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出——吴冠中老师66封信中的世界》中的这66封信写于1975年到1987年，是吴冠中写给作者天津建筑学院教授邹德侬的。当时吴冠中受命到青岛作画，邹德侬教授和另外两个同伴在一个月中日夜相随。此后12年间的师生通信中，吴冠中表达思想更为自由、直白，他对后生的满腔热忱，他对自己的坦白而真诚的剖析，他针对社会的艺术愚昧所作出的精准而犀利的批判，以及他那隽永而优美的文字……无不鲜明地道出了深藏在吴冠中心底的艺术诉求。当时的社会环境还远未开放，邹德侬自作主张地违背了“信勿保留”的师命，将这些信都小心珍藏了起来，为后人深刻理解吴冠中及他的绘画艺术，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看日出——吴冠中老师66封信中的世界》中的这66封信写于1975年到1987年，是吴冠中写给作者天津建筑学院教授邹德侬的。当时吴冠中受命到青岛作画，邹德侬教授和另外两个同伴在一个月中日夜相随。此后12年间的师生通信中，吴冠中表达思想更为自由、直白，他对后生的满腔热忱，他对自己的坦白而真诚的剖析，他针对社会的艺术愚昧所作出的精准而犀利的批判，以及他那隽永而优美的文字……

《看日出——吴冠中老师66封信中的世界》除了66封吴冠中原信，还配上了多幅他信中提到的画作，并加上了邹德侬对吴冠中创作思想、创作过程的讲解，从中既可以了解到吴冠中迎着一切艰险去创造的喜怒哀乐，也能够领略到吴冠中艺术的国际视野、现代精神和博大精深。

前言

一 崂山闻道

二 师恩如泉

三 同学同耕

附录

附录1 在绘画实践中学习“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体会·吴冠中

附录2 有感于本书的译出·吴冠中

附录3 我的美术缘·俞寿宾

附录4 为现代性而战斗：吴冠中艺术的第一品格·邹德侬

图版资料

参考文献

后记

“误入崂山”的第一天，有一些情景和对话，既有趣又隽永，时常萦绕心间。

5月31日，吴师、寿宾、效孟、朱君、李君和我一行6人，挤在厂里派的一辆吉普车内，出发了。几天来，他始终有疑虑，崂山是否有东西可画？我也担心，会不会因期望过高而虚此一行。

在颠簸的路上，吴先生不断望着吉普车窗外的景色，在转过一个山坳时，他突然喊道：“我闻见老虎味儿啦！”我们应声惊讶地望出去，原来眼前山坡的梯田上，麦子熟了，一道道金色麦秸与一道道褐色田埂，黄、褐相间排列，确实有些“虎皮”的味道。我不由得想起前几天他曾说，艺术家必须有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心中不禁为他精彩的比喻而感慨。

吉普车驶近劈石口，水箱里的水开了锅，大家就下车休息。吴先生对着山景赞叹道：“好哇！有气派！山已完全满意，就看海了。”车开到返岭村，我们在选定的驻军营房落了脚。在安排好吃住后，吴先生满意地说：“这次画它一个月，也没有问题啦！”

午饭后，听驻军的连指导员说，“此处至北九水如果徒步翻山，大约只需2小时”，这话立即扯动了我们想与大山亲密接触的神经。当时正是中午时分，大家算来，如果返厂的车把我们带到北九水，我们再用2个小时徒步翻山，返回营房吃晚饭应该很有把握。我们只顾为进山而兴奋了，也没有理会指导员还说过，“这段山路很难走，山中有狼，前些年还发现过特务在山里发信号弹”。大家迫不及待，登上返厂的吉普车扬长而去。后来吴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及崂山历险差点丧命的故事，就此开始了。

我们在这段渺无人烟的大山中迷路，辗转了8个多小时的经历，确有许多事情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例如，在沿陡峭的山沟，踏着滚圆、带青苔的石头爬行时，一失足就会滚入沟底；在没膝的草丛中攀爬时，我们的确听到了蛇在草中游的唰唰声；如果那天大家真的夜宿山间，遭遇狼群也是很平常的事儿。

