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光明之子们空有美好的理想，却缺乏实践的聪明，黑暗之子虽然有处世的聪明，却有个人疯狂的野心。作者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揭示了把人类福祉作为目标的光明之子在实践中幼稚和危险，警示人们提防黑暗之子对光明之子的理想的利用。

《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是作者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为现代民主进行辩护和捍卫的一本深沉而澎湃的经典。

它源自于作者的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民主有着更为令人信服的、也更为正当的理由，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更为切合实际的辩护，而在现代史上，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政治理论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作者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揭示了把人类福祉作为目标的光明之子在实践中的幼稚和危险，警示人们提防黑暗之子对光明之子的理想的利用。

序一：追求光明

序二：我有一个希望

新版前言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 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

第二章 个体与共同体

第三章 共同体与财产

第四章 民主的宽容与共同体中的群体

第五章 世界大同

译后记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建立，主要是为了给予个体以自由，从而摆脱封建的中世纪世界强加给他们的传统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的约束。18世纪的民主理想主义者们没有预料到，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会存在任何不可忽略的张力，因为他们没有能够估计到来自于个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心之不确定的、难以遏止的活力和野心。他们不害怕来自于个体的野心会导致的无政府状态及危险，因为他们在估算人性的力量的时候，依据的是人与“自然”或“理性”的关系，并认为，要么在“自然”之中，要么在“理性”之中，存在着对于难以驾驭的野心的有效约束。简言之，他们相信，从根本上说，人是安全无害的、冷静的、会算计的，个体的自私自利不会超越自然所赋予人的自我保护的冲动。

对于共同体之集体的自私自利行为，他们并不害怕，因为在他们看来，对于个体的不必要的政治约束，与他们所知道的存在于封建经济秩序中对于专制的政治阶层的此类约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他们已经通过民主政治的宪政原则，把共同体的力量减低到了最低的程度，而且，根据这些原则，政府只具有消极的力量，仅限于用裁决纠纷，或者扮演交通警察的角色，维持最低限度的秩序。

当然，有这样一些现代的现实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们了解人类生活的动态性，而且明白，人类野心很容易变得难以驾驭，并进而危及到共同体的和平。这些悲观主义者炮制出了反对民主的政治理论，并且认为，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且是一个能够驾驭派系之勾心斗角和激烈竞争状态，且能够将其镇压下去的政府，才能够维护共同体的和平。不幸的是，这些悲观主义者却陷入了两个错误，两个与乐观主义者的幻觉同样严重的错误。他们认为政府只具有镇压的消极任务；对于难以驾驭的野心，他们没有能够提供任何制约措施，供共同体本身或其统治者参考，因而对个体的权力和利益造成威胁。

第一个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一贯地、过度地坚持悲观主义。在路德和霍布斯(他们都对人性进行了纯粹悲观的分析，一位从宗教的角度出发，另外一位则是从世俗的角度出发)那里，人的欲望被认为是从根源上就是无可节制的，因而，他们相信，人的性格在实际上缺少控制扩张性欲望的手段。在他们看来，政府的任务就是通过镇压而维护秩序。诚然，政府必须拥有制服不守章程者的权力，但是，它还具有更为积极的职能。为了维护更高层面上的秩序，它必须指引、疏导、调解和协调(rechannel)共同体之内相互冲突的、相互竞争的各派势力。它必须既提供必要的手段，保证个体表达对于共同体的义务感，又要提供必要的武器，控制个体反社会的贪婪和野心。

第二个错误则暴露了两种形式的绝对主义政治理论在道德问题上的幼稚。它把国家共同体等同于普世的共同体，却没有弄明白，国家也是历史上的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力量，一方面，在处理与共同体之内的个体以及从属的机构的关系时，倾向于要求一种过于不受限制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更大的、由各国组成的共同体之内，国家倾向于成为无政府之源。另外，它过于简单地把统治者或统治集团的利益，等同于整个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它就不能够提供针对难以驾驭的权力冲动的制约手段，而这种冲动是所有统治者都难以摆脱的。后一错误，某些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可能会犯。卢梭的政治理论包含了一种“普遍的意志”，即所谓的相互冲突的个体意志最终的和谐。这一思路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每一个活生生的共同体之内，都存在着诸种意志的冲突，而且，获得胜利的意志，至少部分地是由统治集团炮制和提炼出来的，因为该集团拥有表现其意志的工具。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统治者的意志和大多数人的意志，很可能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但卢梭式的思路把人们引向了那些为少数群体提供不合适的保障的宪政形式。P035-037

