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建所著的《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不是一本浙江一师的编年校史，而是一本浙江一师人物小史。书中所写的多是浙江一师的师生们的逸闻轶事，这些不为世人所熟知的故事，正体现了这些艺术家、革命家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了浙江一师的百年积淀和深厚传承。

孙昌建，文字工作者，半职业写作者。出版个人诗集、随笔、评论、长篇小说共18部，另策划主编多部出版物和影视作品等。现供职于杭州《都市快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讲述的浙江一师，海归鲁迅的第一桶金；李叔同在这里首开人体模特写生课；国民党元老经亨颐苦心经营10年；国文老师陈望道辞职之后才有《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问世；中国第一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是该校学生；还有刘大白、夏丐尊、丰子恺、曹聚仁、施存统、宣中华、叶天底、汪静之、冯雪峰……《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所记录的一半是艺术家，一半是革命家，艺术和革命同行，革命和牺牲同义。

我为什么要写浙江一师？

校史溯源

人物·师道

 经亨颐：自有家酿，不食沽酒

 悲欣交集李叔同

 幸亏有了姜丹书

 陈望道：在宣言和文法之间

 语文老师夏丐尊

 欧化老少年刘大白

 水手刘延陵：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寄迹者王祺

人物·潮人

 两层半楼上的丰子恺

 俞秀松：爱情与革命同行

 一介书生施存统

 叶天底：先烈之血，主义之花

 曹聚仁：现代柳敬亭

事件

 1909年的“木瓜之役”

 历史文献中的“一师风潮”

故事

 爱情与革命同行：梁周记

 时代的牺牲者：沈宣恩仇记

 湖畔不是风流地

后记：我的未完成的南高峰

主要参考文献

经亨颐：自有家酿，不食沽酒

为什么要自酿美酒

人生变迁，聚散无常——这是1916年7月，经亨颐先生在浙江一师毕业生送别会上的开场白。

知了一声，又届暑假期矣，诸生将欣欣言归，得叙天伦之乐——这是1917年7月，经亨颐在学年终业式上的训辞。

光阴荏苒，经十年如一日——这是1918年5月，经亨颐在一师10周年纪念会上的开场白。

今年元旦，余自有一训：愿为社会作马牛——这是1918年7月，经校长在一师毕业式上的开场白。

经亨颐一生中一定作过无数的报告和讲话，或长或短，或非讲不可，或仅是应酬客套，现在单单从看到的文字，我是极喜欢他的开场白的。他开门见山式的讲话，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白又很坚定的人，他不绕弯子直奔主题，虽说毕业式每年要搞，纪念会年年要开，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么几句励志的内容，但经先生是个认真之人，他还是花样翻新，每次都要讲出一个新的内容。从他的日记也可看出，为了这看上去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讲话，他还是在做功课的。

经亨颐的一句名言是：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他的自信和高傲，是他积几十年之功底经营浙江一师的成果，也是他做事的底线，虽然他并不怎么禁止师生们自己沽来的酒，但内心里他只相信自己酿的酒，即浙江一师的家酿。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经在浙江一师到底酿了些什么酒？这酒又醉了哪些人，哪些人是进入微醺状态，哪些人又是“酒后闹事”，又是哪些人因此发布了“禁酒令”？

是的，作为浙江绍兴上虞人氏，经亨颐的酒量是超好的，据说有五六斤黄酒的量，那么1919年的中国和杭州，又有多少的粮食在发酵，又有多少的酒意在酝酿，又有多少名目繁多的酒在待价而沽？

1919年的中国，不仅是一坛打开了的醇郁的黄酒，更是一瓶打开甚至打碎了的威士忌，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正如那些传记所写的某明星的入行完全是误打误撞那样，经亨颐之于浙江一师，也是一种误打误撞的性质。当1905年浙江废科举兴学堂，在杭州贡院旧址兴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谁也不知这个学堂该怎么办。但是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办新教育是大势所趋啊！那么好，所谓百废待兴，新生婴儿就要呱呱坠地了，谁来做这个接生婆呢？或者说谁来做这个奶妈呢？杭州贡院前这个新学堂的难弄是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月就要换一个校监和教务长，想要当的没能力，有能力的最后也下课。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学校教育总是扮演急先锋的角色。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师范学堂，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呀。不过由此也看出晚清政府有极开明的一面，那就去日本找吧。可是留学生在日本待着好好的，谁也不愿意提前回国，没有人愿意当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最后只好拜托在日本的绍兴同乡会来开会决定。

