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在1987年受到苏共公开批判、被逐出政治局后，被安排担任正部级的国家建委第一副主任职务。因此，戈尔巴乔夫不同意叶利钦参选，说你是部长，不能竞选人民代表。叶利钦说，我不当部长也要当代表。因此，叶利钦是违反党纪、政纪参选，和党组织推荐的正式候选人争夺人民代表席位。一个共产党员，公开走到共产党的对立面，这并不奇怪；而耐人寻味的是，他竞能得到近90％群众的拥护，当上了人民代表。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公开声明反共、反社会主义后，又以获得60％以上选票的优势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上台后不久，他就颁布了关于俄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把共产党基层组织和党委赶出了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和整个联盟的支柱——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使苏共开始失去对苏联大部分地区的控制。
如果说，叶利钦的上台，在很大程度上有来自党外群众的支持，那么苏共受到的另一次灾难性打击则直接来自党内。
1989年底，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共产党“多数派”相继宣告脱离苏共而独立。正是在这些主张退出苏共和苏联的代表三国“多数共产党员”的领导者的鼓动下，在1990年的议会选举中，三国民族分裂主义者相继夺取了共和国领导权，随后又更换了国名、国徽，废除了本国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宪法，成为苏共解体和苏联崩溃的开端。
1991年的“8·19”事件，应该说是苏共挽狂澜于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但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领导者却未能得到人民，包括还在组织的1500多万名党员(这之前因戈尔巴乔夫造成的思想混乱，已有420万名党员退党)的积极响应。
8月18日这天是周末，叶利钦等人都在乡间别墅休假，本来可以很轻易地被控制起来。但被派去逮捕叶利钦的克格勃最精锐的反恐怖特别部队“阿尔法”小分队，除了组长一人外，全体成员都拒绝执行命令，听任第二天早上叶利钦闻讯后，率领他的车队从小分队眼皮底下开过去，进入俄罗斯议会大厦(即“白宫”)，去从容地部署反击。机场没有被关闭， “白宫”对外的电话联络也没有被掐断，叶利钦可以自由地和西方各国领导人通话，争取援助。派去攻打“白宫”的军队也按兵不动，甚至发生倒戈，许多坦克调转炮口。叶利钦还登上了坦克，向欢呼的人群发表演说……
事后，国内外有很多人批评事变的发动者优柔寡断，没有采取坚决措施控制要害部门和逮捕政敌。有人说这是一次组织得极为笨拙的“秀才造反式的叛乱”。其实这也有些“冤枉”了他们。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并不乏有经验的党政军和内卫部队领导人。但当时出现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很多人都选择支持退党的叶利钦和民主派。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发出的命令无论在党内、政府内，还是在军队内都处处受阻，几乎没人执行。因此，仅两天时间，挽救苏联的最后努力就流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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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7月13日，为配合领导干部学习“七一”讲话和“三个代表”思想，我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一个题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党委中心学习组专题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就苏共从领导层脱离群众到亡党亡国的惨痛历史教训，阐述人心向背决定一个政党或一个政权兴亡的思想。当时正逢苏联“8·19”事件10周年前夕，有的同志建议，这部分可作为回顾和反思文章单独成篇。于是将其稍加整理后，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作为题目，先后在8月16日的《南方周末》和8月22日的《中国财经报》上发表。但文章引起的反口向是我没有料到的。
中央十五届六中全会和十六大之后，我还先后应邀到一些高等院校及中央部委和省市机关作报告，而其中的共同话题之一，都是结合对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党群关系变化过程的反思，来谈对“三个代表”思想重大意义的理解。这本书就是在这些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
为什么我会选择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对苏东剧变进行反思呢？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许多西方学者和俄罗斯民主派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出发，对苏共和苏联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眼中，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原罪”，社会主义制度是反人道的极权专制制度，要是让俄罗斯人民自由选择，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他们一有机会就会选择摆脱这种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不承认十月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不承认苏共曾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因此，在他们看来，不存在当然也没有必要研究苏联党群关系、人心向背的变化问题。这显然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而我们国内对苏东剧变的研究，9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外部资本主义势力如何进行“和平演变”和颠覆破坏活动、如何培植和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以及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在民主社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解除思想武装、实行多元化、从放弃阶级斗争到丧失政权、国家变色等问题上。而对苏联内部社会矛盾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对苏联党群关系的变化，则较少触及。但是，如果对这么重要的一个方面缺乏了解，显然不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苏东剧变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第二，苏东剧变是一场悲剧，又是一面明镜。它向世人陈述着亡国之痛，又向我们昭示着治国之道。苏共这样一个大党不是一下子垮掉的，它的由盛到衰、由兴到亡，人心的由向到背，是由量变到质变，一点一点发生变化的。其实剧变前很多年，就已显露出很多不好的征兆，然而大多数人竟然都没有警觉。甚至东欧剧变已经发生了，火快烧到脚下了，被戈尔巴乔夫搞乱了思想和组织的党的领导层都没有任何应变；隹备。直到在叶利钦等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进逼下，8月20日就要签署新联盟条约了，已面临国家分裂的城下之盟时，才仓促地发动“8·19”事件，但大势已去：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陷入的惊人的孤立无援境地，也完全出人意料。这一切，离开对党群关系状况的客观、历史地考察，是无法解释的。教训有时比经验更可贵，因为人们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时，教训也是一种财富，它告诉我们人心的向背是多么重要，领导者对社会情绪的把握是多么重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又是多么重要！我们必须像保卫党的生命线一样来维护和巩固这种联系。
