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雄所著的《中国美院外传——时代的颜色》观察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生发展及它与社会变革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梳理美院乃至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撷取美院历史上顶级的教育家和艺术家，以点带面的展现了中国美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那些波澜起伏乃至匪夷所思的人物与故事，足以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和艺术。

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当年成立时叫国立艺术院，是民国最高艺术学府，后来随时代风云几经变迁，先后改称国立艺专、中央美院华东分校、浙江美院……

因为聚集了一批顶级教育家与艺术家，它的历史几乎就是20世纪中国艺术教育史与半部艺术史。赵建雄所著的《中国美院外传——时代的颜色》讲述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其精彩曲折与意味深长，远远超出人们想像；《中国美院外传——时代的颜色》中艺术家们在困厄与创造中展现出来的人格，甚至称得上伟大。

一 新画派：像太阳一样升起

 1928 蔡元培：倡导美育 以代宗教

 1929 林风眠：调和中西 顺应时代

 1930 林文铮：主持教务 艺术救国

 1931 吴大羽：相信天才 从心出发

 1932 李金发：象征诗歌 写实雕塑

 1933 刘既漂：引领图案 投身建筑

 1934 方干民：祟尚现代 反映本质

 1935 李超士：粉画先驱 收藏痴汉

 1936 “一八艺社”的年轻恋人和木铃木刻研究会

二 西迁与回归：被中止的艺术现代化

 1937 罗工柳与彦涵：不约而同 奔向延安

 1938 滕 固：切戒浮华 反对偏颇

 1939 傅 雷：拒绝妥协 拂袖而去

 1940 王子云：奔赴西北 抢救国粹

 1941 吕凤子：挥毫筹款 自主办学

 1942 陈之佛：既已上钩 脱身有术

 1943 傅抱石：感应时代 施展抱负

 1944 潘天寿：初掌艺专 一心教学

 1945 谢海燕：学术自由 兼收并蓄

 1946 李可染：困而知之 无涯惟智

 1947 汪日章：偶然背后 或有必然

 1948 黄宾虹：超凡脱俗 画之大者

三 外西湖时期及其终结：革命与革命者的沉没

 1949 倪贻德：身着戎装 接管学校

 1950 刘开渠：雕塑人生 风雨随形

 1951 江 丰：革命大局 重于一切

 1952 庞薰琹：游学西洋 潜心民间

 1953 王流秋：归国抗战 传奇一生

 1954 周昌谷：平和美艳 求而难得

 1955 莫 朴：忠心为党 无怨无悔

 1956 金 冶：六道轮回 世事难料

 1957 那些“右派”们：几乎全是“左派”