当时的同乡会权力很大，尤其对那些游子们来说，出门在外，异国他乡，靠什么来维系个人和祖国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留学生之间彼此的联系？靠同乡会。那是一个国弱民贫的时代，一个中国游子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离开组织的。在同乡会开会讨论谁回国来做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时，聪明的许寿裳和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都不来参加这个会，老实的经亨颐去参加了，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派经亨颐回杭州来做这个教务长。没办法啊，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啊。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经亨颐也是为自己的经济着想，因为不管怎么说，回来就可拿官饷了，何况官府也开出了条件，等把学校办起来之后经亨颐还可再回日本继续学业，而且可以由自费生变为官派生。所以在1908年底，经亨颐再赴日本完成学业，这就是条件之一，这也是经亨颐的曲线求学之路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宽裕。正如在“一师风潮”之后来接替经亨颐校长位子的姜琦，他的条件也是只做一年的校长，且有官派去美国留学考察的附加条件，否则这个姜琦怎么愿意从暨南大学教务长的位子下来做浙江一师这个校长呢？至于学生们要蒋梦麟来做浙一师的校长，这更是不切实际的。

同乡会作出决定之后，经亨颐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并且还带了两个日本老师回国，时为1908年1月。

仅凭此举，可见晚清末年一是人才难得，二是相当的开放，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海归非常吃香啊！所谓相当的开放，也有一点病急乱投医或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因为本土的乡绅们是办不好新型学校的，那就只能请海归来。于是便有了经亨颐的登台亮相。

要注意，经亨颐在日本是学理科的，具体专业是物理和数学，此前也学过化学，不过他感兴趣的却是伦理，后来在校授的课也是修身方面的，在今天大概只算作“政治”课吧。这个理科生，后来诗书印画俱佳，学问之全简直不可思议。

一个在日本没有毕业的学生，一眨眼成了师范学校的教务长，是仅次于校长的角色，这个变化让一同前来的一个日本老师很受不了。这个老师叫中桐确太郎，经亨颐还是他的学生，可是一到杭州，这个学生的地位竟然在他之上了，所以他有点看不懂。不过当两年后经亨颐从日本再次回来时这个日籍老师还在，说明他也是以饭碗为重的。

在经亨颐回日本继续学业时，就是许寿裳接了教务长的职务，因为许寿裳发动了“木瓜之役”后又愤而走人，这期间的两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6个教务长，大概把能找到的能人都找来过了，这无疑为经亨颐的再续前缘铺下了道路。当时在两级师范学堂，海归的老师占整个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且还有外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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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完成的南高峰

两年前夏天的某一天，我去杭州满陇桂雨度假酒店开会，这是一个关于创作选题的务虚会。这个酒店我去过好几次了，按照惯例，我下公交车大约走个20分钟就到了，因为这完全是熟门熟路的了。可这天早上我一路都在想，我能不能抄一下近路呢，我能不能走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呢？因为从理论上讲，这样的路线总是存在的。

结果这么一抄近路，竟让我误打误撞地登上了南高峰，走得连长裤都湿掉了。其实在山脚下时，我已经知道我反而在绕远路了，但是我不想退回去了。其间我也问了路人甲乙丙丁，他们都告诉我应该走原先的那一条路。是的，明明知道绕远路，但还绕得颇有兴致且不肯退回原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喜新厌旧？渴望走一条完全不同的路？是的，那一路上我已经有不少意外的发现，我看到了一个听说过但没见过的寺庙，还有一个幽静的会馆，这是我从未到过的地方。是的，我在杭州生活几十年了，但还从没有去上过南高峰，因为它跟我的生活从没有发生过关系。其实南高峰也只是一座普通的山，跟西湖周边的好多山一样，只是在南高峰上，能看到钱塘江和西湖，“西湖十景”中的一景“双峰插云”指的就是西湖边的南高峰和北高峰。爬山的时候，我当然是无暇欣赏风景，一方面有点责怪自己的冲动，一方面又为自己的放纵而小小地得意，本来下车走20分钟就到了，后来竟多走了1个小时20分，且走到会议室的时候，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起来一样。

现在我的写作也是在爬山和绕远路。

正是那次大汗淋漓的务虚会，定下来让我写一本有关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书，不是校史，而是人物小史。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我又绕了一次远路，又爬了一个莫名的山峰，且还在不断跋涉和攀登当中。