现代历史的步伐如此迅捷，世事如此纷纭多变，以至于这本首版于15年前(编按：即1949年)的政治哲学著作临时所参照的若干事件，已为人忘却了。虽然如此，我认为该书中提出的中心论点仍然能够立得住脚：对于人性，既不宜抱过于悲观的看法，也不宜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只有在这样的文化、宗教和道德氛围中，一个自由的社会才能够得到蓬勃的发展。政治上的道德感伤和道德上的悲观主义，都容易鼓励极权统治政体的产生，其原因在于，前者容易滋生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没有必要制约政府的权力；后者则相信，只有绝对的政治权威才能够扼制相互冲突的、竞争性的利益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我15年前尚能够接受的那些临时性的，现在已经有些陈旧的判断，毫无疑问需要加以修正。例如，中国不再“潜在地”是一个大国，而已经实实在在地成为一个大国。’美国也不再在孤立主义和责任之间摇摆不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所获得的毋庸置疑的权力，使得我们必须终止孤立主义的冲动。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矗立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拥有霸权的大国，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履行与这一权力相伴而来的责任，不能再放纵于道德的感情用事或自负(prctension)，而这一直是我们自幼稚时代以来国民生活的突出特征。我们虽然已经准备履行这些责任，但却仍倾向于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所拥有的权力，掌握在一个极为讲求道德风尚的国家之手中。对于我们美德的独特性，不论是我们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是心存质疑的。我们所有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德和成就，都要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更为含混不清、支离破碎。

本书的最后一章，就如何构建世界共同体进行了阐述，对于这一章的基本预设，我不想进行更改。我们与共产主义者在任何重要问题上都未能达成谅解(accord)，这一失败证明，不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全球层面上，要理性地理解并协调共同体(community)之内的竞争性的利益，仍然要比我们的理想主义者们向来所认为的要困难得多。但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又见证了一个新的历史维度，导致其产生的一方面是“冷战”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诉诸于核战争这一手段的绝对不可能性。由于这一问题的这一维度绝对难以预料，该章未能对之加以慎重周全的思考，因而在该章中所说的话都不免有些过时。我们现在明白，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安排，心存宽容，与一个处心积虑的敌人相互共存，否则，双方都将归于毁灭。我无需愧怍地坦承，15年前，我缺少足够的先见之明，没有能够预见到核僵局(nuclear stalement)所包含的创造和破坏的可能性，即核僵局虽然能够避免热战(a shootingwar)，但却无法为世界共同体的建立提供一条平坦的道路。如果我们要想避免灾难，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耐心地播下相互信任的种子，让适宜于共同体构建的组织(tissues)慢慢成长，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跨越目前国际紧张气氛所造成的可怕鸿沟。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

1959年10月

2009年12月18—20日，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了名为“杜威的第二次使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借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实用主义研究丛书”和华东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准备出版《杜威全集》的机会，试图对中美两国的实用主义研究进行总结和展望，并在两国学者之间，进而在儒学和实用主义之间，开展对话，因此，会议的规模虽然不大，但用会议主办方的话说，这次会议汇集了当前中美两国实用主义研究方面的中坚人物，仅专程参加此次会议的美国学者就达9人。