但大家艰难攀登的一路，始终有爽朗的说笑声，伴随着不断的大口喘息。我们担心年近60的吴先生累坏了，吴先生说：“不累，我现在的感觉，像我20岁的时候一样。”夜幕渐渐降下，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在仍然找不到出路的恐惧中，大家还是相互鼓劲儿，加快脚步，而且还半真半假地相继呼喊着：“快呀，逃命要紧！”就是在这样的险峻氛围里，吴师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讲他和同学泛舟在塞纳河上写生，不料翻船落水，几乎葬身鱼腹的历险传奇。他笑着加了一句“当年大难不死，今天也不会有事儿”，给大家壮胆。

第二件有趣的事儿，发生在我们脱险后，借宿旅店拥挤的房间里。我们6人勉强在这间小屋里躺下之后，某君无意中把登山后的汗臭脚丫，伸向了吴先生的鼻尖。我提醒他把脚收回，吴先生说：“不用，不用！我的鼻子闻不见臭味。”我想，吴先生也太能迁就人了，连这事儿还能忍耐。谁知道，他竟然真的没有嗅觉，并随之讲出，他当年错把“雪花膏”当成同学自制的白色油彩，独自在房间内作画，挥洒得芳香满屋，而自己却浑然不觉的一个段子。熄灯前的这个“余兴”节目，笑得我们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天一大早，大队书记在家里做饭招待我们，炕上、炕前坐满一屋，炕桌上竟然出现了久违的红加吉鱼。我们胶东人认为，海鱼以加吉鱼最美，各色加吉以红色最佳。我们和大队书记素不相识，以后也很难再度相逢，我们老少6个“落难人”中，连一个当过小组长的芝麻官儿也找不出来，而大队书记昨晚先让民兵队长安排我们住宿，今晨又“高规格”款待我们，还安排我们搭拖拉机赶回驻地，也许就是因为当中有这位北京来的“教图画的先生”吧。这样真诚、朴实、重教、好客的胶东山区民风，今天恐怕难找了。

部队的营房十分简陋，我和吴先生同住一问，屋里空空的，只有一张光板儿单人床、一只昏暗的电灯泡和一堆柴草；其余的人住另一间，屋内只有一大堆柴草。没有被子，从驻军连部借了几件军用棉大衣，我们把带来的自制油画板铺在地上，再加上大衣，连铺带盖就都有了。我们与战士一起搭伙食，虽没有特殊照顾，但不限量，部队的饭菜吃得香甜。大家白天出去画画，晚上聚在吴师身旁，斜靠在柴草堆上，听他讲学艺之路，讲“美”术之道，骂江青之罪……寂静山沟里的那些夜晚，我们听得如醉如痴，饱尝喜怒哀乐，那才是真正的互动教学。

在“文革”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漫漫长夜，在这个独特的课堂上，我也开始认识作为教师的吴冠中，作为艺术家的吴冠中，作为多难中国知识分子的吴冠中，并且开始注意观察正在登上快车道的吴冠中艺术。

在中国的艺术界、建筑界，已经把“东方与西方之间的结合”，当作褒扬艺术成就的万能“光荣花”，在我当学生的时候，就熟知赠给艺术家或建筑师及其作品的这个亮丽标志。其实，“东方”与“西方”这类概念过于宽泛，比如，经常说的“东方”，有东亚，还包括印度，甚至地处非洲的埃及也算。所以，用这一概念来谈论艺术，很难让人们得到具体而鲜活的认识。因而简单地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结合来形容吴冠中艺术的特征，虽然正确，但不清晰。

回想我在接触吴冠中及其艺术作品的第一个月里，就有许多感性的因素，提示我思考他这个人和他的艺术之中存在着许多个“之间”问题，比如“国画”和“油画”之间，中国艺术和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艺术之间，文学和绘画之间，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之间等，而这一切又总是关联到传统与现代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这些“之间”里的寻觅、取合、酿造等劳作，日益凸显出与吴冠中艺术创新的直接因果。

