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勇不屈的战史奇观，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队发动大会战二十多次、战役一千一百多次、普通战斗两千八百多次。三百二十多万官兵伤亡，一百多名将军殉国。这就是可歌可泣的正面战场，这就是不可磨灭的历史画卷！事实用鲜血与火焰向全世界证明，没有任何侵略者可以征服中华民族！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写中国人惊天动地保家卫国史。来自抗日战场第一线的声音，写照国军抗日的第一手资料。由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著的《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共12册)》直面历史，弥足珍贵。

1937年到1945年，中国军队发动大会战二十多次、战役一千一百多次、普通战斗两千八百多次。三百二十多万官兵伤亡，一百多名将军殉国。四千多名飞行员血洒长空，两千四百多架战机被击落。海军更是全军覆没，所有的舰艇全部打光。这就是可歌可泣的正面战场，这就是不可磨灭的历史画卷！事实用鲜血与火焰向全世界证明，没有任何侵略者可以征服中华民族！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写中国人惊天动地保家卫国史。来自抗日战场第一线的声音，写照国军抗日的第一手资料。《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共12册)》直面历史，弥足珍贵。

《正面战场(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共12册)》由中国文史出版社编著。

湖南会战

晋绥抗战

九一八事变

中原抗战

武汉会战

淞沪会战

七七事变

闽浙赣抗战

徐州会战

远征印缅抗战

粤桂黔滇抗战

南京保卫战

淞沪警备司令部驻在龙华，当时的司令是杨虎，归南京军事委员会及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挥，对下只能间接指挥上海市保安总队长吉章简的两个团、警察局的警察，虹桥机场的守备连及各县的自卫队，设有作战部队，兵力非常单薄。司令部编制很小，每月经费只有一万八千元左右。但五脏俱全，待遇较好。除中将司令、少将参谋长外，下设参谋、副官、军需、军医、军法、秘书六个处及侦缉队、警卫排(当时称特务排)、电话班。官兵薪饷初时发全薪，后来人补齐了，打些折扣，但比部队发“国难薪”好得多。(如中校发全薪为法币一百七十元，打折扣后发一百四十元，但国难薪只一百元)此外，上下班有大客车接送，还有马匹可骑(官佐多数住在法租界)。

一·二八沪战时，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是十九路军蔡廷锴将军保荐的，干了一年多后去职。杨虎接任司令后，直干到南京市沦陷。可说与上海共存亡。

杨虎任内的参谋长，先为欧阳驹(号惜白)，保定军校毕业，广东人，是上海市长吴铁城的好友，特意介绍来负责防务工作的。两广事变结束后，吴铁诚调任广东省主席、欧阳驹随去任广州市长。他对上海抗战准备工作，只到南京接洽过一次(我随同前往)，不久就离开了。继任的参谋长是由张治中介绍京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童元亮兼任，这样备战工作更为方便。童元亮干到八一三抗战开始后，即回到张治中处工作。参谋处处长朱侠是南京选派来上海负责抗战各项准备工作的。他和我及黄家桢都是陆大十一期同学，比我二人资深，彼此向来友好。一九三六年五月问他到差时，看见全司令部只有钟桓及副官处上校副官陈毅是正式军官，其余多数是杨虎的帮会门徒或受军统特务控制(如军法处及侦缉处)，就要求先充实参谋处人事，邀我任中校作战科长，黄家桢任中校后勤科长，钟桓仍任上校情报科长，并引进工兵参谍罗崇典等人。我们志同道合，新老合作，逐步搞起备战工作。

按编制规定，各处处长均为上校级，科长、参谋、副官均为中、少校级，人员不多，工作颇难开展。钟桓是保定军校毕业，任过团长，在江西被红军战败，以后来上海任情报科长，有一批谍报人员供其使用，所得情报正确及时，故仍保留上校级，支上校薪。但他胆子小，抗战爆发后未去过前线，留在法租界家中，用电话传达情报，后随张治中去湖南任县长。陈毅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精通军事及日语，对日交涉由他出面任翻译，也特许任上校。这样，我们更加团结，有利于工作。