我因为翻译了丛书中的一部著作而荣幸地受到了邀请。17日下午，我到会之后不久，就在丛书的主编之一、会议的召集人之一、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Roger T.Ames)先生的引荐之下，与我所翻译的著作的作者斯蒂文·洛克菲勒教授见了面。洛克菲勒教授虽已年逾七十，却仍精神矍铄，而且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让我感觉非常好。我由于翻译他的著作，对他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这次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谈，给了我充分的机会，使我得以印证此前通过阅读其著作及文稿而获得的关于他的印象，并对他有了进一步的、直接的了解。我已经通过网上的资源了解到，洛克菲勒先生曾担任美国明德学院(Middlebury coUegc)宗教学教授和教务长，荣休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宗教、慈善和环境保护等事业上。我所翻译的《杜威：宗教信仰与民主人本主义》是他亲笔撰写的唯一一部著作，是一部近700页的巨著，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根据我的了解和判断，洛克菲勒教授不仅对杜威的哲学有着深刻的理解，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近二十年来，他在国际上一些极为重要场合的言行，似乎都体现着杜威哲学所倡导的那种既脚踏实地又坚持理想的精神，这是让我尤为感佩的地方，尤其是在今天这个学风越来越浮躁的时代。

期间，我谈到了阅读他主持起草并执笔撰写的《地球宪章》(The Earth Charter)之后的诸多感受，并问他，这一行为是否与杜威哲学对他的影响有关。他向我谈起了他年轻时研读杜威著作过程中的感受，说杜威关于宗教问题的著述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就像是黑暗之中看到了一盏明灯一样。他认为，杜威在20世纪初提出的“共同的信仰”这一设想，对我们今天这个相互依赖性愈益明显的世界，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还向他请教了他参与创立联合国地球宪章委员会的事情，他做了简要的回答，给了我一份印有《地球宪章》全文的小册子，并介绍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秉承《地球宪章》的精神，在全球，包括中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开展环境保护活动的情况。聆听他的叙述，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待杜威著作的那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以及他像杜威那样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那分热忱。他还很亲切地询问了我的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情况。我告诉他，两三年前，我就打算用五到六年，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翻译若干美国文化、历史和哲学方面重要的研究著作，他当即表示赞赏，并认为美国的自然主义哲学尤其值得关注。

在会议上，他对杜威所提出的“共同的信仰”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论述了它对于当今时代的价值，并介绍了《地球宪章》的理念及联合国地球宪章委员会的有关活动。另外，他还对若干学者的发言还做了精当的点评，再一次充分地展示了他对杜威思想的深广理解和杜威哲学给予他的深刻影响。

在一次午餐时，丛书的策划者、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王立刚先生与我们同桌吃饭，聊起实用主义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洛克菲勒教授介绍了一则信息，说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就被认为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其最崇拜的哲学家是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接着，洛克菲勒教授介绍了我刚刚翻译完的这本书，并当场背诵出了书中的几段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一句：“人类趋向正义的潜力，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但人类堕入非正义的倾向，则使得民主成为必需”(见原书“第一版前言”，第xiii页)。尼布尔这个名字我并不感到陌生，因为洛克菲勒教授在他那本书中用相当篇幅介绍了杜威与尼布尔的论战和友谊。或许是出于职业的敏感，立刚当即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之后，他们又单独进行商谈，到会议结束的时候，基本上就促成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达成了一致。

返回济南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浏览有关奥巴马与尼布尔的关系的信息。限于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知识视野，我无力深入解读我搜集到的大量的资料，但有一点看来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洛克菲勒说得没错，尼布尔的确对奥巴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奥巴马也被很多学者和政界人士称为实用主义者。或许最早提到奥巴马与尼布尔之间关系的，当是《纽约时报》专栏版记者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2007年4月25日，时任参议员的奥巴马接受布鲁克斯的采访，话题是美国在非洲的援助项目。奥巴马非常谨慎，唯恐在这个问题上说错话，影响自己未来的政治生涯。看到奥巴马有些疲惫，也准备离开办公室，布鲁克斯话锋一转，出其不意地问，“你读过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书吗？”不料奥巴马的语调为之一变，说：“我崇拜他。他是我最尊敬的哲学家之一。”布鲁克斯又问：“那你从他那里得到了什么？”奥巴马的语速加快，说：“我得到的最难忘记的一个观点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严重的恶，还有艰难、痛苦。当我们坚信我们能够消除这些现象时，我们应当保持谦恭(humble)和虚心(modest)。但是，我们又不应当让这成为犬儒主义和无所作为的借口。我还得到了……一种感受：虽然我们知道这很艰巨，我们仍应当为此而努力，不要在幼稚的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布鲁克斯认为，奥巴马其时正为筹集竞选资金而忙得不可开交，作为匆忙状态下做出的回答，奥巴马的这番话可以算作是对尼布尔《美国历史的反讽》一书的一个相当好的总结(见《纽约时报》，2007年4月26日专栏)。而根据我对所翻译的这一本书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的这一番话也可以算作是对尼布尔的这本《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某种总结，因为尼布尔在这本出版于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书中，也在多处强调谦恭对于任何国家共同体，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的重要性。

