教务处副主任。

在这样的校长手下，教务处副主任卢志文不仅显示了他的服务精神，同时继续钻研业务，连续5次参加江苏省教师论文大赛，获得4次一等奖、1次二等奖。

一次破格后又有了第二次：4年后，卢志文被破格提拔为副校长。31岁的他，成为淮安县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

这一次，人生不再是谜——沿着脚下的康庄大道随便向前走走，就是似锦前程。

可是有一天，卢志文在学校里闲逛，无意间走到了一间活动室前。那是淮安中学为退休的校长、主任等领导专门开辟的活动室，供这些退休领导下牌下棋聊天，一般退休教师还不准进人。

在这里，卢志文看见那些退休的老人们在那里为一步棋、一张牌而认真地争吵，仿佛那步棋、那张牌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他仿佛看见了退休后的自己！

卢志文悚然。他喜爱艺术、喜欢创新，不喜欢绝对规律的生存状态，不喜欢按照画好的蓝图按部就班地走。他想干点实事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为了在新的岗位上更出色地工作，1995年开始，他用了两年时间，在南京师范大学读了半脱产的教育管理研究生课程班。P23-24

序：明天永新

为新教育人写一本书，不是我想做的事。

愿时光在赐我皱纹时也尽力予我以智慧。一生关注、记录、谏言新教育，才是我将做的事。

教育，这个人类的难题，在中国这片人口众多的大地上，更是令人几近绝望的难题。新教育，是解题的一种。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关注、记录与谏言，于新教育有什么价值。就如我至今不觉自己的存在，于这世界有何价值一样。

价值，对渺小个体而言是绝对的奢侈。大地无情无言，区区百年就已深埋太多璀璨。

只是我活着，总要做事。扎入大地深处若仍能不惧黑暗，生命或将成为一粒新的种子。

所以在这2011年的春天，我在内蒙古罕台，整理、撰写出这本书里的文字。我并不期待多少人愿懂，我只记录我的燃烧。

我只是可惜，燃烧永不可能彻底。

我已遇到的那些新教育人，甚至是在教室里完整开放新教育之花的山东常丽华，用一位母亲的情怀改变一个地区教育的河南张硕果……甚至是新教育基金会里那些深藏幕后的汇聚者，出谋划策外还不遗余力地落实着的新教育智囊章敬平，慷慨解囊两百万后仍为更多筹款奔波的新教育财神王海波……甚至是新教育研究中心里的那些引领者，沉静豁达的“毛虫与蝴蝶”项目负责人马玲、顽皮直率诲人不倦的网络师范学院教务长魏智渊、有远超年龄的沉稳和强大的后劲的年轻“80后”班主任杨超……甚至是新阅读研究所里，肩负新教育阅读推广重任、憨厚质朴柔韧的朱寅年，甚至是神龙般勇猛、搅动一潭教育死水的新教育杂志主编李玉龙，甚至是新教育初创时只身深入一线推广指导、立下汗马功劳的储昌楼……名单太长甚至无法列完，种种原因，这些新教育人的光芒，我都还没能以文字描摹。

更别说还有更多我尚未遇到的新教育人，更别说还有更多教室里新的故事，就在我书写过去的同时，正在新教育的百万师生中静默地发生。

这个春天的罕台，还借居于友校的罕台新教育小学，四间教室、百十个孩子，就正在涌现更多的故事。

而这个罕台的春天，还有更多人正在奔赴新教育。王琪、雷皓、付健、刘逍，四名年轻的义工，包括我这位空怀热情、名不副实的义工组长，从安徽、浙江、重庆……从祖国各地已到罕台。已来的“70后”、“80后”、“90后”，可预见的将来的“00后”、“10后”……