至30余年后的今天，仅吴先生自己写的相关文字，就足以让人们清楚而正确地了解吴冠中艺术背后的这一复杂而系统的支持体系。当年我亲耳听到和亲眼看到的那些提示性的感性因素，让我领受着无尽的兴味，终身不忘。

吴先生早期弃工学画，在学画中又从国画系转油画系的过程，先兆式地预示了他中年之后游走于水墨与油彩之间的那条路。

吴先生说，他很喜欢他的老师潘天寿。先生。在生活中潘先生是位极和善、极随和的长者，但他的画作却很不随和而极具个性，你根本想象不出，那些作品会是出自这样一位老先生之手。他还说，如果有潘天寿和齐白石的画，让他只能选一张，他会选潘天寿的作品，因为其作品有国际眼光。我也十分喜欢潘天寿的画，毕业后还特意到北京美术馆参观过潘天寿画展，写过体会笔记。潘先生的作品构图险峻，形式强烈，有时带有一些抽象元素。所谓国际眼光，我想，可能就是在国画的范畴内发现和处理抽象元素的眼光吧，从而体现出一些现代艺术的精神，潘先生能当选苏联艺术科学院名誉院士，有道理。

吴先生留学法国，注定了他要走一条使中国艺术和以法国艺术为代表的“西方”艺术体系结合起来的路。他说，留法的学生带回来的东西很不相同，一种是古典主义的“写实”，一种是现代艺术的新观念，如变形或抽象等等。这些到了中国，也就有了两类“中西之间结合”，一类是中国画结合西画的“写实”，拓展中国画的表现力，如徐悲鸿；一类是中国画结合现代艺术的变形、抽象等全新艺术观念，如林风眠。徐悲鸿的写实，与延安的革命艺术，同来自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汇合，形成由官方所支持并排斥其他艺术方向，特别是强力排斥西方现代艺术种种方向的主流艺术。而官方所倡导的“油画民族化”，是执行这条路线的主体思想。P14-19

1976年春，我赴北京前海北沿看望吴冠中老师，拜读他的近作，见到一幅水墨小品，名为《忆付家台枣树》。我正在读完画面周圈密密麻麻题字的激动中，吴师说，“送你吧”。我怀着欣喜与感激，连向吴师鞠躬致谢。

画面中间略偏左，满铺两颗枣树，树干、枝桠曲曲折折，红枣、绿叶麻麻点点。题字从左向右，自右往下，再由下而左，围着枣树几乎布满一圈，形成衬托枣树的一个灰面，好一幅彩点、墨线与灰面的小小交响诗。画上写的是：

“三月，所有的树木都已抽芽发叶，只枣树光秃着乌黑僵硬的干枝，死一般的沉寂，全不羡慕春色。

小院角落，平野荒漠，深山空谷，只要能伸下一脚，便足立命安家。

虽然瘦，顶风不低头。曲曲折折，遍体枝节，针刺密，并非就是荆’棘，秋来挂满果实。

枣实甜蜜，红不似血，红得沉着朴实，是独特的红色，枣红色。”

这是吴冠中老师所独有的，与他的绘画同样具形式感的深邃文字，非诗，非词，也不像杂文，却有着与诗词及杂文一样的韵律和灵魂。这，是他在“文革”漫漫黑夜里的自叹，是他文字版的“自画像”，更是吴冠中艺术在困苦的环境中，顽强拼搏并终将崛起的预言式写照。今天，我们都在享用着吴冠中艺术红得沉着朴实的甜蜜枣实。

1975年5月27日，吴冠中老师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的第二天，我和俞寿宾、张效孟三个业余画友开始了与吴师的一段亲密接触。在日夜相随的一个月崂山和市区写生中，详读了他艺术创作过程的细枝末节，聆听了他艺术人生的苦恋求索，领受了他作为教师的伟大人格魅力。这段经历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特别是此后到1987年末的12年间，吴师给我等回的66封信，不但饱含他对我，一个建筑艺徒关爱、教育和扶持的心血，更重要的是，它们注解了吴冠中艺术迎着一切险阻去创造，赋予中国艺术以国际视野和现代精神的艺术进程。我庆幸，当年自作主张违背“信勿保留”的师命，小心珍藏了这些文献。