本以为是轻车熟路的，跟浙江一师有关的人物：经亨颐、李叔同、鲁迅、丰子恺、曹聚仁……这些西湖边的文化名人，我早有涉猎，且几年前就开始写这些人物的专栏，后结集出版了《向来风花雪月》一书。即使你完全陌生，但只要在网上百度和谷歌一下，这些跟一师有关的人物也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来(真有点汗如泉涌的味道)，所以一开始我很有自信，来吧，你们都来吧，越多越好，我照单全收——经亨颐、鲁迅、许寿裳、李叔同、姜丹书、夏丐尊、刘大白、陈望道、朱自清、刘延陵、曹聚仁、丰子恺、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叶天底、湖畔诗人群……如果一个人物写1万字，那也不过是20万字吧。

我开始一个一个地啃骨头了，犹如一步步爬台阶。渐渐我发现，我不是在创作，我是在劳作，而且我不知会爬向哪一山峰，然而就在这样的过程中，风景依次展开，风景这边独好。

本来是务虚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白日梦，但每一步又都不能踏空。本来我想只要老老实实地写“一师风潮”就可以了，因为这已经是盖棺论定的历史事件了。“一师风潮”是一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学潮，当时颇有声势的，因此也有“北有北京大学，南有浙江一师”的一说。但是我很快发现，光写“一师风潮”，还不能构成一本书，或者说它只是一座房子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

退一步讲，我也只要写一所著名学校的发展史就可以了，因为中国的校史，最长也不过百年有余，细细梳理，应该也是有脉络可寻的。可是我总是在想，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选题，那是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的，也就是说都想有点言外之意，都得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我又不是教育专家，也非学运专家，更不是党史权威，也不是中国早期海归的研究者，我只是一个喜欢游山玩水、读点闲书的人，学无专长，杂七杂八。我为什么要写浙江一师呢，要说理由也有不少。从空间关系说，我上班的地方离它很近，现在这学校(现在叫杭州高级中学)一放高音喇叭我就能听见，我做老师的时候也去那边备过课搞过活动；而从时间沿革上说，我大学的母校也跟它攀上了亲戚关系，这意味着浙江一师也是我的母校了。当然如果从大的务虚的角度上说，辛亥革命百年马上要到了，我一直想写一本民国的书，现在扯上浙江一师，用官话说刚好有个抓手和平台，那就开始劳作吧。

接下去我便成了图书馆的常客，省市两级的图书馆都去办了借书证，还找熟人托关系开后门。但是我很快又发现，你该知道的你早就知道了；你不知道的，你想找的，在国内的图书馆里你还是收获甚少。与此同时，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祥林嫂，逢人便说一师，逢人便说夏丐尊名字的来历，逢人便说刘大白的婚恋故事，逢人便说丰子恺的“三层楼”，虽说人家也听得一愣一愣的，但事后一想，这跟他们有关系吗，可能人家更关心的是2012到底怎么样，房价到底会不会跌。稍微跟文学有点关系的，也只是关心中国作家中谁能获诺奖，或者说你这个书出了能赚多少钱？

这个时候便感到了一种落寞。如果任我信马由缰那还好，我总还是在虚构和原创，现在我只是在前人记述的基础上再进行梳理和廓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说，我成了一个盗墓者，我渴望掘到黄金珠宝，但结果往往是一无所获。有的就一块墓志铭而已，有的连墓地也找不到了。

但凡事也总有意外，因为你投入进去了，你的每一根神经都绷着的，于是也就有了意外的发现。有一次我看一个关于“红色”系列的纪录片，其中讲到项英妻子张亮的死亡之谜，其中还涉及瞿秋白之死。那片中还讲到一个叫周月林的女人，她和张亮曾经一起被捕，后来一起到浙江新昌避难。而我在新昌游玩时，也曾听当地的文人朋友说起过周月林，于是我开始搜集资料，终于发现这个新昌的周月林曾是一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她就是一师毕业生梁柏台的妻子。

是啊，对熟知那一段历史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常识，但对我这样一个偶尔涉足的人来说，那等于是从一片荆棘中找到了一条羊肠小径，也正是这种误打误撞，让我不时从“常识”中有所收获，有所发现。且不要小看这样的常识，不要小看这样的小山峰小丛林。现在报纸网络常有这样的报道，说有人在某个小山里失踪了，搜山也总要几天之后才发现尸体。许多人不明白，又不是多么险的山谷丛林，一个身体无恙的成年人怎么会走不出来的呢？