新，只能这样用生命书写，以行动开创。

来者，不见得永驻。去者，却注定了怀念。但凡生命中真正遭遇过新教育的人，起码会明白一件事：你可以选择离开，然而你再无法否认，身边就有美好。

如此以坚实的存在去摇撼虚无。如此将生命之杯一次次倒空、斟满，再度倒空。

罕台，蒙语里的最高山川。新教育，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一面烈烈大旗。然而不必奢谈最高，正如不必将新教育视为最好。“最”字，永在明天。

走至今天，新教育已是十年，已是根基渐稳。然而，过去已经磕磕绊绊，明天仍然注定步履维艰。让理想之花在现实土地上绽放，从不是易事。

但伴随全新一天来临的，必然是新的行动，新的希望。

所以在今天，我只是，只是放声为大地上这蓬新教育的野草歌唱。明日或有烈火，我仍坚信，焚掉旧之后，新的野草以此滋养，将更蓬勃。

我信。我爱。

是以为序。

代后记：我想做个新的孩子

序 旁观者眼中的新教育

《孙子兵法》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

官方是体制，是城。素质教育是官方呼吁多年的行动。轰轰烈烈，但推行多年未见起色，反而形成越减负、负越重的困局。

民间是散沙，凝聚力全靠心。新教育是由朱永新倡导的一项民间教育实验。润物无声，历时九载，竟达全国22个实验区、600多所实验学校、100多万师生的盛况。

素质教育与新教育实验，两者行动目标一致，结果却大不相同。有人将原因归结为官方行动是自上而下，所以失败，民间行动则自下而上，所以成功。

其实，上下只是形式，内外才是根本。

新教育实验的成功，归根结底在于它是抛开纷纭复杂的外部原因，从挖掘教师内心，点燃每个人灵魂深处的理想之火开始，使得教师自动放弃牢骚，着重进行眼下所能采取的行动，用点滴行动改变自己、改变身边小世界，因此从教育困局中突围。

所以，素质教育更多是在攻城，新教育实验却悄然攻心。

新教育，从最小层面来说，是一项教育实验，是对教学方式、方法的探索；

从影响力而言，新教育是一种对目前教育的有效改良，以实验为基础、推广实验成果，通过切实有效的、真实可行的种种做法，在应试教育的躯壳下，植入素质教育的灵魂；

从更大视野看去，新教育之新，因它永远针对正在进行的教育而言。当新教育从实验成果变为普遍推广的教育，那实验成果也就成为“旧教育”，随着新的问题出现，此时，新教育将超越自己、继续向前。

如此，新教育不仅攻下了教师之心，还攻下了诸多为中国忧虑、为教育忧虑的旁观者之心。

我不是老师，却有幸于2009年7月10～12日参加了新教育海门年会。此次盛会综合展示了新教育实验这些年取得的成绩，三天中诸多感动，令我多次泪流满面。

与我同行的另一位旁观者：出身教育世家、曾当过4年大学老师、主持筹办过“世界数学家大会少年数学论坛”从而弥补该会百年空白、被誉为“当代中国科普编辑第一人”的著名出版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发行部主任薛晓哲先生，他对新教育从冷眼打量变为深深动情，在没任何人要求的情况下，主动手持近6斤的专业相机，三天里为会议拍下一千多张精彩照片。

就是这样，所有热度犹存的心，如同小铁屑般身不由己地飞奔、扑向新教育实验这块巨大磁石！

我被新教育教育了。我想做个新的孩子，做个新教育的孩子，这样就能被由衷地欣赏着、喜爱着、教育着、鼓舞着……新教育，翻开了我生命新的一页。

而一个新的孩子，就是当皇帝穿着新装游行时，胆敢说皇帝光屁股的孩子。

因此，我一边为新教育喝彩，一边还在并不完全了解新教育的情况下，借解剖此次海门年会，说出我眼中的新教育：目前的新里，还掺杂着一点旧。

1．新教育人，能否不再做认真而沉默的羔羊？

新教育年会，字面理解是一年一次的会，它的目标是什么？年度总结、展示成果、进行表彰、集体联欢？年会定义倘若仅仅如此，海门年会堪称完美。而且，海门年会还是思想传播会，理论提高会，斗志激发会，实验动员会……