1980年代初，吴冠中艺术已坚定地跨越过“油画民族化”路标，开始了充满艰险的“中年变法”历程，他以“油彩墨彩转轮来”所激发的全新创造力，成功地画出了一批融中西艺术于一炉且具强烈现代性的全新中国绘画作品，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他那以《望尽天涯路》为代表的传奇艺术生涯，以《风筝不断线》为代表的艺术理论，以及包含在1987年出版的《吴冠中文集》中的艺术思想，当然还有同时期举办的那些画展和出版的种种画册，都是吴冠中艺术冲破黎明前黑暗时刻的光芒。而在这66封个人信件里，吴冠中表达思想更为自由、直白。他对后生的满腔热忱，他对自己坦白而真诚的剖析，他针对社会艺术愚昧所作的精准而犀利的批判，以及他那隽永而优美的文字……无不鲜明地道出他压在心底的艺术诉求，生动地反映出他在新征程中的喜怒哀乐。每当翻动这些书信原件，那纸张、那字迹，真实而生动地诉说着那年月、那事情，字字让人怦然心动，信中字句的文学品性，散发着阵阵醇香……我愿与更多朋友分享阅读中的百味，共睹吴冠中艺术的凌晨及日出时光。

这些信写在35年前，事情的确离我们很远了，但内中的道理却离我们很近，它对当今艺术社会和艺术人生的警示作用，依然鲜明。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市场业已形成，社会对艺术之宽容度，已经和现代艺术的故乡相差无几，可以说，进入了一个什么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谁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自由境界。然而，就在这创作环境最开放、学术研究最自由的时日，我们的艺术创造力，包括建筑艺术的创造力在内，似乎并无相应幅度的提升，甚至有些下降。许多艺术家或建筑师，在艺术难关面前，绕开艺术门类的本体，企图走一条易操作或模仿之路，辜负了这个宽松时代赋予的创造环境。

吴冠中艺术艰辛而独特的进程，清楚地验证了作为艺术家的必备性格——要创造，现代性的创造，中国文人的创造。这个进程也指出，创造没有近路，甚至没有路。吴冠中当年面前也没有路，他像鲁迅在《两地书》里所说的那样，顾不了那么多的危险，“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跨进去，在荆丛里姑且走走”。吴冠中艺术在“只能伸下一只脚”的地方起步，勇往直前，“顶风不低头”。也许，真正的大师，文学的、艺术的、科学的，都需要历练苦难，生活的，思想的，当然更有专业的。吴先生在这些信中表达出的那些创造中的痛苦、快乐甚至“狂妄”，值得今天的从艺者认真体味、践行。

我和俞寿宾、张效孟是对吴冠中艺术生活片段的近距离观察者，尽管视野不宽，时间不长，但所见真切，感触良深。当时，我们不过是三个普通的业余绘画青年，如今，也只是再普通不过热爱美术的“70后”老汉。我们没有画出令人瞩目的“名作”，也没有做出动人心魄的“大事”，然而，我们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能融入吴冠中艺术及其思想而骄傲。他的思想不但指导了我们工作中与美术有关的领域，同时在艺术视野、思想方法乃至做人处事方面，吴冠中艺术及思想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关键性的、持久性的。“崂山闻道”之后，我确立了探求现代艺术和现代建筑的人生目标；返回天津大学建筑系任教以后，努力读书、译书，西方现代艺术的，西方现代建筑的，以至后来偶然落脚于中国现代建筑的研究，都与吴冠中艺术思想和吴冠中老师的直接扶持有关。