记得一九三六年八九月间，虹口电影院发生日本浪人闹事案件，日方气势汹汹，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当时两广事变初平，蒋介石坐镇广州，警备司令部及上海市政府都去电报告。事后据侍从参谋邵存诚说，警备司令部电比市府的早到半天，蒋介石看到愁眉不展，低头苦思，连午饭都未吃。午后接到警备司令部第二电，知道可以和平解决，才稍放心，而市府的第一电才到。他还说：“我们消息迅速，处事妥当，曾报告过两广事变后有日本军阀支持，得到蒋介石称许。”邵存诚是黄埔三期、陆大十一期同学。陆大毕业时，蒋介石亲自调他为侍从参谋，抗战前外调炮兵团长，侍从参谋由同学李昆岗继任，所以我们消息灵通。在西安事变时，我们也严防日方肇事，迅速做好稳定人心工作。特别是在中共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洛阳，我们将消息迅速外传，群众欢呼雀跃，租界上许多男女走到马路上跳舞，表示庆祝，可见人心希望国共两党合作，全国一致，共同对外。

西安事变发生后，上海日方很感惊异，时向警备部打听消息。此后半年，他们彷徨无计，不敢生事，我们在郊区修筑国防据点工事，也不出来干涉，上海市西郊稍为安定。我们和上海代市长俞鸿钧、市工务局长沈怡共同合作，并领到十万元经费，乘机积极进行备战工作。总计后来办成及未办成的有下列各项：

一、新修京沪间电报电话线路四条，经由沪西乡下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原线路沿铁路通至闸北进入租界，易被日方及机炮火力破坏。新线路保证畅通，从未发生故障，在八一三抗战中发挥了作用。

二、新修南翔镇通至沪西虹桥机场附近的苏州河木桥，可行驶五吨重的卡车。这样，由苏州至上海车辆，不必再经过闸北附近，对日后抗战特别是退守沪西时，用途很大。日机多次轰炸，我们随炸随修，直到沪西部队撤退时，还能部分使用。

三、绘制详细的上海日军据点位置及全市交通路线图。这地图包括范围很大，但只用一张纸。日军据点标以红线注明号数，略附说明，一目了然，使用方便。后来曾大量印发。

四、增设浦东各县沿海观察哨、监视日舰日船来往方向，每日用电话报告。

五、增设警察总队，等于一个步兵团。市警察局长蔡劲军以没有武装警察，力量单薄，不能维持治安，要求增设一个总队，我们予以促成。因保安总队人数有限制，不能任意增加，只好用警察总队名义。可惜编成不久，战争爆发，未能训练和装备好，力量薄弱。

六、修筑国防据点工事二十九处。在北火车站、江湾、大场、刘行及沪西苏州河南岸等地，选定控制公路、渡口的合适地点，秘密进行构筑。因淞沪停战协定禁止在郊区建筑军事工程，我们就利用警察派出所等名义，先圈好地点，围上篱笆，造几间平屋，再在内中合适的一间，造重机枪、小炮等掩体。平时派警察或保安队守卫，战时拆毁篱笆，打开射口，即可御敌。当时北火车站正在修屋，就在底层构筑重机枪掩体两座，能控制宝山路，抗战时发挥作用。其余各处，因费用大，目标显著，及过于接近日军据点，有的就未构筑，如江湾。有的地点不妥，日军未进攻，等于无用。其余大场、刘行等处是否发挥作用，已记忆不清。

七、作好南市黄浦江封锁计划。黄浦江封锁，原来选定吴淞、虬江码头及南市董家渡三处，认为虬江码头是最好地点。但顾虑英美法等国干涉，也易被日舰拦阻破坏，只好改在法租界与南市相接处的董家渡江面，目的是阻止日军乘船至南市登陆，或派舰沿黄浦江上驶破坏沪杭铁路、公路交通。这事是工兵参谋罗崇典会同海军等有关单位办的，先将每日到达或停在黄浦江上的中国轮船逐日报明。战争爆发时，均开到预定地点，不管有货无货，全予沉没，并用铁缆互相联络，防止飘动，构成封锁线，两岸上均设防监视。这条封锁线共沉没十多艘中国轮船，始终保持完整，至南市沦陷时，日军未进攻破坏。P32-34(淞沪会战)