 1958 宋秉恒：明知无效 也要投入

四 建设中国画的教育体系：再造传统

 1959 潘天寿：大胆上书 竟获重任

 1960 吴茀之：无情岁月 有情人生

 1961 陆俨少：以戴罪身 教山水画

 1962 陆抑非：性灵天趣 溢于笔下

 1963 陆维钊：蜾扁专家 当仁不让

 1964 沙孟海：既能险绝 复归平正

 1965 邓 白：恢复青瓷 著作十卷

五 文革与后文革：红海洋的潮起潮落

 1966 张永生：造反闯将 获囚半生

 1967 郑胜天：塞翁失马 焉知非福

 1968 萧传玖：悬梁牛棚 悲愤辞世

 1969 刘鸿逵：平生故事 说与同窗

 1970 席德进：另类人生 光耀彼岸

 1971 顾生岳：大局出发 选择工笔

 1972 吴山明：鱼和熊掌 可以兼得

 1973 赵延年：木刻奇才 鲁迅传人

 1974 刘国辉：从劳改犯 到国画家

 1975 方增先：顺时就势 得己所哉

 1976 陈宁尔：红色经典 拨乱反正

 1977 徐永祥：天下为公 舍我其谁

 1978 全山石：苏俄油画 中国传人

 1979 查 立：倾心现代 种瓜得豆

 1980 林 琳：领先群伦 不羁画魂

 1981 潘公凯：继承父业 守护理想

 1982 王德威：从小革命 忘我工作

 1983 肖 峰：大难不死 图贞观治

 1984 陈宜明：伤痕美术 留诸青史

六 当代艺术集群：那些耀眼的光焰

 1985 张培力：从新空间 到新媒体

 1986 吴山专：红色幽默 钢铁引擎

 1987 谷文达：传统前卫 兼于一身

 1988 王广义：注重阐释 以拙胜巧

 1989 肖 鲁：两声枪响 改变一生

 1990 黄永砯：出其不意 乃至无意

 1991 宋永红：相信直觉 出诸本能

 1992 邱志杰：关注生活 追求参与

 1993 耿建翌：曲线情绪 直线精神

 1994 赵无极：表现虚空 挥洒自由

 1995 朱德群：得其意蕴 忘其形态

 1996 吴冠中：笔墨变化 当随时代

 1997 王 澍：培养哲匠 和而不同

 1998 许 江：以葵自喻 渴望燃烧

后记：曹氏兄弟及美院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主要参考资料

一 新画派：像太阳一样升起（1928—1936）

华夏艺术传统源远流长，自成一个伟大的体系。只是近代以降，一是自身发展进人了难以逾越的瓶颈，二是国势衰弱，屡受西方列强欺辱，令人不能不从根子上反观与自省。

五四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影响到绘画等领域。一些搞艺术的年轻人，纷纷出国去留学，寻找先进的东西，试图用来改造陈旧因袭的传统，而巴黎成为那些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到西方去学习的首选。此时法国画坛本身正经历着一场变革与冲击，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主义大师声名鹊起。中国留学生也分成两派，以徐悲鸿为首，追随写实画风，认为“欲救中国目前之弊，必采欧洲写实主义”，而林风眠等人，则更多地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浸染。这两种画风在西方有着时间上先后的顺序，但在中国留学生圈里，却是同时发生且针锋相对的绘画形式。

其实徐悲鸿的画也不能说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他采用了写实的表现手法，题材却已偏离其初衷。至于林风眠等霍普斯会成员，有人称他们持“谨慎的印象主义，有节制的浪漫主义，以及含混不清的象征主义”，事实上也回避了更加激进的达达与立体主义等，而且骨子里融合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思想（现代主义与东方艺术本来就有内在的关联）。

回国之后，彼此便形成艺术观点上明显的分野。

这是从纯粹艺术的层面上来看问题，如果与社会思潮和政治变革种种因素联系到一起，事情就变得很复杂。因为写实主义无疑看起来与“科学”更切合，而“科学与民主”正是五四的口号。这两拨人的命运也就因此埋下了伏笔。

蔡元培创办国立艺术院，请林风眠执掌，一些与他观点相近的画家追随而至，在杭州形成一个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艺术家群落。

教学之余，开展览、办杂志，弄得生机勃勃。

有人后来称他们是“新画派”，而他们自己办的杂志叫《亚波罗》，那是一群像太阳一样充满了热情、甚至自喻为太阳的年轻艺术家。

因为时势的缘故，这些艺术家后来命运多舛，其中不少历尽磨难，也有的默默无闻于世，而由他们培养出来的赵无极等人却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画家。

他们还培养了另外一路红色艺术家，虽然看起来像是无意中得之，却合于某种内在的逻辑。

在两者之间与之外，一大批成为两岸艺术圈中坚力量的艺术家与艺术教育家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1928蔡元培：倡导美育以代宗教

3月，国立艺术院成立，以杭州孤山罗苑为本部，设国画、西画、雕塑和图案4系及预科、研究部。林风眠任院长，林文铮任教务长，吴大羽任西画系主任，潘天寿任国画系主任，李金发任雕塑系主任，刘既漂任图案系主任，法国人克罗多任研究部导师。

3月16日上课。

8月16日，由林风眠发起成立了艺术运动社，成员多为艺术院教师，也有些外面的画家如齐白石等，宗旨是“绝对的友谊为基础，团结艺术界的新力量，致力于艺术运动，促进东方新兴艺术”。他们办沙龙、开展览，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与周遭社会形成某种反衬。

也就在这个时候，南京政府撤销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蔡元培离职，而原来在大学院下属艺术教育委员会挂名的林风眠与林文铮也就不再兼职，转而完全埋头于学校工作，并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的口号。

10月1日，艺术院的学刊《阿波罗》问世，原为半月刊，第6期起改为月刊，第10期起改为双月刊，至1936年10月出至第19期后停刊。  对于当年艺术研究院的环境和学生境况，1928年春季班中国画系李寄僧（继生）印象中是这样的：

哈同花园的房子（即罗苑）办大学是不够的，所以又陆续租借附近的三贤祠、照胆台、苏白二公祠等地作为学院校舍。

照胆台是个破旧的关帝庙，修饰后作为临时男生宿舍，女生临时借用忠烈祠的余屋；三贤祠有几间较大平房作为教室；苏白公祠除一间厨房外，大部分房子需修理；哈同花园房子只有花厅作为理论教室，其余是办公室、图书室、会议室、医疗室及校长室等。教职员自己解决住房。

学校分两个部分：一是大学部，一是研究部。限于当时条件，首先招收大学预科新生，先招收新生80余人。学制为5年（预科2年，正科3年）。学生须高中一年以上的学历才能应考，又是春季班，所以首届新生的人数不多，正式上课时学生仅56人。