师恩如泉，我辈无以报答。

面对这些信件，我想起第一次见吴先生时，看到他带来的几幅画，其中两幅至今不忘。一幅是油彩《野菊花》，那野菊，繁盛、强壮，表现出在山岩杂草中冲破一切困难向阳怒放的生命力。野，胜过家，家菊已听人管束，往往故作姿态。而野菊，按照自己的意志生长壮大，尽管生存条件困难，仍然长得茁壮而且快乐。另一幅小型水墨是《黄山日出》，那是我见到吴师的第一幅“中国画”，群松向左右甩开臂膀，层云上下交错漂浮，云顶闪出半个红日，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吴师的画中出现太阳。这两幅作品，一幅油彩，一幅墨彩；野菊在地，红日在天。它们似乎是一个明白的预兆，吴冠中艺术必然在横跨油彩和水墨两块田园的轮作中，在祖国的原野上，冉冉升起一轮艺术红太阳。邹德侬，于天津大学“有无书斋”

2010.12.11

2005年9月，接到了吴先生说要出《全集》的电话后，我在准备资料的同时，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已经很久没有给他写信了。

信中，向他报告了我近年的状况，并告之已经动手写一个《吴冠中艺术的黎明》的稿子，打算通过他当年给我的信件，加上一点当时的背景，附上一些相关的作品，希望能较为形象地表现吴先生从“文革”后期顶着“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恶风，向吴冠中艺术高峰攀登的那个历史阶段。我在此信的署名前面，加了“吴荼门外走狗”几个字，用美术史中曾有过的方式，表达我这个年近70的建筑艺徒对吴冠中及吴冠中艺术的崇敬和向往。

10月9日我送搜集到的作品反转片到方庄吴师住所。谈话间我对他说，我看到先生出的几本著作装帧素雅、印刷精美，就给编辑写了一信，打算询问一下如何处理这类带有信件的书稿。那编辑可能把我当成了骗子，没有理我。吴先生听后笑道：“若出版有困难可以联系此人”，并顺手写了一个手机号码给我。此后，书稿没有进展，我遇到一系列家庭之不幸：老母生病去世，老伴患疾行动不便，我自己的健康也出了问题。

2007年吴先生来信，要我寄去以往通信的复印件，说要整理资料，这就是后来附在《老树年轮》中他给我的那些信。虽然这事儿促我对久无进度的书稿着急，但现实依然只允许我打打停停。

直到2009年夏，我才有可能重新开始集中精力写这部书稿。我与寿宾、效孟频繁地交流，我计划第一稿完后，用大字打一份请吴先生审视，也希望他能写几个字。我还计划去青岛，三人对面审查稿中所述事件有无出入，尤其是吴先生的谈话是否准确。我还提出，三个70岁的老汉合拍一幅照片放在书里，与当年三个毛头小伙子加以对比，岂不有趣。

正当第一稿紧张进行之际，2010年5月7号的早上我忽然发现自己嘴歪了，医生诊断为“面神经麻痹”，幸好不是中风。我不得不再次停止工作，经一个月紧张、全面地治疗，“狰狞的面目”才逐渐消退，我试着重新工作。

6月26号中午，我从电视得知吴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霎时，全身瘫软，像是漂在水上，没有着落，大不幸的事情提前发生了。其实此前我在网上也见到过吴师患癌症的传言，但出自对网络消息可靠性的警惕，而且看到他和师母都好好的，所以我一直不信也不问。吴先生体瘦但一团精神，生活习惯健康，在世的一些百岁画家也有所不及，他实在去得过早。自那天起，我开始发愣，什么也干不下去。

我记得他说过，要找他，“到画里去”，因此我再次重温他的文字，详读并扫描他的画作。月余下来，倒有一些新的领悟，心情逐渐明朗。吴先生的一生十分完整：他想画的都画出来了，想写的都写了，想说的也都说了。他把作品献给世界，把著作传给后世，可以说没留大的遗憾。

有一次我对吴先生说，如果先生要建纪念馆，由我来做。他马上反问道：“要那东西做什么？”“那是坟墓！”确实，想念他“到画里去”，到他的文字里，那才是能够近距离看到他本人、与他亲密交流的地方。