只是，年会的全称是“全国新教育实验第九届研讨会”。我则认为：年会唯独不是研讨会。

固然，登上年会大舞台的，绝大多数都是普通老师，朱永新也说，新教育挑选参加年会演讲的代表，尤其注意挑选普通老师，这样才更有代表性。可我不觉得演讲的老师就是普通老师，相对于其他近千名代表，他们绝不普通。

这是海门年会最让我困惑之处：在新教育实验的全国研讨会中，普通老师集体失语！有研究成果，那是发布，而不是讨论。认真开会的老师们，几乎全是沉默温顺的羔羊。

新教育实验的全国研讨会，是否把普通代表们忘了？这不仅仅是我的疑问，有很多新教育人也有此疑问。其中，有人早在2007年新教育运城年会时，就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这么重要的会议，竟然实验区只字未提，也没有实验区说话、交流的机会……难怪有的实验区代表提早离开了会场，因为他们觉得年会对他们的来去无所谓，也没有人去关注他们，询问他们。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甚至想，如果明年的年会还是这样，我是不是还有必要组织学校领导参加？”

说这话的，是新教育实验区的代表，他的话是站在普通实验区的立场。实验区尚且如此，新教育实验学校、个人，当然更不例外。

因此，此次年会，有实验区领导公开批评自己带来的某些老师“逃会去逛街”。

我想尖刻地说：逃会去逛街，完全没关系。参加大会的普通老师完全可以逃掉很多会去逛街。因为，两年前提出的问题，两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

以朱永新的讲座为例。

朱永新的主题报告可谓万众期待，但逃去逛街依然可以：想看人？主题报告前我们就亲眼见到了他；想听报告学习？那不如用心去看报纸上、网络上的报告文字就行。因为他基本按照报告来讲，讲座后也没有与老师们互动、交流的环节。普通代表呆在会场有何重大意义？看文字说不定更清晰明确。

为何造成这种局面？

是朱永新身为教育家，不屑听取普通老师的意见？不是。朱永新分明是个海纳百川、极其谦逊的人。否则他不会对那么多网友的姓名、事迹如数家珍，不会在主题报告的开始申明：这其实是团队的成果，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大会时间太短、议程太多，不能安排普通代表们发言？不是。还以朱永新为例，连我这样开会经验并不丰富的人，都能想出办法：开会前将报告或其精简版，发到论坛里或每位代表的信箱中，让代表们会前学习。到讲座当日，朱永新只需简短交代几句内容，更多时间就可与代表们交流、碰撞。大会中的其他类似议程，同样可依此处理。

是担心代表们在众目睽睽之下不好意思说、导致冷场？不是。年会中我参加了东洲小学的观摩研讨会，亲眼所见了当场讨论，热烈得让我吃惊。

是觉得网络上已经提供了随时交流的平台，年会上可以忽略？不是。网络和年会不一样。也许网络探讨可以更条理清晰、更深人透彻，可年会是代表新教育形象的会。有时，形式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让更多老师在年会上交流、讨论，并不用太介意是否当时能得到什么研讨结果。让沉默的大多数成为发言的大多数，这是个更多心灵发生碰撞的过程，本身就是力量、就能成为新教育之新的标志。

是老师们加入新教育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没有问题想问、没有观点想表达？也不是。海门年会中我一直特别留意身边的老师。这些普通代表的讨论一般发生在饭桌上和路上，有独特的视角与价值。

比如。，有位来自小城的老师得知同席中来自大城市的老师几乎每晚工作到八点下班、工资比她猜测的少三倍时，惊问：“那你干吗还要在那学校呆着？”

这个问题，牵涉太多方面，太容易引发抱怨、牢骚。可大城市的老师爽快地回答：“不想干，你就可以走啊！现在都是双向选择。没有你，学校一样能很快招到老师。这年头，就是不缺人！”