第三，如何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共产党永远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关键有两条。一是不能脱离群众，这里当然不仅是要求普通党员不能脱离群众，首先是要求党的领导干部不能脱离党内外群众。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因此这里就有一个如何选拔干部的问题。正确的干部路线是保证党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二是共产党必须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能像一些资产阶级政客那样“玩虚的”，口惠而实不至。在战争年代，共产党人是靠推翻反动统治阶级、帮助人民翻身得解放和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保卫国家和民族，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如今进入了和平建设和改革年代，怎样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最根本的是要体现在作为执政党的政策和工作上，体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此外，有报道和评论称我为苏东问题专家，这是一个误解。尽管这些年来我写过一些关于苏东剧变和苏联问题的文章，但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熟悉我的同志都知道，我长期以来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在隐形经济特别是经济领域的腐败犯罪方面。我最早接触苏东问题，是在1991年春节过后。当时的苏联总理帕夫洛夫通过废除大面额钞票来打击苏联的隐形经济(苏联学者称为“影子经济”)，这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便开始跟踪和关注这一措施的实施过程及其产生的后果，这应该是苏联亡国前的最后一次整肃经济的大动作。以后便发生了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大事变。为了探究这一20世纪末最重大事件发生的原因，就不能不继续关注下去，并且从对经济领域的关注进入到对政治和党的建设领域的关注。同样，苏东亡党亡国的惨痛历史，对我们从中获得借鉴和吸取教训，从源头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也很有意义。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我感到有必要拿出一些精力来弄明白苏联和俄罗斯的一些问题。因此，我在这方面的探究，属于“半路出家”，功底很浅。本书中不准确和错误之处，欢迎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最后还要说明，本书出版一年半来，能够一直受到读者厚爱，重印9次，印数达到10万册，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在这次修订时，我要特别感谢江西高校出版社对本书的形成提出了很好的创意和宝贵的意见，感谢该社的领导和同志们在这本书的精心编辑校对、精心装帧设计和精心出版发行上付出的大量心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是集体的成果。
黄苇町
2004年1月2日
于北京沙滩北街2号
2001年8月，一篇标题为特大号黑体的文章，出现在国内一家畅销报纸的头版，这篇文章被很多人争相传诵，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2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内地已有200多家媒体报道、转载了这篇近万字的文章；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新加坡和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主要通讯社、电视台和报刊，也在黄金时间和醒目位置作了报道、转载和评论。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同志根据他2001年7月1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报告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苏共亡党十年祭》。
一篇应时的纪念文章，能产生如此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正如一些外电报道的那样，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和干部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中出现的。该文以史为镜，通过剖析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深刻阐述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生命线、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执政资格所在这一重大主题。文中渗透着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感，针砭时弊，实话实说，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因此，它不失为一篇帮助人们学习、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好文章。
此外，黄苇町同志还在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等高等院校及一些中央部委和省市机关作了一系列反思苏东剧变的专题报告，包括“苏东剧变和党群关系”“谁是苏共的掘墓人”“反思俄罗斯改革”等，在听众中引起了热烈反响。
因此，我们约请黄苇町同志在他的上述文章和报告的基础上撰写了本书，就他对苏东剧变的回顾和反思作出更系统、更充分的阐述，以飨读者。
《苏共亡党十年祭(最新版)》以史为镜，通过剖析苏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历史悲剧，深刻阐述了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生命线这一重大主题。作者黄苇町一针见血地指出：苏共并不是被国外反共势力搞跨的，而是被她一直代表的苏联工人阶级和人民所抛弃的，人心向背是苏共存亡的决定性因素。
《苏共亡党十年祭(最新版)》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出版后再次再版，15次重印，畅销不衰，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学习、培训的必读图书。
2001年8月，一篇标题字体为特大号黑体的文章，出现在国内一家畅销报纸的头版，这篇文章被很多人争相传诵，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就是著名经济学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同志根据他2001年7月13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作报告的部分内容整理而成的《苏共亡党十年祭》。这本《苏共亡党十年祭(最新版)》就是他对苏东剧变的回顾和反思作出的更系统、更充分的阐述，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