今年4月中旬，立刚利用到济南出差的机会把该书的复印本给了我，我们也因而有机会就这本书进行更为充分的交流，因为在北外开会期间，初次见面的我们并没有多少机会聊天。我发现，作为在北大哲学系完成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业，并在北大出版社工作多年的一个编辑，立刚对美国哲学和文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理解，所以这次谈话非常愉快。我们一致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机，由像洛克菲勒教授这样的一个人向我们推荐这样的一本书，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情。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杜威，与作为著名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尼布尔，两人在哲学观点上存在着重要分歧，一度还展开过论战，但两人还都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两人都曾呼吁成立正义的国际组织来处理国际事务，推动了联合国的创立。作为学者，洛克菲勒教授恐怕难以达到杜威和尼布尔那样的高度，但是，时移世易，他从对于杜威哲学的深刻理解出发，凭借其独特的家庭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历，为创建一个更为美好的社会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不也很值得钦佩吗？

尽管即使在美国国内，人们对于实用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批评的声音也不少，把奥巴马这样的人称之为实用主义者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但是，把这样一本书呈现在我国读者的面前，却仍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从深层上、多维度地了解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的文化。当然，从根本上讲，了解美国文化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身，这是因为，从20世纪初期开始，作为美国人民生活智慧之结晶的实用主义思想，蕴涵了丰富的讲求科学和追求民主的内容，曾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遗憾的是，我们对于实用主义思想的理解，还很难说达到了应有的深度。

本书的翻译，首先应当感谢洛克菲勒教授和王立刚先生的信任，在他们基本确定出版这一本书之后，洛克菲勒教授就征求过我的意见，并希望我能够承担下来。立刚在开会时很忙，此事只是他忙碌的事情之一，但大约在3月份，可能在北大出版社确定翻译出版该书之后，他就通过e-mail征询我的意见，我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之所以说“愉快地接受”，是因为该书所探讨的“民主”和“共同体”这两个主要议题，也是我十几年来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尽管我从来没有就这两个问题发表专门的论文阐述我的看法。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尼布尔的许多看法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相关表述都有相通之处，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快之感。他所说的“世界共同体”，以及杜威所说的“伟大的社会”，与我们所说的“天下”、“大同世界”，其实并无二致。建立这样的一个世界，不仅需要我们的努力，也需要我们之外的其他所有人的努力。作为一个从小就受到许多集体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人，看到一个外国人在认真地阐述建立这样的一个世界的重要性和途径，能不由衷地感到愉快吗？当然，作为一名临近“知天命”之年的学者，我也同时知道，建立这样一个世界，是何等地不易！因此，对于尼布尔在书中的叮咛和告诫，我更多了一分理解和共鸣。

本书翻译的完成，还极大地得益于我所承担的“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IIFSDU)”资助的项目，在此特别说明。翻译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不少的错误，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赵秀福

2010年8月5日于山东大学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是少有的几个我不仅在思想上感觉亲近、也愿意接受他们的不少观点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家往往能够把握到两端、且将这两端伸展得相当深远，同时又没有偏激或偏斜，而仍然在两极中达到了某种平衡。

……

无论是保守中的大国还是崛起中的大国，长远之道都需要坚守一些最基本的道义原则。至于容易引起逾越这些基本原则的思想或主义，就国别而论，我们或许可以说，如果美国可能更需要防范一种过分天真和单边的理想主义——这种单边理想主义和夸张的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常常表现为霸权主义；中国可能更需要防范的则是一种过分的实用主义，即在追求国家富强的同时，我们还应有一种对功利之外的基本道义原则的坚强意识。

——何怀宏

“我崇拜他！我们不要在幼稚的理想主义和愤世嫉俗的现实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美国总统奥巴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