小城老师笑着直点头。我在一旁听得想鼓掌。

是新教育人，就没有哀叹更没有抱怨。因为选择教育这一行，就选择苦乐参半，接受苦、承担苦，再从中品出生命的欢乐、书写生命的传奇。

答案同样是这段话，如果回答者换成“明星”，哪怕是朱永新，效果可能一样糟糕。因为一般人总是认为“明星不是一般人”。关于这些对现实不满的问题的解答，“明星”的回答往往难让一般人信服，一般人要么觉得你本来就是明星、境界高，我很难做到；要么觉得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换我这位置你试试看……解答此类问题，需要的就是我们民间的智慧与力量。

我参加过2007年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那次会议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17名作家代表参加，全体代表分为20余人的小组，每个小组都有人负责记录代表的发言。

作为海门市教育局长的新教育人许新海老师曾介绍，他们有个校长俱乐部，经常进行研讨，收获颇丰。这可以想象：有针对性的研讨当然会比泛泛而来的讨论更有效。

新教育年会，是否也可以集两者之长，抽一部分时间，组织普通代表研讨？

讨论主题可按工作内容分为校长、局长、数学、语文、班主任等各论坛，也可按关注问题分为如何帮助困难学生、如何调节心理压力之类。会前先确定讨论主题，让代表们确定研讨方向，带着问题来参会。年会中到教室、甚至可以到住处分小组进行讨论。与此同时，严格管理，制订诸如无故缺席研讨的代表将不允许参加下次年会等等规章。这样是否会更有活力？更加激发代表们的创造力？从而更加带动所有新教育人积极思考、主动表达？

其实所有问题归纳起来无非两种：一种是个体上，因为自己的学识与能力暂时没到位，处理起来吃力；一种是整体上，是新时代带来的新问题，需要借助教育著作的核心思想并融合时代进行创造性解决，想解决问题真的并非十分困难。

而这两种问题都是新教育人——不仅仅是朱永新，不仅仅是核心团队，而是全体新教育人，普通代表们——完全都可以研讨的。

前一种问题，正是需要普通代表研讨的问题。如前文所说：他们身份相同、遭遇相同，说话更真实可信、更容易被接受。这种问题研讨时也好解决：不懂的问题，互相教育。而这里得到具体解决办法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的老师发现有老师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且已经解决。就像病人见到已经康复的病友，那种激励的效果，可能比来自医生的效果更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揣着现实而琐屑问题的老师来说，这种来自身边人的鼓舞，可能比聆听朱永新报告所受的鼓舞更甚！

后一种问题，普通代表的研讨也许一时不能得出什么结论，但这种研讨同样必要。这种形式，最有助于培养挑战的勇气。

朱永新无疑是受人尊敬的。但在学术研讨中，新教育人如果只是把自己定位为听从与追随，那将注定永远是跟在朱永新身后，更可能的是朱永新迈的步子稍微大一点、急一点，跟随者就会茫然失措很久。

学术研讨中，要把朱永新当成靶子、把自己当成箭。如果箭能有力量穿透靶子，就是对靶子的成功超越；假若箭根本没能挨到靶子就颓然落地，那么靶子也会欣赏箭的勇气，而箭也能从而明白自己奋力一跃之后还与靶子相差多远的距离；如果箭无力穿透靶子，箭与靶子的冲撞，很可能会让靶子看见撞击产生的火花，说不定能给靶子激发出新的灵感。

敢实践、敢发言，才敢创新。新教育，应该出现千千万万个朱永新，应该站在朱永新的肩膀上，出现比朱永新更厉害的教育巨人——这，才是新教育！

所以，尤其是在作为全国性重要会议的年会上，必须要给普通代表研讨的空间。对普通代表们，即使没话说也要创造条件、逼迫他们开口！

这样重要的建议，为何一直没落实？这不是简单大会议程的安排疏漏，我以为深层原因来自下文——

2．新教育人，能否先让自己成长为真正的人？

海门年会上，新教育研究团队的马玲老师主持了一场会议，我听到无数老师私下夸她：“主持得真好！”