开学时，全校职员19人，教授8人。当年条件差，设备也只能因陋就简。男生宿舍用水困难，洗澡无条件。热水每天由校工从数百米远的厨房挑来。早上洗面用的水还要作洗衣服等用途，不敢轻易倒掉。而厕所是临时搭的，宿舍地势低，潮气重，光线差。

学生负担很重，每学期学费25元，宿费10元，体育费1元，膳费每月7元，书籍及文具等自备。虽比私立学校少些，但每学期也需百元左右，那时油画的费用特别大，有的同学为了节约费用，常在一块油画布上反复重画。

P1-3

这不是一本编年史，也不是个人小传的汇集。某年之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并没有一定之规，写某人，不写某人，也有相当的随意性，往往受所能找到的材料局限与制约。然而某种大致的规则还是有的，譬如一定得是艺术家，至少也得学过绘画或懂点绘画，按“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有些人在学校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本身也有意思，仍不列入专写的范围。

我用了仿佛点彩派的做法，即以原色的点，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地铺排堆垒在一起，让它们彼此间发生联系与冲撞，然后共同组成意象与印象。取舍标准看是否有助于说明主题，我的重点乃观察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生发展及它与社会变革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本书涉及的内容基本上取自有据可查的现成文字，有些是正式出版物，有些是内部印刷品，也有些来自网络，只有极个别采访了当事人。

后记曹氏兄弟及美院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2008年的一天，我在延安路综合办公楼底层的电梯旁遇到具体主持这个项目的王连生，似乎无意间问了我一句：“你有兴趣来参加一个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而立的项目论证会吗？”

我觉得有意思。就去会上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并提出对适宜人选的建议。

项目最初策划人、也是作者之一的孙昌建似乎亦无意地问了我一句：“你有没有兴趣也来参与？”由于此前全无考虑，我回答想一想再说。之后连生也问了同样的问题，或许他们事先就有过某种设想，因为知道我喜欢进入新领域，也有一定的操作能力。

在网上略微看了点相关资料，然后想了一夜，第二天我就答复连生：“这活我干。”

如果事先知道这本看来范围狭窄的书会涉及那么宽阔的领域与那么复杂的历史，可能我就没有接下这本书的勇气了。

从那时至今，整整两年，我的时间几乎都泡在这件事上，开始是业余时间，后来就是全部时间了。

而任务落实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工化，曹氏兄弟的老大。

他说这事美院没人干过，也没人会去干，你来干，好！

工化是美院的客座教授，仅有小学文凭，却担任着包括中国书法、山水画史、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公共艺术文化与传播、西方音乐史、世界电影语言等许多门课程，这在重视学历与资格的今天，近于奇迹。

我和工化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杭州有个12路诗社，聚集了一帮主要是钢铁厂的年轻工人，诗风现代，追求一种纯净的美。工化是混迹其中唯一不写诗的，他以自己丰富的哲学与其他方面知识为这些诗人作精神上的导引。

那时我在塞上编《草原》，偶尔有机会来杭州参加他们的聚会，对工化并无特别深刻的印象。与他接触多起来，是20世纪90年代南归之后。他那时住着产权属于厂里的老房子，是那种顶有特色的江南旧民居。屋里用拓片糊墙，各处都堆满了书，间或可以看到一些随随便便用着的古代器物：一只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纹陶大瓮被拿来放画轴，几张坐的椅子与用的书桌，都是清朝的旧货，等等。他多年不上班，闲着发呆。何以能有如此福气？却是因祸而来。

这祸不小，如果可以选择，没人会主动去寻求。还在当工人时，有一天完工早了些，他提前去单位澡堂，不由分说便往大池里跳，不晓得出于什么原因，这天的水温竟接近沸点，等到感觉不对再跳出来，除了脸部，已全身烫伤。在经历了令人痛苦的痊愈过程后，沾社会主义的光，从此不再上班，起初是不能上班，后来闲惯了，也就不想上班，反正有基本工资可领。

做什么？作画写字治印，读书与听音乐。前者是他自幼练就的童子功，如果杭州没有一座美术学院，民间没有对书画浓厚的兴趣与热爱，恐怕不可能，因为曹家老爷子早年参加革命，后来成了铁路系统领导，与文化关联度并不高。工化靠自学成为西泠印社成员，他的水墨画、书法与篆刻，都有专业水平，而在圈内影响更大的是美术评论，再有声望的书画名家开研讨会与做展览也会来请他，因为他笔头与嘴头都快，讲得到位，也肯讲。