在这段“发愣”的时段，不经意中，我竟然扫描了他约700幅画作，这样算来，并没有完全停止工作。8月，我完成了第一稿，改名为《看吴冠中艺术之日出》。

我把第一稿发给自认为可能提出意见来的几位“老中青”朋友，并收到他们许多中肯的意见，这里一并感谢他们的热心！寿宾是此稿最严格的审视人，不但直率地对内容、字句提出建议，还以审查设计图纸尺寸的精细，找出了当年录入书信时的误读等错误。尽管他是“义不容辞”，还是要衷心感谢他。效孟提出了一些我不知情的事件，充实了此稿的内容，真诚感谢这又一位“义不容辞”的人。

邹禾提出书名有些哆嗦，不如叫《看日出》，他说有一部记述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书叫《等云到》，名字简洁，印象深刻。经再三斟酌，遂改成现名《看日出——吴冠中老师66封信中的世界》。

9月7日至9日，我去青岛会见效孟和寿宾，我们三人以特有的“仪式”——去崂山重履追随吴师写生的路线，来纪念我们崇敬的老师。多谢效孟的两位公子张健和张健波的安排和照应，能让我们去圆一个重温35年前“崂山闻道”处的梦。

可惜的是，大建设让这片海岸变成了城镇，要找当年写生的场景，还是得回到梦中。唯有路边竖起一块刻着“返岭村”的巨石，标出了我们曾经上上下下的山村位置，但那是前几年才树立的，不是遗迹。

花了两天的时间，实现了三人对面审视书稿的愿望。他们两位表示，所记吴先生的谈话，已经比较真实、传神。这不但因他们的回忆和补充，还要庆幸我当年的一点记录，真体会了“好脑筋不如赖笔头”乃至理名言。

第二和第三稿，我是用减法来处理的。近期再读吴先生的文字之后，更深切地认识到，有他的文字在，外人对他经历的叙述、作品的解释基本都是蛇足。所以，在工作中适当删减了叙述，同时尽量充实一些史实，也订正了一些错误。由此也想到，应当紧急展开一项课题，趁与他接近的学生、友好还在，发掘、整理出一个“吴门论语”，那将是编纂他绘画、文字《全集》之后最有意义的工作。

2010年12月的最后一天，我把完成的稿子发给了出版社，这是我至今写作最努力也是文字最少的一本书。当然，其中的错漏、不足肯定不少，真诚期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衷心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责任编辑，他们在三五天之内就完成了批准出版计划的全过程。这本书出自“建筑口”，彰显了吴冠中艺术除绘画领域之外的普遍意义，在美术界以外，不但建筑界最熟悉他，热爱他，事实上，吴冠中艺术的影响，早已超越了艺术“边界”，连我们这三个美术行业的“业外人士”，也能体验吴冠中艺术的真碲，并从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在不同的职业生涯中取得成绩，这足以说明吴冠中艺术思想和实践跨行业的普适性。我们的“美术生涯”还生动说明，少年时代的美术教育乃至其他艺术教育，不但可以教化“美盲”，健全人的修养，而且对于开发人的想象力和动手能力，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特别感谢吴可雨先生，慨然应允我在书中使用吴冠中老师的信件以及大量的绘画作品，使得这部著作有了灵魂。

十分感谢责任编辑王莉慧女士，她不赶风头，不惜时日，要出一部独具特色好书的决心和行动让我感动，促使我的工作不敢懈怠。

还要多谢美术编辑、当年吴先生的学生付金红女士，读者看到此书的第一美好印象以及无处不在的形式美感，是她创造的。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摄影专家张广源先生多年支持我的研究工作，这次他亲自为我拍摄了吴先生赠我的原作，真让我惑激不尽。

建筑出版界权威性的资深编审-王伯扬总编辑在审查此稿后写的那些文字，让我深受感动和鼓励，十分感谢他的友情和赠言。

最后，深情地感激已经住进医院的我的夫人刘永志女士，是她当年花费大量时间把吴先生手写的字迹以及其他文献变成清晰的电子文件，还替我校对大量稿件，希望她看到此书后感到宽慰。

邹德侬

2011年4月3日于《有无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