事实上也是这样，葬身于钱江潮这不算奇闻，在浴缸里淹死了才是谈资。

我现在碰到的也正是在写作中“走不出来”的情形，无穷尽的材料，但是能为你所用的信息，只是寥寥而已，而且诸种说法和判断，毕竟都有时间和时代所囿。于是我想，与其走不出来，那不如索性再走进去吧；与其浮于表面，不如钩沉于历史，于是我沿着蛛丝马迹继续前行。如前所述的周月林与梁柏台，他们的命运是跟瞿秋白有关，但是他们又有自己命运的轨迹，他们各为山峰又互有关联，它们像波浪一样，会形成一浪又一浪的波峰，会有一圈又一圈的人际关系网，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

如前所述的瞿秋白，他又跟浙江萧山人沈定一有关，因为沈定一的儿媳妇杨之华，后来成了瞿秋白的妻子。不管秋白是用何种手段获得这段爱情与婚姻的，但这一“婚变”的影响显示超出了沈家与瞿家的家族本身。这又跟沈定一的身份和他本人命运的起伏变化休戚相关。沈定一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又成为国民党中的极右分子，而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言行，又深刻影响了浙江一师的不少先进学生，如俞秀松，如宣中华，包括他跟“四大金刚”之一的刘大白皆是好友。从某种程度上说，沈定一是一师的精神导师和校外辅导员，也是浙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一个风云人物，包括他早期的白话叙事诗《十五娘》，放到新文学史上来看，也可跟郭沫若的《女神》有得一比。而他的被暗杀，在今天仍是一个谜。

再比如说李叔同，他和夏丐尊、丰子恺的关系以及后来的白马湖作家群等，绝不是一两句话能讲得清楚的，他们是一个整体，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说是敌中有友，友中有敌。还有留苏留日学子的命运，那都是一部部长篇的题材啊，如俞秀松和盛家兄妹的故事，直到今天仍是“纪实文学”的好题材。但是俞秀松在苏联期间的政治命运，人们还是知之甚少，或者说只是很简单化地把一些账算在了死老虎王明等的身上。把复杂的历史人事简单化，把简单的人际关系政治化，这是我看到的最为常见的两种倾向，幸好近年来学者、知识分子们关于现代史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让我看到了拨开迷雾见真相的可能性。

但仅仅是一种可能性。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概况，思想界教育界激进与保守的交锋，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起落，五四后知识分子的命运……这都是一个个太大的命题，每每都让我有挫折感，看样子学养不够真是不敢轻举妄动，正如不备上个氧气袋还真不敢上海拔5000米，但是如果等我做好一切准备，我是不是就连爬山的一点点欲望都没有了呢？

接下去就需要我的动力和定力了。一次务虚的结果，一次误打误撞的结果，如果不是那次爬南高峰的经历，或许我还会选择那一类风花雪月的题材，但是在已经绕了远路之后，我就有点偏不信邪的脾气了，我不知道会写成一本怎样的书，但是我一定要完成它，在我止步的地方，或许就是同好们重新出发的起点。唯有这样，才有新鲜和冲动，或许才有可能接近真相。

前些日子我又去翻了一些山。一个朋友说，李白不是写过“梦游天姥山”吗，那就去看看天姥山，看看当年的古驿道吧，于是驱车前往浙江新昌，结果找了一天也没找到确切的“遗址”。于是我想，也许到处都是古驿道，也许李白根本就没到过天姥山，但这都不重要了，因为一路的行吟和高歌，已经让我们和李太白接上了气场，当然我心中还是不忘一师这本书，我还是请当地朋友帮忙带路去看了梁柏台的故居。故居就是故居，只有一点图片的陈列，平时也是铁将军把门。因为朋友曾是梁柏台小学的老师，我们才得以参观。而梁柏台小学也已经只有一个旧址了，更令人伤感的是，那个村庄马上要成为一个泽国了，因为要造水库了，梁柏台的故居以及他和周月林的故事，就此都会永远沉入水下吗？一路上我对朋友说，多拍几张照片吧，以后或许还能留个念想。

写一本书，不也就是留个念想吗？我不知道这一本书会写成什么样子，但是可以肯定，这是我花了力气在做的一件事情，就像爬山，要的不就是出汗和看风景吗？

在信息的海洋里，这套书恰如一叶扁舟，载着浙江历史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驶入了我们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面对喧嚣的现实，它向我们展示了知识的力量以及知识分子的力量，而它本身也成为这种力量有效的延伸之一了。

——刘恒

从这里出发，了解浙江，了解中国。

——余华

我迄今至少有三个遗憾，就是没有在合适的时候受到过这三所学校的沐浴。

——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