我以为，这个“好”，除了笑容甜美、声音甜蜜这种硬件上的优势外，更在于一个细节：当时会场人满为患，有老师不得不坐到舞台侧面的座位上，只能看到演讲者的背影。马玲说：“请你们看能否找凳子在会场加座，否则就请你们坐到第一排的贵宾席——因为你们就是新教育的贵宾！”

这可能是海门年会最让人温暖的一句话。与此话相反，大会上还有最不应该出现的一句话。

前文所说为年会拍下1000多张照片的薛晓哲先生，某次正当他在舞台前拍得正欢时，不知哪位工作人员走上前，看了一眼他挂的代表证，说：“你又不是我们请来的媒体，不要总是在前面拍照。”

我追问突然回到台下的薛先生，得知了这句话。此后他继续他的拍摄，我却对这句话无法淡忘。

此次大会中的工作人员，也是新教育的老师。他们工作非常辛苦，而且会议的确需要秩序，不能让所有人都蜂拥至台前。

但对于一位非媒体的普通代表，即使他不是手持沉重的专业相机，而是拿着小巧的傻瓜相机，可这普通代表一直站着拍个不停，足以说明他对新教育有着怎样的感情！对这样的普通代表，对新教育的普通老师们，是否还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呢？

是否可以更尊重普通代表，在拍照并未影响会议时，不支持但默许这种做法；倘若影响了会议进行，是否可以说句，“老师，您的热情我们都很感动，但我们更要保证会议顺利进行，请您往旁边让一让”，这样进行提醒？

就像马玲老师主持会议，那句话也完全可以简单地换种说法：“请你们看能否找凳子在会场加座，实在不行，就请你们坐到第一排的贵宾席吧！”

我要比较的，并不仅仅是两种说法的不同，而是这两种说法，流淌自两颗有着很大差异的心。

2007年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有幸听过一场中央党校教授进行的《邓小平理论》的讲座。这是我此生听过的最震撼的一场“邓小平理论”。这位清瘦的长者，把历史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与事。听到其中一处，我潸然泪下。正因此，我才一直记得她最后所说的那句：“这两年，我常常思索到深夜也无法人睡。我认为，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还需要再经过一次思想解放。”

思想解放——这个词很迷人。可是，什么叫思想解放？怎么才能思想解放？到底解放什么？

我用两年时间，想出思想解放的其中一点：让人意识到自己是人，让人成长为真正的人。

中国没有经过真正的资本主义。曾被我们称为万恶的资本主义，起码还有一个优点：它进行、力图进行个人的解放，它尊重(起码表面上尊重)个体的权益与价值，在这个前提下努力实现(起码表面上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西方价值观提倡个人英雄，东方价值观提倡集体至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所倡导的这种个人解放，我并不完全认可。但由个人解放导致的尊重个体，由尊重个体导致的平等，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不正是人类所苦苦追求的吗？

过去的中国，皇帝为帝位安稳，需要人民温顺。谁最可能是温顺的人？精神贫弱、缺乏自我意识的人。于是，人民通过教育，变为“愚民”，便于统治。

到了新中国，曾经真正实现过人与人的平等。周总理和淘粪工人时传祥握手，就是代表。

现在的中国，却是数百年世界的缩影。几百年世界上的人、事与环境，都能在中国找到缩微的类型。好，好到极致，差，差到极致。善，善到极致，恶的，恶到让人窒息！

传统文化的断裂加上新时代、新思潮的冲击，经济上的傲人成绩成为洪流，冲走一些错误的、旧的观念，同时也冲垮更多正确、美好的精神殿堂。其中就有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