曹氏兄弟之老小叫学雷，也和工化一样，没什么学历，却在杭州当代艺术进程中发挥过不可小觑的作用。张培力曾这样说到他：“无论是在当时的新空间也好，还是在池社也好，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学雷在筹备“85新空间”这个杭州最早的当代艺术展览会期间与稍后池社的活动中，担当着与工化在“12路诗社”差不多的角色，即以自己广泛的知识与兴趣，尤其是哲学思考，为身边的朋友提供某种精神背景。

学雷自己也画，却主要是用来消暑的，“因为那个时候天很热，也没有空调，他觉得画画是在那种炎热的环境里能够让人放松，对身体有好处的事情。”（张培力语）

他继承父业，在铁路系统工作，先在党校图书馆，后来当了仓库保管员，都算闲差，可以有时间读书和干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所花工夫最多的是写先锋小说。

他如今已很少作画，小说因为太先锋，也一直难以被社会接受。

工化与学雷之间的增节，有科学哲学的博士学位，看起来与美术最没关系，却在近年调入美院公共课教学部做主任。工作范围决不只限于非美术类课程的日常安排，长袖善舞的他，在学校介入地方政府城市规划与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做了许多组织工作。

当我开始资料收集，问工化能帮什么忙时，他说你找增节就行了。

美院图书馆一些对写作本书有用的出版物就是通过增节借出来的。我不想正式与校方高层联系、请求提供帮助是因为这可能让当事者为难。写史，哪怕只是勾勒某个侧面的发展变化，都可能触动方方面面，带来不同的褒贬反应，所以一般都留给后人来做。我勉为其难也就罢了，不应当给领导添麻烦。

从曹氏三兄弟的人生轨迹，想到一所学院可能对城市发生的作用和影响。如果杭州没有美院，他们的人生轨迹显然会大异其趣，也大不一样。

而我自己，尽管很早就喜欢美术，但长年耽于在塞上，耳濡目染的不过是些印刷品。迁居杭州后，也就因为有美院，可以隔三差五看展览，有时甚至是顶级展览，欣赏的眼光与见解也就渐渐宽阔与提高了许多。否则断不敢接这个活，因为毕竟要牵涉到许多专门领域，外行话讲得太多是说不过去的。

因为美院存在，杭州的品位的确提高不少。当初蔡元培先生初衷之一，就是通过学校影响与带动城市发展。他的意愿至少达成了一部分。

现在每年报考美院的应届与历届毕业生都在几万人（去年是6万人），其中一半本地人。然而更多的考生抱着求职与发财等实用目的，到艺术中来寻求精神慰藉甚而仅仅喜爱者并不太多。

这么一种势头对吗？好吗？我说不出所以然，但知道，中西方美术都曾经是宗教的一部分，而宗教也曾经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个没有宗教关怀的社会有没有可能长治久安？如果从前的宗教已然失范，美育又真的能够取而代之发挥作用吗？

20世纪是个荒谬的世纪，至少荒谬是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正是在这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战争催生的若干大规模社会实验，事后的发展证明，其可怕处一点也不亚于战争。观察所有出现在这个世纪的艺术现象，都不能不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写这本书的过程是发现的过程，对美术的发现，也是对时代的发现，即使曾经身历这个时代，你仍然无法想象它会如此荒谬。

有人想屏蔽掉20世纪的历史，我在自己工作的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努力确实奏效了，但又未完全奏效，也因此我才能找到尽管很不完备的材料。当然，还应当感谢互联网的发明者，这个东西如此有效地改变着世界，也改变了中国，而它本身与图像——广义的美术，关系紧密。

美院让杭州这座城市更漂亮、更多元、更先锋，也可以说更具精神性。作为居民，为这所学校写些什么，实在理所应当。只是囿于自己的学养与眼界，再加上时间紧迫，虽然尽力而为，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甚至诚惶诚恐。知道：定存在很多问题，会出许多错，说许多不恰当的话，乃至令当事者不快。希望各位能够见谅。

从自己来说，因为与这个圈子原来就没关系，写作过程中又尽量避免与当事者或家属有个人接触，偏见应当是较少的，主观上则力图保持独立的判断。  但愿本书对梳理美院乃至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有所助益，如此，也就心满意足了。

写作过程中得到美院王良贵先生的大力支持，他是我在一个朋友的饭局上认识的，不怕麻烦，费了很多工夫为我寻找一些不易找到的资料。由于他，本书变得较前丰富翔实。

还要谢谢被我有意无意卷进来的各位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他们提供给我许多帮助，使我得以完成此书。

在信息的海洋里，这套书恰如一叶扁舟，载着浙江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驶入了我们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面对喧嚣的现实，它向我们展示了知识的力量以及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它本身也成为这种力量有效的延伸之一了。

——刘恒

从这里出发，了解浙江，了解中国。

——余华

我迄今至少有三个遗憾，就是没有在合适的时候受到过这三所学校的沐浴。

——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